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由来已久。
自从中国隋朝创立科举制度以来，教育的功利性就一直为历来的统治者和读书人所追逐推崇。然而残酷的是，在绵延一千多年的科举选拔中，通算起来，难以数计的读书人中，也只有区区十万考生有幸获得了金榜题名光耀门楣的荣耀。更多读书人却因极其有限的考录次数和十分有限的录用人数而被堵在了学而优则仕迷梦的大门之外，穷其一生，只能在市井僻野间用自己并不浅陋的学识和极度的深沉失落，同那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幸运者们一起，绵延传承丰富着中华文明的星火，使其终成气候独树一帜傲然于世。
古代的读书人为了求取功名，许多人终生不事蚕桑，不辨五谷，实实在在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中少数成功者，确实纵身一跃步入龙门，光前裕后，令人艳羡;而更多的落榜者，一旦被挤在时代的名利场外，下场可就很凄惨了。这些落第的士人多如落汤的凤凰，在社会上罕有地位和尊严，就连那些鸡公鸭婆之属都可以对其轻侮谩骂，极尽羞辱。像《儒林外史》里中举前的范进一样，由于一心读圣贤之书而缺失治家理财的本能，以至于连老母妻子都养活不起，天天过着饥寒交迫的苦日子，只好被世俗势利的街坊邻居乃至自己的屠户老丈人们耻笑;还有像《孔乙己》里的孔乙己那样，一生功名无成，又乏一技之长，嘴里常常说些没有一点用处的之乎者也，还说啥也不肯脱下象征着读书人身份的破旧长衫，年年月月过着近似乞讨的日子，个别时候为生计所迫还免不了做一些偷窃之类的事情。当他有辱自己斯文的行为被人耻笑时，因无力辩驳，就只好用“窃”与“偷”这些义同色彩不同的字眼，来为自己进行可怜可笑无奈的辩解。
古代读书人的功利思想是十分直接明显的，而这种功利思想又来自封建统治者治国驭人的长远需要。他们用这样的法子，一是选拔了自己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二是把读书人牢牢拴在功利的无形桩柱上，不能成为自己统治的威胁，而只能成为自己统治的工具。所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之说的巨大利益诱惑，把读书人的身心和眼球全部牵引在名利的靶子上，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九死不悔，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皓首穷经，把一生的心智都为此消耗殆尽。
功利思想及其吸引力固然拴住了太多的读书人，也满足了统治者用人拴人方面一举二得的意愿。多数落第读书人虽然求取功名不成，确也是安分守己，恪守忠君报国的传统思想，做着一代代王朝统治的忠实顺民。但也有一些识破其中奥秘者，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冲破君君臣臣道统思想藩篱的束缚，毅然走向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反抗之路。唐朝的黄巢，明朝的李自成，清朝的洪秀全等，就没有像同样落第的蒲松龄那样，在自己消遣悠闲岁月的聊斋里，闲置茶水，款待过往路人，听取他们讲述狐狸鬼怪故事，撰写为他带来比金榜题名更荣耀百倍的《聊斋志异》。黄巢们虽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遗憾地没有登上封建统治的大位，成为不可一世的帝王，可他们的倒海翻江之举，却彻底动摇了当时王朝的统治根基，大大加速了它灭亡的进程。
尽管如此，功利式的教育思想，几乎成了摧残中国大多数读书人的一把无情利剑，隔着久远的时空，一直伤害着一代又一代中华读书人的心灵。
不是吗?当历史的车轮在中国的土地上有文明记载地滚动五千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读书人和整个社会一样，再次陷入功利主义的深深泥潭。令人揪心的中小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现状，实在令人堪忧。一切为了功名，一切为了一时的利益追求，肆意践踏教育规律，有意无意摧残了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正常发展，已经成了目前中国教育普遍存在难以消除的沉疴。
功利主义的表现之一，过分追名逐利，把中国教育变成了个人和小团体生存与竞争的砝码。按说，名利观念人皆有之，通过正当的手段和过程追求适当的名和利本无可厚非。可如今的中国教育形势已经到了很危险的边缘，一些学校一些教师更有一些学校和教育行政领导，为了个人和集体的荣誉与利益，不惜把学生当做唯一的依托和砝码。他们违反教育规律，不顾少年儿童身体健康的自然规律和心理需求，一味把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当做本职工作的唯一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教育行政部门考评下属学校和教育行政单位的唯一标准就是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一切都是不问过程，只看结果。只要你升学率高，一次两次考试成绩领先，你就理所当然的是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至于学校管理方面的诸多事宜，即便问题再大，从无人问及，统统一俊遮百丑。谁要是对此提出质疑，这些人和就会振振有词地说：黑猫白猫，逮住老鼠才是好猫。你说自己学校管理如何到位，拿什么来说明?还不是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于是乎，原本全面发展的体音美劳课程要么被简化，要么干脆取消，一切都让位于数理化语文和外语这些所谓的主课。这样做，谁都省心省事，上级领导对学校的评估不需要在过程上付出太多的精力，只看一个终极结果就一了百了;学校考评一个教师教育教学方面的优劣，不看他如何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的全过程，只看一个考试成绩就一锤定音。这样的利益驱使和评定方法，唯一苦的就是苦学生。他们在学校老师的重重高压政策之下，不分昼夜，没有节假日，时刻被老师有形无形的手牢牢拴住。老师有形的手在学校，各科老师每节课的课前课中与课后都在紧紧拉着每一个学生，容不得他们有丝毫的自由空间与丝毫懈怠;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老师无形的手通过家长仍然紧紧拉着学生，学生家长成了老师的义务监工，督促学生完成老师布置的为数众多的作业和资料，并要求家长在做完的作业与资料上签上自己的大名，以供老师检查。为了提升考试成绩，学校和老师大量印发资料，增加考试次数，布置超量的家庭作业，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等等。这样一举两得，即可拴柱学生在机械的管理之下提升考试成绩，又可以从中赚取不菲的收入，学生在这里又成了许多学校和老师劳动致富的机器。学生美好的童年少年时光被深埋在无休止的考试和名目繁多的资料堆里，他们无一刻自己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难怪有人这样叹息：如今的少年儿童只是在年轮上晃过了童年少年时光，严格意义上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名副其实的童年和少年。刻板僵死的教育管理制度和单一枯燥的教育方法，早已把这些孩子变成近似木偶一般的学习工具，他们完全被武断地剥夺了本属于这个年龄段应该享有的天真烂漫和自由时光。以往的人，到了青年直至中老年以后，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时光，总有说不完的话题，道不完的乐趣。如果时光再向后推进三十年五十年，让如今的孩子们叙说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他们恐怕除了诉苦和咒骂之外，再无任何可值得自己感到流连与怀念更无向后代炫耀的地方了。学生的思维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被死死封堵在为绽放的花蕾之中，永远也开不出璀璨妍丽的花朵，散发不了馥郁芬芳的花香。众所周知，在如今非人性化的中国中小学教育体制之下，开设科目繁多，必考科目众多，教材难度最大，学习时间最长，作业资料繁杂，考试次数频繁，把可怜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逼得视学校如牢狱，视学习如猛虎，视老师如把头，视考试如杀场，视作业资料如仇敌。难怪中国人只有中小学生在国际奥赛中屡获金牌，而成人科研方面，建国六下十多年，没有一个本土科学家过得诺贝尔奖。还是贵州大学校长郑强教授说得好：中国的孩子在中小学时候学得太苦太累，根本没有时间玩。到了大学，人人都认为该放松一下了，于是就加倍的玩。外国孩子中小学时期，玩得太自在太快乐了，到了大学后感到再不学习就对不起自己了，于是就加倍的学。中外一比较，创造发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便一目了然了，科研成就的高下也就不得而知了。
功利主义的表现之二，城市乡村出现的三等九级学校和三等九级班级与学生，把大多数学生和家长的自尊与自信扫荡殆尽。世界上可能只有中国，自八十年代中后期，次第诞生了重点与普通中小学乃至面向极少数人群的所谓贵族学校。尤其是那些贵族学校，能进入其中从教的老师和上学的学生，本身就是师生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一般的重点与非重点学校里，考入各级各类重点中小学的学生，的确要靠个人的考试成绩来衡量与选拔。而能进入贵族学校上学的学生，就必须靠家庭的背景和特别雄厚的财力支持了。我们常说的教育公平，恐怕在相当一个时期难以付诸实施。姑且不说那些贵族学校的办学条件如何优越，仅就那些一般的重点学校特别是城市重点学校来说，不仅师资力量特别雄厚，它们的各种硬件设施也令一般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望尘莫及，二者之间实在有云泥之别。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城市重点学校一个班的教学条件抵得上偏远农村一所学校。此言不虚。本世纪初年，一批教育专家去四川苏东坡的家乡考察，事前他们知道农村学校的教学条件差，可差到什么程度却一无所知。及至他们到一所小学考察时，耳闻目睹的情况令他们大吃一惊。教室都是东倒西歪四面透风的危房，课桌都是一些粗制滥造连桌面都凹凸不平的柴桌子，黑板是一块黑漆早已脱落得斑驳陆离的小木板。考察人员问校长，教室条件差需要太多的资金支付，总不至于连一小块黑板也漆刷不了吧?。校长一脸尴尬与无奈，他对考察的专家说，别说没钱油漆黑板，我们每节课也只能给每位老师发一根半粉笔。学校实在没有经费可用啊!可能这种状况如今已经大有好转，但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相比，无论各个方面讲依然相差甚远。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均衡，已经是制约农村教育和农村孩子学习成长的主要瓶颈。零四年，笔者在上海学习，那里的小学教学班每班规定学生数必须在三十人以内，如有超出，家长和学生可以直接向市政府举报。而在一般中小型城市尤其是农村一些所谓的重点中小学，一个教学班人数超百人的现象实在是司空见惯。抛弃学校师资力量的巨大差距不说，仅就学习环境和基本教学条件来讲，农村与城市就是天壤之别啊!试想，一个人数超百人的班级，学生人头攒集，群蚁排衙一般。教师不说教学水平无法和城里的教师相比，即便他们比城市里老师水平高百倍，面对这么多尚需慢慢教育引路的学生，他们即使使尽浑身解数，能够把所有的学生教好吗?就是在所谓的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学生也要被分成等级的。在多数学校里，尤其是有初高中毕业班的学校，都有所谓的重点班(或叫英才班)与普通班存在。那些重点班的学生无疑是学校和老师心中的种子选手，学校的优劣成败高低贵贱，全赖他们的升学成绩。这些学生，在学校有很多优惠条件享受，他们可以被减免学杂费与资料费，可以享受学校发给的特殊生活费，可以拿优等生奖学金，可以三四个人住一间寝室，可以接受社会的特殊赞助。总之，这些人是学校里的天之骄子，人人说不得，冲撞不得。一旦他们和一般同学发生纠纷了，在责任担当上也是可以享受一切豁免权的，即使他们负有一定责任也可以不受任何责罚，反受到种种安慰。而那些普通班的普通学生就不同了，他们一旦和这些优等生之间发生龃龉，有责任没责任都是他们的不对，都会受到老师给予的严厉批评与警告。在这样的大气候小气候之中，绝大多数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不仅失去了应有的面子与尊严，反而经常在学校召开的每一次召开家长会上，屡受点名不点名的批评甚至讥讽。很多学生和家长做人的尊严和生活的信心藉此会一落千丈。
功利主义的表现之三，整个社会在升学、就业等方面普遍存在的严重门第观念。如今的高招数量逐年增加，每年有六百多万各类大学生面临着毕业后的就业压力。少数出身名门的一流大学毕业生，在各单位用人选拔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成了香饽饽，他们可以去待遇优厚的地方工作，可以不为住房等令其他人穷奇半生也力不能及的事情困扰。只要潜心工作几年，随着财富的慢慢积累，一切在别人看来犹如登天般难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那些出身门第低的学生就是另一番情景了，由于他们毕业的学校既非“985”，也非“211”，如果所学专业再不如人意的话，找份较理想的工作就难乎其难了。尤其是这些学生中部分想通过考研改换门庭的人，在所报考的一流大学中就备受歧视。这些学校及其导师们，眼里盯着的全是“985”和“211”，对那些二本三本学校毕业的学生几乎是概不理会的。本来一本二本三本的划分，就存在明显的等级观念，是极其恶劣的教育不公平表现。学校和导师们直白明显的歧视行为，就使得这方面的负面影响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固然，那些升入一本的学生大多都是学业上和智力上的佼佼者，高校的导师们选拔有潜能学业成绩优秀者做自己的学生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些学生之所以考取三本二本，内种也可能存在着诸多原因。譬如，有的学生在初高中阶段由于学校办学学条件和师资方面的原因，个人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引导与发挥，致使高成绩不理想;也有的学生由于初高中阶段努力不够，造成基础薄弱，高考中当然考不出好成绩;还有部分考生在考试过程中由于心理上的原因，个人真实水平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导致成绩不理想。而因为这些原因从二本三本学校毕业的学生，到了大学直至毕业之后，他们的理解水平和认识能力，由于个人所处环境和本身等方面条件方面的变化而日趋完善与成熟。他们想通过再学习再深造提升自己的本能，改换自己的门第。国家社会完全应该给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创造一切可以促使他们成才的条件，在新的平等的起跑线上让他们和那些一本学校毕业的学生再次来个公平竞争，以便他们有机会得以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和一本学校毕业的学生同样优秀的人。何况实际生活中学历不等于文品，文品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能力的说法早已被许多人所接受。一个人在大学阶段所学专业除非在适合他发挥的工作岗位上才有所用途，如果一个人所学专业和他以后的工作很少有联系或者一点也没有联系，即是他毕业于清华北大这些名牌学府，他的所学也是没有实际用处的。真正在毕业后能够到自己专业对口的单位工作生活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尤其是在实际工作中，人的情商就比智商显得尤为重要。实际工作中，一些学业优秀者未必能干的事情，在学业稍差的人那里就有可能干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特别是那些从事社会工作的人，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有专家做过研究和统计，一个人在生活中成功的前提与保证，80—90%靠的是情商，只有10—20%靠的是智商。有人拿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做例子，说小布什在大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在中等以下，可小布什的情商却远高于其他人。他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超群的组织管理与协调能力。于是在后来的生活中，许多学业成绩优秀的人在从政的路上所达到的高度就远逊于小布什。再譬如，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中，无论文韬武略各方面，能位居世界一流的人实在不在少数。而他们中真正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却少之又少，毛泽东仅相当于如今的中师毕业，可他所具有的才华与能力，建立的功勋与业绩，古今中外几人能比?彭德怀、贺龙都是只上过几年私塾，可他们建立的业绩和自身的学识水平也令许多出身名校的同类人士自愧弗如。清朝龚自珍说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任何时代，在选人用人上，通过考试选拔固然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而深埋在民间的治国良才和专业才子也不乏其人。就说中国古代吧，许多青史留名者未必就是科班出身的，李白、杜甫、蒲松龄、曹雪芹不是科班出身，照样成了世界一流的文学家;成吉思汗、努尔哈赤、左宗棠等人均不是科班出身，照样成了屈指可数的一流军事家。令人遗憾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天天讲着教育平等，机会均衡，可行起事来却机械刻板墨守成规，把大量有用之才扼杀在世俗的理念之中。
功利主义的表现之四，全社会和大部分学生家长对现行教育体制的盲从与认可。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学生从上学的第一天起，上学就是为了慢慢升学，升学的最高极限就是上大学直至考研究生，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然后找一份既体面又收入可观的称心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学校和家长尽管在管路学生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与分歧，可由于在这方面的利益一致，使他们把其它矛盾都视为可以一概不提的次要矛盾。学校占用学生与家长的休息时间，家长认为这都是为了孩子好，心里默认并予以支持;星期天节假日高收费办各类辅导班收取高额费用，家长虽然心里不纳，可又觉得这是为了孩子的学习，仍然勉强支持;老师因为学生在某些方面触犯了学校纪律或者没有保质保量完成所布置的学习任务，教师不惜以批评家长惩罚学生为手段，家长虽然心里委屈，可也不会表示任何反对。他们担心的是自己如果有所不满，就会影响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影响学生的学业，于是仍然屈从。老师在管理学生上与家长联手协作，给学生来了个学校家里双保险，这都是功利主义教育观念在目前的突出表现。在整个社会尤其是学生家长眼里，评定学校好害的唯一标准就是升学率和平时同类学校考试评比后教育行政机构排出来的位次。至于国家反复提倡的素质教育，在绝大多数学校都是表面上的事，口头上的事，没有谁当真执行。你学校取信上级领导和整个社会的不是你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而是你的升学率和考试成绩。你学校说自己素质教育搞得再好，如果这升学率和考试成绩拉下来了，任何人都会理直气壮地批评你：你搞什么素质教育?真搞得好，为啥就不能往高一级学校多升几个学生?同类学校考试评比中考出个好位次?在眼下的中国教育界，真正扑下身子高素质教育，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旦那样的话，风险是很大的。它既费脑力，也费体力，还费财力，许多时候难免顾此失彼，升学上考试中出不了眼下比啥都重要的考试成绩。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今社会，谁也不会干这些出力不讨好的事。于是，单一的目标导向，机械的管理办法，实用的效益追求，令学校和老师争相为之，社会与家长争相赞之，难怪学校和老师都对此坚守不易乐此不疲。
功利主义教育的思想与行为的危害极大。它严重摧残了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严重阻碍了学生创造能力的开发，使学生从小在这种近似苛刻的桎梏中失去天才的幻想，消失人生年龄段应有的乐趣。据有关资料显示，如今日本的男孩平均身高已经比中国男孩平均高出0.25米。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中国的孩子自小娇生惯养，饮食无规律，缺乏合适的体能锻炼，缺乏耐力意志力的磨练，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学校，他们是装在笼子里的鸟;在家里，他们是花盆里稚弱的花草;生活中，他们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王子小公主;在独立生活能力方面，他们是一无是处的可怜虫。这很可怕，未来国家民族的大业交付到他们手里，不知他们凭什么去打理。与其说如今的孩子是幸福的，毋宁说如今的孩子是可悲可怜的。在学校机械严酷的管理之下，他们丧失了最基本的生活劳动功能，他们枯竭了自己发散性思维的源泉，他们失去了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亲自做的一切机会。在父母一切包办的温暖羽翼下，他们一点也没有机会去翱翔蓝天，练就搏击风云的本领。这样的孩子一旦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庭，他们在未来的前几过程中，一定会在正路上屡跌跟头，在邪路上易受诱惑。想让他们成为独当一面的社会栋梁，实在艰难异常，任重道远。
每每看到如今穿戴齐整体型发胖的孩子们，我就止不住心生哀叹：长此下去，国家富强指靠谁，民族复兴指靠谁，中国梦的实现指靠谁?恍惚间，耳边突然响起了九十六年前那篇振聋发聩的小说《狂人日记》的发出的那声虽然深沉悠远如今听来仍是那样清晰可闻的呼喊：救救孩子!
201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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