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经济增长的指标乃至目标， GDP经济学是把GDP看成宏观经济增长的指标和目标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都属于GDP经济学，是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兼容的经济学理论，GDP经济学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理论。
GDP即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一国(地区)经济在核算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量的度量，常常被看成显示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对“GDP”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经济总量”、“生产”、“消费”、“价值”、“产业”、“成本”、“收入”、“最终产品”、“新增价值”等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且由于参照系不同及概念间的相关性，对 “GDP”的不同解读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可以等价。但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精确、从多义到一义的过程，“GDP”也不例外。中国转型经济为“GDP”概念的深化提供了典型环境。以中国转型经济为背景，运用中国的对称思维方式，看起来极其简单、一目了然、毫无歧义的“GDP”概念，其内容丰富多彩，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会有不同的内涵，在实践中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证明，增长方式有姓“社”姓“资”，市场经济有姓“社”姓“资”，GDP增长方式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GDP经济学是忽悠经济学
要树立科学的对称发展观，就要区别发展与增长;要区别发展与增长，就要对“GDP”这一概念合理定位。把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增长GDP等同于发展生产力，把“发展才是硬道理”偷换成“GDP增长才是硬道理”，玩偷换概念游戏的GDP经济学就是忽悠经济学。“GDP”即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对“GDP”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经济总量”、“生产”、“消费”、“价值”、“产业”、“成本”、“收入”、“最终产品”、“新增价值”等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且由于参照系不同及概念间的相关性，对 “GDP”的不同解读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可以等价。但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精确、从多义到一义的过程，“GDP”也不例外。中国转型经济为“GDP”概念的深化提供了典型环境。以中国转型经济为背景，看起来极其简单、一目了然、毫无歧义的“GDP”概念，其内容丰富多彩，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会有不同的内涵，在实践中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证明，增长方式有姓“社”姓“资”，市场经济有姓“社”姓“资”，GDP增长方式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口号是“解放生产力”;由此采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生产力发展。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解放生产力变成了追求GDP增长。追求GDP增长似乎使生产力发展有了量化指标;但量如果离开了质，就有可能形成表面欣欣向荣、实际危机重重的忽悠经济，使GDP经济学成为忽悠经济学，从而使改革、发展偏离正确轨道。“GDP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分属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后者属于再生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就是金钱，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赚钱为中心，经济总量增长、GDP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经本位”是“金本位”、经济总量本位、GDP本位。在再生经济学看来，以经济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经本位”不是“金本位”，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有效经济总量本位才是“经本位”。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转型——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是要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就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金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彻底杜绝滥发文凭、公款买文凭买版面买书号并进而买职称、买头衔现象;杜绝配置型“创业”、消融配置型“企业”、纠正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此类配置型“产业”，快速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应该由追求GDP增长回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轨道上来。
GDP经济学是口袋经济学
我把GDP经济学称为“口袋经济学”——把钱从一个人的左边口袋搬到右边口袋，就会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统计数字的经济学。以支柱产业为名炒地炒楼把楼价炒到天文数字千方百计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搬到开发商和各地政府官员口袋里就是“口袋经济学”。“口袋经济学”不但披上了“经济学”的外衣，而且披上了“主流经济学”的外衣，得到了数学模型的严密论证，并在实践中被煞有介事地得到推广：所有配置型“企业”与配置型“产业”的产生、存在与发展都纯粹是各级政府官员为了提高政绩、增加GDP数字而人为增加的“流通”与“交易”环节。它们不但未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增加社会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从而减少社会可供再生性创新创业的资源。我国的GDP数字有多少是再生经济学口径统计出来、有多少是口袋经济学口径统计出来，大家可以自己观察。这也许可以为我国的国空民穷、人均GDP年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却不见实际提高的原因找到些许答案。不过只要从我国目前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中，就可以推定我国GDP数字的实际含金量。口袋经济学之所以是口袋经济学，不仅仅因为“搬口袋”，而且因为“装口袋”——口袋经济学是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金钱经济学、一切向钱看的经济学。在这种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就是货币化、价格化、“产业化”、社会“产业化”;以价格为纲、“纲举目张”，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而人“幸福”的标准，就是赚更多的钱、口袋装得更满。
GDP经济学是泡沫经济学
从国民核算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可以看出GDP经济学的荒谬。以价格经济学范式编制的国民核算体系不仅会把许多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总量统计，而且有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计算，从而形成泡沫GDP;靠几千万套空置房和其他大量产能过剩造成的泡沫GDP与泡沫人均GDP增长是我国养老金缺口、社会保障体系缺钱的根本原因。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住房、医疗和教育就像空气，是人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增长。无论是目前的银行钱荒还是地方债务危机都主要是GDP增长方式及官员政绩考核形成的泡沫经济造成的，而泡沫经济往往是官员灰色收入的源头。前者是资源浪费，后者是强取豪夺，二者都会在使GDP大幅增长的同时造成通货膨胀，使人民财产(包括银行储蓄)严重缩水，这是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官民对立的主要原因。
GDP经济学是折腾经济学
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等于GDP增长，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而GDP增长，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西方经济学中的“破窗理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大地震为GDP作贡献论”、“公款消费铺张浪费为GDP作贡献论”、用先制造污染再治理污染来为GDP作贡献的“增长”方式以及各地政府官员在进修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课程后，纷纷回去把刚盖不久、耗资巨大的建筑推倒重建以增加当地在其任内的“GDP数字”等均属此类“折腾经济学”。折腾经济学本质上就是浪费经济学。因此，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
GDP经济学是异化经济学
GDP异化：靠减少耕地、环境污染、口袋经济，百姓生命健康、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为代价来换取GDP数字增长，为官员提高政绩往上爬提供台阶打基础，就是GDP异化;GDP提高并没有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却总体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就是GDP异化。GDP异化，就是为了GDP数字增长而把社会所有领域都拿去“产业化”，以致造成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使社会法制缺失、诚信丧失，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GDP异化，就是口袋GDP、污染GDP、腐败GDP、愚民GDP、风气败坏GDP、侵犯人权GDP、两极分化GDP。这样的GDP本来就不是什么改革的成果，当然也就谈不上与人民分享。
GDP经济学是整钱经济学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也有不同的解读。在GDP经济学看来，“抓老鼠”是指货币总量的增长、GDP总值的提高;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抓老鼠”是指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经济配置效率不等于经济效率，GDP增长不等于经济增长。如果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同时不能把配置经济转变为再生经济，那么这样的转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型。教育、医疗产业化本质上是一种整钱经济学。本来是支出的变成收入，本来应该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变成政府收入源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同样那些钱，只是支出主体不一样、移动方向不一样，就使钱的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公共品支出，不能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一个是增加收入，可以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它们虽然没有增加社会交易成本，然而也没有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虽然在理论上，他们也在创造社会财富——国民素质，但在货币形态上，只是一种转移支付;所以只能属配置型企业、配置型产业。至于它们理论上新创造的精神财富与社会财富，应纳入社会GDP范畴，不应纳入货币GDP范畴。把它们纳入货币GDP范畴，只是一种整钱行为，除了增长泡沫以外，不能增长财富。在实际上，教育、医疗产业化的结果是学校、医院企业化，一切向钱看、社会货币化的整钱经济学只能使学校与教书育人、医院与救死扶伤背道而驰。这是当前学校医院乱象横生、师德医德每况愈下、国民素质降低、诚信体系崩溃、社会道德沦丧、百姓颇有怨言的根源。
GDP经济学是寄生经济学
再生型企业与再生型产业：其经济活动能增加社会财富或减少社会交易成本的企业。此类企业与产业靠增加财富来增加社会有效经济总量或有效GDP总量。配置型企业与配置型产业：其经营活动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却能增加社会交易成本的企业。此类企业与产业靠增加货币周转次数来增加经济总量与GDP总量。再生型创业：创办再生型企业的活动。配置型创业：创办配置性企业的活动。交通高速公路：时间换空间，使土地再生，是再生型产业。信息高速公路：空间换时间，使智力再生、生命延长，是再生型产业。新技术能开发新能源、合成新材料，是再生型产业。总体上，第一产业生产农产品，第二产业生产工业品，第三产业服务业生产服务产品，第四产业信息业生产信息产品，第五产业知识业生产知识产品，它们都直接间接地为增加社会财富做出贡献，因而都是再生型产业。所谓配置型企业、配置型“产业”只能是在这些产业中的狭缝地带存在，或是社会某个非企业非产业的转化形态，在社会大产业分类中没有它们独立的地位，只能寄生在五大产业的机体上，所以我把它们称为“寄生产业”和“寄生企业”。由于“寄生产业”和“寄生企业”在增加GDP总量方面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是GDP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着力点，所以GDP经济学当仁不让成为寄生经济学。寄生经济学是实体泡沫经济的主要形态。
GDP经济学是愚民经济学
为了保持快速增长的GDP数字而人为扩大统计范围，为了扩大统计范围而把不该产业化的拿去产业化、不该货币化的拿去货币化，就是一种愚民经济学。利用金融产品的虚拟化、流动性特征，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通过进口出口、汇进汇出的手法，人为制造、倍增GDO统计数据源，就是一种愚民经济学。医疗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就是这种愚民经济学;大中专生在人才市场存放档案要交保管费，就是这种愚民经济学;把所有公共品尽可能纳入向民众收费范围，就是这种愚民经济学;各地各级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攀比GDP增长率，通过各种“配置”手段人为制造泡沫GDP,先高价卖地、再高价卖房，反复倒腾、变着法儿使GDP数据扶摇直上、成倍增长， 就是这种愚民经济学。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通过“市场化”、各种名目繁多的“产业化”政策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合法不合法地搬到政府官员口袋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愚民经济学。如果主流经济学家大力吹捧、媒体整天宣传、各国政府竞相献媚拍马屁喝彩的我国GDP多年保持快速增长的数字大部分是出自于愚民经济学，那么无异于一种新的“愚民政策”。因为这样的统计数字即使形式上没有弄虚作假，也照样是泡沫。这样的泡沫，由于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论证、认可、鼓吹，不但不能被及时挤掉，而且越吹越大。这就是物价上涨的深层次原因，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人均GDP高速增长”而见提高的深层次原因，是改革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的深层次原因。要挤掉深层次的泡沫，首先要转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口袋经济学、泡沫GDP经济学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人均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这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普遍认可的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与国际资本在联手欺骗中国人民。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货币化的中国GDP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政府通过美元贬值流到国外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的理论依据。
GDP经济学是通胀经济学
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是经济结构失衡、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供给不足、货币效率降低、通货通胀的根源。
货币效率就是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产能过剩却有效供给不足;而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似乎只要全国13亿人每人花一万元买一张本科文凭(当然是正规院校的正规文凭，因而地下经济不在此列)，国民经济总值就增加了13万亿元;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经济结构失衡、货币效率降低、有效供给不足、物价上涨。
GDP经济学是奴才经济学
教育产业化政策通过垄断教育资源来垄断中国人民的发展权，通过垄断中国人民的发展权来垄断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把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最大限度纳入GDP增长统计数字源，在使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带来教育产业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教育产业为GDP增长贡献最大化。GDP经济学不但力推以教育产业为平台把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最大限度纳入GDP，而且认为中国人口多要发展GDP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中国只要奴才不要人才。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以中国人口多为由认为中国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看出GDP经济学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GDP经济学认为中国要发展GDP只需要奴才不需要人才，所以中国要教育产业化培养高学历的低端劳力，不要国民创新体系培养真正的高级创新人才。在GDP经济学横行中国、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以来，已经果断停止了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口号，并出台了一系列靠牺牲国民创新体系来保证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以GDP为中心作出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学术评价体制、人才体制与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设计，使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着假专家假教授泛滥，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着为逆选择逆淘汰披上合法的外衣，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官本位”，强化了学术行政化、学习行政化、干部教师科研乃至研究生队伍中经济与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与国民创新体系对人的素质要求格格不入乃至正相对立。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GDP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学术“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学术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评奖靠潜规则。这说明以GDP增长率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GDP经济学是寻租经济学
房地产业只是GDP总量的增长点，但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增长的支柱产业：1、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2、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3、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基本建设(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等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
GDP经济学是投机经济学
GDP经济学是投资投机不加区分的经济学，认为经济虚拟化有利于促进交易与配置，有利于数字GDP增长，不需要实体经济与之对称。再生经济学认为健全的市场经济不容许投机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问题是根本问题;虚拟经济演变成投机经济就会与实体经济脱钩，而转变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金融危机的实质。GDP经济学通过扇情橇动全国大量股民把时间精力金钱花在炒股上，再生经济学引导人们把时间精力金钱放在自己创业上。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圈钱”，使“资产”膨胀，就是借助于投机的催化作用。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投机合理论，则是股市泡沫、房市泡沫的吹鼓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投机行为的理论基础。GDP经济学家的要害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投机合理论、股市正常论、房市看涨论。
GDP经济学是变态经济学
大地震为GDP做贡献论、浪费推动消费拉动GDP 论、腐败是社会发展润滑剂论、要奴才不要人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有钱人杀人赔钱没钱人杀人偿命把受害者家属当受害者用金钱强奸法律的司法错位、为GDP而GDP以致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的笑话，为了GDP快速增长把社会一切领域变成GDP使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说明GDP经济学是荒唐经济学。GDP经济学是以金钱主导一切、金钱衡量一切、金钱换算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的经济学，是弱肉强食的历史观、丛林法则的社会观、金钱至上潜规则的理论根源，是潜规则、道德沦丧、司法腐败、逆选择逆淘汰干部人事制度腐败的思想根源。当整个社会只认钱，以至善恶是非真假智愚颠倒、人类文明价值体系崩溃时，当为GDP增长到了丧心病狂歇斯底里竭泽而渔不择手段时，GDP经济学就成了变态经济学。
GDP经济学是丛林经济学
GDP经济学把中国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改革，定位于中国经历一次血和泪的洗礼的西方近代资本原始积累与工业化的历史阶段;在理论上把GDP最大化作为以经济为中心的宏观目标，把利润最大化、为GDP贡献最大化作为各行业改革的微观方向，以致各行业包括教育医疗这样的公共品行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占地为王，利用自身行业优势进行行业垄断，把本来属于国家整体发展、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公共品资源，由国家(通过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垄断以保证社会平衡可持续发展与全体人民公平享用的自然资源和诸如城市户口这样的社会资源都被各行业内部人以“自主权”为由毫不客气占为己有，以“产业化”为名通过官商勾结对社会资源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开发，成为肆意盘剥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老虎领地”，在使这些内部人享受年薪几千万和各种高福利待遇的同时，使全体人民失去本应享有的包括发展权在内的各项权利，使老百姓发展机会减少、生活水平下降、国民素质降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这是典型的“丛林法则”。如果说这里的丛林法则与自然界的丛林法则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自然界要靠几千万年的生存竞争才逐步形成的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形成;在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在这里成为劣胜优汰的退化法则。
GDP经济学是对抗经济学
GDP经济学渗透到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领域就是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重灾区。最强调私有产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却最不讲币值的稳定性，拼命鼓动政府以基础建设投资为通道滥发基础纸币来使货币贬值掠夺老百姓银行储蓄，在迫使老百姓只能买房保值的同时抬高房价地价来二次掠夺老百姓银行存款。养老金问题是计划体制下干部和工人以极低的工资拼死拼活积累的国有资产，在30多年来的利改税、高层给自己定工资和MBO等国企改制中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权贵阶级对老百姓的掠夺、国家财政亏空造成的，是国家没有尽到自己的信托责任造成的;现在提出养老金问题更是国家想推脱信托责任，是国家诚信问题和权贵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问题，不是资金问题。有钱人杀人赔钱、没钱人杀人偿命的司法，我把它称之为GDP司法。GDP司法是GDP政策在司法领域的延伸，是以GDP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政策一贯性的产物。GDP司法使法律不是保护平等而是制造、维护、强化、扩大不平等，直至使后天的收入不平等衍生为先天的生命权不平等。这种对法律的形而下、GDP思维使法律走向法律真谛的反面，是法律的异化。随着法律成为金钱的工具，维护社会公正的底线被一步步打破，保护人民享有生存底线的公共品一步步被蚕食，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的屏障一步步被拆除。贫富两极分化成为强弱两极分化的催化剂，强弱两极分化又强化、巩固、扩大了贫富两极分化。仇官仇富现象就是在强弱两极分化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循环中产生，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官仇富心理就是在贫富两极分化与强弱两极分化的互为因果中激发。GDP经济学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成为指导中国人思想的正统经济学、主导国家政策的官方经济学，以此GDP经济学为理论依据产生出来的GDP法规、GDP办案、GDP教育、GDP学术、GDP出口、GDP物价、GDP消费、GDP医疗、GDP工程、GDP政绩等是中国两极分化、贫富强弱剥削阶级与劳动人民对立与对抗的根源。
GDP经济学是卖国经济学
GDP经济学的要害：西方中心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量子时代仍然试图用西方还原论思维方式掌控中国经济解释的话语权，用西方文化定位中国文化，用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用西方经济学话语权指导中国发展，用西方增长模式作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标本。泡沫GDP既是西方话语权产生的怪胎，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语系语境的“非理性”结晶。GDP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社会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无国界的幌子，妄图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他们极力否定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扼杀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贬低中国人民的创新成果，剥夺中国人民的创新权利，摧毁中国国民创新体系;与此同时他们大量引进西方原版教材，大力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妄图在使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沙漠的同时使中国成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使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在给教育产业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教育产业为GDP增长贡献最大化。GDP经济学的价格机制一元化是西方价值一元化和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如果说，近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抢占地盘，现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经济侵略，那么当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文化统治——拜金主义的文化统治、美国利用全球金融霸主地位的美元统治。唯“科学”主义GDP经济学家、西方资本在中国的代言人打着经济学“科学”化的旗号，照搬西方数理经济学、价格经济学、GDP经济学，鼓吹“要素禀赋论”、“世界工厂论”、“市场换技术论”、“转基因无害论”，推行出口导向型、外资导向型、外技导向型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模式、中国人民勒紧裤带“救美国也即救中国”模式，给中国造成国内巨额财富外流、市场萎缩、消费低迷、通货膨胀、发展不可持续、人民生活水平迟迟不能实际提高的严重后果。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双向同步过程。爱国热情是民族主体性的基础。以经济全球化为名扼杀人的爱国热情、抹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只能使发展中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GDP经济学家就是这种殖民主义者和殖民主义鼓吹者。GDP经济学的“唯经济观”已经到了对爱国热情也要算经济账的份上;在他们看来，算经济账的“爱国热情”是理性的，否则是不理性的。在GDP经济学家看来，“良心值多少钱”?爱国热情值多少钱?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GDP经济学就是唯价格主义，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GDP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发展中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用国内两极分化来供养全球两极分化，用全球两极分化来催化与深化国内两极分化;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推广到全球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打着科学的旗帜、反伪科学的幌子，代表西方先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然后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最后对中国进行政治殖民，妄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政治、经济的傀儡。实践证明，GDP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我们改革开放与社会生活中的渗透、危害是全局性、深层次的，GDP经济学是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思想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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