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治国理政乃至企业管理皆以“经济人”作为人性假设,为了使社会安宁与“化性起伪”,又宣扬“人是上帝造的,只有皈依上帝并消除原罪,来世才能进入天堂”。马克思否定这套治世哲学,认为其不仅不科学,还不能全面发展人,把人性等同于兽性更是对人性的歪曲,进而指出,人是由自然界进化而来的可以合群的高级动物,由此决定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还具有思维属性,“人性”是这三种属性的辩证统一体。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人流露不同属性时会表现出不同需要,为了不同需要又会产生不同的行为:(1)为获得自然性需要时,会对立,并会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2)为获得社会性需要时,会合群,并会争取同事、上司或社会认可,因而能乐善好施,甚至无偿奉献;(3)为获得思维需要时,会寻求知识与真理,进而能产生信念,甚至追求完美或完善自我,并会产生主观能动性。
自普世重视人本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后,“人性”及“人的需要”又成为热门话题,而对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可谓比梅奥、马斯洛等管理学家更早、更准确为人类揭开了谜底。清华大学张德教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做出如下归纳(笔者稍作整理):
A、人的自然属性。人是自然界产物,具有一切动物的属性,此种属性产生的需要是“衣、食、住、行、性”。至于人为满足这些需要的行为,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因此也会像动物一样贪婪自私。西方之前否定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并认为人是上帝造的,人类“贪婪自私”是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传给后世子孙的,是人类不能够自我改造的。
B、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人除了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对此,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性”不仅源于自然,还会受社会影响,“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之前西方认为,“人性”不受社会影响,社会的作用只能“法治”以限制人作恶。如今德鲁克与马克思一样认为,“圣洁”社会与人性化管理可以使人由“性恶”向“性善”转变。
至于人的社会属性及行为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有四种特征:(1)人不能够离群索居,必须在社会中生存,因此天性偏好合作。对此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这与荀子看法比较一致,荀子认为,人是能合作的、可以相互扶持的动物。之前西方认为人喜好独立,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狼与狼”的关系,因此又认为,强调个人主义是理性,强调集体主义不切实际。(2)人除了生理需要外,还有对社会的诸多需要,包括安全需要、交往需要、尊重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社会中如能得其所劳并得到社会需要,就会积极融入社会,乐于相互合作,并甘为社会服务。之前西方认为,人只求“衣、食、住、行、性”,而否定人具有社会需要。(3)人的需要存在着社会尺度。其一,具有阶级性,对此笔者认为,这个阶级有时是本团体、本企业或本阶层,有时可能是国家乃至人类。这可借李嘉诚2013年11月回答《南方周末》记者的话作解,他说,作为企业家要对股东负责,但“如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往往也在所不辞;但若是为了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不见得会这样做”。由此推知,一个人定位于不同角色或具有不同人生观、价值观时,会产生不同的需要。又可推知,当一个人只有自己时,只会以自己的需要为需要;有家庭时,会以家庭的需要为需要,有企业时,会以企业的需要为需要;有民族时,会以民族的需要为需要……。之前西方认为,人只会为自己,即便以本团体、本阶级的需要为需要,主观还是为了自己。其二,具有时境性,以社会物质充裕程度、人们消费观念或心理平衡等为标尺。
C、人的思维属性。人与动物最本质区别是有思维,因而会产生“求知与完美”需要,进而会产生信念、理想,还会产生低级动物不会具有的伦理、乃至大我。有鉴于此,马克思主张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以使人们产生正确思想,并使人们得到全面发展。同时认为,人民群众一旦产生了正确思想,“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但又认为,人民群众不通过教育不会产生正确思想,因而又就教育强调说:“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之前西方认为,人的思想是天定的,也没有不通过“丛林法则”实现理想社会或个人理想的经验,更没有“全面发展人”的概念,因此反对思想教育,并推崇唯心主义世界观,自私自利人生观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揭示“人性”及“人的需要”,旨在全面发展人,并使社会产生高生产力。那么,如何“全面发展人”(亦可谓人力资源开发)?马克思主义又联系到政治制度,认为政治制度决定精神文明的高度,精神文明的高度又影响人全面发展,因此又关注政治制度,并主张“大同”,进而得出了系统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上层建筑理论(治国理论)与经济基础理论(治企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与达尔文同时期提出了人是动物进化而来的观点,其人性观也比我国儒家更深刻,可谓是对世界人文科学的一大贡献,本可以使西方的人文科学赶超我国水平,并制定出比“科学管理模式”更科学人性的管理决策与管理方式。然而或许是马克思否定上帝造人、伤害了既得利益者眼前利益,因而受到了西方社会的抵触。但在科学管理模式使西方企业陷入困境时,梅奥、马斯洛、麦格雷戈等管理学家对“人性”、“人的需要”也做出与马克思相近的揭示。
西方“经济人”假设当出于基督、霍布斯与亚当·斯密观点。对于这种假设,沙因指出:(1)认为人是由经济诱因而引发工作动机的,目的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2)“经济诱因”受组织操控,因此人总是被动地工作,又因此总是以一种精打细算的方式行事,企图以最小的付出取得更多的报酬。(3)认为情感是非理性的,会干预产生经济利益,组织必须设法控制情感因素。亚当·斯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本是为了以“利益诱因”奠定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动力基础,其着实诱发出“资本者”组织社会大生产、大流通的积极性。然而用于管理企业则另当其然。对此且不说它歪解了人性并排斥感情,只说员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焉能争过“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思想被西方运用到企业后,不仅加剧了企业内部矛盾,还使员工、老板都成了“经济人”——前者斤斤计较,后者为富不仁,进而恶性循环。又因此使企业内人际关系如市场中的人际关系,工作场成了利益角逐场,并使人与企业不能同舟共济。
“经济人”假设对西方企业乃至社会造成的危害,可谓比低估了人的价值还要大,直接导致其管理不重视人的尊严。好在西方人敬畏上帝。那么在一个不信上帝的国度,用这种人性假设治世并管理企业,会造成什么样的人性与社会?
对基于“经济人”假设而产生的管理理论,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1960年在《企业中人的方面》书中,以“X理论”做出了结论。“X理论”说:它是建立在“大众是平庸的”这个认识基础上,管理思维方式是“胡萝卜加大棒”。它假定大众天生就是懒惰的,需要被监督和激励,把工作看成是为了挣钱而不得不做的坏事。“人天生不喜欢工作,如有可能,他们会尽量逃避工作。因此为了令雇员为组织目标而努力工作,就必须使用逼迫、控制、指挥、处罚、威胁等手段,……这样的人缺乏雄心壮志,宁愿被指挥,希望避免承担责任,他们想要的就是安定与保障”。麦格雷戈否定这样的管理理论,并认为:“管理者的决策与管理方式,都基于对人性和人类行为的假设”。同时对“经济人”假设“对美国工商界众多部门的管理战略有着重大影响”而悲哀。
麦格雷戈何止只能为“经济人”假设导致美国工商界作出了错误的管理决策悲哀?西方社会只讲经济人生、不讲文化人生,国家难以凝成,只能“法治”而不能“德治”,只能产生个人主义而产生不出集体主义,只产生“霸道”文化而产生不出“王道”文化等,又何尝不是因为把人性等同于兽性引起的。
1920年代,“人际关系学说”创始人梅奥通过9年的“霍桑实验”揭示,人的本质是“社会人”,并指出:(1)从根本上,人是由社会需要而引起工作动机的,期望通过同事的关系而获得社会认同感,兼而获取应得经济报酬。(2)工业革命与工作合理化,使工作本身失去了意义,因此更需要从工作上的社会关系去寻求意义;(3)员工对同事们的社会影响力,要比对管理者所给予的经济诱因及控制更为重要;(4)员工的工作效率随着上司能满足他们的社会需要的程度而改变。
对基于“社会人”假设产生的管理理论,麦格雷戈也以“Y理论”总结。“Y理论”说:它假定人本性善、本性勤,而人并不厌恶工作,只要循循善诱,雇员便会热忱工作,即使没有监管,也会努力完成工作任务。“工作中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就像游戏和休息一样自然——人不是天性不喜欢工作;外部控制和惩罚,并不是促使人们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努力的惟一方法;在适当条件下,一般人不仅可以学会接受工作任务,而且也会追求承担责任;在解决组织问题时,大多数人都能发挥较好的想象力、聪明才智和创造力”。“Y理论”受到美国管理学家普遍称赞,马斯洛赞之为“独立宣言”“黄金法则”,德鲁克夸赞说:“随着时间的流逝,麦格雷戈的预言变得更加贴近现实、更加适时并且更加重要”。
1940年代,马斯洛参照“社会人”假设又得出人的“需要层次理论”,并指出,人具有“生理、安全、情感与归属、尊重、求知、审美、自我实现”七种需要。这几近马克思观点。马斯洛还将这七种需要又归为两类:一类是“缺失性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一类是“成长性需要”——即求知需要(包括增进知识、丰富思想)、审美需要(包括追求自我完善与工作完美)、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还指出,“缺失性需要”是人们生理与心理的最基本需要,人们满足了这类需要则理然产生“成长性需要”,并会“自我管理”或产生“自我实现”需要。
比梅奥和马斯洛观点,马克思主义更加准确地揭示“人性”与“人的需要”。就“人性”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经济人”、又是“社会人”、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变为“自我实现人”。就“人的需要”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为导向,能够“招得来、育得好、用得活、留得住”员工。除此以外,还能使企业制定出更具科学而人性的管理决策与管理方式,并使企业能觉悟:(1)造就什么样员工主动权几乎在企业。(2)“就经济论经济”只能造就“经济人”,只有确保员工得其所劳、得到正常社会需要并进行必要引导时,才能造就“社会人”乃至“自我实现人”,才能够全面发展人,并能形成与企业趋同的人生观、价值观。(3)关心人、尊重人、教育人、服务人,也能够提高企业生产力。(4)“胡萝卜+大棒”只能产“大路货”与守住利润下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则能产“顶级货”与不断冲出利润上线。(5)当队伍出现消极情绪时能及时找出问题的根源。(6)员工不仅肯为经济报酬而努力,还肯为社会需要而付出;不仅需要物质奖励,为得到公众认同还需要赞誉等等。
马克思主义人性观还可以解释,人为什么既有“恶”的一面又具有“善”的一面?为什么人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为什赏识教育要好于体罚教育?为什么人会重义轻利?为什么“吃亏是福”?而西方传统理论乃至《圣经》解释不了这些问题。参透了马克思主义人性观还能加深理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为什么社会应该“大同”?为什么合作化生产中需要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为什么马克思注重教育并花大气力揭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为什么仁人志士为了真理信仰能不惜金钱、美色、生命?为什么人民军队管理能够“赤化”人?等等。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可谓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之原理,是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敲门砖。如同梅奥、马斯洛的人性观是通向“管理学”与掌握人力资源开发原理的敲门砖一样。参透了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并厘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全面发展人”概念,还能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增进“为人民服务”或“以人为本”意识。话到此处,笔者联想我们党有些标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官”,然而却比不了吴仁宝、宗庆后、田雄、王宏斌、郑化轸等更讲“以人为本”,不懂如何“全面发展人”、甚至排斥思想教育,乃至对我国企业如今也以物为本、“就经济论经济”与谈判工资等听之任之,甚至寄望“仓稟实知礼节”。我们党的“高官”至少应清楚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并接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价值观,否则连“人民主体性”也难以坚持,更妄说走“群众路线”,进而只能成为“就经济论经济”的领导人。而这种领导人,德鲁克指出:“20世纪经济学家总理也辜负所托,宣告失败”。
联系企业,只有基于正确的人性观(或人性假设),才有可能实现管理科学化与人性化。然而时下我国“智库”中的一些专家学者,不仅漠视马克思人性观,还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进行歪解,并与“初级阶段”联系,进而妄言——当下国人只有人类最低层次需要,这已令我国很多管理决策也以“经济人”为假设,并已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人如今还不纠正错误,又以西方观点把社会问题归于“矛盾凸显期”,除此以外,他们“想事情、做工作”从不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为尺度。这些人有负我们党与政府的信任,我们有理由怀疑其只具有“经济人”品性,让他们在贫与娼、道义与利益、信仰与活命中选择时,恐怕连我国普通大众的觉悟也不及,故此对他们提出的计策不能再不斟酌。
这些人的谬论已使我国很多人一切向钱看,已影响到我国国民的全面发展与企业升级,已使我们很多企业只注重用“薪酬+契约”威逼利诱员工。我们务必要觉悟:(1)当员工在企业只能得到物质需要而得不到人文关怀或社会需要时,会唯利是图,会“自我保存”,进而真会变成“经济人”,西方传统管理就是前车之鉴,X理论也作了这样的揭示。(2)当员工在企业能得其所劳,并能得到社会需要时,理然会成为“社会人”,理然与企业一家亲,理然会释放出“社会人”生产力,这已被二战后的日本经验所证实,Y理论也作了这样揭示;(3)当员工在企业不仅能得其所劳、还能得到社会需要、并又得到正确教育时,还可能成为“自我实现人”,进而会释放出“自我实现人”生产力,这已被大庆、GE等企业经验证实,马克思与马斯洛也作了这方面揭示。试想,当员工在企业不仅得不到社会需要,还要“谈判工资”,则会有何种表现?则会出现某台资代工厂员工的表现。而当下我国以“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管理企业的员工也与之近似。
另则,当代企业的先进管理思想,是“管理学”,而非“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此,我国也“言必称德鲁克”避而不谈马克思。其实马克思与德鲁克都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法学家,又都主张通过“全面发展人”而产生高生产力,为此又一样期望“圣洁”社会,两者引以为豪的成就都可谓在社会学领域。那么欲知德鲁克,就有必要了解马克思;同样欲知马克思也有必要了解德鲁克。虽说两者对待“阶级斗争”有分歧,然而都认为“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为了让“人”充分发挥生产力,他俩提出了许多相近主张,如马克思主张以“历史的创造者”看待劳动群众,德鲁克主张以“资源”看待“活工具”;马克思主张以“主人翁”对待“市场人”,德鲁克主张把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变成“合伙人”或“长期职工”;马克思主张通过“公有制”使劳资双方共产,德鲁克主张通过“员工持股”使劳资双方共产;马克思主张按劳分配,德鲁克主张“绩效工资”;马克思主张民主管理,德鲁克主张“员工参与”;马克思主张教育,德鲁克主张“管理沟通”等等。然而时下我国竟然也认为管理学的创始人是德鲁克,如果对马克思与德鲁克多作些对比,或许能弄清管理学的真正始祖。时下举世认为GE经验为当代管理“圣经”,弄通马克思,或许还能找出该“圣经”的思想源头。
20世纪60年代我国产生了大庆经验,20余年后美国又出现了GE经验。前者可谓源于马克思主义,后者可谓源于德鲁克思想。若将大庆与GE的经验对比,还能发现马克思与德鲁克有更多相同的观点,如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都主张把人放在第一位;在处理“官”与“民”的关系时,都主张把民在第一位;在处理引导人与控制人的关系时,都主张把引导人放在第一位;在处理工作任务与人际关系的问题时,都主张把解决人际关系放在第一位。此外还都讲人文关怀、团队合作、成果共享、管理人性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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