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治世乃至企业管理以“经济人”为人性假设，为了“化性起伪”与社会安宁，又宣扬“人是上帝造的，只有皈依上帝并消除原罪，来世才能进入天堂”。马克思否定这套治世哲学，认为其不仅不科学，还不能全面发展人，把人性等同于兽性更是对人性的歪曲，进而指出，人是由自然界进化而来的可以合群的高级动物，由此决定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还具有思维属性，“人性”是这三种属性的辩证统一体。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人流露不同属性时会产生不同需要，为求得不同需要时又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1)为求得自然性需要时，会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2)为求得社会性需要时，会争取同事、上司或社会认可，进而会乐善好施，甚至无偿奉献;(3)为满足思维需要时，会寻求知识与真理，进而会产生理想、信念，追求完美，并产生主观能动性等。
自普世重视人本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后，“人性”及“人的需要”又成为热门话题，而对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可谓比梅奥、马斯洛更早、更准确为人类揭开了谜底。清华大学张德教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做出如下归纳(笔者稍作整理)：
A、人的自然属性。人是自然界产物，具有一切动物的属性，此种属性产生的需要是“衣、食、住、行、性”。至于人为满足这些需要的行为，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因此也会像动物一样贪婪自私。西方之前否定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并认为人是上帝造的，人类“贪婪自私”是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传给后世子孙的，是人类不能够自我改造的。
B、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人除了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对此，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性”不仅源于自然，还会受社会影响，“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之前西方认为，“人性”不受社会影响，社会的作用只能“法治”以限制人作恶。如今德鲁克与马克思一样认为，“圣洁”社会与人性化管理可以使人由“性恶”向“性善”转变。
至于人的社会属性及行为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有如下特征：(1)人不能够离群索居，必须在社会中生存。对此，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荀子也持这种看法，即也认为人是偏好合作、可以相互扶持的动物。之前西方认为，人喜好独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狼与狼”的关系，因此又认为，强调个人主义是理性，强调集体主义不切实际。(2)人除了生理需要外，还具有社会需要，包括对“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社会中如能得其所愿、并得到社会需要，就会积极融入社会，乐于相互合作，并甘为社会服务。之前西方认为，人只求“衣、食、住、行、性”需要，否定人有社会需要。(3)人的需要具有阶级性，以是否符合本团体利益为尺度。对此笔者认为，这个团体有时是本阶级、本阶层或本企业，有时可能是国家乃至人类。这可借用李嘉诚2013年11月回答《南方周末》记者的话作解，他说，作为企业家要对股东负责，但“如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往往也在所不辞;但若是为了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不见得会这样做”。由此可推知，当一个人将自己置于不同的角色、或具有不同道德观时会产生不同的需要。又可推知，当一个人只有自己时，只会以自己的需要为目的;有家庭时，会以家庭的需要为目的，有企业时，会以企业的需要为目的;有民族时，会以民族的需要为目的……。之前西方认为人只为自己，即便为团体，也是出于理性的“自我保存”。(4)人的需要具有时境性，以社会物质充裕程度、人们的消费观念与攀比心理为尺度。
C、人的思维属性。人与动物最本质区别是有思维，因而会产生“求知与完美”需要，进而会出现思想，还会产生动物不会产生的伦理、乃至大我。有鉴于此，马克思主张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以使人们产生正确思想，并使人们得到全面发展。同时认为，人民群众一旦产生了正确思想，“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但又认为，人民群众不通过教育，一般不会产生正确思想，因而又针对教育强调说：“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之前西方认为，人的思想是天定的，也没有不通过“丛林法则”实现理想社会或个人理想的经验，更没有“全面发展人”的概念，因此反对思想教育，并推崇唯心主义世界观，自私自利人生观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揭示“人性”及“人的需要”，旨在全面发展人，并使社会产生高生产力。那么，如何“全面发展人”(亦可谓人力资源开发)?马克思主义又联系到政治制度，认为政治制度决定精神文明的高度，精神文明的高度又影响人全面发展，因此又关注政治制度，并主张“大同”，从而得出了系统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上层建筑理论(治国理论)与经济基础理论(治企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与达尔文同时期提出了人是动物进化而来的观点，其人性观也比我国儒家更深刻，可谓是对世界人文科学的一大贡献，本可以使西方的人文科学赶超我国水平，并制定出比“科学管理模式”更科学的管理决策。然而或许是马克思否定上帝造人、伤害了既得利益者眼前利益，因而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的抵触。但是在“科学管理模式”使西方企业陷入困境时，梅奥、马斯洛、麦格雷戈等管理学家也对“人性”及“人的需要”做出了与马克思相近的揭示。
西方“经济人”假设当源于基督教、霍布斯与亚当·斯密观点。对于这种假设，沙因指出：(1)认为人是由经济诱因而引发工作动机的，目的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2)“经济诱因”受组织操控，因此人总是被动地工作，又因此总是以一种精打细算的方式行事，企图以最小的付出取得更多的报酬。(3)认为情感是非理性的，会干预产生经济利益，组织必须设法控制情感因素。亚当·斯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本是为了以“利益诱因”奠定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动力基础，其着实诱发出“资本者”组织社会大生产、大流通的积极性。然而用于管理企业则另当其然。对此且不说它歪解了人性并排斥感情，只说员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焉能争过“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思想被西方运用到企业后，不仅加剧了企业内部矛盾，还使员工、老板都成了“经济人”——前者斤斤计较，后者为富不仁，进而恶性循环。又因此使企业内人际关系如市场中的人际关系，工作场成了利益角逐场，并使人与企业不能同舟共济。
“经济人”假设对西方社会、乃至企业造成的影响，可谓比低估了人的价值破坏性还要大。好在西方人敬畏上帝。那么在一个不信上帝的国度，用这种人性假设来治世并管理企业，会造成什么样的人性与社会?
对基于“经济人”假设而产生的管理理论，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1960年在《企业中人的方面》书中，以“X理论”做出了结论。“X理论”说：它是建立在“大众是平庸的”这个认识基础上，管理思维方式是“胡萝卜加大棒”。它假定大众天生就是懒惰的，需要被监督和激励，把工作看成是为了挣钱而不得不做的坏事。“人天生不喜欢工作，如有可能，他们会尽量逃避工作。因此为了令雇员为组织目标而努力工作，就必须使用逼迫、控制、指挥、处罚、威胁等手段，……这样的人缺乏雄心壮志，宁愿被指挥，希望避免承担责任，他们想要的就是安定与保障”。麦格雷戈否定这样的管理理论，并认为：“管理者的决策与管理方式，都基于对人性和人类行为的假设”。同时对“经济人”假设“对美国工商界众多部门的管理战略有着重大影响”而感到悲哀。
麦格雷戈何止只能为“经济人”假设导致美国工商界作出了错误的管理决策而悲哀?西方社会物欲横流，国家难以凝成合一，只能产生“法治”而产生不出“德治”，只能产生个人主义而产生不出集体主义，只产生“霸道”文化而产生不出“王道”文化等，又何尝不是因为把人性等同于兽性的人性假设引起的。
1920年代，“人际关系学说”创始人梅奥通过9年的“霍桑实验”发现，人的本质是“社会人”，并揭示：(1)从根本上，人是由社会需要而引起工作动机的，期望通过同事的关系而获得社会认同感，兼而获取应得经济报酬。(2)工业革命与工作合理化，使工作本身失去了意义，因此更需要从工作上的社会关系去寻求意义;(3)员工对同事们的社会影响力，要比对管理者所给予的经济诱因及控制更为重要;(4)员工的工作效率随着上司能满足他们的社会需要的程度而改变。
对基于“社会人”假设产生的管理理论，麦格雷戈也以“Y理论”做出了总结。“Y理论”说：它假定人本性善、本性勤，认为人并不厌恶工作，只要循循善诱，雇员便会热忱工作，即使没有严密监管，也会努力完成工作任务。“工作中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就像游戏和休息一样自然——人不是天性不喜欢工作;外部控制和惩罚，并不是促使人们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努力的惟一方法;在适当的条件下，一般人不仅可以学会接受工作任务，而且也会追求承担责任;在解决组织问题时，大多数人都能发挥较好的想象力、聪明才智和创造力”。“Y理论”受到美国管理学家普遍称赞，马斯洛赞之为“独立宣言”“黄金法则”,德鲁克夸赞说：“随着时间的流逝，麦格雷戈的预言变得更加贴近现实、更加适时并且更加重要”。
1940年代，马斯洛参照“社会人”假设又得出人的“需要层次理论”，并指出，人具有“生理、安全、情感与归属、尊重、求知、审美、自我实现”七种需要。这几近马克思观点。马斯洛还将这七种需要又归为两类：一类是“缺失性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一类是“成长性需要”——即求知需要(包括增进知识、丰富思想)、审美需要(包括追求自我完善与工作完美)、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还指出，“缺失性需要”是人们生理与心理的最基本需要，人们满足了这类需要则理然产生“成长性需要”，并会“自我管理”或产生“自我实现”需要。
比起梅奥和马斯洛，马克思主义更深刻揭示出“人性”及“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经济人”，又是“社会人”，还有可能是“自我实现人”。马克思主义能使人们弄清，什么样的企业能留住员工，什么情况下培训能事半功倍，什么样的领导风格才具有亲和力与人格魅力。结合马克思与马斯洛的观点，还可令企业觉悟：(1)造就什么样的员工或什么样的员工队伍，主动权全在企业。(2)只有确保员工得其所劳、满足其正常的社会需要、并进行必要的思想引导，才能够“全面发展人”，才有可能使员工成为“自我实现人”，才能使员工与企业同舟共济。这种管理才符合人性化，这种管理才符合科学。(3)关心人、尊重人、教育人、服务人及给人安全感、归属感、一体感，也能产生生产力。(4)“胡萝卜+大棒”只能产出“大路货”与实现下线利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则能产出“顶级货”与冲向上线利润。(5)当队伍出现消极情绪时，能及时找出问题的根源。(6)员工不仅肯为经济报酬而努力，还肯为社会需要而付出;不仅需要物质奖励，为得到公众认同还需要赞誉等等。
马克思主义人性观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既有“恶”的一面又具有“善”的一面?为什赏识教育要好于体罚教育?为什么人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为什么人会“重义轻利”?而西方传统治世思想乃至《圣经》解释不了这些问题。参透了马克思主义人性观还可以加深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科学性，为什么马克思主张“大同”、按劳分配、人文关怀与思想教育?为什么马克思花大气力揭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为什么人民军队的管理能够“赤化”人并“铁少气多”?为什么仁人志士为了真理或信仰能不惜金钱、美色、甚至生命?为什么我们党以“为人民服务”做宗旨?等等。只有参透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以及“全面发展人”概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才会弄懂这些问题，才能够拿到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敲门砖，才会自觉产生以人为本或“为人民服务”意识。话到此处，笔者再多说一句，我们党有些“高官”标榜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却不比吴仁宝、宗庆后、田雄、王宏斌、郑化轸等企业家更懂得“以人为本”与“全面发展人”概念，乃至只强调“法治”而把“德治”与“人治”相混淆，并动摇了对“按劳分配”“人文关怀”“思想教育”坚守，还听任我们企业管理也以资产为中心、“就经济论经济”与“谈判工资”等，甚至满足且寄望“仓稟实知礼节”，这些“高官”真不能令人相信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要成为我们党优秀“高官”，笔者认为，至少当熟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哲学、或具有一定管理学功底，否则连“人民主体性”也参不透，更不会自觉产生“公仆”意识，甚至会失去引导人民群众产生正确思想、并变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基本能力，进而只会成为一个“就经济论经济”的人。
话说企业，只有基于正确的人性观(或人性假设)，才有可能实现管理科学化与人性化。然而时下我国“智库”中的一些专家学者，不仅漠视马克思人性观，还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进行歪解，并与“初级阶段”联系，进而妄言——当下国人只有人类最低层次需要，这已令我国很多管理决策也以“经济人”为假设，并已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人如今还不纠正错误，又以西方观点把社会问题归于“矛盾凸显期”，除此以外，他们“想事情、做工作”从不以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为尺度。这些人有负我们党与政府的信任，我们有理由怀疑其只具有“经济人”品性，让他们在贫与娼、道义与利益、信仰与活命中选择时，恐怕连我国普通大众的觉悟也不及，故此对他们提出的计策不能再不斟酌。
这些人的谬论已使我国很多人一切向钱看，已影响到我国国民的全面发展与企业升级，已使我们很多企业只注重用“薪酬+契约”威逼利诱员工。我们务必要觉悟：(1)当员工在企业只能得到物质需要而得不到人文关怀或社会需要时，会唯利是图，会“自我保存”，进而真会变成“经济人”，西方传统管理就是前车之鉴，X理论也作了这样的揭示。(2)当员工在企业能得其所劳，并能得到社会需要时，理然会成为“社会人”，理然与企业一家亲，理然会释放出“社会人”生产力，这已被二战后的日本经验所证实，Y理论也作了这样揭示;(3)当员工在企业不仅能得其所劳、还能得到社会需要、并又得到正确教育时，还可能成为“自我实现人”，进而会释放出“自我实现人”生产力，这已被大庆、GE等企业经验证实，马克思与马斯洛也作了这方面揭示。试想，当员工在企业不仅得不到社会需要，还要“谈判工资”，则会有何种表现?则会出现某台资代工厂员工的表现。而当下我国以“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管理企业的员工也与之近似。
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企业管理一路坎坷，员工的创造力也因此受到抑制，这除了因为生产关系制约了人发挥生产力外，不能说与其人文科学不发达无关，尤其歪曲了人性本质。而这方面，我国古代就有儒家点拨，当代又接收了马克思主义，我国可谓先知先觉，因此更应该能做出正确的管理决策与采用正确的管理方式，而不能一切照搬西方。试想，假如我国工业化与办企业在先，假如徽商、晋商进行管理决策或设计管理模式，其结果如何?不会造成像西方一样产生人企矛盾与干群矛盾吧。因为他们早就懂配“身股”(员工持股)，此外我们先人还懂得西方不懂的“民为贵”“能群”“修身”“齐家”等道理，并知道“情理利法”比“胡萝卜加大棒”更能激发人产生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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