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企业由以物为本而转向以人为本之后，已进一步感受到，只能取信于资方不能取信于劳方的“科层制”，只懂“经济”不懂“人文”、只擅长“硬管理”不擅长“软管理”的“一长”，已难以独自驾驭企业管理。
1948年，美国著名企业家、现代组织理论奠基者巴纳德(德鲁克、李克特、西蒙、孔茨等皆受过其思想启发)，在《组织与管理》书中说，要使工人充满活力，就要请由工人中产生的“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配合。对此他指出：“正式组织是保持秩序与一贯性所不可或缺的，而非正式组织是提供活力所必需的。两者是协作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巴纳德说的“非正式组织”是指既被工人阶级视为“娘家人”、又能与“行政组织”协和的组织。然而在美国，企业至今没找到这样的组织。而今它们只能让“行政组织”治下的“人事部”代行这种组织的功能，为了让工人阶级亲近“人事部”，还将之换了个牌名叫“人力资源部”，并还要求各级管理者转变作风、提高亲和力与沟通能力、走动式管理、员工参与等，然而“行政组织”下的机构与人员必定不是工人阶级的“娘家人”。
二战后，日本采用温情管理后，把之前视作“敌人”的工会变成了“朋友”，期望工会能为“管理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架一座可成为“命运共同体”和“亲如一家人”的桥梁，以图在资本不足时能依靠工人阶级发展企业。结果产生了美国企业所没有的软实力，进而还把它们赶下了全球霸主的宝座。如今日本工会成了管理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减压阀”，并被正式确立下来。然而由于企业只是把工会看作是“朋友”而非“战略伙伴”，只给工会些许的监督权、而不让其参加重大决策，因而，当看到工人阶级受委屈时，也只能把他们请到“宣泄室”，对准假想的管理者发泄不满。日本企业工会最大的能耐是每年能组织一次“春斗”，把管理阶层中的“首恶分子”拉出来，让工人阶级“斗一斗”，但是这只能让工人们消消气，而不能解根本的怨结，更不会因此就能将劳资双方捏合成为“一家人”。尤为欠缺的是，日本工会不擅长以文化人，不擅长“软管理”，不能够满足员工的思想需要，不能够组织先锋队带动职工队伍实现企业目标。它只能帮助企业产生有限的软实力。
然则在我国，却有一种特殊组织，它不是从西方管理学教科书中产生的，它是从工人阶级队伍中产生的，其不仅能与“正式组织”配合，还被工人阶级视为“娘家人”与“主心骨”，在以文化人上还积累了举世只能望其项背的经验——它就是“支部建在连上”。它不仅擅长“软管理”，与行政“硬管理”刚柔相济，还能将出资人、管理者、技术者、劳动者捏成“一家人”，尤为可贵是它还能引导人产生正确思想。革命年代，它曾与人民军队“正式组织”配合，因此把马克思也认为难以捏合的“小农”聚结在一起，并造成“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改革年代，它又与哇哈哈、正泰、韩建的“正式组织”配合，因此又把“农民工”、“空降人才”与“黄昏人才”捏合在一起，并在较短时间内促使这些企业建成了有数万之众的可与我国一流国企比文化、还可与跨国企业比竞争力的“产业大军”。
关于“非正式组织”，巴纳德甚至为其定出了职责：(1)从事正式组织所不便沟通的意见、资料和信息;(2)培养成员的忠诚、对权威的认同、维护组织团结;(3)借助于“非正式组织”的互动关系，避免“正式组织”控制过头或过滥，以保持员工的人格与自尊和一定的独立选择力。然则巴纳德的设想，在美国只能是一种梦想。除此以外，巴纳德在《组织与管理》书中还说：“经理人员想成为企业的核心，就必须要有‘权威’，而欲获取这种‘权威’，就必须要建立和维护一种有效的信息交流沟通系统，该系统既能确保经理人员及时掌握作为决策的民意信息，又能保证指令的顺利下达与执行”。那么“支部建在企业上”通过党员与群众的水乳交融，能否“既能确保经理人员及时掌握作为决策的民意信息，又能保证指令的顺利下达与执行”，还能够维护经理人的“核心”与“权威”?
前苏联企业依靠党组织几乎将巴纳德设想变成为现实，然而1950年代却照搬美国的“福特制”。“福特制”是什么货色?它是典型的科学管理模式，它能奠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它视“物为贵”、视人性为“经济人”，强调“官本位”“等级制”“一长制”，管理以资产为中心而不准员工参与，只抓经济排斥文化，只抓“硬管理”排斥“软管理”，以“胡萝卜加大棒”威逼利用员工。从此苏联企业远离了从前的生产关系，并背离了人性化管理。即便美国“管理革命”，它们也没有与时俱进。因此自1950年代后，前苏共党组织一直没在企业派上大用场，只做“党建”“党务”且不能为企业所用的事。由于“科学管理”使党组织在企业难以“有为”，因此也不能“有位”，还因此使苏共失去了工人阶级，并使干群矛盾上升如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的劳资矛盾，还受到了德鲁克的指责。其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企业也没能够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生产力。
我们党从“支部建在连上”那一天起，就与巴纳德所见略同，解放初期又将之移植到企业，并帮助企业迅速恢复了生产。然而我国1950年代，即套用前苏联的“马钢宪法”期间，企业党组织也曾被边缘化，还被剥夺了组织、动员与引领工人阶级的权力，但是当发现工人阶级也随之失去了热情后，我们党先号召学习“鞍钢宪法”，后又摸索制定出《工业七十条》，进而产生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并因此出现了这两个组织的有效配合，然而，随着《工业七十条》被束之高阁，企业党组织与行政组织的配合如今只在少数企业中被真正厘清。
对于由工人阶级中产生的“非正式组织”的作用，梅奥在《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书中也说道：“非正式组织有利于满足人的社会需要，因此，非正式组织的社会影响比正式组织的经济诱因对人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党在企业的组织就能充分满足员工的社会需要，同时还能诱导员工产生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等需要。对于我们党在企业的组织，对照现代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理论或GE的管理经验，还可以发现其很多的亮点。
然而我们一些专家学者，如今在犯前苏联照搬“福特制”一样的错误，因为西方没有参与企业的党组织，因此便视它为异物，有的还与美国指责华为、中兴建立党组织发出了同样腔调，说它是为政治服务。那么，何谓政治?孙中山指出：“‘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我党在企业的组织何尝不是在管理众人的事。如今西方发现“就经济而论经济”失灵后，已把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都搬到了企业，又何曾没用“政治”管理企业。
关于政治，有人总结出八种手段：一是强力手段，即用武力征服人，以获得统治他人的权力;二是经济手段，即用财富利诱人，以获得支配他人的资格;三是观念手段，即用道义或道理说服人，从而使他人行为与自己或组织保持一致;四是感情手段，即用真情与友爱感动人，从而使他人心甘情愿与自己或组织保持一致;五是制度手段，即用公权与规章约束他人，从而使他人与自己或组织保持一致;六是乞讨手段，即用乞求的方法使他人产生怜悯，从而诱使他人就范;七是欺诈手段，即编造事实引诱他人上当，从而诱使他人盲从;八是无赖手段，即用泼赖的行为使他人在无奈中退却，从而迫使他人屈从。
那么，我党在企业采用了哪些政治手段，它对员工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约之以法”，即重视用感情手段、观念手段、经济手段、制度手段：(1)在感情手段或“动之以情”上，通过“大家庭”而“齐家”，以赋予员工真感情，让人人都有一体感，并得到社会需要。同时还讲平等、公平、民主、友爱。历史上，“革命大家庭”产生过比“宗氏大家庭”更积极的影响，得到它的温暖者一提“组织”都别有一份厚重，一想“我是有组织的人”，一般都能产生出自豪的神情。(2)在观念手段或“晓之以理”上，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而让人们：一晓社会道德与伦理，二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集体主义之理，三晓平等、公平、民主、友爱的人际关系之理，并按照这些“理”而制定制度与规范。它还重视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与引导人，并重视抓党员模范、干部“修身”，进而使人人自觉接受这些“理”及制度规范。(3)在经济手段或“诱之以利”上。它通过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而兼顾效率与公平。对于按劳分配，如：工人采用8级15档工资、干部采用23级工资，还能根据德、能、勤、绩定级与调整，市场经济后又实行了效益工资，这是初次分配，以保障“企业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对于按需分配，在物质不充裕时，救济、体恤金等就体现了这一原则，旨在扶弱济倾、救死扶伤;在物质充裕时，如韩建对韩村河人的住房等福利分配，也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是二次分配。那么，与“谈判工资”或“最低工资”相比，这两种分配方式是否更能动人，更能促成“利益共同体”，更能发挥人的生产力?我党还不屑用“密薪制”，而公开、公正地采用“工资刺激”鼓励人们公平竞争，以发挥工资的经济杠杆作用。(4)在制度手段或“约之以法”上，为了步调一致，培养出良好作风，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制定出规章制度，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美国的科学管理以“胡萝卜加大棒”(即：利益+契约)两种手段对治员工，因此诱变员工成了“经济人”，又因此只能产生“经济人”生产力;日本温情管理以“情感第一，利益第二，约束第三”三种手段对治员工，因此使员工成了“社会人”，又因此能产生“社会人”生产力;美国文化管理以“诚信第一，说理第二，利益第三，约束第四”四种手段对治员工，因此不仅诱变员工成了“社会人”，还使一部分员工成了“自我实现人”，又因此产生出“社会人”与“自我实现人”的生产力。由此不难得知，采用文化管理的美国企业竞争力，会超过使用温情管理的日本企业竞争力;使用温情管理的日本企业竞争力，会超过后期采用科学管理的前苏联企业的竞争力。那么可否认为，只有管理精细化到“情感+说理+利益+契约”才能更充分发展人，进而更充分地发挥其生产力?我们党的管理已精细化到了“情感+说理+利益+契约”这四种手段。
管理手段源于管理思想，管理思想又源于对人认识，包括人的价值、本质与需要的认识，对此我党比西方都先知先觉：(1)关于人的价值，我们党各个时期都有精辟论断，如“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等。其承继了儒家“民为贵”思想，也接收了马克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为发挥“人民”生产力，还树立了“为人民服务”宗旨。(2)关于人的本质，我党认为环境与教育可造就人。既承继了儒家人性说，又接受了马克思人性说。因此她相信，在国民党军队残害人民的士兵，到人民军队会保护人民;在旧中国剥削工人的民族资本家，新中国能成为“红色资本家”;在旧社会欺压人民的“末代皇帝”，在新社会能成为人民的一分子。(3)关于人的需要，我党认为人有物质、情感、精神等多重需要，既有马克思观点，又有儒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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