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改革之始，如果要讲对于一个公有制制度沿袭几十年的社会所作动员令即是要通过私有化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暂不论如此“理论”的结果将会如何，私有化改革始作俑者的这个主张当年非常震撼，激动人心。而对于无数多人们来讲，好像“先富”的大门就对着他们敞开了，以前的不曾“先富”，是毛时代国家政策不容许，而现在邓终于开明了，亲手打开了富裕生活的闸门，所以，如此画饼加之主流媒舆一边倒倾向性宣传，改革开放获得一个曾经公有制发展社会上下的顺从与附会。也许许多人们可以预想的是，不久的将来，这个社会必将最先涌现出一批响应党号召的“先富”者，然后，他们还会继续响应了“带后富”的政策，于是，一个人人富裕的社会不日即将到来。
至此，笔者忍不住要多讲几句话的。我之所以深自不屑于那些当年的成年人一大原因，就在于怨恨他们当时对此为什么不曾进行过有效抵制?对于毛泽东同志的一片苦心竟而视作过眼烟云?
为什么要缺乏起码的良知？为什么为了一张虚幻大饼竟而集体背叛信仰？
一个集体弱智与忘恩的民族，注定必将受到报应的。今日不幸沦为P民之惨，难道就不是对当时盲目拥护、昧良心附逆的天报？
瞧瞧，多么诱人的总设计?原来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还存在着并收两者之长，兼克两者之短的第三条发展道路。这个“理论”体系的被发现或是被设计出，将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人间盛事。原来不用苦读与苦攻马列主义，不用再抓阶级斗争的纲，不用节衣缩食、党员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搞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也大可不必忌讳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私有化道路，只要对我有用，拿来便用;也更不必如毛泽东者，以党和国家最高领袖之尊，还过着犹如苦行僧的生活，对子女亲属更不能作任何偏袒照顾;只要能发现或曰总设计出第三条道路的伟大理论，那么，不用学习，不用研究，更不必再管什么白猫黑猫，而只要能抓住老鼠的，闲来打打桥牌，不许争论，就该称为是好猫了?
当然，后来还有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据说更伟大的主张，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不仅毛泽东思想要用实践去检验，自由化、私有化改革理论本身，也必须接受检验。毛泽东时代，我们可以自1949年建国算起，至1979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三十年时间，所坚持的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后来衍变至自由主义主导，竭力排斥党领导的私有化改革，历经改革、改革再不断作深化的改革，当然还有持续与外作接鬼的改革，至今也三十多年。据那些见风使舵、无耻之尤的御用文人们总结与“检验”出毛泽东时代被私有化改革终止时，所谓国民经济已至濒临崩溃的边缘;而自由化改革呢?据说以GDP记起，就已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特别是中国也更加进步、发展与强大了。但却矛盾在于，改革的附逆者却总是拿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来作恐吓，改来改去，三十多年了，却依然没有逃出一条死路的自我打脸预判，试问这又该称是怎样的改革?又该接受怎样的实践检验?为什么毛时代仅仅发展了三十年，且还取得那样骄人的辉煌成就，却被一边倒检验为所谓“专制、僵化”的“旧路”?而对于“改开搞”后三十年，却极力回避实践检验?
论及检验，这里的所谓“检验”还有待推敲的。总不能打着所谓检验的幌子，毛时代是由你们抱既定政治目的而进行排异性检验，到了自己的成果评判了，或为由自已仅以所谓虚拟GDP数据来进行炫耀，或是对不利于私有化改革的检验极力回避压制。如果这也能称之为检验，却未免是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难以服众检验。
那么，怎样的检验才能足以服人?
我们讲，对外可以用中国国家在世界所处地位以及话语权分量显示作评判，再有国际朋友多寡等因素来衡量;对内可用占社会最大多数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来衡量。如果这些还嫌不够，还可以用共产党的自身生命力盛衰程度，在一个社会的所发生作用，以及人民群众对其依赖度、信任度、支持度等来检验。
现在GDP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国际地位是否也与之相匹配?如果认真对照，自新中国建国，什么时候国家对外纠纷最多?什么时候所处的国际环境最为凶险?而又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什么时候却抛弃穷朋友、很攀富敌手最终招致众叛亲离的可悲下场?人民呢?又有多少跨进了所谓的“先富”大门?所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养不起老、死不起人等等的又是什么时代的新生事物?这样的群体占社会的大多数还是极少数?还有曾经领导人民推翻一个旧政权、建立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体系的中共组织，其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至改革以来是变强还是削弱了?什么时候要求共产党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别有用心呼声甚嚣尘上?再即如腐败这个政治顽疾、政权杀手究竟是毛时代还是改开搞之后愈演愈烈了?
网上有关于对“特别是”改革之后的一些顺口溜，这在古代该称之为民谣了，它是如此讲的：
“经济最虚，食品最毒，官员最贪，文化最烂，外交最弱，军事最熊，房价最高，医药最贵，教育最差，就业最难，犯罪最凶，假货最多，污染最重，环境最劣，工人最苦，农民最穷，物价最高，工资最低，旗帜最假，理论最乏，口号最响，实干最少。——这就是中国!”
“经济最虚，文化最烂。外交最弱，军事最熊。房价最高，医药最贵。教育最差，就业最难。犯罪最凶，假货最多。污染最重，环境最劣。工人最苦，农民最穷，学生最累，股民最惨。旗帜最红，理论最好。口号最响，实干最少。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它讲的是私有化改革之后的政档、政府与社会情状。其中不乏偏激之词，但一定意义而言却道出了私有化改革之后一个社会的演变实情，前后两段，虽是个别语句稍有不同，但所表述的“中国之最”却大同小异，是以一并贴出。对此表明，笔者只有转述权，而创作权属谁?虽是不详，但总该预先说明，却也不能掠人之美。
那么，无论怎样的社会制度，其实都不过是有关社会不同群体人群的利益划分。革命的目的是对原先的社会赋予那样一种不公命运的彻底否定，是以种种手段都失效不得不采用暴力而改变命运的社会化大变革。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要改变占社会最大多数比例的人民贫苦之命运，然后通过政权变更，路线调整促使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那样一种理想化社会状态。而改革呢?对于它的基本解释：改掉“存在明确问题的、不合理的、落后的、严重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使之更加合理完善，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
它还可以作如下解释：
是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相较于革命是以极端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权以达成改变现状的目的，改革是指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内实行变革。通常一个改革是否能成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若成功可让该国走向稳定局势，若失败可能遭致内乱或冲突。
改革有两种：一种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调整;一种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彻底的改革，导致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改革，汉语词语，现常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而无论怎样的语句表达，我们理解改革的实质涵义，即是通过改革，名义上是在不触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而实际衍变却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彻底的改革，是导致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改革。那么，它的终极意义何在?是为提升国家的国力?是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面对第一个问题，改革的支持者尽可以用GDP数值来作肯定，至于国家与外关系的尴尬、被动甚而是凶险局面，持肯定论者还可以用韬光养晦发展观来作伪饰与辩护，那么，暂且不争论，将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日后比我们更聪明的后人来作评定。至于第二个问题，老百姓是否通过改革都富裕起来?我们不能否认，改革发起者所依据的“先富”论是在部分人身上实现了，但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目的至今却依然遥遥无期。
那么，仅以此作衡量，岂不是证明改革失败了?
这才是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倘再回头来看，当初的所谓“先富”被提出又有怎样的政治隐涵?
无可否认，对于“先富”论提出者的政治身份不用怀疑，他们表面看是共产党人。那么，共产党是以消灭剥削与压迫制度，带领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为己任的。而号令“先富”，无疑是否定了共产党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这一政治纲领与相应社会制度。既是指导思想发生了改变，随之而来的施政纲领、发展路线必然也要发生改变。而从后来的社会实践也证明了，精英们以改革作掩饰或是遮盖，亲手撕毁了对无数追随者、捍卫者承诺的政治信条——共同富裕路线。而当初许多人们还不曾细究这个根本改变，大都还为即将到来的“先富”喜悦所鼓舞，他们决没有意识到，一个朝令夕改、自践诺言的政档再发展下去，又将会是怎样的与时俱进手段?
“先富”被提出与号令实施，无非是告诉世人，先前我们所说的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欺骗与谎言，所起作用无非是先忽悠人民支持与拥护自己，先以生命为代价促使自己夺取政权，待到政权稳固了，精英们却要与时俱进了，以前的那些承诺不算数了，讲什么共同富裕?那只不过是毛泽东乌托邦的梦想，以所谓实事求是眼光看，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态度看待，毛式社会主义发展已令中国社会的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所以，再也不能那样固步自封。还是应该先搞资本主义，待得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来搞社会主义不迟。不同的是，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是多党制政治，而我们“理论”出中国必须是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私有化社会，先前的私有化社会状态维持过几千年，朝代更替、政权变更无数次，每次都是这一拨赶走那一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权吃肉没权喝汤。于是，社会主义被名存实亡，封建政治粉墨亮相、重新登场。
提出与号令“先富”，就是对世人表明，因为我有权，所以我先富。在此，权力与财富联姻，原来上世纪那场轰轰烈烈，被付出无数生命作代价的革命，它的目的已被衍变为促使少数人先富。
为尽可能消解一个社会的对立面，当然也为这一突然转身作掩饰，于是还提出“先富带后富”的承诺。但历经几十年衍变，所谓“先富”带动全社会后富，已为三十多年私有化改革证明只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谎言。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既然精英们能在某人强权力挟持与绑架下实质否定共同富裕路线，那么，以利益所需，当然可以让所谓“先富带后富”沦为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谎言。再那么，既然背叛与谎言相伴，而一个被解放思想了且更新观念且还不断作与时俱进接鬼的政权体系，又将收获怎样的结局?在此，所谓“先富”分明是别有用心总设计，更还是无比凶险之政治陷阱。
共产党成立与奋斗之初，基本是依靠社会最贫苦与底层人群为基础，她的根系就深深扎在无数多人民群众之中。也才有了面对“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血腥屠戮也不能战胜的无穷底气。由于在一个私有化发展几千年的社会，毕竟穷人是最多的，千百年来，穷人们创造着社会财富却不能享受社会财富，他们再怎样努力也难以改变依然贫苦的社会命运。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看到了改变不公命运的希望之光，仅仅为此，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誓死跟定追随。由于穷人的最多数与富人、有权者绝对的少数，所以，一旦在旗帜的感召下，在希望的鼓舞下，在有效组织与团结下，他们便能爆发出无穷伟力，便足以改天换地。这也是共产党屡杀不绝，越来越多最终夺取政权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泽东同志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戴与热爱的根本所在。那么，现在于毛泽东之后，这个与时俱进政档，用改革作掩饰，不惜撕毁诚信合约，不惜背叛昔日诺言，他们所制定路线将有利于极少数人的利益所得，他们更不惜以所谓发展、所谓发展代价为借口，对众多老百姓展开剥夺与侵吞。
这样一来，利益所得只能是针对极为少数人，而侵害对象却难免要是占社会最多数的群体。于是，统治精英注定只能代表少数先富者利益了，客观上精英将自身列为老百姓对立面。如果说这还不是政治陷阱，那么，为什么会收获声声不绝于耳的多党制民主的普世接鬼?
说这个与时俱进统治精英代表了“先富”者利益，先富者不放心它;说它代表“先富”者以及特别是既得利益者之外群体利益，谁都知道此不过是政治谎言或曰欺骗。那么，富人对它不放心，未富之人对它不交心，它唯一能显示自己存在的依据，除过政治演戏，除过讲一些连自己都不能相信的所谓理论，我们实在想不出它又还能再作什么?因为对于“特别是”社会经济持续深化私有化、接鬼殖民化的改革，它正被日益推离主导中心。
为什么要说抢先“先富”者都是一个特定社会既定人群?
改革之初，所谓的勤劳致富，被实现了吗?在一个持权抢劫、权钱联姻的特定社会，所谓的勤劳，不过是沦定为资本逐利工具而奴隶的代称。无数多的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他们要生存，要养家糊口的唯一资本就是依靠出卖劳动力，那么，如果不是劳动，他们还能在一个唯钱唯权称霸的社会生存?那么，付出劳动就是勤劳的另一种称谓，但是，勤劳的他们，又有几人真正致富了?如果没有，又表明了什么?
历经三十多年私有化改革与持续深化接鬼，对于人民群体来讲，所谓“先富”是画饼充饥，更是跃不过的艰难之坎。
私有化、自由化改革，先是从理论上与国家政策实施上否定了共同富裕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后来改革的践行延续又接着否定了让老百姓进行“先富”的号令，“先富”只能沦为少数人的专利，那些特别是“先富者”又以自身的行为揭穿私有化精英的政治承诺，让所谓“先富带后富”再接着流产。看看，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发展被他们先行否定，而他们的“先富”忽悠又为他们自己作了否定，再是“先富带后富”承诺又为“先富者”亲身作了否定，那么，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改革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了?
是否面对了上述这些自我否定，私有化精英也深感面子上挂不住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对立情绪被日益酝酿，越来越多社会矛盾正在以不同形式作凸显，私有化改革所遭遇的社会阻力也日益加剧，一般而言，任何一件社会化行为都必须有足以服人的理论依据为相应条件，那么，私有化精英也许深感理屈词穷，也许难以自圆其说，不能提供所谓理论依据了?所以，做梦复兴被推上台面?但那仅是针对国家层面而言，而对于那些尚不曾“先富”的人民来讲，是否做梦致富外加不遗余力维稳河蟹才是唯一可行之策?将希望与未来寄托在做梦状态，是否意味着黔驴技穷的最后“强心剂”?
对于更多人们来讲，结合几十年亲身经历，是否应作深刻思考：你“先富”了吗?为什么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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