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全民效率核算机制，是根据经济生活中各种生产效率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现实，将基本的、占据国民经济主体部分的行业平均效率指标设立为一个集群，按效率总体增降变化增减购买力(货币发行量)并与全民基本收入按比例挂钩，形成每年度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因为科技、协作等因素影响相互转换的基本框架，以此反映劳动的社会效益，扩张财富源泉，校正经济结构，规范市场经济，并形成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一、社会效益是现代生产中被压抑的财富源泉
在社会产品价值结构的底层，是产品的效率结构在支撑。如果社会价值分配与社会生产的效率结构脱节，经济的价值循环必然紊乱。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要不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不就是跟随市场大潮随波逐利，这都是上下脱节的表现。当私有经济为5%的增长率而欣喜不已的时候，难道社会生产进步能力真的只能有5%?
当生产供不应求的时候，生产单位适宜通过大量复制产品追求利润。此时产品量即意味着是财富量。社会根据货币流转速度增发货币即可满足经济需要。当生产普遍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高效率生产会淘汰低效率生产，高效用产品会淘汰低效用产品。高效用既意味着受益面广，也意味着消费者使用时间的节约。对于这种情况，人们一般称之为劳动存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此时对劳动成果效用的社会衡量就不是企业利润尺度所能表达。例如大桥的建成，对社会而言是提高了交通时间的效率。但是这些效率并不是建桥公司的利润收益所能体现。桥梁使用者的交通受益，通过自己内部的资本利润率折算，即使部分表现为利润增长，也已经与桥梁效用无关。这意味着劳动的社会效用一方面在发挥实际的经济作用，另一方面没有在市场交易渠道中取得社会财富的合法身份。
在资本核算的约束下，科技创新劳动，协作型劳动这一类能够对使用者产生时间节约的劳动实际是被当作能给企业带来利润的劳动衡量，所以我们一边在享受高铁带来的快捷，一边要指责高铁建设的亏损累累，还债款遥遥无期。其实高铁所带来的社会效用，早已经在社会效益上默默补偿资本账面上的价值亏欠。就是劳动者本身，不也是一边被歌颂为社会生产的核心动力，一边要被视为生产成本而竭力将其扼杀么?
公有制一方面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劳动和协作性劳动，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资本核算压抑劳动的社会效用，压抑社会财富的涌现。这就是公有经济进步中的矛盾。社会效益没有价值化，意味着大量的高效劳动实际是被当作低效劳动甚至是无效劳动进入社会经济。这一问题的敏感性还在于：公有制的经济优势就在于协作，而协作又是主要围绕社会效益展开。如果社会效益没有得到价值体现，公有制就难于立足。毛泽东时代怎么没有全民效率的客观标准?一方面当时社会生产“一穷二白”，在许多生产行业尚属空白的情况下，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复杂的社会经济利益需要一个全民效率作评判依据的矛盾，应该是在上世纪70年代工农业体系基本建立以后才能展开;另一方面长期的备战环境也影响生产力标准(全民效率)的正常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公有制经济建设中广泛受资本核算的约束，毛泽东时代大量具有社会效益的劳动没有得到价值体现，是造成当时生产快速发展而货币奇缺的重要原因。改革初期的财富暴涌，也与大量“无偿”或者低价的公共财产，突然具有市场价值有关。当然，这还仅仅是高效劳动的固定资产价值得到社会承认，这还仅仅是劳动社会效益的一部分。
剩余价值是企业财富增长的源头，也被视为是社会财富的源头。但是当劳动的社会效用高过剩余价值时，我们需要赋予劳动的社会效用以次生价值，并以此展开新的价值循环，否则生产力的创新与高效机制无从稳定。资本核算压抑具有次生价值的劳动，再加上分配不公，自然是科技进步越快，“生产过剩”的危机就越快越深重。
面对社会庞大的产品堆积、产能过剩，传统计划经济是通过计划价格与计划分配来完成劳动的社会实现。劳动创新与劳动效用实际已经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因为计划制定的前提之一是“无过即是功”。即企业只要完成规定任务，又无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即可视为企业经营合格。面对广阔而又复杂的自然界，企业作为社会对物质转化财富的第一线，这一合格标准的门栏明显消极。市场经济直接反映自然界的严酷与复杂，但是以私有利润为经营准则，割裂了社会对自然的改造力量。而全民效率核算以全局利益(劳动效用创新)引导局部利益(企业利润)，以国内使用价值循环(围绕效用创新的价值循环)引导面向国际的市场价值循环。这是把计划与市场的优势做了兼顾，又避免了二者缺陷。
社会管理只要抓住一点：生产中是否有时间节约?产品消费是否带来时间节约?如果产能过剩属于第一种情况，那它处于淘汰落后产能的优势地位。社会只要以强制压价的方式就能处理产能过剩。如果产能过剩属于后一种情况，那么这种过剩是虚假过剩。社会只要依据产品过剩量的价值和产品流转速度，直接增发货币。增加的购买力部分由社会部分补贴给产品消费方，部分回馈社会。
如果产能过剩不包含时间节约因素，它只是市场过分逐利的后果，是工艺落后、效用陈旧重复的过剩，那么企业的价值循环就应该在社会强行压价中向零利润甚至亏损解体、拍卖的方向过渡。而其中具备技术改造条件的企业，则可以由社会扶持“升级换代”。
依据这个逻辑，大规模的架桥铺路，大范围产品更新换代，机器人应用等等带来时间节约的劳动，都无需看市场和资本的脸色，在全民效率尺度衡量下，直接完成从使用价值到价值的财富交易转换。关键是要打破旧观念，认识到资本效率依靠剩余价值赚钱，全民效率是依靠剩余使用价值在赚钱，而且是以“共富”准则高效率赚钱。
生产力先进而又是私有制国家像美、欧、日本等国，面对“生产过剩”危机也可以运用全民效率核算以考察效率“短板”，但是资本运动只着眼于企业生存，还达不到着眼于社会生存的层次，所以资本运动只能服从利润法则，而不能形成全民效率法则。
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技术创新，一般都是采用技术垄断的方式获取高额利润。究竟是资本垄断的方式还是全民效率回馈全民利益的方式对技术创新更有利?效用体系的整体性决定了效用开发的经济价值不可能一枝独秀。光纤的性能指标、资源利用的合理程度都要胜过铜电缆，但只有当商业对线路承载的信息量普遍有更高要求的时候，光纤改造的巨额投资才有回收的依据。由此可见效用开发的最高经济价值要依托社会效用体系的基础部位，才能得到最大体现。所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首先是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基础效用的改善。落后效用提升越快，先进效用的经济价值才越有实现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效用开发的深度也随之提高。(因为二者同处一个相互影响的效用体系之中)。这是一个科技应用和科技尖端开发在经济利益上的对应依赖关系，也是一个塔基和塔高的对应依赖关系。塔基越宽广，塔高才能随之增加。依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技术垄断机制(当代资本垄断的体现)，实际后果反而是自身的先进技术发展受到应用上的利益抑制。
二、从依靠剩余价值循环致富到依靠剩余使用价值循环致富是历史性的跨越
因为产品效用互有联系，在社会总的劳动时间投入与总物质财富产出之比中，局部生产各种效率变化影响以及社会效益都已经涵括在内。所以我们只要将社会中劳动消耗的产业主体以及社会基本必需品(约数百种)的劳动年平均效率指标列出来，其年效率增长即意味着在同等劳动时间内产生了更多物质财富。这部分低耗或“无偿”的财富属于社会剩余效用，它可以按照该效用的市场价格折算为社会价值量，按照货币流通速度增发货币。
由于这部分购买力来自于社会效益或全民效率，按照责权利相一致的经济法则，它归于全民利益。在目前生产力阶段，全民利益具体表现为全民的基本利益保障，即全民免费医疗、义务教育、养老保障等等。当然，影响效率提升的主要行业与企业、个人都能按比例获得部分效率“回报”。所以全民福利不是经济负担，而是社会价值循环的关键中转站。
在全民效率核算中，产品的平均效率是指实际生产能力，而不是指在市场上已经获得交易实现的产值。这是因为经过资本核算后的购买力，并不是生产力水平的真实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能力创造物质财富，并依靠这一块物质财富的消费进一步提升劳动能力，才能进一步扩张生产。在这种基本的生产关系规定中，平均效率是生产力的代表性指标，也是经济运动的决定性指标。马克思对价值的规定就是“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所以尊重平均效率即是尊重价值法则，一切须经过市场的神话就此被打破。
人们对一切生产关系改革的进步意义，都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规定的基础之上。全民效率所带来的全民利润，是依据剩余使用价值的情况所做的货币发行，社会购买力其实只是帮助效率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劳动者价值由效率指标决定，不仅是企业成本，同时也是社会投资。
劳动是质与量的统一，也是效用与时间消耗的统一。劳动以一小时的劳动效果，达到传统效用两小时的劳动效果，这也是以物质增长支持社会购买力增长。所以，在社会劳动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的社会效率决定社会购买力。这是现代经济运动的重要特征。效率增长越快，有实物支持的货币也就允许增长越快。社会财富自然也就增多。在个别生产成为效率提升主力的情况下，资本生产就是依靠生产效率快速增长带动财富快速增长的优势，战胜了封建的小农经济。而现代生产中劳动效用的提升主力，正在由个体为主转向整体协助为主，所以标志新生产方式、新经济秩序的公有制成为历史发展趋势。
因为同等劳动时间中效用增长，剩余使用价值也能赋予价值，即社会效益也能折算成价值，这对资本经济法则当然是一个冲击。但是资本经济对封建经济秩序的冲击，不也是依靠效用大面积创新而取胜?电力、铁路、蒸汽机等等，“——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4页)。所有劳动效用创新、科技创新都是像桥梁的作用一样，在消费使用中会产生次生价值，因此具有价值增殖能力。
通过自创的财富消费提升能力，是社会生产和全民利益互动的立足点。社会平均效率即是全民效率，因为反映生产力的根本利益，也等于代表了社会的根本利益。在这里，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是社会经济循环的一体两面。全民效率的社会动力来源是全民利益，而全民利益的经济来源是全民效率。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论述，反映毛主席的经济指导思想是全民效率层次。但是因为当时具体的经济核算体系是建立在企业赢利的基础上，企业赢利的法则依然是资本法则。例如劳动者工资是与私企一样来当作成本核算。而我们的税收，我们的社会资金来源，无论是否用于公益，都是取自企业的利润上缴。全民计划实际上是为企业、为资本法则服务的计划，因为企业赢利多少成为全民计划的优劣标准。如果我们要把企业利益置于社会经济的核心地位，那么挣脱一切社会约束的资本自由秩序，就成为企业经营的理想境界和奋斗目标。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尽管“血腥肮脏”，却依然盛行于世的经济基础。
以企业利益衡量劳动，就将劳动效用局限于为企业服务的范围内。就好比一项科技成果，明明是对社会有绝大好处，可是因为要经过企业利益的评价，最终会沦为企业赢利的工具。劳动效用因此受到损害。劳动效用在企业利益约束下，一是提升空间极为有限，因为企业利益毕竟是局部利益。二是迅速转向复制效用。因为在复制产品的方式中，企业生产成本会走低，而利润会走高。无数经济学家在这种重复效用的价值运动中，绞尽脑汁的争取利润，计较得失。
公私矛盾，如果以“基本生产资料权利归公”为改造标志，那仅仅是社会对产权的权利强制，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种强制能否巩固并取得进步，还要看形成产权的生产力以及在生产力基础上所形成的利益核算关系改造的如何。以全民效率指导企业效率，这就是前人探索留给后人的启迪。
既然全民效率也能赚钱，那么社会围绕效用创新必定形成新的利益支持机制。这种机制我们称之为效用增殖机制。在这种增殖机制中，国企不再是单纯的资本赢利组织，也是社会效用的创新平台。国企的价值循环既依靠科技创新及社会协作获得全民效率的按比例回馈，也依靠市场交易回馈。哪一部分比例大，要视企业创新状况而定。
物质效用在经济运动中是一个社会经济进步的物质平台。例如工具效用就是劳动所依托的物质平台;汽车与火车效用系统就是我们生产生活所依托的陆地交通平台。平台提升所带来的物质财富效应，是一种长期的面式效应。这就好比大桥对沟通两岸的经济作用以及科技对生产的经济作用，它的受益不是以某个建桥企业或科技企业获利这种点来计算，而是以经济区域这种面来计算。它对价值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产品交换的按质论价环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产品的长期消费效果上。所以社会所得到的财富增长不是以个别企业自然数方式的积累增长，而是以倍数或指数形式跳跃扩张。这种依靠剩余使用价值以指数方式增长财富的能力，是个别资本剩余价值积累机制所无法比拟的。
用于知识创新(效用提升)的社会支出是一次性的，而效用收益是全面和长期的。这种短期投入，长期受益;面式扩张影响;指数型跳跃式的增长财富，是社会生产中剩余使用价值的循环方式，也是公有制的生产方式，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而在资本生产机制中，财富依靠剩余价值积累，实际就是在争夺绝对有限的劳动时间消耗。财富增长归于个别企业资本，属于点式受益，少数人受益。经济上谁优谁劣在此一目了然。公有制生产方式的这种先进性，决定了其对国际秩序的身份只能是主导与改造者，而不是接轨者。
在社会生产中的消费领域。在传统的资本生产方式中，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的交界点是交换。商品交换前是属于生产利益，交换后是属于消费利益。这是因为资本增殖的价值循环圈通过交换环节就能实现，不需要进入消费领域。所以在资本经济中，无论是微观经济还是宏观管理，消费就是开支，就是成本。
生产与消费的利益对立，构成了资本秩序的基石，反映的实际是资本属性的私有与对立。正如商人所言，如果买方和卖方都讲雷锋精神，那生产就无法维持。所以在财富增殖过程(也就是价值增殖过程)中，产品质量对资本生产而言构成了一种外界的强加与制约。生产方的产品价值要想在消费者手上得到实现，那是“惊险的一跃”。
由于物质产品的次生价值是在消费领域实现，这使得在全民效率核算制中，所有的消费都变成了生产。这也还原了现实生活中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事实。市场交易只成为使用价值与价值中转的一个环节。
消费环节一方面将物质效用落实到生产的最终目标――人的效用上(各种生产生活消耗最终都是为人服务的)，另一方面又将消费者支出(凝固的劳动时间，以货币表现的价值)返还给生产领域，使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扩张的物质条件。消费实际上与生产一样，都在为提升劳动效率服务，都具有致富功能。
尤其是在人的生活消费环节，因为人的劳动效用可变，所以社会对人的消费投入产出比是不确定的，是可变的。无论是资本增殖还是效用增殖，根本上都是依据消费环节中可变的费效比来扩大再生产。所以就公有制而言，劳动者的消费开支，既是社会生产的周转金，也是社会生产的可变资本，唯独不能视作是只出不进的生产成本。
产品消费期就是效用投资的回报期，消费效率左右了再生产的扩张能力，消费结构在引导生产结构，消费能力制约生产规模，消费评价成为对生产的最高评价。在宏观经济中，真正的成本是时间消耗，而不是消费资金支出。
既然在宏观上对消费的投入，也就是对生产的投资。我们就没有必要将消费支出尽力压缩。改革前所执行的“高积累，低消费”就显示出典型的资本核算观念。消费对生产能发挥多大的反作用，取决于消费自身的效率和生产对消费能提供多少物质产品。(生产转换率)。消费过程应该看作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的生产过程。因此将生活消费能力与生产中的劳动效用(效率指标)挂钩，形成按比例分配关系，成为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公有制经济中，更是应该先行一步，将其制度化，明朗化。
就全民效率本身而言，追求的是物质到财富的转换率。使用价值到底需要多少购买力(价值)对应，本质上由劳动的财富转换率决定。也正因此，人自身的生产过程，其对物质消费的比例，也是由社会平均效率所决定。所以生活消费水平过低或过高，都会人为阻碍物质到财富的转换率，都会人为阻碍生产力所决定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应关系。
作为社会生产的核心产业链——人自身的生产过程，其经济作用是随劳动方式的进步而转化。即在重复性劳动为主、资本核算为主的经济环境中，人的生活费用是作为生产的价值损耗和成本出现，而随着科技与协作型劳动的扩张，人的生活费用才会逐步显示生产属性和次生价值。社会对人的福利开支，才会变成回报丰厚的生产投资。
不同的生产评价标准产生于不同的生产方式。大量的基础研究、无偿援助与人文关怀，对资本生产而言，这是亏本运作，难以为继。而对公有制而言，由于提升了全民效率，这恰恰是有赢利回报的生产行为。传统公有制中所出现的教育补贴、医疗补贴、勘探补贴、高铁补贴等等，都是公有制对劳动社会效益的一种价值平衡，不能看作是经济弊病。在所有社会产品中，人是具有最大次生价值(潜力)的产品。全民效率会以剩余效用形成财富新来源的资格，主导与规范企业经营与市场博弈。盲目自私的市场由此向理性有序的市场转变。
效用对经济引导能带来的利润优势，当然是涉及面愈广愈突出。一国是如此，数国之间的区域合作也是如此。在全民效率的尺度衡量下，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恰恰成为效用创新、资金投入的切入点。效用的衔接是无国界的。局部经济利益最终借助效用的社会性而走向生产的国际化。当各国都自觉的采用社会平均费效比这样一把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时，国际通用货币，国际价值也开始形成。此时全球的经济活动，服从全球平均效率的衡量，合理安排资源，实现劳动效果全球公正共享的全球化。经济运动的主要矛盾，由对财富运用效率上的竞争，逐步取代对资源垄断上的竞争。
社会分配以及社会产权结构围绕劳动效用增殖重构，是时代的发展趋势。产权是经济秩序成熟时的责权利规定。资本产权所服务的是资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一系列权利界定要求。而公有制生产也必须形成自己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机制，才能随之形成公有的或者是全民的产权机制。目前公有制在实行社会基本生产资料全民所有之后，尽管建立大批国企，尽管财政收支有国家的计划分配，但是因为经济核算只实行资本核算制，就必然要以资本的得失观规范生产经营，规范生产制度，规范生产关系，所以全民的产权机制实际还处于“萌芽”时期。
国企的利益主体，关键在于承认劳动权利产权化。这也就等于承认劳动的使用效果(劳动效用)在财富增长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劳动效果(效用)像所有者一样要求社会资源围绕其分配，这当然突破了私有资本的局限，并且只有全民所有的社会制度才能容纳。
国企的内部分配既包含像私企一样的按技能、按科技创新成果、按文化程度的分类，也包含企业收益与工资支出在总体上按比例分配。这中间涉及三个问题：
1、无论是协作还是科技创新，社会效益对企业的回报都是按比例分配。它将公有制的利益格局落实为“效率面前人人平等”， 这与私有经济中的“资本面前人人平等”形成对照。各种劳动只有在效率面前处于平等获利的地位，才有利于劳动者发挥积极主动性。
2、符合公有制要求。劳动产权化是从经济关系上落实和保障了“鞍钢宪法”。劳动者在利益分配中落实了主人翁地位，也承担了“自己解放自己”的经济责任。
3、符合生产力进步要求。法人代理、知识专利、承包经营、绩效工资等都是现代生产对劳动产权化的推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企业收益与局部劳动者整体按比例分配，表面上是沟通了个人效率与企业效率的经济利益联系。但是由于企业在社会的效率竞争中也是按比例分配，这就将每一个人的劳动与社会责任、国家利益相沟通。
国企劳动产权的组织形式一般为企业党委领导下的职代会。仅仅依靠“三资”企业振兴不了公有制，国企盘活，地方财政才能有“活水”。
在效用增殖机制看来，“生产过剩”就是重复效用过剩，而不是最优效用过剩。在一定生产能力的约束下，人们所需的物质产品效用与生产该产品的劳动时间补偿形成对应关系。所以“生产过剩”也是企业利润量超越企业效用水平的表现，低效率劳动产品的含金量大幅度“缩水”，粗劣产品的积压与倾销，正是这部分劳动时间被社会抛弃的表现。加大对效用创新的投入与消费补贴，对落后产品压价清理，是效用增殖应对“生产过剩”的杀手锏。
在资本增殖形态下运作，企业处于经济运动的核心地位，企业价值增长、利润增长的目标高于一切。在效用增殖形态下运作，企业的价值增长只有在符合社会利益的条件下才被认可，社会利益高于一切。这个社会利益对企业而言，不是在企业利润上搞“一平二调”，而是通过全民效率核算分配，引导企业创新与协作。
企业与个人生活在价值世界中，财富的物质性已经由价值符号所代表，所以局部经济的生存条件是利润。有利润则等于拥有财富。但是社会生产作为一个宏观整体而言，物的效用，才是现实社会的客观支撑点，是社会基本的生存条件。劳动所采取的种种社会形态，例如价值、利润等等，都是服务于社会物质效用体系，才能体现自身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所以从宏观经济层次看，财富的物质属性处于生产的第一位。其价值补偿是内洽的，效率是内向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其指导思想。社会生产的宏观范围愈大，社会生产的物质依赖性和效率内向性就愈突出、愈明显。如果是将全球经济视作一个整体，对外就是宇宙，如何实行价值交换?此时宏观生产的物质第一属性、价值自洽性和效率内向性就易于理解。因为劳动总量是一个常量，因此社会所能形成的利润总量也是一个定量。甲的利润增加，不过是乙的利润转移。所以利润目标，并不是社会生产的本质目标。
在公有经济的核算上有两种认识。一是在社会生产中强调劳动效用配合的同时，不重视价值对劳动差异补偿的准确可靠。美其名曰“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结果导致社会生产中高效劳动与低效劳动混为一体，劳动的剩余使用价值不能转化为价值，而社会剩余劳动量毕竟有限，形成购买力奇缺。这在苏联体制中表现明显。
二是在强调劳动消耗必须反映个别差异的同时，否定劳动效用平台对价值形成的提升作用。对所有的社会功能系统例如医院、教育乃至高速铁路等等，都以资本核算衡量盈亏。社会利益割裂为局部利益，导致社会效用体系瓦解，价值含金量急剧下降(价值泡沫化)。表现在经济中就是以企业利益取代社会利益，企业利润迅速增长，但是因为社会为此支付更多费用，所以企业利润的社会购买力也在加速下降。这在“苏东”瓦解后的公有经济市场化大潮中表现明显。
在年度单位时间内，各种效用满足社会的基本消费时间，可视作各种效用的基本作用。例如每年消耗多少钢，多少粮食、多少能源等等。按照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叠加的观点，产品的社会效益也可以视作产品传统效用消耗时间的叠加。由此社会平均效率可以视为总的产品劳动消耗时间与总的产品产出可供消费时间的对应，这是一种粗略评估生产力增长的计算方法。
由于效用创新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消费中的时间节约)会在广泛应用中逐渐减少，(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旧软件产品往往还未完全普及就被新软件所更新换代)。所以围绕社会效用而形成的价值增殖计算也应该按照其普及程度和更新速度而逐年减少，直至归零。国企只有持续创新，才有可能持续得到创新回馈。
因全民效率指标增长而产生的货币增发，与市场竞争中的利润收入会不会形成重复计算?剩余劳动量与剩余劳动效用(剩余劳动使用价值)的价值增长是各有侧重，但是毕竟都是发生在一个劳动主体上。
1、市场交易中也有“按质论价”，尽管是按资本赢利尺度衡量产品质量，但是也反映了部分劳动效用的价值含量。
2、当企业自身的劳动效用创新导致自己生产内部的成本下降时，就会形成这个企业的利润计算与社会平均效率上升所计算的购买力重复。
3、在社会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应转换中，会有一个有弹性的衔接空间。例如志愿者的无偿劳动、决策错误的无效劳动等等，这种情况会导致社会在滥发货币中，恰好实现了部分劳动的社会效益。这会导致通货膨胀滞后或者减轻。社会中劳动协作愈多，价值与使用价值转换中的弹性空间就会愈大。这或许也是公有制的抗通胀能力要强于私有制的原因。
全民效率与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就像追求自由行驶的汽车与红绿灯等交通规则的关系一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成分存在。另一方面，全民效率作为价值与使用价值转换的中介，又深深介入到企业效率的形成条件中。
社会是以全民利益(平均费效比)为企业产能的调整底线，而不是以企业利润(盈亏)为调整底线。这就突破了资本利益的应对危机局限，“经济过剩”危机从根子上得到抑制。例如钢铁企业的价值循环条件被全民利益的价值循环条件拉低(社会平均费效比标准)，而钢铁消费范围被拓宽(国家可以对其调配与消费补贴)。既以社会利益消化了过剩产能，又抑制了在利润刺激下疯狂扩张的产能冲动。
现代生产中社会效率与个体效率的结合成为新世纪科技进步的新特征。对于这个新生产形态的到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较普遍的称呼是“知识经济”。知识也可视作是效用的逻辑体系，知识成果具体表现为新效用。所以知识与效用本质上一致，在生产中的作用一致。它们反映的都是劳动的共性、劳动的社会性。它们的增长，需要一个依据社会整体利益所展开的协作机制。而社会整体利益只有在公有制中才有实际的存在，(公有制的基本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是从社会制度上落实了全民协作和全民利益)。所以效用增殖生产机制实际就是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公有制则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在社会制度上的保证。效用增殖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形态。由于现代资本生产同样在追求高科技，势必愈来愈依靠效用增殖财富，就这点而言，公有制是世界社会制度的发展方向。
只有出现全民效率的衡量指标，并以此形成与全民利益按比例互动的价值链，公有制的经济循环才算基本成形。私有制社会也有支持公益事业的财政开销，但是这种开销是补贴与成本性质，不具有生产性。有没有全民效率机制，是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根本区别。
三、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属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有一个人们容易忽视的问题：劳动的社会性不是源于社会建立公有制之后，而是源于劳动与生俱来就具有的社会属性。劳动本身既具有个性也具有共性。反映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劳动既通过价值核算体现其个别差异，又通过劳动之间的合作体现其社会性和共性。劳动的社会效益、劳动的共性、劳动的质量，都反映在劳动的效用上。劳动效用是指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因为效用本身就是一个体系中的相互配合的概念，在生产关系中反映的是社会共性。所以社会在追求劳动效用创新的过程中，效用优化的范围不会只限于企业、地区、行业等等，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都在提升效用的关注范围内。因此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只适合公有制经济。
二战后一些经济落后国家开始建立公有制，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私有资本的利润增长机制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尽快提升生产力的要求。劳动的共性在生产力(大工业)的支持下，需要张扬，需要突破个别生产以体现其经济力量。
按照劳动效用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对劳动方式本身可以作一区别：
一种是影响消费方价值的劳动耗费。例如架桥铺路可以节约消费者的交通时间;生产节能灯泡可以节约消费者的电费等等。所有的科技创新，以及社会协作的劳动，都具有影响消费方劳动耗费的能力。这种劳动的特点是对工具、工艺、生产条件本身进行改造。对此我们称之为开发性劳动。它在消费中会具有次生价值，或者说具有价值增殖的功能。它的利润主要来自于社会效益(剩余使用价值)，适用于全民效率核算，也是公有制的基本劳动。当社会主要的体力劳动由机器人代理时，意味着开发性劳动占据社会生产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公有制在社会制度竞争中占据主体地位。
另一种是满足传统需求的劳动。劳动过程是对生产资料作传统加工，具有工艺不变、效用复制、消费过程中劳动价值只具有单纯转移或损耗的特点，我们称之为重复性劳动。资本生产主要依靠重复性劳动产生剩余价值，并实行资本核算。由于生产力水平所限，目前即使是公有制国家也普遍依靠重复性劳动，并采用资本核算制。这种带有严重资本主义烙印的公有制，还需要生产力的创新与推动才能巩固发展。其道理就如同手工磨基础上不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样的。
因为生产过程的管理与利益分配都要依据劳动特征而作出，而劳动特征又是生产力的反映，所以劳动方式是衔接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桥梁。不同的劳动方式代表了不同生产力水平，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开发性劳动的创新机制全面中止，意味着生产进步停滞。社会生产自然会转为重复性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也会自然向私有制转化。我国既坚持公有制，又处于以重复性劳动为主、以资本核算为主的汪洋大海，这就构成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
开发性劳动坚持整体效率至上，而重复性劳动又坚持局部效率至上，这二者是矛盾的。作为生产形态的微观基础——企业，在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机制要求下，其行为也产生冲突。反映到社会经济中，就表现为两种生产机制和两种产权的斗争;表现为法人效率与资本效率，法人产权与资本产权的斗争;表现为生产效率是能够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础上，还是不能够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础上的斗争;表现为“公”与“私”的斗争。在这种矛盾的驱使下，经济运动的微观主体——企业，表现出既要发展科技又要垄断科技;既要追求资本控制，又要实行法人代理;微观核算上坚持压低工资成本，宏观管理上又要想方设法扩大市场内需;既要自由竞争，又要自己垄断;既要社会公正，又希望自己能拥有特权等等一系列的矛盾追求。
其实这种矛盾何止是表现在企业层面，可以说每一个经济层次都是这种矛盾的统一体。国家经济在世界市场中属于局部利益，所以无论它是私有制国家还是公有制国家，面对世界市场，它表现为资本角色，追求以国家为单位的局部利益。而面对国家的管辖区域，它又表现为社会管理角色，要坚持整体效率至上，整体利益至上。否则国家的管理职能和管理资格就要被削弱。在行政管理为主的经济体系中，各省、市、县的经济运作都是如此。对上它表现为资本机制，力求维护地方的局部利益;对下却又要求“全局一盘棋”，维护整体利益了。
国家经济，对外界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局部性、个别性。这就需要计较利润收益;对内部则表现为经济利益的整体性、社会性，宏观性，需要计较社会生产的物质效用、全民效率等等。国家经济的这种二重经济属性，看似矛盾，实际恰恰兼顾了生产运动的矛盾对立双方。即兼顾了劳动中劳动量与劳动效用这两种要素的矛盾对立，兼顾了宏观与微观的矛盾对立，兼顾了劳动消耗与物质产出的矛盾对立。
在这种矛盾对立的双方，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符合经济运动发展趋势的一方。由于当前的经济运动倾向于生产效率全民化而不是私有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以私有化主导经济矛盾的指导思想，就成为倒退的指导思想。社会剩余价值总量基本不变，加上两级分化，人的生产活力受到压抑，财富自然也就受到压抑。而以社会化、效用化主导经济矛盾的指导思想，则成为进步的指导思想。人的生产活力受到张扬，财富源泉自然也就扩张。
四、全民效率指标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的其它作用
简要的说，1、拓宽了劳动转换财富的渠道。由于全民效率所涉及的社会面广泛，在财富的生产方面，不仅企业劳动是财富，行政劳动、教育劳动、医疗劳动等等都成为致富因素。在财富实现方面，生产已经不需要走市场交易的独木桥。只要劳动效用能够节约时间，能够提升效用平台，社会可以通过配发货币或者直接调配方式予以价值实现。
2、社会效率与局部效率的沟通中介。局部效率服从于局部利益，而局部利益并不会自觉服从全局利益。全民效率是局部效率的综合，服务于全民效率即是服务于局部效率，这就等于抓住了局部利益的“牛鼻子”。伤害别人的利益即等于伤害自己，对社会“假、冒、伪、劣”，即是对自己“假、冒、伪、劣”。上下同心，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经济难关不能攻破?对国企而言，找到了政企相对分开的经营准则，找到了自主经营的方向和权益。以往的国企如果以市场利润为经营目标，又违背了全民所有的意愿，与资本经营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以政府指令为依据，又丧失了经营自主权和自主权益。国企成为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经济怪物。而在全民效率核算体系中，国企的定位是社会效率的平台，在全民效率的竞争中得到利益回报。国企经营服从全民利益，已经不是唯政府指令而动。
3、使用价值与价值转换的新中介。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在生产中是通过人与效用的互动关系来表达。这实际也是物质财富与劳动时间的转换关系。在全民效率的经济表达中，劳动效用所具有的社会性，对社会所带来的利益，已经远超个别生产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利润。
4、生产与消费的中介。效用提升兼顾了生产与消费的共同要求，所以生产与消费双方再也不是尔虞我诈的敌对利益关系，而是利益一致的对效用提升的两个方面。这是效用增殖机制具有社会性的重要特征。正如人们所常常说的，一切垃圾都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生产本身既是对资源的消费过程，也是对另一种资源(废弃物)的提供过程。
5、精神与物质互动的中介。劳动效用是生产效用的核心动力，效用开发愈自主愈独立，劳动效用及其权益也就愈独立愈完善。一方面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构成了生产活力的基础，社会经济秩序必须成为张扬劳动权益的秩序。另一方面社会不断改进和维护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使个人的劳动能力不断突破物质条件的枷锁。(我们知道，在资本条件的约束下，很多人是连读书学习的机会都没有)。当物质财富的丰富达到社会有能力包揽个人生活基本物资耗费的情况下，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劳动的创造自由度才能突破个人利益这一最终的物质利益障碍而达到一个新阶段。但在此阶段到来之前，个人利益与奉献的社会目标构成了效用核算进步不可分离的两个侧面。
开发性劳动面对的是未知的自然领域，生产创新的目标一方面决定了劳动的消耗和回报都不能精确确定，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劳动必须要有主动性、创造性和奉献精神。这种自主创新的生产机制，要求劳动责任必须与生产的最终收益责任挂钩，才能达到生产目的。那种只追求按质按量完成局部任务的雇佣关系显然已不能适应劳动功能的这种转化。只有将劳动权力和收益与劳动最终效果挂钩，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生产利益直接相联，才能维护住第一线的劳动效率。也才能维护住生产过程中责、权、利的有机统一。
由于劳动能力的发挥在生产效率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个人权益的生产性随之提升。这在当前的人材争夺中已有体现。劳动权益的扩张向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人的精神境界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条件。全民效率把人的因素摆到了生产的第一位，也就等于把人的生活质量、精神境界摆到了生产效率、生产目标的第一位。消费利益与生产利益合为一体，提升消费也就是提升生产。
另一方面由于人自身的生产过程还是一个物质上自我维持的过程，一个效率绝对内敛的过程，这是物质匮乏在社会生产中的最后表现和最后一块领地。所以在知识性生产(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劳动利益差异最终落实为局部劳动者个人利益差异而不是资本家个人收益差异。企业动力最终来源于劳动者的私人物质利益追求，而企业协作的最终障碍也来源于局部劳动者对私人利益的维护。效率的障碍与动力集于一体，使得劳动者个人利益成为知识性生产的矛盾中心。当生产效用使劳动时间越来越“贵”，但是生活品的劳动耗费已经不占据日常劳动的主要时间时，当物质财富的丰富达到社会有能力包揽个人生活基本物资耗费的情况下(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义务教育等的出现，反应了这种发展趋势)，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劳动的创造自由度才能突破个人生存条件这一最终的物质利益枷锁而达到一个新阶段。当然，这也是生产效率的又一个新天地。但在此阶段到来之前，个人利益的经济争夺与精神高尚的社会引导构成了开发性劳动进步不可分离的两个侧面。正如本文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这也是劳动共性与个性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的矛盾运动。
人是生产的原动力，生产效用最终服务于人的效用提高，而人的效用提高又推动生产效用的提高。在效用增殖方式中，人的利益直接体现为生产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也就联在了一起，愈公正就愈有效率。帮助对方也就等于是帮助自己，奉献精神不再是傻子精神，而成了劳动创造的支撑点(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衡量劳动的创造价值)。高尚的人文环境和高效的社会经济环境，成了经济高效率增长、世界资金、人材、技术持续涌入的前提，而不是结果。进步的生产力必然追求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进步的生产方式必然进一步解放人们自己的活动能力。这是没有法子改变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而在资本增殖方式中，人的利益属于消费方利益，属于生产成本，必须压缩得越小越好;个人利益必须先与资本利益联在一起，方才能与社会利益联系，这就将人的自主性局限于自私与短视的层面。
6、政企分工与协作的依据。政府管理经济的优势是能够跳出资本利益的局限履行社会利益诉求，缺点是没有相应的经济责权利约束。企业管理的优势是有明确的经济责权利约束，但是没有社会职责和利益的担当。全民效率核算既反映全局利益，又反映企业的根本利益，是二者的效率共同点也是二者的利益沟通点。政府与企业都要服从全民效率，并以此找到合作依据和分工依据，它将会在宏观与微观经营“双赢”上得到反映。
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从经济制度上瓦解了官僚阶层。社会财富的独享是官僚阶层形成的经济“土壤”。在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同步升降的情况下，社会管理层的财富比例自然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利益也只是劳动者总体利益的组成部分。二者比例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那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利益分配方式不存在了，官僚阶层自然也就还原为管理阶层。马克思指出：“英国国教会，对于在三十九个信条中攻击三十八条的人还会原谅，而不会原谅一个夺去他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资本论》第一卷第5页)。如果我们将官员的收入水平与当地社会的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按比例相联，我们还用担心扶贫工作落不到实处?在收益以比例相联的情况下，剥夺了穷人，也就等于剥夺了自己。改变利益分配方式，是比官员公布财产或者开展政治运动更根本更有效的做法。
7、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中介。当社会进步力量将社会基本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收归社会进步意识支配以后，社会生产的基本职责和基本法则成为人们需要加深认识的新事物。人们总是在走了巨大弯路之后不自觉的返回生产力要求。社会平均效率指标也可以社会平均费效比指标表达，它建立的是社会生产总体的规范与法则，直接以社会意识表达生产力诉求，实际是为社会意识自觉掌握生产规律提供了条件。今后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还会像以前那样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吗?
8、解决就业。按照效用增殖的逻辑，劳动效率越高，人们可以享受的福利也就越高。全民效率在决定财富分配比例尺度。像欧美等生产力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困境，是因为把财富来源建立在企业利润率上。如果机器人的推广会导致更多的劳动者失业，这只能说明机器人的剩余使用价值尚未转化为价值，效率平台尚未完全展开。因为人对自然的应用愈多，自然中未知的东西也就暴露得越多，劳动需要参与的面也就愈广。这只会为生产发展提供无穷劳动空间。知识进步导致物质财富超值增加，财富增长又为更多的人参与生产提供物质条件，为知识的扩张提供生力军。所以对全民效率而言，是参与生产的人越多越好，本能的要求全面就业，充分就业，各尽所能。而资本的就业机制，从局部赢利出发，是以强大的失业大军作社会基础的。
在资本生产中，是以企业利润的尺度衡量财富。全民效率核算则是以社会利润(社会受益)尺度衡量财富。公有制经济也争取利润，但是利润的来源是劳动效用差，而资本利润的来源是企业剩余价值差。社会利益的尺度将财富形成面从物质领域扩张到非物质领域，例如教育质量、环境卫生等等;对财富的容纳深度无限。例如对机器人的应用，就丝毫不担心会产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科技进步愈快，财富增加的就愈快。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以依靠劳动数量的增长为主，而是以依靠劳动质量的增长为主。在劳动方式上，表现为社会生产不再以重复性劳动推动为主，而是以开发性劳动推动为主。以效用核算、社会效益核算、全民效率核算为标志的公有制自然走向经济前台。
效率的核算尺度愈宽，财富的涌流面就愈广。但是效率的核算尺度又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在重复性劳动尚未被机器人所基本取代的情况下，目前全民效率核算的范围只能是直接的时间节约，而以后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会把间接的时间效率例如教育因素、文化因素、环境因素等等都会列入核算尺度内。所以无论是从生产成长方式中的劳动定位而言，还是从劳动效用自身的生产特征而言，劳动效用都是当代生产中最高权威的业绩考核指标，是全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市场中劳动价值多少，要由劳动效用来决定，这也是人们在现代生产中普遍追求科技创新的原因所在。
资本核算制从两个方面压制住开发性劳动。一是从劳动外部的选择条件上给予压缩。资本利益本身就是局部利益的框框。劳动效用要服从资本要求，就先天压制了劳动效用的社会选择。诸多社会协作与财富扩张的源泉都因此丧失。如果公有制国家是以国家资本的方式运作社会资源，那么也仅是把劳动效用扩张到国家级别而已。国家操控资源的能力增强，资本赢利的本质没有改变。二是从劳动的内在动力上给予压制。资本核算中人的收入被视作成本，是压缩的对象，本质上就是在排斥劳动效用的动力源泉。劳动者在政治上是主人，在核算中做成本，是被压缩的对象，这能统一吗?能共富吗?
社会只有从普遍改善人的基本生存状况入手，从确保人的基本生活物质条件入手，才能彻底解放劳动的创造力，才能获得最高效率的资源运用效果。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关系得到良性协调的情况下，经济运动再也不是效率第一公平第二的两难选择，而是公平必然产生效率，效率必须维护公平。
落后效用提升越快，先进效用的经济价值就越有实现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效用开发的能力和深度也随之提高。这是一个效用与价值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帮助落后地区发展互联网，我们才有进一步提升互联网技术的实力与条件。我们只有帮助落后地区提升科技水平，我们自身的科技水平才有进一步提高的物质基础。通过社会组织的大规模效用提升，可以使自身的投资与劳动得到顺利实现、使相关配套产业得到收益、使效用的消费方受益。这种生产、投资、消费三方收益、社会运筹为主的物质财富增长方式，这种既引导市场价值流向又引导市场开拓的效用增殖生产方式，是公有制迈向高级阶段的经济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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