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范畴论及，它象征了作为被实施对象的既定国家政治路线的改变；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即是一个社会各种阶层、各种地区不同人群关于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对它的概念可以认定为国策既指，也可理解为不触动上层建筑的改朝换代。通常它虽只是象征了一种既定名目，但从它的实际运行来看，将其作为一个大刀阔斧的、甚至相伴有血淋淋代价的动词也尚无不可。
无可否认，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社会，主导我们于参加社会化大生产中自身相关利益的分割关系，以及再对每个人社会身份的现实定位等等，它都与三十多年来紧密影响我们生活的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不无关系。而从宏观范畴而言，由于这些特定发展政策的具体实施，必将导致国家发展战略、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安定和谐程度以及国家对外关系等等都发生不可逆改变，所以说上述也都与改革开放存在直接关系。
百度互动百科如此为改革定义道：
“改革有两种：一种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调整;一种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彻底的改革，导致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改革，汉语词语，现常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科学定义：是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相较于革命是以极端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权以达成改变现状的目的，改革是指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内实行变革。通常一个改革是否能成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若成功可让该国走向稳定局势，若失败可能遭致内乱或冲突。”
“改革与变法贯穿于中外历史发展的始终。尽管各个国家、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情况不同，具体改革的内容、目的、手段为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即改革都不是固守已不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的旧的法制、体制或政策。”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
1. 春秋时期管仲改革“相地而衰征”;
2. 战国时期的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3. 西汉末年王莽改制;
4. 北魏孝文帝改革;
5. 后周世宗改革;
6. 北宋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
7. 明朝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
8. 近代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
9. 现代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等。
……
而对于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毛泽东同志身后自谓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资改当局如此自表：
“改革开放是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一决策扭转了中国自1949年后逐渐对外封闭的情况，使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对这场改革产生的背景是：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国家财政赤字严重。截至1978年，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增加了一倍多，年均递增率达6.8%，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广大人民依然贫穷，科学技术也很落后，而文革后，中共更是出现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在此紧要关头，邓小平第三度上台，恢复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尝试对当时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努力将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移到市场经济上。邓小平的复出及其改革尝试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拥护。”……
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上述改革背景论的话语表述中矛盾之处了?先是表达文革后我国经济以至崩溃边缘，国家财政赤字严重，但随后却又有“尽管……”等说明，并且还难以否定有诸如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年均递增率增递等字样，还不得不承认由于公有制发展“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等等的。那么，也许至此并没有找出需要进行改革的理由，所以才又有“但是广大人民依然贫穷，科学技术也很落后，而文革后，中共更是出现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等句，于是，似乎不进行改革人民就难以富有，科学技术也不能得到发展，而最重要还是中共的“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就无法解决。
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都是抑制社会豪强所得转而为平民增加收益的改革，即是用“损富补贫”以达到平息社会戾气，营造相对安定社会局面以求延缓特定政权既定统治的政治目的。但西化派的改革则完全相反，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拉大贫富差距、加深社会分化为结局，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在中国，有一个“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模式，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实现的希望越发渺茫。一个公有制发展的社会基础，人与人间贫富差距虽是不能说没有，但应该是很小的。那么，但若群起响应当局“先富”号令，即便是认识上跟上步骤，倘要在行动上与“先富”相符，还是需要相应条件具备的。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等之间的客观差异我们必须承认，但最关键因素还要说是以社会公权力作转化为抢先跨入“先富”大门创造有利条件。那么，老百姓有这个条件吗?而客观具备这一条件转化的又该都是什么人?答案应该不言而喻。由于现实利益所得，并且是政策允许的，不具太大政治风险的操作，上行下效的世俗攀比看齐……此处此时如此的等式成立了：不受约束的公权力=抢先致富的条件。此处的“先富”实际操作下来，其实等于抢先致富。而这批抢先致富的人群，大多还是有权有能力的。那么，受现实利益决定，此必将为公有制社会最小阻力完成向私有化转型构建政治拥护基础。
改革，虽是还不舍社会主义的前提标示，但实质运行下来，自由派们早已赤裸裸开始颠覆此前的公有制发展方式。所以，以私有化改革冠名，大行其道。在私有化的前提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先富带后富”就是个资本主义式的政治忽悠。试问，中国社会几千年私有化传承沿袭，无论历朝历代，“先富”者从未消失，后富者也层出不穷。但可曾有被带动了成功后富的?即便是有极其少数孤例、个例，除过家族联姻，除过依附了“先富者”作狗腿子等条件制约，还有没有能具代表性的普遍例证?
所谓私有化改革，它即自由派是对GCD所开出的一剂致命慢性毒药。试想，GCD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弱变强的根本之因是获得占社会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与追随，而这样的拥护与追随，在建立政权初期，是必须以无数的鲜血与生命付出为代价的。但即使如此，还是赢得了无数多人民群众的紧密追随。为什么?由于共同富裕的发展承诺。我们明白是，人无信不立，是说明个体的人在社会上生活、立足发展，没有信用是无法做到成功的。此对于一个政党组织尤然。GCD自成立之日，她就对天下众生发出了共同富裕的庄重政治承诺，虽是没有白纸黑字写在书面，但党章条文即可视为一纸长效合同。但曾几何时，这纸合同被与时俱进作了改变？以所谓改革旗号，其实是变相否定了这个庄重的政治承诺，撕毁了这纸合同。那么，该当明白为什么所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并还不断与时俱进的特共要屡屡收获执政挑战了吧？且莫说已发展为八千万之众的世界第一大党，被以发展经济为名不断排斥出对各个领域的实质领导权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我们决不能无视，体现党对一个国家领导的实质地位就是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的领导权力，而和平时期尤以经济领域最为重要。私有化改革的背景论有所谓“而文革后，中共更是出现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等语，倘以常理而论，那么，私有化改革被坚定不移、不遗余力实施三十多年了，所谓的执政危机与信任危机都应该消失了。但是我们又被告知，所谓军队国家化，GCD逐渐退出对各项经济领域的领导以及与所谓普世接鬼的呼声非止一日，那么，如果执政与信任都指数满满，颇具改观，却又怎么会出现如此尴尬情状？
什么是社会主义？它的经济基础即必须是公有制。对于今天来讲就是硕果仅存的国企了。但“会”后至今的特定反腐，选择性反腐，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倘使反腐对象只针对了国企，那么，攻及一点不及其余的司马昭之心该当是傻子也明白的。面对国企面临现状，我们不妨这样想，如同一个医生为病人治病，因为人家有病才前来就医，这时医生的职责是为其判明病因，然后对症治疗，以便有效祛除疫病。而心怀鬼胎别有用心的医生，现在面对了前来就诊病人，找出病因的原因不是随症下药，而是以有病为因，作出对病人的“死刑"判定。如此屠夫医生治病与以种种别有用心理由消亡国企可有二致？因为你有病了，所以必须去死!试问天下可有如此屠夫医生?而但若有了，又将是什么情况?究竟是这样的病人该死还是这样的屠夫医生该死?
至此我们该明白这场肆虐已久的私有化改革实质实施下来最终目标该是什么了?
近日据左翼学者、昆仑岩少将发文：
“坚决打退私改派的理论反扑 ”
//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4/07/322995.html
其披露道，“近日发现，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为领导层提供参考的《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14年第24期，刊载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混合所有制要大胆闯》等一批鼓吹国企私有化改革的文章，欺骗误导性极强”……
据称这还是“长期打着人民日报社的内参旗号，在高中级党政领导干部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的一份期刊。而昆仑岩发文批驳的原因还是因了其鼓吹国企私有化改革、其欺骗误导性极强，属于是利用党媒反党的阴谋。看看了，利用党媒反党，并且是在GCD领导国家，谁又给了他们如此便利与胆力？昆仑岩据此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反扑信号，并且是“和社会民众正义舆论唱反调，和中央两个调研组反映的问题不一致，和习总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系列论述更是背道而驰，事出绝非偶然，而是刻意而为”等等……那么，我们尽可以质疑道，难道说党中央集体无意识了？只是忙于所谓反腐，而无暇旁顾什么反党了?所谓“保党”，这个党组织本身高层都无能为力，而必须依靠基层党员与人民群众之力了？但是，即便是这样，还可以问曰：三十多年的改革红利都被谁享用了？而人民群众呢？是否也是享受者？如果不是，那么，这场私有化改革的最大享利者都在做什么？为什么明知是私有化改革于党的执政能力与信用能力都有巨害而无一利，为什么当权者还口称坚持私有化改革坚定不移？他们在自寻死路么？活不耐烦了？习总关于国企改革为什么有人敢背道而驰？
一个世界第一大党，都几近于被与时俱进接鬼为地下党了，或是名存实亡快成为摆设了，这一切都是拜什么所赐？我们此前讲过，私有化之路对于GCD来说无异于自宫自裁之路。而大量的事实，现存社会客观状况也无可辩驳说明了这一点。那么，还不能及时悔悟，不及时改弦易辙，而任凭这样下去，此去前方意味着什么？
每一个共产党人， 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否该扪心自问了？
我们国家现在又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历史上存在过各种形式的国家，现今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国家，它们有许多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对它们如何分类呢?资产阶级学者常常用国家的管理形式、人口密度、种族差别、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程度或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别来区分国家的不同性质，以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划分国家类型的标志，其他特点都不能揭示国家的本质。毛泽东同志提出过区分“国体”与“政体”的科学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按照国家的阶级本质进行国家分类的理论。
“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国家政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中，为那个阶级服务;谁是统治阶级?它又联合那些阶级去统治、镇压那些阶级?根据这个标志，我们看到，历史上一切国家都是某一特定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主要掌握在那个阶级手中，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性质，也即是这个国家的“国体”。而“政体”是指政权的构成形式问题，指的是一定社会阶级在特定条件下，根据统治的需要，采取哪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去反对敌人和保护自己。
私有化改革，经由几十年发展，它无异于是对公有制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彻底的改革。以此定位，所谓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程度是否还没有完全具备?所以，才要不遗余力表示至死方休了?
此绝非危言耸听、骇人听闻!也勿谓言之不预也!
最后还是重复那句说了多次的老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内容和性质。任何经济基础都要求建立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以便为自己服务。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一定会产生出不同性质的上层建筑。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基本完全私有化的经济基础，即便是还没有完全私有化、但接下来仍有着持续深化作私有化倾向的经济基础，它又将由此派生出怎样的上层建筑？而一旦到了那时候，GCD又将被置于怎样的一种境地，前苏的亡党裂国悲剧还不足以发人深省？
改革，它必须实施的前提是这个社会有着许多需要改进、改良的地方，无论是什么领域，都一定具备不尽人意的因素，所以才必须改革。但是，改革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进行，必须有前提条件作制约。那就是社会主义。而这里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凭你喊了就是社会主义，它有着许多客观定位作依据。先富带动后富的改革演变至今，我们却可以质疑：难道极少数人大富特富而最多数人民依然“待富”且无限期“待富”就是社会主义?那么，如此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状况又是怎样得来的?是私有化改革无疑。但是，又凭借持续深化的私有化改革难道就可以改变这样的现状?改革，经由三十多年变异，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它的利益倾向对象又是谁?它究竟符合社会极少数人利益还是符合最大多数人民利益?或是最符合中国人民之外的特定对象利益?改革的主导权交由谁才对?
公有制与私有化，但若有人已不能旗帜鲜明对待这个问题，或是明明是私有化了，却仍以所谓利于发展来作掩饰，其实骨子里还是无法抵御巨大的一己利益诱惑。那么，私下里鸡鸣狗盗、男盗女娼了，却还正人君子般为自己树贞节牌坊，可笑不?拿天下人都当傻子、脑残、好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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