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私有化改革，“精英”和大大们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高科技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公有制不利于科技进步。理论分析和历史实践证明，私有化才是高科技发展的桎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展开中国高科技发展的翅膀。
一、科技革命的两重性
世人皆知，任何事物的发展，无不具有两重性。对于科技革命带来的高科技发展的作用，我们也必须作如是观。
(一)科技革命的正面作用
第一、在高科技条件下，促使社会经济复合结构实体的形成
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促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迅速地普遍建立。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实是从简单手工业进到作坊(工场)手工业，跃升到现代工厂，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生产体系。 于是，形成工业推浪运动，引起社会产业的分化和改组，社会不再是农业、手工业基础上的简单商品经济运行，而是工业(含包装)、采矿、冶金、化工、交通运输、城市建设、邮政通讯以及由此推动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事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兴起。这就是被历史称为的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完成了几个世纪所没有的物质和文化辉煌，创造了人间奇迹，成为资本主义的划时代贡献。
经过半个世纪，到19世纪中、后期，也就是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工厂形态这种生产方式，发展成为各种形式的不同组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杠杆就是自由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必然引起生产集中，垄断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越来越明显，成为有志者思考的专门对象，一批思想家便登上了人文学说的新峰。
19世纪70年代，电磁理论的应用，引发了电力革命，促使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的出现，这样一种新的推浪运动，进一步引起企业结构的巨变，因而社会经济结构日新月异。
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高科技，即信息科学与电子技术、能源科学与新能源技术、空间科学与航天技术、海洋科学与航海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技术及医药技术、环境科学与绿色技术、材料科学与新材料技术等几个领域，知识、信息爆炸，把现代社会劳动生产方式，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主要依靠能源的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社会发展，并不断开发新能源;而信息科学与电子技术、空间科学与航天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技术及医药技术、环境科学与绿色技术、材料科学与新材料技术等的出现，则是人的思维和手与其各种工具、新型原材料的组合运用，极大地扩大了人们的视野、生存空间及生产开发的深度与广度。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经济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原来的一般公司制度，即独资、合作、合营等不同生产经营的企业组织形式，已经不能容纳生产方式。这就是被中国“精英”们大吵大闹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就是活跃在市场、社会的各种经济实体，是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它采取企业法人的主体制度，投资者和企业均以其资产承担有限责任，以公司为主要形式。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权力相互制衡。
目前，独资、合作、合营等名目繁多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公司形式的法人组织，蓬勃发展起来。这些现代企业由现代设计、生产、研发(科研)、培训(教育)、检测(监督)、营销(市场调研与分销)管理等若干子系统，通过投资者(包括资产、智力)组成智能指挥管理系统，形成一体化的经济运行实体。学者把这种经济运行实体，称为现代经济复合结构经济实体。就是说，这种经济组织不再采取某种单一的形式，而是将两种或多种产品需要的各种组织运行要素、各种运行机制采取复合结构的方法，将其组织为一种中心智能指挥，适应外部变化而高度灵活可以极大地发挥各要素、各机体的最大职能，从而实现具有生命体运行特征的一体化组合效用。它具象为一个生物体，有中枢神经(传导)系统、主要肢体脏腑、门户及皮肤、管理系统、信息系统、运输系统、吸收系统、消化系统、排泄系统、调节系统、保卫系统、外交系统等，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各要素、各机体、各系统，自如伸缩，统一快速应变。
所以，这种经济复合结构经济实体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也是四大优点。即资源的优化组合，规模膨胀，快速创造与应变，社会化扩张。一是产品的纵向链接，形成产业链式的发展;二是产品的横向扩展，即在主导产品、主导技术的基础上，向相关产品、相关业务扩张，包括产品设计、生产、包装、仓储、运输、维修、营销、反馈、管理等与之配套的产品、配套服务，以至于出现了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的产业群组合;三是纵横交错的空间网络格局的形成，以至于趋向天地人的生态链接。
第二、在高科技条件下，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生长而加速转换
一个个经济复合结构经济实体，纵然庞大，仍然只是社会一个个细胞，它们的自我运转及其形成的上下、左右关联性运转，促成经济复合结构实体在社会活动中发生奇妙的交互作用，从而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纵横的不断分化与重组。一是劳动组合性的经济组织向技术组合型经济组织转换，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投入，走向知识、智能投入;二是第一、二、三次产业序重向第三、二、一产业序重转换，社会经济由阶段性产业递进性进步，走向整体性发展;三是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生产方式向脑力劳动为主、脑体劳动相结合的劳动生产方式转换;四是资源导向型经济向复合经济型经济转换;五是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经济转换;六是民族的、区域的经济向世界全球化经济转换。
原来存在的两个世界经济体系，由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说过 ：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照着自己的面貌为自己传造出一个世界。”那么在今天的条件下，两大对立体系的解体，正在以最发达的国家、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人才、技术、物产、人力资源的优势实行所谓的国际分工，事实上形成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这既是一种盲目的自发发展，资本的野性扩张，只能靠事后的经济危机调节，必然带有极大的风险和破坏性。同时又是一种美帝国主义强权制导下的国际资本的剥削和压迫，能令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窒息的国际经济发展走向。对此，要求这些国家经济的民族性、地区性发展，必须谋求同国际间的关联性、互补性设计，同时也不能不时刻注意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安全性。
第三、在高科技条件下，促使人们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潮起潮落，劳动生产率不断攀升，劳动生产方式大转变，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出现了机械手、机器人，大大回避了人们的体力付出，人们的工作日缩短，假期增多，产品日益丰富而多样化，为满足人们日益发展和提升的需求，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展现了人们生产无限扩大和创造力无限发展的广阔前景。这样，就产生了这样的局面：一是人们的生存、生活由物质主导向优质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主导方向转换。二是生存型经济向健康、长寿、发展型经济转换。三是目的效益性主导的经济扩张向安全、可持续经济发展转换。与此同时，高科技也造成了某种假象，表面的繁荣，掩盖着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日益更新的科技进步，带来的物流、人流、信息流的快速运转，掩盖社会的腐化、堕落和犯罪。
(二)科技革命的负面作用力
我们在讴歌科技进步之时，顺便鞭打了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负面作用。但这远远不够，请看下列事实：
第一、劳动经济向知识滥用溃变。科技革命，实现了劳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换，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特点，就是由传统的体力劳动型的劳动再创造，转变为脑力劳动型的知识、智力再创造。这里的要害就是，必须把知识转变为可操作性的知识，也就是必须转变为信息，即转变为字符、数字，才能进入信息库，进入电脑工作状态。也就是说，不论是知识的生产者、管理者，还是思想、知识、技术的传播者、使用者，也不论是一般劳动者，还是高级劳动者、管理者，只要从事创新性劳动，都必须具备把他(她)们试图发现、发明或试图传播、学习、使用的知识、信息、思想编译成计算机语言中去的手段和能力。问题恰恰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样错综复杂的转变过程，必然产生复制、抄袭、重复劳动，因而出现离谱、以讹传讹等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失真信息，他们成为社会犯罪的新根源。更不待说，各种黄色信息、有害录像、游戏机等直接犯罪工具。
第二、交换经济向信用泡沫溃变。商品经济就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经济。货币的出现，本身是信用发展的结果。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资本主义的信用体系，出现了一系列名目繁多的衍生物。这些金融工具，已经成为人们汲取社会财富的现代杠杆，为富人敛财提供了一切方便，使两极分化成加速度发展。金融寡头操纵信用体系，快速地把社会财富高速歛到自己手里。据报道，1976年，美国前1%家庭占有全国总收入的9%，到了2007年，该比例攀升为24%。前IMF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瑞占说：“1976年至2007年间，美国每产生1美元的实际收入增长，就有58美分落入前1%的家庭之手。”2007年，仅一名对冲经理约翰·鲍尔森运用信用体系手段就赚了37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中等家庭收入的74000倍。1989年至2007年间，美国前5名的富翁所持财富占全国财富总额的比例，从59%猛升至62%，远远超过其余95%的家庭。1990至2008年，美国前10位金融巨头，所持金融—工业资产比例增加了5倍，即由10%增至60%。
第三、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溃变。各种经济现象，实际上都是实体经济的反映。用凯恩斯的话说，正统的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物物交换理念的基础之上。人们认为，货币是实物交换的中介，不会影响交易的根本性质。然而，在电子信息时代，现代信用体系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本质，它把真实资本的资产所有权，变成了从属于股票或其他金融纸面符号所有权——通过举债这种杠杆而实现的经营，越来越多，即，这种虚拟资本变成了生产性资产价值的广泛投机，搭建起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框架，也就是说，金融资本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美国《每周评论》2010年10月号发表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积累的金融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会融化，其表现是：(1)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2)相对于GDP债务越来越多;(3)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FIRE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4)出现各种奇怪的金融工具;(5)金融泡沫的影响扩大。总之，相对于经济基础，金融上层建筑的规模和重要性大大增长，金融寡头已经取代了工人企业家的地位。这样，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就出现了两个定价标准：一个是实际产品定价;一个是金融资产定价。于是，在资本积累中，这种货币资本的频繁转化为资产的投机“超值”价值，并形成长期趋势，而且通过连环性的社会积累，形成资本主义的整体经济结构，而因为金融资产长期处于“超值”状态，也就是离开实体经济越来越远，必然因为某个链条的断裂，而酿成难以克服的全面金融危机，这是一种深层次的远离实体经济的经济危机。2010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这种虚拟经济的一次总爆发。
第四、文明经济向罪恶经济溃变。“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格言，它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商场普遍存在的尔虞我诈现象的一种向往和愿望。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活动中，一方面随着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经商的理性，也在进步，由卖方市场的生产理念(生产什么卖什么)、产品理念(只要产品好就行)，这种以生产为中心的经商理念，逐步进到买方市场的推销理念(向顾客介绍新产品、未知产品等)，进一步发展到市场营销理念(根据顾客需要组织生产销售)和社会市场营销理念(考虑消费的社会后果不至于造成社会损害)，这样一些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消费者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营销理念。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唯利是图，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同时也出现了泛滥成灾的罪恶经济。诸如：通过成型技术为产品变脸，改包装整容，玩弄名称变换;利用材料技术滥用替代材料，公开使假、掺假，或者以伪劣产品冒充名牌产品，把水搅浑，乱中渔利。滥用辅助剂、添加剂、着色剂、增稠剂、速熔剂、防腐剂，使某些微量元素，或有毒有害、致病致癌的辅助材料、添加剂、着色剂、防腐剂严重超标。滥用生物技术，将没有经过长期试验或未来风险不确定的产品大面积、大规模生产，例如当前的转基因产品。甚至利用下水排污物、污油、污垢，生产食用油或其他制品、食品。侵犯知识产权，采取傍技术、傍品牌等手段，生产经营劣质产品、假冒产品。在工程建设中，层层承包、剥皮，偷工减料、违法赶工减时，或者违背操作规程施工。违反法律审批程序、生产操作技术流程，生产经营未经过鉴定和试验的所谓新产品。克扣劳动保护，滥用童工和妇女，或其他违法用工，从事有毒害害作业、高危险作业或严重超时、高强度劳动。各种地下黑加工、黑生产泛滥，或者走私贩私。滥用新知识、新技术，从事经济犯罪。出卖肉体、出卖灵魂，从事性交易、性犯罪，或贩毒、贩黄、赌博，拐卖人口，雇佣杀人、放火，谋财害命，黑社会猖獗，或者从事海盗活动。滥用电子技术，通过各种影视、光碟、互联网或其他媒体，进行虚假广告宣传，夸大性能、功能，公开盗名欺世。等等，等等。
第五、自然生态向生态、环境恶化溃变。二战以后，在物质财富膨胀的高山花环之下，却出现了经济社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生存环境的大破坏。资本主义通过科技进步推动的高速工业化，只图人的私利，只顾满足人的需要，以万物之灵、世界之主的姿态，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致使个别企业计划周密，而整个社会失去控制。所以，盲目发展的后果，只能靠滞后调节，必然不究人们对生态系统、环境系统的链合，颠倒天人关系，理性认识和反省，相形见晚，致使人口激增，大城市崛起，问题激增，雪上加霜，不可再生的能源几近枯竭，沼泽、森林、草原、河流过渡开发，工业排除的废水、废物、废气有增无减，造成空气、水的严重污染，整个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被严重破坏。继而，出现了粮食独缺、有问题的食品、饮水大量产生，能源供应紧张，环境破坏，水、空气中的有毒有害物增加，沙尘暴泛起，生态循环失衡，同时出现了气候变暖，冰山开化，海水升高，又成为令人头痛的新问题。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发展，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于是，智者大声疾呼：人类向何处去?
第六、1%和99%势不两立。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所著《美国的1%与99%》(2011-10-12 )中这样写道：现在，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1%人口所控制比例达40%。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和33%。有人为此辩护，称其是独创性和干劲给这些人带来的财富，并说二十多年来所有人的生活都已水涨船高。斯蒂格利茨说，这是误导。因为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人群。在收入平等方面，俄罗斯、伊朗、拉丁美洲许多过去以收入不平等著称的国家——如巴西——最近几年都急速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而美国却让不平等状况加剧。
很久以前，经济学家界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者，力图证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当的。他们的理论是，高收入者是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深受富人称道。
斯蒂格利茨写道：与这些把全球经济拖到毁灭边缘的人相比，那些给社会真正做出贡献的人——包括遗传研究先锋和信息时代领航者——所获取的报酬简直是微不足道。
两极分化的结果，扭曲着社会。斯蒂格利茨写道：大量事实证明，不少普通大众效仿塔尖1%人群的生活方式，消费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先富带动后富的“滴入式经济”也许只是一种妄想，但塔尖人群的行为方式倒是真的成功渗透到了下面。收入不平等极大地扭曲了我们的外交政策。塔尖1%人群很少去服兵役——志愿兵那点收入根本不能吸引有钱人的儿女，他们的爱国主义仅止于此。国家参战时，他们亦不会受到高税额的“勒索”：因为国家全用借来的钱支付这些费用。外交政策的定义本是平衡国家利益和国家资源。但掌权的1%人群因为从不付出任何代价，所谓平衡和限制的概念有时和实际差得很远。于是美国经常冒不必要的风险，企业和合同商则跟着逐利。同样，经济全球化规则也是为富人而设计的：它们鼓励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这会导致对企业降税，减少健康和环保方面的投入，破坏过去被视为核心价值的劳工权利。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关心这些。塔尖1%人群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最大后果就是侵蚀了人们对美国公民身份感的认同，让普通人不再相信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美国向来以社会高度公平为傲，宣扬人人都有机会，但统计学数据却证明了另外一个事实：美国穷人，甚至是中产阶级，挤进上流社会的机会远比许多欧洲国家要小。现实的牌局对他们不利。最近中东动荡，正是因为人们不满于体制不公，认为没有出头的希望，食品价格上涨和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只是导火线。眼下美国年轻人失业率达到将近20%(在一些地方和族群中甚至达到40%)，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想得到一份全职工作而不能，七分之一的美国人要靠食品券生活，大量证据表明，好处全部留在上层，并未“滴流”到下面，惠及其他人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疏离感——上次大选中，二十多岁人群的参选率约在21%，与失业率相当。
看着别国街头的乱象，我们该扪心自问：什么时候会轮到美国?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美国正变得跟这些遥远的、动荡的国家一样。斯蒂格利茨言对了，2011年10月5日(当时，他的文章尚未发表)，就在美国华盛顿发生了旷日持久的震动世界99%的人对1%的人说‘不’”——“占领华尔街”运动，蔓延到美国150座城市，直到欧洲的许多国家。
第七、高科技争霸走向军备竞赛、人类在战争恐怖中提心吊胆地生活。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因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所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当前，美国一手扶植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加速复活。新的世界性战争策源地正在形成。新一轮军备竞赛如火如荼。人们看到，与军事高科技的主要领域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武装军事领域各项基础技术，包括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动力技术、生化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仿真技术、卫星技术等;二是应用于武器装备、军队编组、作战指挥、战略战术部署、作战行动等应用性高科技，包括侦察监视技术、电子战技术、精确制导技术、航天技术、航海技术、伪装与隐身技术、指挥自动化技术、核技术、生化武器技术、气象技术、新概念武器技术等;三是单向军事技术体系走向平战结合、军地两宜的战略战术技术体系。长备不懈，必须建立全民国防体系，包括预警、防空、救护、医疗技术、难民集聚、疏散技术、物资食品餐饮备用，建立科学的各相关产业力争平战配套、军地互转和及时更新，这样一整套军地两用技术、两用物资、两用空间转换等。
备战和战争，是军事高新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进入70年代之后，由于电子信息技术加速度发展，高新技术装备研制成功并迅速派上了战场，同时，许多传统的常规武器也因采用高新技术而使战术技术性发展到极致;加上80年代爆发的几场局部战争，军事高新技术的重要作用，更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世界进入了高新技术装备的局部战争新的世界性战争的历史阶段。武器装备向着奇、巧、极大、极小、极快、集合、立体、可变、可导、可随的方向发展，战争向着先发致胜、毁灭性、速战速决的战略战术方向发展，这是因为：
其一、高新技术引起战场、空间与作战行动的变革。恩格斯曾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迅速崛起的高技术猛烈冲击下，一战以来形成的传统作战理论，遇到了严重挑战。作战理论的变革势在必行。信息技术、声光电磁装备、航天航空航海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甚至气象技术等，已广泛地渗透到战略部署、战役安排及战场作战的各个领域，并创造了软、硬杀伤相结合的电子战、粒子战手段，直至激光战，假象、假作为、假信息技术等，难以预想和尽述。
其二、高新技术使作战指挥体系走向“扁平网络化”。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的“树状”指挥体系已由扁平型“网状”指挥体系取而代之。
其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偶然性和突发性。准备小打，更要准备大打。注意以假乱真，谨防受骗上当。力求立体准备、立体应对、人际人机天人结合。
二、科技进步、复合经济结构的历史特点及其对策昭示
综合科技革命正反两个方面对人类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再清楚不过地向人们展示，科技进步形成的复合经济结构，既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又具有不可阻挡的历史走势，昭示着人类的未来。
(一)高科技条件下形成复合经济实体推动经济发展的几个历史特征
一是知识、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科学技术的动力作用，表现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作为生产知识、技术、技能、技巧、方法的这些新的科学技术，必然促进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形成，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和发展，提升生产力;生产力的提升又反过来要求生产关系与之适应。就是说，通过生产发展，发现和认识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必然发现新规律，形成关于自然的新的科技知识;因为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要求合理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改善管理、调整关系，形成新的人文管理知识。这些改造自然的新的认识、管理生产的新的人文认识，便成为新的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的基因，形成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使产品生产的数量与质量、性能和美的表现得以提高，使生产进一步分化和重组，必然改善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协调人们的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关系。
但是，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垄断是资本主义本质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的铁的规律，它要求打破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障碍，反对束缚自由、开放的一切桎梏。但是竞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走向生产、经营集中，而生产、经营集中必然引起垄断。垄断，无非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单个经济实体的独占式;二是强强联合的组合式。马克思指出的“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产生出它特有的法权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二卷》，1972，第91页)，目前在世界上炒的沸沸扬扬的所谓知识产权，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打着法律旗号实施的一种科技垄断保护制度。
二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互为动力
马克思说得好：“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二卷》，1972，第92页)。从循环的链条运动看，中间环节，也完全可以使运动正常运行，又可以成为制肘，甚至可以使运动断裂、倒退。消费也不是消极被动的，它也可以促进运动正常，并为下一次运动准备新的条件，但是也完全可以阻滞生产、中间环节的运行。
事实明摆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们看到高科技，引起社会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发生严重的社会溃疡，如前所述：劳动经济向知识滥用溃变，交换经济向信用泡沫溃变，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溃变，文明经济向罪恶经济溃变，自然生态向生态、环境恶化溃变，1%和99%的人尖锐对立，高新军事技术争霸，使世界经济倾向军事优先，加大加紧军备竞赛，人们在战争恐怖之中，提心吊胆地生活。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完全依靠经济危机调节，因而处于严重的恶性循环的运动之中。
三是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紧密结合
在高科技条件下，时间变少了，空间变近了，地球变小了。民族的、地域的经济，必然走向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都面临两个市场，一个是国内、区域内市场，一个是外部、国际市场。越是掌握高科技的国家、民族、地区，越是发展高科技产品的高端，走在经济发展的前面。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发达国家具有高科技优势，他们利用其在军事技术、经济经营发展的高科技优势，占据市场的上位，使后发达、欠发达国家，特别是刚刚独立的民族和国家，因为文化科技落后，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致使地区差别越来越大。民族的、地区经济如果不寻求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极可能使一些落后的民族或地区，变成原材料、劳动力和商品推销市场，甚至变成外国人吃喝嫖赌的游乐场所，本国的、民族的、地区的经济永无出头之日。
四是以人为本，进到以自然为本
在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人们以“神”为本。人本思想最早由古罗马思想家M·T西塞罗提出。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教会专制，要求发展人的个性，而文艺复兴，更是在“人的解放”的旗帜下，把人性、人权推到了极致。20世纪60年代，现代人本主义在哲学界再次突起，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广为流行，这些学说的基本特点，应该把人作为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研究中心，突出人的主导作用，宣扬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关注人的利益，以提高人的地位为使命。这种思潮带动了人本经济学的发展。这种基于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发展和需要，虽然不是对金钱和财富的关注，它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序列论”为人性假设，认为人的精神需求本质上是社会需要，不能单纯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方式。但是强调的是人还是人的满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的直接后果，就是颠倒了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随着高科技带来的经济发展，结果是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枯竭、工业污染、生态、环境破坏。于是，痛定思痛，人们意识到还是古代中国人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值得重视。回归自然，建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便成为人们新的经济发展追求。
五是只有理性制导，才能持续发展
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只顾私人资本的盲目扩张，不顾社会的整体后果，阶级分化，1%和99%的对立;高科技争霸，引起军备竞赛，人们处在战争恐怖之中，民族的、国家的对立;造成人与自然的畸形关系：生态、环境破坏，整个地球生存受到威胁。人类经济发展呼唤理性制导，才可能持续有序地发展。
显然，这种理性制导，不能从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求，也不是在以往的历史经验中寻找，而只能从现实的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分析、去解剖，以引出科学的认识。为此，必须解放思想，重新思考社会问题。恩格斯说得好：“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致康·施密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二)高科技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理性对策
在高科技条件下，并非复合经济实体的出现而使资本主义改变厄运。相反，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种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固有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因为高科技发展、复合经济实体的形成，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基本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它的两大表现形式，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个别企业的高度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在高科技条件下愈演愈烈。通过上述矛盾的分析，在高科技条件下，随着复合经济实体的形成，考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理性对策，必须确立一下四大认识：
其一、在高科技条件下，经济复合结构的形成，要求人类经济开发与建设，必须建立高度理性智慧，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美的发展规律。
其二、在高科技条件下，经济复合结构的形成，要求建立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实现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平等。
其三、在高科技条件下，经济复合结构的形成，要求人的解放，社会公平，形成新的社会生产联合体。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把阶级社会推向最后阶段，在这里，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竟变成统治劳动人民的异己力量。
要实现人人同志式的平等的互助合作，就必须让劳动者做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为此，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创设这种条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条件下，人们都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人，谁也休想以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占有别人的劳动，大家以高度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的头脑，真正平等地、自觉的参与科学管理和适合自己的劳动，因而，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从而有充分的时间来提高和发展每个人的智力、体魄、品德和个性所需要的各种能力。
也就是说，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上升为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公有制经济，以形成各种形式的社会生产联合体。这些社会生产联合体，是新型的经济复合组织实体。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人的我们，才真正具有这样四个特征：回归人的本质; 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关系是由真正的独立、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人建立起来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人类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其四、在高科技条件下，经济复合结构的形成，要求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实现人民民主。
所谓公共意志，就是一个复杂、多向、多维的组织，如何形成共识，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人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追求的利益取向不一致，也就不能达成真正的利益一致的共识。现有企业的所谓共识，其实只是投资方(所谓控股者，下同)的意志。
所谓公共权力，就是一个复杂、多向、多维的组织，如何根据公共意志，形成公共权力，以保证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投资方与员工的利益追求，因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同而具有原则性差别，所以，公共权力的行使，必然主张不一。现有所谓公共权力形式，其实只是投资方的权力机构。
所谓民主，只有阶级民主，而不可能是抽象的非阶级的民主。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投资方与员工的利益追求，因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而具有原则性差别，所以，不存在按照员工的意见来处理组织的问题。现有的所谓民主管理，其实只是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人或他们的代表，如何谋取利润最大化的一种炒作方式，是虚伪的、形式上的。
由此可知，高科技条件下，经济复合结构的形成，要求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实现人民民主，只有变更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共所有制，才能形成这三者的相互统一的制度。
三、中国的私有化改革，严重阻滞了中国高科技发展
中国的私有化改革究竟推动了中国高科技，还是阻滞了高科技的发展?因为篇幅，这里仅举四件事便足以认识其真谛。
先看农业。众所周知，七大高科技，特别是生物技术、绿色环保技术、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但是，我国农业近30余年来，在我们的“精英”和大大们的指导下，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搞承包，一夜回到解放前”，成为基本上还是未经分化、改组、重组的弱质低效农业。一是小生产、小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产出低、商品率低、产品质量低、农民收入低、购买力低;二是地区农业缺乏科学分工和布局，产品结构单一、层次低，各个地区优势资源、稀缺资源、珍奇资源得不到挖掘、开发和发挥;三是教育科技落后、劳动素质低;四是产前、产后落后，面对大批剩余劳动力，难以形成产前、产后对劳动力的吸附、转移能力，而跑到城里成为候鸟式“农民工”，遇到节假日形成运输重负;五是基础设施落后，相当数量的地区交通闭塞或落后，不少地方至今仍处于与现代社会隔离、半隔离甚至自我封闭状态。这样的农业情况，难以吸附科技、知识，推动技术进步。既没有推动农业科技发展的动力，也没有农业科技发展的有效需求。也就是说，由于50年不动的“联产承包制”，使我国丧失了农业利用、吸附高科技的极好机遇、能力和条件。从而造成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五大后果：二元经济难以打破、城乡差别拉大的趋势、科技在农村无用武之地、农村两极分化、全国近2忆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民工的这种“繁荣”，正是农业衰败、中国经济在根上出了问题的“生动反映”。要不是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工和广大基层干部突破承包制、致力于产业化的努力，中国农村的问题更加严重(见拙著《农业产业化道路》，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拙文《思考我国农业的现状和出路应该正视的几个基本问题——答读者读拙作〈南街村系列报告〉的来访》，2007-10-12)。
其次看企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分裂。众所周知，中国的企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坚持这一条，中国的高科技就可以大有用武之地。然而，人们看到，中国城市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农场，在改革中，层层承包后，大化小，小化到个人，于是原来社会化的大生产，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小工厂、小村镇和个体农民，养肥了总承包人，而瓦解了公有制企业，瓦解了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形成了国有企业难以为继，加上拨改贷、逼还贷的断奶措施，国有企业便成为“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的“改革对象”。使一大批本来有机会通过技术改造，重建国企雄风，却在“伟大的”改革中宣布破产，转手到我们的厂长(场长)企业家手里，因而丧失技术改造的良机。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的许许多多老职工，噙着眼泪看着自力更生、勒紧裤带建设起来大的企业、大农场，就是这样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大叫大喊中，将所有权“明晰”，替代了期望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命，抛弃广大职工而把国有企业搞垮的。有良知的人们懂得，那些在夹缝中新发展起来的大量的私营中小企业，由于势单力薄，也难以吸附科技、知识，推动技术进步。既没有推动科技发展的动力，也没有科技发展的有效需求。致使有毒有害添加剂、加工工艺泛滥，中国人饭桌上几乎没有可以信赖的餐饮食品。中国科技发展落在了大量吸收外资的“三资”企业上，因而出现了畸形的所谓“中国制造”，而中国原有大企业的有声誉的大名牌，很多也因此被摧垮了。
再看是人才外流和科教文卫的市场化和人们的理念金钱化。搞高科技发展，主要靠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依赖于人们的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科学的觉悟，由于30余年以来推行金钱挂帅，大搞市场化改革，很多大有发展前途的国有中小企业、大型国宝企业，留不住人才，致使国家、企业事业和一些科研机构，大批人才外流。同时，新毕业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纷纷弃国外奔。同时，我们的教育，严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严重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追求精英教育、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填鸭式的教育，数不尽的考试，补不完的课外教育，做不完的作业，严重摧残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大中小学教育，许多教师不是放在自身的提高，而是努力抓钱。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不懂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不懂唯物辩证法，不懂历史唯物主义，不会科学分析和综合，更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且把个人发财致富当作自己的最高追求。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私有化的改开，对中国科技事业的阻滞是多么严重。
还有，在“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奴才哲学指导下，同时害怕毛泽东远程设计的影响力，中国在1980年代，D大师挥起大斧，砍掉了一批已经上马或即将上马的高科技、重要工程和高科技国防项目。在今日中国，再也看不到人民群众那种欢欣鼓舞搞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爆发力了。
由此可知，取向私有化的改革，不仅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的纲领，背离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背离中国人民的心愿，同时也背离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规律，因而严重阻滞了中国高科技发展。
事物的内在本质，需要科学论证和社会实践检验。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有鉴别，还需要动脑筋。是有良知的共产党人和中国人醒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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