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地铁公交涨价的传闻又起，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支持涨、支持不涨的，都大有人在，双方各执一词。说不该涨的，认为会提高出行成本，加重居民负担;说该涨的也理由充分，有人直言只要看看无比拥挤、经常排大队的场景就知道地铁、公交应该涨价。这些属于就事论事，除此之外，还有专家“对人不对事”，提出“北京地铁、公交涨价和不涨价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政府定价”、“只要价格仍然是由政府定的，无论是涨还是不涨，都不好”。颇有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意思。该专家进一步指出，公共交通、教育、医疗和媒体等“都应该面向市场，让价格体现服务质量，这样消费者才能得到更好的服务”。果真如此?
也不尽然。
我并不支持公共交通由政府提供就必须由政府定价，这个道理比较勉强。但反过来，专家所认定的只要是政府提供的就一定不能由政府定价，这又是什么逻辑?
不管是地铁、公交，还是其它公共设施，从根本上说，就是为社会或者说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服务得好与坏、能否满足要求、应该怎样改进，理应由社会来评判。那么，谁能代表社会?专家肯定会提出两条意见：第一，政府绝对不能;第二，市场绝对可以。第一条意见我们今天且放一放，集中讨论第二条，市场到底可不可以代表社会。果真可以?
我看未必。
首先必须承认“市场”是我们走了一些弯路、付出过代价、千方百计找来的好东西，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为我们取得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立下了汗马功劳。市场机制具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能够促使进入市场的企业、组织、个人努力奋斗，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前进、再前进。这个目标就是金钱。个人的成就和价值，就主要体现为能不能赚钱、赚多少钱，其它诸如合作、竞争、慷慨、吝啬、合法经营、不择手段等也都是对此的脚注。
当然，金钱并非不好，任何社会都需要它的润滑和激励，关键在于，市场激励可以在社会中生存，但社会却绝非仅有这么一个存在。我简单列举几条。第一，社会奉行多元的价值观，这就必然导致会有不同的制度安排。比如，我们等公交车需要排队，这是根据时间进行的排序;车上座位优先让给老幼病残孕，这是按照需要迫切程度的排序;上大学的名额要根据学生成绩进行分配，这又是对学习能力的排序。第二，社会必须是有底线的，它要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吃饱穿暖、安全居住、自由出行等基本权利，让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也能温饱、也能安居。第三，社会也是有温度的，一个好的社会要能够引导人心向善，形成友爱互助的氛围和积极向善的力量。第四，社会还是有所传承的，不同的国家民族自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传统，据梁漱溟总结，西方人生活在自由而孤独的个性天地里;印度人生活在业界与轮回的隔世想象中;中国人生活在人情世故的层层包裹之下。试问，如此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内容，怎会由单一机制来代表?这样一个人情世故、伦理本位的社会，岂能由金钱至上来主宰?
但在今天，市场向社会的渗透和侵袭已经越来越严重，出自市场之手的解决办法成了包治百病的药方。
信奉市场主义的专家也大有用武之地，摇身从经济界游走于社会、政治、文化界，成了全才、通才，以越来越娴熟的手法剖析社会现象、人生百态。原则是金钱至上，动机是个人利益，参与者都是经济人，行动取决于成本与潜在收益比，评价标准为是否增加社会福利，解决方法则是引入市场机制，这么一个系统框架搭起来了，世上再无难事，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按照既定程序“一键”轻松搞定。
能不能搞定?让我们一试究竟。
以近来社会上广泛关注的“老人能不能扶”为例。在专家眼中，倒地老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类，“好人”会表示感谢，“坏人”会进行讹诈;路过人群也分为两类，或者径直走过，或者施以援手。扶老人付出的成本，就是有被讹诈的潜在风险。收益呢?一定概率会获得物质感谢，但更大可能是体现在内心满足、受人尊重、社会名誉等，甚至还有躲过讹诈的幸运感，偶遇老人女儿的侥幸心理......这就形成了一个扶老人的市场。随着成本收益、供求曲线的变化，市场均衡也发生变动，其现实意义是，告诉我们一段时间内社会大多数人更倾向于扶起老人还是默然走开。调整措施也随之而来，一方面，可以加装更多摄像头进行实时监控，还可以修改法律法规对认定的“坏人”予以处罚;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提议老人或者社会团体给予救助者物质奖励，还可以再邀请其他市场主体比如保险公司参与到市场中来，目前广东已经启动了“助人无忧”险也称“雷锋险”——“扶老人”担心讹诈?保险公司帮你赔。
这一套分析解决方案，效果会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确定无疑的是，它省去了太多的内容，完全忽略了事件对人们内心世界的撼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次生效应。一段时间以来，“老人倒地扶不扶”的话题已经在网络上持久发酵了。一个段子这么说，“眼见要被对面汽车撞上，我心里一惊，完了!但就在电光火石的刹那，一位老太太飞身过来将我撞开，大喊：‘年轻人不要抢我生意!’”如此不胜枚举。个别现象被无限放大，整个老年人行列都被扣上了“坏人”的帽子，成为被消费、被恶搞、被调侃、被戏谑的对象，还有“外国小伙扶大妈遭讹诈”的假新闻应时出炉，更有甚者大肆鼓吹“不是老人变坏，是坏人变老了”的理论，将历史、文革抬出来为老人的“人性恶”做盖棺定论。面对倒地的老人，现实生活中冷漠围观，网络上动辄就是“人肉搜索”、实施“多数人的暴政”，一幕幕网络“游街”、一张张网络“大字报”正在撕裂社会，并且最终彻底瓦解我们的道德基础和社会凝聚力。面对这些，市场选择了无视。
事实上，市场开出的药方不仅不能根除社会的病痛，反而是饮鸩止渴。
当前我们处在社会转型和信息爆炸的大背景下，“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既有的社会关系和沟通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旧规范失效了，新规范尚待建立，由此引发和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多发、社会冲突加剧，属于正常现象，不能统统归罪于市场。但是也不能否认，如果任由市场经济的利益至上、经济人理性人假定、忽略道德判断等法则在人们的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泛化，却是十分有害的。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医患纠纷、师生冲突、强拆强建等各种事件背后都折射出更多的利益诉求，金钱面前，荣誉和职业操守、良知和道德底线，都能够暂且放下。“脸面卖多少钱一斤?”渎职、泄愤，报复、敲诈，都可以摆上桌面，拿出来晒晒，假话连篇、含血喷人，却可以理直气壮、气吞山河。“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请别谈感情，谈感情伤钱”，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货币化，甚至不惜亲人反目、手足相残、对簿公堂。
我无意将这些脏水全都泼到市场身上，只是一个提醒，当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道德观念被包装为“科学化”“合理化”，被重新定义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时候，当社会普遍奉行“没有义、只有利”，“没有主义，只有生意”的时候，以上这一切便会越来越经常、越来越自然地发生。
社会学家韦伯认为，社会基本问题分为三个层次：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与此相对应的，每个层次侧重点不同，分别是效率、正义、自由。在物质生活维度，我们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和理念，增强竞争进取意识，发扬务实开拓精神;但是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维度，应该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天地，应该更加彰显公平正义和民主自由。
拉拉杂杂说了一堆，话题再回到开头，地铁公交票价到底该不该涨呢?我也没主意，只是隐约觉得能否让多坐地铁公交的学生、职员、农民工、大爷大妈们多说两句，让多开车、多打车的专家、领导少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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