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边地的课堂
——摘自《写在亚洲边地:改变清华学子一生的课堂》
摘要：在这个充斥着大众媒体与社交媒体的社会，学生正在成为信息的被动接收者。本书创立的“大篷车课堂”旨在将学生的头脑当成身体上的肌肉一样进行锻炼。在这个媒介化社会中，学生被分为两种类型。人数多的那一类会对外来文化做出直观回应，并反映在他们的思维与写作上。他们容易看到表面上的东西，写的文章没有深度，写新闻更是太快、太冲动，不去花时间思考。只有少部分学生在亚洲边地旅行、接触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会有分析性的回应。这第二类人的思想有深度得多。训练学生用更理性的分析方式看待不同的文化与人类，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人们，摆脱大众媒体刻板成见的束缚去搜寻异国他乡的故事。
在过去的15年中，带着累计超过500名学生，用自己的双脚、双眼寻找真相，并用自己的思维去解构当代媒体和学界关于生活在亚洲边地上的人的“神话”。借用了古代商人和朝圣者的“大篷车”概念，与其友人杨明皓(Miles Young)共同指导这个“充满思想火花的大车店”。“亚洲边地的课堂”旨在通过去亚洲边地旅行、阅读并撰写其风土人情来鼓励跨文化对话。
“大篷车课堂”是一次共同的探索，是由好奇心驱使的开阔眼界的旅行，其目的在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并提高其写作能力。“大篷车课堂”用亲身体验的方式进行“慢新闻”的教学。无论是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犍陀罗文化圣地、俾路支斯坦、戈壁沙漠、楼兰古城，还是在西伯利亚铁路、乌苏里江、贝加尔湖、唐努乌梁海或是蒙古，学生们都需要花很长时间来阅读，并在写作前进行头脑风暴。学生们还需要采访各式各样的当地人，比如深入到尼泊尔的草根人群中，采访生活在那里的革命运动领袖。
15年来“大篷车课堂”出征20余次，本书选编了其中14次并分为上、下册：“走向塞外和漠北的草原丝绸之路”、“走向西域和藏区的佛教丝绸之路”。上册包括7处：荒原列车去漠北(2014年夏 蒙古)、远逝的唐努乌梁海(2012年夏 图瓦)、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2008年夏 俄罗斯)、远征乌苏里江珍宝岛(2005年秋 黑龙江)、塞北凤凰城(2005年春 北京)、长城脚下得胜堡(2004年秋 山西)、科尔沁的诱惑(2003年秋 内蒙古)。下册包括7处：穿越法显海上求法之路(2013年夏 斯里兰卡)、探访玄奘西天取经地(2012年春 巴基斯坦)、喜马拉雅无媒体生存(2010年夏 尼泊尔)、沿着古长城走丝绸之路(2009年夏 甘肃)、坐着火车找寻香巴拉(2007年春 西藏)、重走藏区红军雪山草地路(2002年夏 四川)、罗布泊里探楼兰(2000年夏 新疆、内蒙、甘肃)。全书从学生千余篇纪实作品和采访手记中收录了这200多篇。
序篇
一辆载着20名学生的大轿车开过一座狭窄的石桥，转弯驶进了一条土路。路时不时地被一些猴子或者孔雀堵住。它们或是停住，或是缓慢地从车前走过，以显示它们才是这座森林的主人。经过10个小时之后，我们在越来越茂密的热带丛林深处看见了一座巨大的白色佛塔，在夕阳的照射下闪耀着金光。“那就是无畏山了，”我们的司机说道。
我们下了车，脱了鞋，赤脚走在一条沙路上，接着转上一条用石头铺成的路，直至我们来到一尊巨大的白色石佛前。我点燃了香，一名学生则把一束白色的花献到佛像前。我们跪倒在地，不停地礼拜。1600年前，法显花了17年的时间，穿过沙漠、雪山、森林，渡过海洋，才终于来到斯里兰卡的无畏寺。他在这里研习了两年，并把大乘佛教的佛经带回中国，由此成为中国的第一名“留学生”。
冥想结束之后，我们离开无畏寺回到树林中。明亮的月色下，点缀着白色佛塔的森林是那样的静谧、美丽。大轿车上一片沉寂。“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我问道，“你们是还在冥想吗?”“我们饿了，”一名学生回答。时间已经到了晚上8点。“好吧，同学们，杨先生已经为我们准备了烧烤大餐，”我说道，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呼了起来，“但是我们到那儿还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学生们又沉默了。一些学生开始在手机上记录日记。
过去的15年中，我把在亚洲边地的大篷车课堂教学当成自己的生命。大篷车追随着法显以及其他人的脚步行走在亚洲边地。我最好的朋友杨明皓先生为这门旅行研讨课提供了支持。而我第一次想到要开办一个行走在路上的课堂，是15年前与清华大学当时的校长王大中的一次会面。
那是1999年的一个夏夜。我在清华大学甲所的一间餐厅中坐着，周围环绕着茂密的灌木丛与古树。核科学家王大中院士和校党委副书记胡显章在那里请我吃饭。那天早上，王校长在校长办公会上决定聘任我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主任。
“你认为一个好记者的标准是什么?”王校长问我。
我从包里拿出两本书：《找回中国昨日辉煌》和《梦幻尼雅》。“这两本书是我多次去亚洲内陆和边境的旅行日记。”我说，“我想让清华的新闻学生学习一种慢新闻，也就是说学生们要撰写和发表自己的作品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就像我的这些日记一样。”
“我将用一支笔、一个记事本和两本古书在清华开启一种全新的新闻教育，”我说道，“那两本古书是法显写在5世纪早期的《佛国记》和玄奘写于7世纪的《大唐西域记》。”
“你为什么选两本古书作为新闻系学生的指定读物?”王校长问。
“中文里的‘记者’这个词，‘记’是动词，‘者’是指人。记者就是记录的人，”我解释说，“如果我们读这些伟大的旅行者或者说‘记者’写的书，就能够更直接地掌握进行珍贵历史记录的基本要素。”
第一篇 亚洲内陆的旅行记者
机长宣布飞机需要临时降落时，我与坐在旁边的漂亮蒙古姑娘相谈正欢。“飞机快没有燃料了。”他说。
所有的蒙古乘客都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大声跟乘务员讲话。“乘务员说我们从乌兰巴托起飞前机械师给飞机加的燃料不够支持这次长途飞行。”我身边的姑娘冷静地向我解释道。
几分钟后，这架前苏联时代的螺旋桨式飞机在一条狭窄的、未修整过的土跑道上安全降落。这里是一个几个月前被苏联军队遗弃的旧军用机场。“苏联红军留下了几桶汽油，应该足够让我们飞到科布多。”机长试图让乘客平静下来。
加油期间我走下了飞机。广阔草原的另一边，我看到了一座古城废墟，高大的城墙裹在护城河中间。“那是什么?”我问道。“那是乌里雅苏台。”同机的一位蒙古外交部官员回答说。
乌里雅苏台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许多喜欢看清朝古装剧的中国人可能都听过。“你胆敢谋反，送你到乌里雅苏台。”我在一部关于雍正皇帝的电视剧中就听过这句话。
雍正帝1733年建造了乌里雅苏台作为军事要塞使用，并使之成为外蒙古的政治、商业与军事中心。从18世纪早期到20世纪早期，乌里雅苏台是外蒙古与西伯利亚南部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与最繁忙的买卖城。在其鼎盛时期，乌里雅苏台的要塞里曾驻扎3500人的中国军队，住着北平、天津和山西商人的买卖城包围着要塞。直到1911年外蒙古的贵族与宗教领导者以响应孙中山号召中国全部省份独立的名义，宣布从中国独立，成千上万的中国内地商人才被迫迁回内地。
乌里雅苏台是连接各个骆驼商队行进路线的十字路口。从其东部穿过杭爱山可以到达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西部穿过阿尔泰山脉到达新疆，东南部穿越戈壁沙漠通到北京，北部穿过唐努山可以到达唐努乌梁海。
我1992年到科布多的这次旅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项目的一部分，名为“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对话之路”。
1990年夏天，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青年学者，参加了UNESCO为期两年的丝绸之路考察。在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艾哈迈德·哈桑·丹尼教授的带领下，我们考察了4条古丝绸之路：穿过中国西部的沙漠之路，从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之路，位于苏联的草原之路以及位于蒙古的阿尔泰山路。我从西安出发，身上带着3台相机、500卷胶卷、1捆圆珠笔、1打新笔记本以及1个老式的打字机。陕西省省长白清才在西安的西门为参与考察的每一位学者颁发了1张唐朝官方的护照复制品，表示我们是合法的西行者。
但是1400年前，玄奘去往印度时却是偷偷摸摸地从西安出发，因为当时唐太宗禁止国人出关。玄奘说服了玉门关的守卫才成功偷渡出国。在中亚和南亚旅行了17年之后，玄奘回到西安，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在这本12万字的书中，玄奘描写了中南亚的地理、交通、气候、商品、人民、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范围覆盖现在的新疆、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玄奘在书的开头写道：“我在这里叙述的从未被叙述过，并且和你们从前耳闻的有所不同。我的书记录了帕米尔高原之外的几乎所有地方。本书纯粹记录我所见到的，没有任何夸张或修饰。”
我不清楚玄奘是如何记录并保存下他的见闻的。在他的年代，并不存在可以随时随地记录的微博等工具。他一定有极好的记忆力。但是我并不相信自己的记忆。我随身携带记事本，现场记录下所有我看到、听到的有意义的细节，并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现在，通过微博或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普及，似乎人人都在写日记，但是与玄奘的写作相比，现在大多数作家写微博更多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偏见和愤怒，而不是记录历史。
行驶在西伯利亚铁路(摘自李希光新著《写在亚洲边地上》)
在炎热的阳光下，19岁的莫斯科大学学生噶琳娜穿着性感的比基尼，背着一口大铁锅行走在覆满灌木和荆棘的山坡上。她正带着一群中国和俄罗斯的学生寻找传奇的中国外交家苏武当年在贝加尔湖边放羊的地方。
在灌木丛中艰苦跋涉了3小时后，大部分中国学生，尤其是男生已经精疲力尽了，而他们的俄罗斯同龄人还在雄赳赳地往前走，就像古代的蒙古勇士或者哥萨克士兵一样。
这是大篷车课堂第一次来到贝加尔湖，也是第一次有俄罗斯学生加入。一周前，从北京坐了69个小时的火车之后，我们来到了位于贝加尔湖西部70公里、处于莫斯科和北京中间位置的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尽管交通不太方便，气候也很恶劣，伊尔库茨克作为中国去欧洲的中转站存在了好几个世纪。17、18世纪，大量的西伯利亚毛皮出口到中国。而自19世纪以来，伊尔库茨克就成为了流放罪犯和政治犯人的地方。不过西伯利亚的第一名政治犯人不是别人，正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外交家苏武。
每周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有两班火车。K3/4次穿过蒙古，使用中国车厢;K19/20次穿越满洲，使用俄罗斯车厢。跨蒙古的火车每周三早上从北京出发，横穿内蒙古、戈壁沙漠、外蒙古和西伯利亚。由于穿越蒙古需要一个额外的签证，我们决定乘坐满洲线路的火车。该列车每周六晚上离开北京，穿越满洲、外贝加尔、乌兰乌德，花费70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达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
去西伯利亚最麻烦的事情就是获取签证需要的官方邀请函。我的好友、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亚森·扎苏尔斯基(Yassen N.Zassoursky)教授给我寄来了所需的邀请函，但要求我支付5000美元的定金，以便让伊尔库茨克的旅馆提供住宿凭证，确认我和学生们在俄罗斯每一晚住的酒店。
火车上，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张卧铺。我们的漫长旅途在内蒙古繁华的边境城市满洲里被打断，火车在那里停留了两小时。火车在满洲里要把车轮调整为俄罗斯铁轨的规格。接着火车又缓慢前行，之后停在外贝加尔的一个俄罗斯小站进行严格的移民和海关检查。乘务员将车厢两头的门都锁上，以防止有乘客逃跑。在既没水、没食物，没厕所的隔间中被关了3小时之后，我们终于被允许下车了。我带着学生们到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了进入西伯利亚之前的最后一顿中餐。
火车重新开动之后，我们沿着毛泽东、奥利尔·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伟大旅行者的足迹前行。大家手里举着照相机，心怀敬畏地望着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荒原。
火车进入布里亚特蒙古人居住的区域时，我们正在吃早餐。在《蒙古秘史》中，“布里亚特”被记录为森林居民。像蒙古人、满洲人、唐努乌梁海人一样，布里亚特人不仅信奉大乘佛教，也信奉萨满教。藏传佛教覆盖了从西藏、青海、内蒙古，到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和外贝加尔的一大片区域。
在吃了一顿包括面包片、黄油香肠、黄瓜片、鸡蛋和牛奶的丰盛早餐之后，杨明皓先生在空餐车里组织了一场关于“大国博弈”的研讨会。火车上的学生正在看两本关于大国博弈的书。一本是美国卡尔·迈耶(Karl Meyer)和莎琳·布里萨克(Shareen Brysac)合著的《影子竞赛：大博弈与中亚帝国之争》(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另一本是英国作家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的《大博弈：亚洲高原的情报机构》(The Great Game: on secret service in high Asia)。这两本书都是学生在火车上的指定读物。
大博弈一词指的是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暗中争夺中亚控制权的战略冲突。清朝末期，随着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个中亚汗国成为俄罗斯的属国，大博弈也东移至西藏和蒙古。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响应孙中山呼吁各省独立的号召，蒙古和西藏宣布独立，蒙藏代表甚至基于共同的藏传佛教信仰签订了联盟条约。签署文件的西藏代表是阿格旺多杰，他是来自布里亚特的喇嘛，同时也是俄罗斯的臣民，他一直在争取西藏的国家地位。但是这份条约从没有得到过西藏的精神领袖、十三世达喇喇嘛及其政府的认可。西藏和蒙古的独立都是不被承认的。大多数西方势力都对软弱的中国在这些区域的松散控制感到满意。
关于这个布里亚特喇嘛个人的经历以及他对建造俄罗斯佛教寺庙的参与，学生们展开了一场有趣的讨论。多杰曾作为一名佛教学生在哲蚌寺研读了15年。哲蚌寺是拉萨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神学中心之一。获得佛教学者的学位后，多杰被命为十三世达喇喇嘛的老师之一。
19世纪晚期，多杰产生了建立大香巴拉王国的古怪念头。他坚信这个传说中的佛教王国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帝国。他公开地进行“泛佛教徒”的运动，试图将外贝加尔、蒙古和西藏的所有佛教徒融合到一个国家里，而不是成立一个独立的、现世的布里亚特国家。1898年，多杰以达赖喇嘛代表的名义，访问了俄罗斯并见到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1900年夏天，多杰重访俄罗斯，并在敖德萨的里瓦几亚宫再次觐见了沙皇。
19世纪晚期，英国对俄罗斯在亚洲的扩张感到不满，包括俄国对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一些领土的吞并以及向满洲南部的活动。但是英国人并不知晓布里亚特喇嘛与沙皇的会面，直到沙皇办公室中的一名布里亚特官员在俄罗斯媒体中公开了多杰的身份及其对俄罗斯的访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被译成英文寄回英国外交部，直接导致了1903年英国对西藏的侵略。达赖喇嘛逃往中国内地和外蒙古，当他试图离开蒙古前往俄罗斯时，被中国官员制止了。1906年，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将一个俄罗斯秘密特工马达汉派往中国。马达汉伪装成一名考古学者，使用芬兰护照与法国学者伯希和一起进入中国。马达汉跑遍了中国的西部省份。在去往北京的路上，他在藏传佛教的圣山五台山稍作停留，在那里秘密觐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
挥舞着关于大博弈的书籍，杨明皓让同学们谈谈对多杰的看法。
“多杰怀抱着一个通过政治手段光大佛教的梦想，但他的最终愿望还是想让宗教脱离政治，并实现创建一个佛教世界的理想”，一名叫李梦溪的女生在她的书评里说，“多杰对佛教有着坚定的信仰，并且通过早年在西藏的学习获得了佛教学术的最高学位，这为多杰的决心和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或者说可能性。多杰尽全力证明俄罗斯就是传说中的圣地香巴拉，为此在圣彼得堡建立了西藏寺庙，还与沙皇多次会面。”
杨明皓向学生们抛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十四世达赖喇嘛是支持多杰的吗?这是否使得中国不得不站在多杰的对立面?佛教必须是密宗的吗?为什么泛蒙古主义最后消失了?具有诱惑力的“香巴拉思维”的危险性在哪里，会产生怎样的误导性?比较一下沙皇俄国对多杰的轻信以及现代好莱坞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轻信，比较一下多杰和苏武。
一名叫齐汉汀的男生从现代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19世纪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争夺中亚的大博弈是一个警钟。在21世纪，好战的美国与新崛起的国际力量中国和区域强国俄罗斯在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共和国以及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等动荡边地的对峙，实际上是一场新的大博弈。”
我们的火车准时抵达了伊尔库茨克，79岁的扎苏尔斯基教授带着他的学生们在火车站外的一辆大巴前等着我们。大巴载着我们驶向卡尔·马克思大街，我们在那里的一间小旅馆过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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