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困境已经来临，良知应该出现》已经说的直白了，有人不高兴。但我还必须继续直白说，法治变革如果忤逆强大的民意肆意妄为，一定会带来严重政治灾难!
当今中国所谓的法治建设，其实纲目不清，主体不彰。因此，笔者鉴定当前中国的“法治兴奋”，不过是一个糊涂梦，或者是画饼充饥而已。法治变革是走向死局，还是极端困境的真正破局？法治变革遵循的根本在哪里？所以很有必要谈谈法治了，很有必要为“法治兴奋”下一剂镇静药了。
世界历史，与其说是一部政治历史，不如说是一部法治变革的历史。纵观世界历史，不需要进行过多的综合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从奴隶社会到现在，国家的强大实际上是法治变革的一定意义上的成功。也就是说，国家困境的破局，完全就是法治变革上遵循正轨的破局。
在当前努力建设中国成为法治社会超强舆论氛围下，甚至包括许多法律界人士，似乎进入到了一个迷幻状态，法治与良知的争论，法治与权治的争论，权治与专制的争论，进入到了极端的迷糊境地。一些法律界人士甚至不明白法治与政治的基本关系，不明白法律与民意的关系，法律与民主如何结合。居然出现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这样荒诞无稽之谈，甚至出现法治之本是政治。这种混乱的法治概念，造就新中国经历几十年到现在，还在法治建设的迷魂阵中徘徊。
这些人几乎不明白，早在奴隶制社会就已经出现法治，也就是说，有成文法律的法治社会的开始是从奴隶制社会开始。冤假错案本就是法治的结果，历史上绝大部分冤假错案纠正只因良知出现。对冤假错案出现纠正的现象抱有痴迷般的认可，会阻碍法治的真正建设。
我们无可指责新中国建立初期法治的不完善，那时根本制度的改变不得不采纳的过渡时期的做法也是世界各国通常采纳的做法。其实那是已经进入到法治建设的正轨(这种说法将在下文进行阐述)。但是，我们完全有足够事实和凭据指责，走向世界经济改革时期，权大于法的现象，权力泛滥全面腐败成灾，是政权具有改革指导能力者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在刑案修改等上面，我们可以发现违背世界潮流违背传统历史政治伦理的谬改，比如官员贪腐五千不入刑案，百姓盗窃两千可以判一到三年徒刑等，可以证明法制改革是倒行逆施。从法治历史上看，法治变革倒行逆施是造成中国目前的困境就是必然主要原因。
媒体报道揭露只是冰山一角的冤假错案呈现爆发，是导致上访逐年暴增至数千万的一个主要原因，进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性增长，《极端困境已经来临，良知应该出现》一文中笔者也谈到了中国极端困局，但没有指出：立法不当，删减或修改法律的不当，才是罪魁祸首!而中国在各大领域都已经出现具体法律条款约束人们的行为，为什么还会出现内外交困的极端状况?因此，很有必要就世界法治变革历史进行综合性分析寻找原因。
迄今所知历史上第一部内容较为广泛的法典是古巴比伦王国建立前期(大约公元前2300年前)就已经产生的《乌尔纳木法典》，由于当时社会分化日益严重，奴隶和平民反抗贵族的斗争日益尖锐，外族(山地部落)不断入侵，统治者为使国家不致毁灭，王朝不致被推翻，实施法治以抑制社会的不安，抵御外族入侵，所以“讲正义”作为法典的要旨，法典序言就宣称禁止欺凌孤儿寡妇，不许富者虐待贫者。 在于今天来说，以法定形式确保民权。所谓“讲正义”正是体现出了专制权力适当让渡于民权。这种“专制权力适当让渡于民权”，正是铸就令当今世界仍然念念不忘古巴比伦王国的无与伦比的强盛真正动力。
中国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29年)(迄今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典《禹刑》，虽然具体内容已经无法考证，但从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可以基本确定其大致内容是以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法律，也就是说《禹刑》的性质相当于现代的刑法典。相比于《乌尔纳木法典》，无法考证《禹刑》是否不顾及社会底层人民的利益，只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所谓乱政实际上是指奴隶暴动和反抗斗争，奴隶主阶级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而制定的。这种乱政在禹时是不大可能出现的。
到了古巴比伦王国(建立于公元前2006年)，出现更具有相对完善的《汉莫拉比法典》。
而到了公元前9世纪，经历平民与贵族斗争，达成的最终双方妥协，是古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诞生，这种双方的妥协必然导致其法律内容更为广泛，而且条文清晰，从此审判、量刑皆有法可依，贵族不能再随意解释法律，平民的利益受到更多的一定程度的保护。
《汉谟拉比法典》的制定，《十二铜表法》诞生，实际上成为欧亚大陆奴隶制王国中央集权强大的标志之一，它消除了原来各城邦的立法，把全国法令统一起来。
从法治的历史进程分析，奴隶制度社会里前期，中国无疑落后于古巴比伦王国和古罗马帝国。
从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和历朝历代著名的开明政治理论家评断可以看出，管仲政治改革具有中国传统典范意义。
中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标志性的创立是始于公元前475年。欧洲封建社会的开始，是以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和蛮族登上历史舞台为标志的。帝国内部封建因素——隶农的出现和蛮族的入侵促成了帝国的灭亡。据此，可以论证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早950年。
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春秋时期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改引导者，管仲的重商政策，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靠国家垄断商业及其经营而致富成了强国。运用了货币战略，成就了中国古代货币战争经典案例。注重德法兼治，树立法律威信，依法治国，反对随意增删法令，也即法大于一切权力。为防“竭泽而渔”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从零散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意义就是今天“法大于党、大于一切国家机构权利”的另一种解释。这说明到了今天，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就显得荒诞无稽，非常可笑。
而到了战国时期，“不得随意增删法令”遇到社会重大变迁的矛盾，李悝变法就成为最早的变法。李悝生活的年代，正是战国初期，封建经济已经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由于新建立的封建政权，面对着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为了巩固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确保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战国初期各个国家纷纷掀起变法运动。李悝在政治上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苏秦齐国变法、吴起楚国变法、屈原楚国变法、申不害韩国变法，等等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的法治历史事件，虽然不及管仲影响力，但也真实反映了中国在同时期世界法治建设的先进无与伦比。
在中国完全进入封建社会制度后，最有名的法治历史事件是商鞅变法。也是中国最成功、最深彻、影响最深的变法。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记为新发，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促使秦国很快富起来，通过变法也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使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定了法治的思想。商鞅变法达成的统一了度量衡制，具有超历史意义。
在标准封建制度的社会历史里，除了商鞅变法取得(多数人认为)较大成功外，汉朝晁错变法、王莽政改，宋朝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变法，清朝雍正政改、戊戌变法，等等法治改革均遭功效不大或者遇重大失败。仅仅以以新中国的诞生的理论基础为思想基础，阶级斗争论认为主要是由于新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对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反动势力过于寄于幻想。但从中国法治历史的纵惯进行总结分析，中国法治改革成功，一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统治阶级关键人物的开明和智慧。如果再扩大视野看世界法治改革成功案例，就能够明白，民主权利不断延伸扩展和政权机构权利不断的妥协性缩小，是法治改革成功的根本性的趋势选择。
一直以来，笔者对管仲法治变革给予相当的肯定，但不认可商鞅变法是成功的。一个时代变法成功，不是取得短期的巨大成果，而是看其长久的时效性。商鞅变法，轻视德治，鼓吹轻罪重罚，在民怨四起的社会里，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激化了社会隐藏的巨大矛盾，并未在民主权利上让步，政权组织相对于民权并未作出重大性妥协，“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虽然重视法治，但轻视德治等思想，其局限性弱点在秦朝极速亡国中表现的清清楚楚。
公有制经济思想不是来源于马列论!在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国法治变革思想上就已经出现最原始的公有制经济思想。在绝大部分农民起义的历史里，也贯穿了公有制经济思想的强大作用和效果。
从中国奴隶制度走向封建制度的过渡时期看，管仲的重商政策，运用了货币战略，成就中国古代货币战争经典案例，以及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靠国家垄断商业及其经营而致富成了强国，已经展示出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思想端倪。从中国各个时代的农民起义分析，也能进一步证明公有制经济思想成为中国历史一贯的民众利益诉求。以此分析毛泽东选择公有制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以半封建半殖民的畸形资本经济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并不是照搬马列论，而是沿袭传统的、具有历史先进意义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治国就是治吏”等的民本治国之道，承袭中国曾经先进于西方国家历史意义传统政治伦理，四大权力写进宪法，标志着中国民主权利超世界水平以及法治建设逐渐纳入正确的民主轨道。引起世界各地崇尚毛主义，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世界各地毛主义思想者甚至毛主义武装组织，至今影响美国最高层政客，原因就在于此。不论从法治建设还是传统政治伦理、社会发展趋势等等重要性角度分析，世界良心政客都不会鉴定出毛是一个独裁者。一个处在社会制度过渡时期的世界著名政治家，却在当今中国遭遇政治高层许多无知者或是阴暗卑鄙角色的冷漠，任由社会无知者无底线污蔑，甚至成为祸害中国政治的所谓改革领军人物的垫脚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耻辱!必将成为今后更大社会悲剧形成的罪魁祸首。
冰山一角的冤假错案呈现爆发，是导致上访逐年暴增至数千万的一个主要原因，进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性增长，有极少数人借助多数法治认识的缺陷，蓄意迷惑人们说这个原因是经济改革不当，甚至说是房地产经济造成，实际上，此前的立法不当，删减或修改法律的不当，才是罪魁祸首！如果继续“任性”胡为，中国困局就会成为死局！
在这里，还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私混国企的政改，金融私有化，医疗、教育、铁路私有化，存在违逆历史传统正道政治思想，更践踏了宪法。综观中国历史，可以确定这种法治变革忤逆强大的民意，属于倒行逆施，肆意妄为必将带来严重政治的灾难！
保障民生不过是法治建设的目，而中国法治建设的纲在哪里？
从古今中外的法治发展历史进行综合性分析，只有政治权利机构在权利行使上实质性让渡一定的民权，法治变革才会起到强大的正面作用和效果。古罗马帝国的强大，巴比伦王国的强盛，美国的强大，苏联、中国前期超强的发展速度，都是来源于政治权利机构在权利行使上实质性让渡一定的民权的作用，这说明“政治权利机构在权利行使上实质性让渡一定的民权”，是法治变革的纲领，绝不可能是现有中国法治建设理论中的保障民生，保障民生至多算是法治建设中的目的问题。
或许有人觉得笔者太过理想化，而实际上笔者确实是现实主义，中国扭转颓势，要在极端困境中破局，需要真正考虑的具有里程碑意义六大法治变革的事项。
第一个法治建设里程碑意义，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宪法确定以及四大权力写进宪法(虽然内容不很规范)，成为了中国法治建设第一个里程碑。
第二个法治建设里程碑意义，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被法律界吹嘘成为法治建设里程碑，但只要看看实际案例和官员腐败发展趋势以及上访暴增，就已经明白它不具半个里程碑意义，在此，且算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第二个里程碑。
第三个法治建设里程碑意义，遵循“治国先治、明君治官不治民”的传统政治伦理和世界潮流，“财产公开、裸官处置、财富移民管控”等管控官员法律体系的建立。
第四个法治建设里程碑是违宪举证和违宪审判独立机构的建设。
第五个法治建设里程碑意义，是权力制衡机制的完善，重新考虑分析孙中山的五权制衡。
第六个法治建设里程碑意义，是权力机构的产生和立法上直接民主模式(一人一票如何加党权)上的采纳。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些里程碑遭遇不断破坏的危机。法治变革可以带来强国复兴梦，但在梦中清醒者寥寥无几，几乎没有人感受到危机的真正来临。
直白说，今天的法治口号实际上就是一个套，有人企图利用这个套缓解当前社会严重危机，而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只能蒙蒙骗骗自己。
在危机困境中，多余的空洞政治宣传确实没有多大意义，甚至早已经引起民众的极度反感，不否认我就是其中之一。
文章最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假设：
世界上如果有这么一个国家,杜绝了民众直接监督权，灭绝世界普遍性具有的民众直接参政的基本民主权，议员或者代表失去了大众属性，关键性权力机构没有形成权力制衡，形成了一统天下的腐朽官僚机制，它的外在表现一定是造成大面积大范围的诸侯乱国进而全面腐败。如果这个国家决策层对这些根本问题避而不谈，只是通过反腐告诉人民问题是临时工干的，是某些坏蛋群体干的，副职是坏蛋，正职永远是好的。却根本没有人愿意听老百姓的诚恳尖锐意见，还在肯定道路自信，这条道走不通的，这种国家不会极速衰亡，是没有天理的!世界强国不对其展开越来越强劲的各个领域的攻陷，人类战争历史告诉人们，绝不存在可能性。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