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就像新中国前30年经济飞速发展一样，取得了巨大成就。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按“改革教”的说法，取得这些成就都是因为采纳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的结果，而中国存在的问题则都是因为全盘西化改革不彻底。所以他们把一切不符合西方自由市场理论的都指责为计划经济体制残余，谁反对苏联、东欧式的彻底私有化谁就是文革余孽。当年宿迁为什么私有化医院?他们说老百姓看病难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所以要市场化、私有化。他们说这话时，全然不顾一个基本事实：正是当初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才在一无所有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了一整套医疗体制，老百姓生病由原来在家等死到有医院可住，完全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功劳。由于建立了一整套医疗体制特别是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中国人均寿命由解放初的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而世界平均寿命只由1949年的47岁延长到1976年的58岁。他们不仅无视这样的基本事实，还把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归罪为老祖宗。
我认为，评价一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大不大，有一个办法，就是假设把这个因素撤掉，还能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或者说拿掉这个因素是比现在成就大还是成就小。无非是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如果拿掉这个因素，成就可能更大，那么这个因素就起坏作用。
第二，如果拿掉这个因素，成就不复存在，那么这个因素一定是最关键的因素。
第三，如果拿掉这个因素，影响不大，或者说搞不清影响大不大，那么这个因素一定不是关键因素。
按照这个办法，我们来评估几个因素在改革开放时期所起的作用。一个是公知们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一个是前三十年巨大的人口红利。先说这两个因素，其他的，比如前30年建立的农田水利设施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的作用，九张饼和一张饼，不能唱着第10张饼的赞歌咒骂前9张饼不起作用。但是限于篇幅，今天就不说了。
第一，首先看一看公知“改革教”们的说法靠不靠谱。
有人说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改革教”的做法对与错很难说得清楚。其实，判断“改革教”给出的改革路线图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并不难，看看两类截然相反的例子就清楚了。
先看看他们推崇的例子，一个是汽车，一个是上海。
30多年来，中国汽车业按照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走过了一条股份化、市场化、国际化、外资化的道路，通过与国外公司合作混合所有制改造国企。然而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家用汽车工业既没有学到技术，又丢失了庞大的市场。在西方大老板们捞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中国家用汽车工业似乎还在30年前打转转。丰田公司老板对问题汽车，为什么对美国点头哈腰，而对中国消费者却牛B哄哄?因为你中国没有自己的民族品牌。对你再牛逼，你也得买我的。
有人说了，我不买丰田，我买别的汽车。请问，中国没有自己的东西，大众和丰田有区别吗?
有人说，汽车业“成为中国产业升级最大的败笔”，这话是有道理的。
上海，改革开放排头兵。改革开放以前，上海有许许多多百姓耳熟能详的名牌，上海造曾经是整个中国人的骄傲，上海牌手表，5 5 5牌座钟，蝴蝶、标准牌缝纫机，永久、凤凰牌自行车，万紫千红雪花膏，中华、白玉、美加净牙膏，回力球鞋，张小泉剪刀，英雄钢笔，海欧相机，华生电风扇，上海牌汽车等等，等等。然而，这些民族品牌几乎被淹没的无影无踪。中华牙膏还有，但是已经既不“中”也不“华”了，如果不是这个名字有特定含义，也早就烟消云散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也创造了许许多多赶超世界先进技术的尖端科技和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中，但出自上海的，接近于零。
30多年来，凡是美国、欧洲、日本愿意对中国敞开大门，主动“帮助”中国的领域，如汽车、财经理论、法律，差不多全都沦陷成西方的产业、学科殖民地。
再来看相反的例子。
与汽车产业相反，那些外国人不带我们玩儿，我们不得不依靠国企自力更生的产业，却突飞猛进地发展。
先看看高铁。中国高铁在十几年前还是技术输入国，十载弹指一挥间，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和技术输出方。高铁的技术含量远远高于汽车，一个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屁股后边颠儿颠儿地三十多年仍然没有什么自己的知识产权积累只是给外国老板卖苦力的汽车行业，一个是短短时间就遥遥领先全世界的高铁，差距如此之大!如今高铁已经完成华丽转身走向世界，标志着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输出高附加值的产品。
当然，中国类似高铁这样的奇迹还有很多，“华龙一号”核电，超级计算机，北斗导航，天宫和神舟系列太空站，探月工程，无人机，载人深潜，海洋石油移动式巨型深海钻井平台，超级大桥，超级大坝，隐形战斗机、预警机、中华神盾、东风导弹、红旗-9防空导弹、99坦克等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防装备，芯片技术，TD-SCDMA 3G、TD-LTE4G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等等，无不领先于世界或站在世界前列。创造这些奇迹的，有这样几个特点：都是有待于“深化改革”的国有企业，都是公知嘴里的“计划经济残余”，都是美欧日封锁我们的。幸亏这些领域人家不带我们玩儿，如果也像家用汽车产业那样，找上门来与我们合作，这些领域也难免与家用汽车领域一个命运。所以，毛主席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通过以上简单对比我们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专家们口中的市场化、股份化、国际化根本不靠谱。也就是说他们指出的私有化国企和市场化、股份化的改革方向不仅没有促进中国的发展，反而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按照他们制定的《2030年的中国》搞下去，中国梦永远是个梦。
有人说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我曾经试图努力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有说服力的事例和数据。有人说，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好，难道不是坚持改革的功劳吗?肯定是!改革开放是必须坚持的，但是，如果你说改革开放是最大的红利，你要用具体的事例或数据说服我。
我赞成要坚持改革开放，但是，我反对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开放措施，对于那种“一改革就灵”、“一放开就灵”、“一市场化就灵”、“一私有化就灵”的主张，我嗤之以鼻。
改革是个动词，改革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是改革的行为并不一定就带来好的结果。有些改革是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但是有些改革还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呢!比如前述的家用汽车也改革了也开放了，就没起好作用。所以要想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必须有可对比的事例或数据。有人总喜欢拿今日中国天天吃肉与前30年吃不上肉的对比来证明一切，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李世民没有骑过自行车，难道就证明大唐没有民国强盛?
第二，再看看前30年的人口红利。
什么是这30年发展最大的红利?我认为是人，是前30年养育、培养起来的劳动力。按照马克思主义，人是劳动力三要素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最活跃的生产力。没有工具，人可以制造工具。没有这种劳动对象，人可以利用那种劳动对象，通俗说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地种地，没地打猎。但是，如果没有人，一切都无从谈起。社会劳动分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物化劳动，即物质形态之间的转化是不创造增加值的，所有增加值，即人类社会所有的进步都是活劳动，即人的劳动创造的。人的因素永远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
当然，这个第一要素有可能给后世发展带来加速作用，也有可能带来减速作用。什么情况下给后世的发展带来减速作用，什么情况下带来加速作用?当所在时期消耗的人力资源大于培育的人力资源的时候，就会给后来的发展带来减速作用。反过来，当所在时期培育的人力资源大于消耗的人力资源的时候，就会给后来的发展带来加速作用。说通俗一点儿：一对夫妻如果养育一个孩子，那么消耗的是两个人力资源，只培育了1个人力资源，由于人力资源越来越少，就对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减速作用。反之，如果夫妻二人养育四个孩子，在消耗2个人力资源的时候培育了四个人力资源，结果是人力资源越来越丰富，那么对后来的发展就起到了加速作用，是夫妻二人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质量为后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就是人口红利。
当然，人口红利不一定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就像改革红利一样。
根据人口学家易富贤的论著《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中国大陆人口1949年5.5亿，1959年6.6亿，1970年8.5亿，1976年9.5亿，1980年10.1亿。30年间净增加4.6亿，净增率83.63%。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截止2010年11月1日零时，中国大陆总人口13.39亿。比1980年净增3.29亿，净增率32.57%。
如果按照后30年的净增率32.57%计算前30年应该增加的人口，是1.79亿，如果考虑到人均寿命的增加等因素，前30年净增加数也就是1亿多一点儿。也就是说前30年多养了3亿多人。这3亿多人是前30年牺牲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为后世发展多养育的劳动力，因为人力资源越来越丰富，所以这3亿多人为后30年的发展起了加速度作用。
《光明日报》1979年8月5日有一文章叫“错批一人 误增三亿”，意思是毛泽东1959年“错批”马寅初，从而“误增三亿”人口。第4次和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均显示1959年到1979年共出生4.57亿人口，按照《光明日报》的说法，不批马寅初的话，人口会少增加3亿。这个数字与我上面的推算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光明日报》的文章发现，这“误增”的3亿恰恰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今日中国逐渐步入老龄社会，逐渐呈现老态，根本原因是前后30年相差的这3亿人逐渐老去。
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拿掉这个因素，看一看情况怎么样?试想，把今天中国3亿多青壮劳动力抽掉，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国的老龄化情况更甚于日本。不要说经济发展、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生存都成问题。正是因为前30年为改革开放时期多培育了3亿多的劳动力，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才有比较快速的发展。这是前30年为改革开放时期培育的人口红利。
再来看看改革开放时期为今后培育的人口红利情况。如果后30年的净增人数按照前30年83.63%的净增率计算，1980年至2010年应该净增人口8.45亿，与实际相比差5.16亿。这30多年，享用着前30年的3亿多的人口红利，却给今后的同样速度的发展造成了5.16亿的负的红利。
因此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最大的红利是前30年的人口红利。由于30多年以来对人口红利的消耗比例远远大于培养比例，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可能再有过去的速度。
吃了祖宗吃子孙，取得了一些成绩，实在没什么好夸耀的。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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