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中国革命的胜利从这里开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敬爱的毛主席逝世40周年，中国人民以不同的方式在纪念着，我和我的战友们纷纷加入了纪念的行列，或是座谈，或是微信、或是撰文，热情的歌颂着毛主席从建党、建军、建国到反修防修的伟大。可能缘于当兵的经历，在对毛主席热爱的基础上，更多了一份对毛主席英明伟大的认识。为此，我在9月9日撰写的《怀念人民救星毛主席》一文中，重点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最伟大的贡献，一是为夺取政权而创立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一是为巩固政权而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的理论。很多战友非常赞成文章中对这个“革命与继续革命”的理解，认为，毛泽东思想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由此，引发了我们对革命起点的讨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武装斗争起点的讨论，大致观点有二，一说是人民军队的伟大起点是秋收起义后的三湾改编，一说是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讨论在思想的碰撞中达成了共识一一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是从秋收起义后的三湾村走来，是从井岗山走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屠刀下终于觉醒了，这个觉醒的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八七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独立地领导人民，“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派到湖南去领导和发动秋收起义的，毛泽东领导着这支以工人自卫队、农民义勇军为骨干的，号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起义队伍，在1927年9月9日发起了攻打长沙的起义，这个起义与南昌起义一样都是武装暴动夺取城市的方式，但，不同的是起义者们不再高举国民党的党旗去冲锋陷阵，而是高举着中国共产党人自己设计的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红旗进行的起义;与南昌起义一样起义很快在探索武装暴动夺取城市的斗争中失败了，不一样的是起义部队后来去处的选择。起义部队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共产党人在失败中思索着。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聂荣臻曾总结经验的说：起义的领导者面对失败，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毛泽东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早在秋收起义之前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毛泽东年谱》1893～1949)。显然，毛泽东早就有了上山的思考，从上山思想发展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经过了一个艰难实践和探索的过程。秋收起义攻打长沙的计划失败后，在撤退的途中又不断的遭受敌军的打击，到永新县三湾村时，“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生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赖毅《毛委员在连队建党》)。中国第一支工农革命军正在经受着考验，是那种战与降、生与死的考验。三湾改编就是在这样严峻的考验背景下开始的，从此，这支不到一千人的工农武装获得了新生。
那么，三湾改编改了什么呢?有四大改革：一是整顿组织，由师缩编成团，其实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那些惊慌悲观、灰心动摇、丧失斗志者都跑了，留下了坚定的革命者。二是建立各级党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党委，并实行党代表制，使党在基层士兵中生根发芽，初步解决了党对部队的领导问题;三是以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实现部队民主，解决了官兵政治上平等的问题;四是官兵一致，同吃同住同战斗，密切了官兵关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系列改革，也是一个遇到重重阻碍和考验的改革，这样的改革行不行?毛泽东坚信改革能够打造出一支不同于旧军队的工农革命军，但，以师长余洒度(1931年被捕叛变投敌)为代表的一些旧军官不信，所以，他们离开了。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第一次开始了“党指挥枪”的革命实践。正因如此，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由中国共产党人完全独立领导的军队诞生了，并在1927年10月上了井岗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并且是革命力量大退却的高峯期，在井冈山开展了游击战，进行了土地改革，建立起了第一个红色政权的革命根据地，这样的“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三者结合的改革模式，就是毛泽东经过了革命的实践而形成了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构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你看，在中国，毛泽东的改革是第一个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很好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依靠谁?怎样建立共产党的军队?怎样进行革命斗争?等一系列革命问题的人。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才真正被“重视起来”，因为，井冈山上高高飘扬的红旗不仅成为了蒋介石统治的最大威胁，也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
为什么说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希望呢?我们首先来看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对当时革命的成功经验的认识。有两条，一条是外国的，苏俄十月革命的方式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经验，另一条是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夺取政权的经验。
你看，在秋收起义之前的八一南昌起义，先是仿效苏俄十月革命的城市暴动方式，在南昌战斗了3天就相继撤离了，到哪去?想到了北伐的经验，部队南下广东，计划再仿效国民党的北伐，从广东开始“北伐国民党”，然而，到了潮汕地区遭国民党的围攻而告失败。
我们再看，在秋收起义之后的广州起义，直接在“北伐”的发源地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计划在起义成功后，来一次共产党领导的“北伐”，遗憾的是，也只坚持了3天就撤出了广州城而告失败了。
可以看出，两次起义的失败，中央领导层和起义的领导者们，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仅仅是局限在“别人”过去“成功的经验”基础上的，还只是停留在武装斗争形式上的仿效，而且是从理论到实践完全的“照搬”成功的经验。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叶剑英在谈到失败的教训时说：“我们当时的头脑，还被城市根据地的思想所束缚”。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是从仿效“别人”的成功经验开始的，这种教条主义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以失败告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恋恋不忘的是城市武装暴动的思想和北伐的成功经验，而忽视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社会的阶级特点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创造出中国革命的道路。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的斗争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对武装斗争有了更深层的思考。那就是在中国，是继续仿效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通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方式夺取政权?是仿效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方式夺取政权?还是另辟新径，响应毛泽东的井冈山的做法，通过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实现夺取政权的任务?显然，这是一个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实际上是形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是中央领导层的受共产国际影响的领导们，他们信奉苏俄十月革命的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经验，同时，留恋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领导的北伐的经验。而另一方仅是毛泽东领导的工农武装，一支不足千人的队伍上了井岗山，用“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创造了工农政权的奇迹，并且在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等著作，从而创立了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开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意义在于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指明了一条胜利的道路。正如陈毅在谈到井冈山斗争时说：一个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便活跃在我们面前了。并称毛泽东“领导与统帅的卓越领导能力不能不被发现，不能不取得党与人民的深切爱戴”。
你看，毛泽东主张“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中央领导层没有人相信，并且也不承认、也不认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有多么的重要和必要，就是面对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上插上了革命的红旗，他们不仅依然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甚至，还批评毛泽东“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给了毛泽东一个“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的处分(1927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是“孤独的革命者”，他的革命方式是前无古人的。何长工在《伟大的会师》一文中回忆到，当年朱德见到毛泽东派来的代表时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岗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到井冈山去联系了”。几个月后(1928年4月)朱德上了井冈山，一年以后(1928年12月)彭德怀也上了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更加的壮大了，中央领导们才初步有了“井冈山的道路”是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的认识。正如南昌起义的领导人贺龙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一文中说“由于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到这时单纯军事观点才被纠正，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一套做法，才开始懂得一些。”贺龙的坦诚认识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央领导们和广大的共产党人，终于在反复的失败中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井岗山道路”的伟大。
至此以后，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到1930年初，武装起义的地区遍及全国10余省三百多个县，并在许多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尤以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等为显著。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的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中国革命战争形式既不可能是大城市暴动的方式，也不可能是北伐形式的重复，而是釆取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方式。
毛泽东的根据地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就是这样的星火燎原中国大地，这一伟大思想的产生，为迷茫的还在探索着中国革命的共产党人指明了方向，并创造性的解决了这一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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