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 “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 来源：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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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1）：
第二本著作名为《现代的合法性》，其是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1]他指出，基督教以其创世论和末世论，提出了一个古希腊人不知道的问题：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和构型。在中世纪结束后，"现代"思想家虽然放弃了基督教对这一"世界历史作为整体的意义"的问题的答案，但却不得不回答这一基督教的问题，以显示"现代"思想也有能力回答一切基督教关心的问题。因而，"现代"思想走向了一条以"规律"和"理性"重新占领(reoccupy)基督教创世与末世论的概念体系的歧途。[2]。本来，认识到自身限度的"理性"没有必要非以"普遍真理"自居不可，照样可以促进"人的解放";但为了和基督教抗衡，为了说明自身有能力回答一切基督教的问题，现代思想夸大了"理性"、"普遍真理"、"规律"的作用，反倒成了"人的解放"的障碍了。
由此可见，17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想陷入了"规律与解放"的两难困境。这是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根本内在矛盾。整个19世纪德国哲学就是想解决这一矛盾。即主体与客体、规律与解放的矛盾。正如尼采所说，"德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菜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是迄今为止浪漫主义和寻找家园的最基本形式。"[3]。与尼采的说法类似，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意即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客体与主体"、"规律与解放"之间的矛盾。但是，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一矛盾的集中表现，而并未解决这一矛盾：它一方面最强烈地要求"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又最坚定地捍卫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规律"。虽然马克思本人一再宣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乃使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自缚手脚。这至少可以追朔到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失误。
[1] Blumenberg在中文世界中不如哈贝马斯那样为人所知。但实际上，Blumenberg是比哈贝马斯更具原创性的当代德国思想家。可参见哈贝马斯本人对Blumenberg的讨论，载Ju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MIT Press, 1992, pp. 206-224
[2] 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MIT Press, 1983.
[3] 引自Jane Bennett, Unthinking Faith and Enlighten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
规律是对客观事物自身规定性的认识，人类科学运动的过程不可能不存在规律约束；没有规律性认识，就没有光明的道路。人类自身的解放包括认识物质规律性，进入自由王国，同时，还必须有规定性的赋予，这就是社会化的人类本质在经过历史的批判后形成的归复，正是人类本质的规定性，赋予人以类的完整精神和能力。人的解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从神学中解放、从无知或偏见中解放，最终是从私有制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实践——马克思强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命运中——赋予人类每个人都具有超越私有制观念的社会化精神和能力。人类超越自私自利的状态，就是人类解放的要义。
原文（2）：
更有象征意义的是，据毛泽东多年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的可靠回忆，毛泽东十分欣赏六代禅宗大师慧能，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慧能打破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勇于创新，把外来的佛教中国化，甚至可以“喝佛骂祖”。这与毛泽东津东与正统马列主义的关系，颇有相通之处。[4]本文认为，毛泽东与正统马列的关系应使我们认识到：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平等、民主的解放事业，不应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直接划等号;前者远比后者根本;前者可以从后者正确的部分涉取营养;但后者的错误决不应该使前者自缚手脚。否则，我们就是搞暄宾夺主，就要犯阻碍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严重错误。
总之，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特别是他的“大民主”理论之得失，为我们构想21世纪中国的蓝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借鉴。纵观当今世界，西方主流现代性的“规律与解放”的内在矛盾仍继续困扰着人类。福柯去世前曾与哈贝马斯计划在美国这个“中立地带”辩论“现代性”问题[5]，便是这一矛盾悬而未决的明证。如果21世纪的中国能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建立起毛泽东所孜孜以求而未得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开放性制度”，那么，中国就真的以自身的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进行了重构，从而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4] 林克，徐涛，吴旭君，着《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
[5] Michael Kelly, ed.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 MIT Press, 1994.
民主运动可以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也可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但是，两个目标的不一致，具有历史先后的顺序。促进人类社会化进步，每一个历史阶段所面对的客观条件不一样，方式、方法也不一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小部分人的私有制利益条件下的解放，使得“聪明人”、社会“精英”从封建专制下获得商品市场的纵欲自由。无产阶级革命民主，就是在资本主义形成的商品大潮中解决了吃穿用之后，建立人类社会化本质的精神、能力。这绝不仅是聪明的精英的利益分配问题，而是人类超越私有制、自私观念和狭隘意识形态的整体构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斗私、批修”，超越私有制对社会化的撕裂。
因此，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失败，只是“三七开”，其中问题就在于反动势力组织的全面武斗和小资极左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真正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改开”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没有死，必将在今天、明天展现出自身的价值。
毛泽东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和真理；同时，必须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研究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从具体问题出发解决实际问题，灵活性就在于创新地为人民谋取真正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
资产阶级学者，总是喜欢在历史中发现可以利用的破布装饰自己的学识袍，在私有制历史的博物馆里找来花花绿绿的观点装饰自己的观点，就是不会到光芒四射的世界查找伟大的方向，更是回避马克思那些耀眼的真理。——超越私有制和旧传统观念，在《共产党宣言》指导下，真正实现两个“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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