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00年前后，我在价值观念上还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主义者，相信西方的普世价值，相信西方的普世制度最终将一统全球。实际上，受过顾准思想熏陶、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苏东冷战失败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难不接受自由主义，而视共产主义为空想。
但是，我的自由主义信仰有点不够“纯粹”，因为我同时认为，自由民主的实现还要讲条件、顾现实、需要循序渐进，不能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也不能说，只要有了自由民主，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一切好东西都会水到渠成。我当时认为，宪政民主确实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中国最终也要走到那一步，但宪政民主制度的有效建立，须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前提，即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人们收入的普遍增加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由金字塔型变为橄榄型，中产阶级成为主导性力量，社会矛盾大为缓和;没有这个条件而拔苗助长，结果很易淮橘成枳;同时，不发达国家在走向中产阶级社会的过程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和中央政府——就是因为这种思想的不“纯粹”，我与一些“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发生了争论。在多次的争论过程中，思想逐渐发生变化。现在自我审视，从那时到现在，大的思想调整有两次。
第一次是2004年顾郎之争前后，看了黄纪苏先生的文章《高高低低话平等》，很有触动，发现原来嗤之以鼻、视之为痴人说梦的社会主义，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于是思想开始有所左转。黄文的主要意思是：确实，社会主义平等理想就现状而言是空想，但平等毕竟是好的，是可欲的，而现状又已经极不平等，现在，我们不要求马上就有多么平等，只要求比现状相对平等一些，这总是合理的吧?如果说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平等现在不可能实现，那么一万年后总有可能吧?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也是可以的吧?——这种承认现实、立足现实的论述，很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文中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比较意识”和“比较性竞争”，这可以说是解读人类历史奥秘的一把钥匙。其内容大约为：人始终处于与他人的比较之中，一是希望自己比他人更好，二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差距大的话，就会产生不平，希望抹平这种差距;所以，人时刻处于“比较性竞争”的漩涡之中。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社会理论，我认为，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最大心理动因。
这一次的思想调整，并没有使我否定自由主义的价值，只是在原来右的价值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左的价值因素，对自由主义有了更多的反思能力。
第二次是2008年发生的西方危机，使我开始怀疑西方普世价值及其社会模式的“最终性”：今天的世界各国，是不是都必须走向西方式宪政民主，历史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出口?因为与马克思主义一样，西方的普世价值理论也同样宣称自己的绝对性，所以，它同样必须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作为自证的前提;一旦在实践中遇到挫折，其理论本身就面临危机。结合中国以不同方式、不同路径，保持了长达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不断进步的事实，显然，西方模式有点相形见绌。在这种经验事实面前，有理性能力的人不得不反思：是不是必须不顾眼前事实和客观趋势，仍然先验地将西方模式设定为未来唯一的正确出口?虽然上一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现在看来只是昙花一现，但难道就因为如此，就必须判定这一次也一定是昙花一现?毕竟，人们对西方模式的信任，最大原因还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舌绽莲花，而同样也是因为近代以来西方一直高歌猛进的事实。然而现在，西方的这种进步势头似乎正在逆转。
更进一步地思考可发现，历史经常变向，而不是奔向原来以为已经确定的出口。不妨假想一下，如果盛唐时期的中西交流很充分，相对落后的中世纪欧洲认为，盛唐的发展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方向，并从中提炼出一些普世价值，以之改造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那么很可能，工业革命不会在西欧发生，人类今天的历史也会截然不同。
所谓理论的适应性，不仅包括对现在国情的适应性，也包括对未来变化的适应性。既然历史是经常变向的，就谁也不可能真正知道未来是什么样，那么，就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所描述的前景是必然的，不管它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因此，中国完全可能从自身的优势和经验出发，走出一条新路，为人类历史找到新的出口。说到底，自由主义也只是西方局部经验的产物。如果说，因为自由、民主、人权等都是好东西，在价值和感情上不愿意放弃，那么，可以把它们都整合到新的价值体系中，只是未必还能占据优先、核心的位置。毕竟，自由、民主、人权的优先性，是由西方话语体系论证和赋予的，它既非与生俱来，也非天赋、神授，所以，绝不是不可改变的。
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调整只是量变，第二次就堪称质变，它彻底动摇了我原来的价值根基。但与中国学派一样，我对于自己新价值的深度构建，还有待时日。现在，只能说自己是个邓小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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