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后,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经常是对的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编者按
在商品拜物教、犬儒主义等元素泛滥的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似乎不再那么重要,这种看法“似乎”是正确的,但其却忽略了形式外衣背后的本质。事实上,相较于过去的一百多年,在“后现代”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变得愈加“珍贵”,它们的科学性正在大众“不再‘真的信仰’”的世界观里更加彰显。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正在于此:真实的文本预见性。
本文译自“200 years later, we can say that Marx was very often right—but in a much more literal way than he intended”, 原载Independent(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karl-marx-200-years-uk-politics-elections-working-class-slavoj-zizek-a8335931.html)。感谢译者王立秋老师授权保马原创首发。
全文前半部分与齐泽克的《末日将至——只是并非以我们想象的方式》(本公众号首发该译文)有相同之处。为方便大家,特附链接如下:齐泽克|生日将至,末日将临……
我们不再“真的信仰”宗教,但在我们之中,比以往更多的人,却因为“文化”,而遵从宗教的仪式了。马克思的文本预见到了在这种对文化的执念,和认同的破碎。
有一个关于埃里温电台的可口的苏联老笑话是这样说的:一名听众问:“拉宾诺维奇抽奖抽到了一辆新车,是真的吗?”电台主持人回答说:“原则上是的,是真的,不过不是一辆新车而是一辆旧自行车,而且他没抽到车,而是有人把车从他那里偷走了。”
在今天,对马克思的遗产来说,不也一样吗?让我们来问埃里温电台:“在今天,马克思的理论还有意义吗?”我们可以猜测它的回答:原则上是的,他精彩地描述了直到一个半世纪多后的今天才发展到顶点的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狂舞,不过……杰拉尔德·A.科亨列举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概念的四个特征:(1)它构成了社会的多数;(2)它生产了社会的财富;(3)它由社会的被剥削的成员构成;和(4)它的成员,是社会中的穷人。当这四个特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便生成了另外两个特征:(5)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一无所失;和(6)它能且会参与社会的革命变革。
头四个特征中,没有一个适用于今天的工人阶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特征(5)和特征(6)也不成立了。哪怕这些特征中的一些,依然应用于今天的社会的一部分人群,它们也不再统一在一个单一的行动者身上了:社会中的穷人不再是工人了,等等。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的扉页
但让我们进一步挖掘这个相关性和适当性的问题。今天,不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对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概述依然完全(与时代)相关,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声称,直到今天,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马克思的洞见才变得(与时代)完全相关了。
无论如何,胜利的时刻也是失败的时刻。在克服了外部的障碍之后,新的威胁来自内部。换言之,马克思不是简单地错了,他经常是正确的——且比他自己想的更准确。
比如说,马克思本来是无法想象,瓦解所有具体的认同的资本主义动力机制,本身也会转化为族群认同。今天,对“少数”和“边缘人”的颂扬,是主流的多数立场——抱怨“政治正确”之恐怖的另类右派,也通过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濒危的少数,试图从另一面来镜映各种(少数)运动,而利用了这点。
接着,还有“商品拜物教”的例子。想想那个经典的笑话吧,一个相信自己是一粒种子的人被带到一所精神病院,在那里,医生们竭尽所能,最终让他相信他不是一粒种子而是一个人。在他被治好(相信自己不是一粒种子而是人)、并获准离开医院的时候,他立刻颤抖着回来了。门外有一只鸡,他怕被鸡吃掉。
“亲爱的伙计”,他的医生说,“你明明知道,你不是一粒种子,而是一个人。”
“我当然知道”,病人答道,“可鸡知道吗?”
那么,怎样把这个笑话,应用到商品拜物教这个概念上呢?注意,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那个小节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马恩著作中译版译文,下不赘述)
商品拜物教(即我们的那种相信商品是有魔法的、被赋予了某种内在的形而上学力量的物体的信念)不在于我们的心智——就我们(错误地)感知现实的方式而言——而在于我们的社会现实本身。我们可能是知道真相的,但我们却像我们不知道真相一样行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像笑话里的鸡一样行动。
已经对爱因斯坦的“上帝不掷骰子”(“别告诉上帝该做什么!”)给出正确回答的尼尔斯·玻尔,也为拜物者是如何否认信仰的提供了完美的例子。在看到他门上的马蹄铁的时候,一位惊奇的来访者评论说,他不知道玻尔会相信马蹄铁会给人带来好运这样迷信的想法。玻尔厉声说:“我也不信;我安它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不管你信不信,它都有用!”
在我们犬儒的时代,意识形态就是这样起作用的:我们不必相信它。没人会真的把民主或正义当回事,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它们的腐败,但我们还是会实践它们——换言之,我们还是会展示我们对它们的信念——因为我们假设,就算我们不信,它们也有用。
当亚历山大(Alexander III)去看他之时,
狄奥根尼让亚历山大让开,不要挡住自己的阳光。
关于宗教,我们也不再“真的信仰”了,我们只是把(一些)宗教的仪式和风俗当作对我们所属的社群的“生活方式”的尊重的一部分来遵从(比如说,不信仰的犹太人“出于尊重传统”而遵从饮食戒律)。
“我不是真的信仰它,它只是我的文化的一部分”看起来是我们时代特有的、错位的信仰的主流模式。“文化”是这样一个名词,它指的是我们在不是真正信仰、不是很严肃的情况下实践的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基要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信仰者斥为“野蛮人”或“原始人”,认为他们反文化,认为他们是文化的威胁——他们竟敢把他们的信仰当回事。我们所在的这个犬儒的时代,对马克思来说并不奇怪。
因此,马克思的理论也不是简单地活着:马克思是一个持续在我们身边出没的幽灵——使他保持活力的唯一方式,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那些在今天,比在他的时代更真实的洞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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