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
在五一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之后，马上又要迎来马克思200岁的生日。今天，我们该如何纪念马克思?保马推出齐泽克的一篇新作，文中齐泽克检视了欧州当前的形势和共产主义革命百年多来的历史，指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马克思的确预见到资本主义接近其“最终危机”的前景，但在这一正在到来的前景中，一切又都不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方式那样发生的。齐泽克显然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分析和批判是正确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为之构想的解决方案及付诸的实践中，却仿佛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逻辑。齐泽克用马克思的一句著名的话，即“如果有什么是肯定的话，那就是，我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结束了本文。显然，马克思的话提醒我们，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今天，纪念他的最好方式，是“自己思考”。但这是不是意味着要简单直接地回到那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呢?进一步说，我们应该“忠于”什么?是仅仅“回到马克思”、进而沦为一种单纯知识生产的学院游戏，还是作为一个不断变更的历史过程，一个不可能重返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呢?尽管这一伟大的实践失败了，但在“马克思”还是“马克思主义”之间做出怎样的选择，也就决定了我们今天是从“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的不同角度来纪念马克思200岁。
感谢译者王立秋老师授权。
今日马克思：末日将至……
只是并非以我们想象的方式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有这样一个关于埃里温电台的，可口的苏联老笑话：一名听众问“拉宾诺维奇抽奖抽到一辆新车，是真的吗?”，电台回答说：“原则上是的，是真的，不过那不是一辆新车而是一辆旧自行车，他也不是抽奖抽到了那辆车，而是有人把他的那辆车给偷走了。”今天，在马克思诞生两百年后，对其学说之命运来说，不也一样吗?
让我们来问埃里温电台：“今天，马克思主义还实际吗?”我们可以猜测它会怎样回答：原则上是的，他精妙绝伦地描述了直到今天，在他的时代的一百五十多年后，才达到顶峰的资本主义的动力的狂舞，不过……杰拉尔德·A. 科亨(Gerald A. Cohen)列举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的四个特征：(1)它构成社会的多数;(2)它生产社会的财富;(3)它构成社会中的被剥削者;(4)它的成员是社会中的贫困者。这四个特征合在一起，又进一步生成了工人阶级的另外两个特征：(5)在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无所失;(6)它可能且会参与社会的革命型转变。[1]前四个特征，没有一个适用于今天的工人阶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也无法引出特征(5)和特征(6)了。(即便这些特征中的一些，依然适用于今天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也没法再统一为单一的行动者了：社会中的贫困者不再是工人了，等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僵局，不在于这个事实，即，它指望资本主义最终危机的前景，并因此而不能把握何以资本主义能够度过每一次危机，并在每一次危机之后变得更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有一个更悲剧得多的错误在起作用，而我们恰好可以用沃夫冈·施特雷克的话来描述这个错误：关于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马克思主义是对的;今天，我们显然正在进入这场危机，但这场危机，只是一个长期的衰亡和解体的过程，我们看不到任何轻易的黑格尔式的扬弃，也没有行动者来给这个衰亡一个正面的扭转、把它转变为通往某种更高级的社会组织的通道：
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只有在我们看得到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并且有一个准备为了人类的进步，而贯彻这个新世界的革命主体存在的时候才会终结，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这么说更好：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偏见。这个偏见预设了，我们的共同命运(在集体行动者消失后，我们甚至都不能梦想它)，以及，的确，在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革命中，对这个共同命运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制于政治的。[2]
马克思看到的，是一个逐渐接近其最终危机的社会，在这个情景中，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被简化为一大对抗，即，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大众的对抗。然而，甚至只要快速浏览一下二十世纪的那几场共产主义革命，这点就变得清楚了，即，这样的简化，是从未发生过的：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总是限于先锋的少数，而为使它获得霸权，它不得不耐心地等待一场危机(通常是战争)来给它提供一个狭窄的“机会之窗”。在这样的时刻，真正的先锋，能够抓住时机，动员人民(哪怕不是实际的多数)并夺权。在这里，共产主义者永远是完全“非教条的”，准备好依赖于另一个问题的：俄国的土地和和平问题，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统一以及反腐……他们一直清晰地意识到，动员很快就会结束，并精心准备好权力的装置，来确保他们在那个时刻能够保持权力。(与明确把农民当作次要盟友来对待的十月革命相反，中国革命并没有假装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它直接对作为其基础的农民做出了回应。)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甚至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the problem)在于革命主体的缺位：要是工人阶级没有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不能把自己构造为革命的行动者，那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提供了我们引入精神分析的理由(raison d’etre)，精神分析要解释的，正是使工人阶级没法把阶级意识的兴起，写入其存在(社会情景)的那个无意识的利比多机制。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学分析的真理也被保住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理由给关于中产阶级兴起等现象的“修正主义”理论让步。出于同样的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寻找作为顶替不情愿的工人阶级的配角的，其他可以扮演革命主体的角色的社会行动者：第三世界的农民啦，学生和知识分子啦，被排除的边缘人啦……这个想法的最新近的一个版本与难民有关：只有大规模的难民流入，才能重新激活欧洲的激进左翼。这个思路完全是下流而犬儒的。且不说这样的发展肯定会极大地激励反移民的残暴行径这个事实，这个想法真正疯狂的一面在于，它计划通过从国外引入无产阶级，来填补国内无产阶级的缺口，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代理的、外包的革命主体，来获得革命了。
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失败，已经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核心了。列宁的艺术，在于发现了失望的农民的“愤怒的潜能”(斯洛特戴克)。十月革命胜利，是因为它祭出了“土地与和平”的口号，它面对的是广大的农民大众，它抓住了他们短暂的激进的不满。列宁在十年前就已经按这样的思路来思考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为斯托雷平的土改(可能取得)成功的前景而感到恐惧。斯托雷平土改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强大的独立农场主阶级。列宁写道，如果斯托雷平成功了，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革命就没有机会了。所有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古巴到南斯拉夫，都遵循了这个模式，抓住了极端的危局中的机会，吸取了民族-解放或其他的“愤怒资本”。当然，这里，霸权的逻辑党会指出，这是非常“正常”的革命逻辑啊，“临界量(critical mass)”就是通过、且只能通过一系列复多要求的等价(而这样的情况已经是彻底依情况而定，彻底取决于一整个具体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环境的)得来的呀。革命是绝不会在所有的对抗都崩塌为一大对抗的时候发生的，革命只会在各种对抗协力的时候发生。
这里的要点不仅在于，革命不再乘坐历史的火车，遵循历史的规律了，因为不存在一个大写的历史，因为历史是一个偶然、开放的过程。问题是另一个：这情况就好像是，存在一个历史的法则，一个或多或少是清晰的、历史发展的主线，而革命只能在它的裂缝里，“逆流”发生。革命不得不耐心的等待这样的(经常是非常短暂的)历史时期——这时，系统公开地失灵或崩溃——抓住机会之窗，夺取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流落在街头的权力，站出来夺权，然后强化它对权力的把控，建设压迫装置，等等，如此，一旦混乱的时刻结束，大多数人变得清醒并对新政权感到失望，要摆脱它，也就变得太晚了——考虑到它已经根深蒂固。
共产主义者也一直在精心地计算停止民众动员的正确时刻。让我们以中国的文革为例，文革无疑包含了乌托邦成真的要素。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在毛亲自阻遏骚动之前(因为这时毛已经实现了他的目标：重新树立他的全权，并摆脱了顶层的红色权贵竞争)，还有“上海公社”：这里的一百万工人单纯地把官方的口号当了真，他们要求废除国家甚至党本身，并想要把社会建设为一个直接的公社组织。意味深长的是，就在这时，毛命令军队去干涉、恢复秩序了。这里的矛盾在于，一位触发一场失控的动荡的领袖，同时却试图行使其全面的个人权力——在这里，极端的独裁，和极端的群众解放重叠到了一起。
因此，我们必须以真正辩证的方式，来回答关于马克思对我们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之批判的持久意义的问题：今天，不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关于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概述是完全实际的，而且，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指出这点，也就是说，也只有在今天，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到来，现实——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才企及它的观念(reality arrived at its notion)。不过，这里又涉及一个真正辩证的反转：在局限必然出现的这个完全现实的时刻，胜利的时刻，就是失败的时刻。在克服外部障碍后，新的威胁来自内部，并发出了内在矛盾的信号。当现实完全达到其观念的时候，这个观念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真正辩证的矛盾就在于此：马克思不是单纯地错了，他经常是对的，而且他的正确，比他本人预期的更准确。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我们应该把马克思的文本仅仅当作过去的一份有趣的档案，而一笔勾销吗?在一个辩证的矛盾中，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困境与失败本身，这些显然根源于马克思视野的局限性的困境，同时也见证了它的现实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失败了，但问题还在。今天，共产主义不是一个解决方案的名字，而是一个问题的名字了，今天，共产主义是所有维度的“共有(commons)”——对作为我们生命之实质的自然的共有，我们共有的生物基因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共有物(“知识产权”)的问题，以及，同样重要的，作为人类的普世空间的共有空间(我们谁也不应该被排除在这个空间之外)——的名字。无论解决方案为何，它都得面对这些问题。
在苏联的译本中，马克思对保尔·拉法格说的那句著名的话，“如果有什么是肯定的话，那就是，我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Ce qu’il ya de certain, c’est que moi je ne suis pas marxiste)”被译成了“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误译完美地以一种大学的话语，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变化：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甚至马克思本人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到那同一种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普世知识中去了。马克思创造了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学说这个事实并没有提供任何例外，而如此，他的否认，指的不过是(他的思想的)一个具体的错误的版本(这个版本错误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罢了。但马克思想说的，其实更激进：一个差距把马克思本人，也就是与他自己的学说有实质联系的创造者，和追随这个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分开了。这个差距，只能用著名的马克思兄弟的笑话来翻译：“——你看起来像埃曼纽埃尔·拉维利。——可我就是埃曼纽埃尔·拉维利。——难怪你这么像他。”是拉维利的那个人看起来不像拉维利;他就是拉维利。同样，马克思本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众多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个);他是不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序列中的，这个序列的参照点。其他人正是参照他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在今天，对马克思保持忠诚的唯一方式，不再是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以新的方式重复马克思的奠基姿势。
2018年4月30日
注释：
[1] G.A.科亨：《如果你是一个平等至上主义者，那你怎么会这么富有?》(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沃夫冈·施特雷克：《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How Will Capitalism End?), London: Verso Books 2016,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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