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孔乙己是旧社会的产物，但却是旧社会的悲惨产物。这种悲惨预表着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在条件成熟时，由于孔乙己的某种特性，悲惨也会被转化为开辟新天新地的力量。“字句叫人死，精义叫人活”。我们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对文本的分析更能体悟到这一点。
孔乙己落魄的原因并非如一些黄色小报所说是他的“好喝懒做”。毕竟“垂拱而天下治”在古今中外都不少见，几成公理。鲁迅先生在原文中解释孔乙己“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时，写到“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如此看来，不能通过科举实现阶级跃迁才是孔乙己悲剧的深层原因。为何孔乙己无法进学？自然不是他考不上，而是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他再不能考了。因为科举并没有年龄限制，考不上可以再考，而一旦考上，则能从“治于人者”摇身一变为“”治人者”。白首童生是常态，范进中举是福报。若科举仍在，孔乙己或许会生活窘迫一些，但终不至于死。
在科举仍存的那些时代里，整个社会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而构成。士群体作为“劳心者”成为其他“劳力者”的楷模，“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一以士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使得四民社会历千年而犹存。科举制则对再生产这一社会结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四民社会中，科举制是官吏的主要来源。士利用知识通过科举成为官吏，掌握政治权力。这一方面为被统治阶级提供了一个上升渠道，“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同时另一方面也“选贤举能”，为统治阶级注入了新鲜血液。
但当1905年被时代推着变的清廷停废科举后，这一社会结构迎来了他的瓦解。科举停废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士群体无法再通过科举成为官吏。“士”与“大夫”不再紧密相连。士群体也就逐渐衰败，最终成为历史。除此以外，科举制的废除也伴随着教学内容的彻底改变。与殖民者同来的现代学科代替了中国“旧学”。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利益受损最大的无疑便是如孔乙己般前半生钻研旧学的寒士。换言之，孔乙己的悲剧象征着中国传统士群体的悲剧。
科举废除的另一结果便是社会上升渠道的缩小。虽然“废科举”与“兴学堂”并举，但在新教育体制下中国高等教育容量极小。这导致大量中学毕业生无法进入大学。这一拥有一定教育程度的群体与孔乙己所代表的旧体制下未能“进学”的读书人群体合流，形成一个庞大的边缘知识分子群体。这些边缘知识分子既是传统与现代过渡时期的产物，也是大众与精英间的过渡群体。
从中国历史来看，传统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关键区别便是其与政治的关系。在传统社会，科举制使士能直接转化为大夫。“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获取知识的目的便是投身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在这里，道统与政统高度关联。“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这种关联同时培育了士的政治德性。何谓士的政治德性？我们先从士的源头考察。无论是将孔子视作为万世立法的素王，还是将其视作修订六经的史家，孔子都不可否认地是被后代士人所应效仿的圣人。而孔子为后世所确立的核心规范便是在混乱的年代恢复正常的政治秩序。“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从这里便可看出，士人自身的德性修养是以恢复正常的政治秩序为最终目的的。也正因为要在与社会的交互中实现自身价值，士的德性修养便不可能像沙漠教父般只通过对自己的内心进行观照便实现自身的德性。士只能通过成为社会的典范来完成自身德性的实现。“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因此，传统知识分子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政治的动物。虽然常有人以此批评传统知识分子都是些“利蠹禄鬼”，但更为关键的是，传统知识分子都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摆脱仕途经济也不过是新知识分子短暂的一厢情愿。
现代知识分子则丧失了这一中国士人的德性。现代知识分子是启蒙时代的产物。由于启蒙时代祛魅了一切神圣的价值，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依据也就只有理性和人民了。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的日渐稳固和知识分子的日渐学院化，理性实际上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价值依据。以阶级或民族的民意作为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则被斥为非理性的群众暴力。正如在柏拉图那里便已暗示的那样，由于理性所设想的政治制度或政治举措虽然可能是最美好的，但不一定是最合乎现实的。因此，以理性为依据的知识分子最多只能对实际的政治提供建议，而没有任何合乎理性的理由投身入现实的政治活动之中。对于现代知识分子而言，解释世界比改造世界更为重要。
大量边缘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一高度入世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面对彼时内忧外患的国家局势，读书读来的社会责任感促使着他们投身入各种救亡的运动之中。另一方面，无法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会比其他底层人民优渥多少。在彼时的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和落后的社会生产显然不能大量提供和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当的就业岗位。在这种境况下，个人的与国家的生存都会驱使着他们信仰一种宏大的理想并献身于旨在改造整个社会的政治运动之中。
同时，处于大众与精英间的社会位置为边缘知识分子投身政治提供了便利。就大众方面而言，边缘知识分子能在融入大众的基础上领导大众。大多数边缘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与底层民众并无太大的区别。例如，据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所言，民国乡村教师多由从初等师范学校或中学毕业的边缘知识分子组成，而这些乡村教师的薪俸有时甚至比不上贫农。在鲁迅先生的原文中，孔乙己与短衫汉同样站着喝酒是又一例证。这种相似的生活条件会使大众和边缘知识分子产生相似的意识形态。由此，边缘知识分子不仅能和大众相互认同，还能用大众的视角去认识世界。加上其受过的一定的教育，边缘知识分子由此具备掌握更为科学的理论领导大众的条件。就精英方面而言，边缘知识分子一方面能领会并扬弃精英所提出的先进思想，另一方面也有着更为活跃的行动能力。边缘知识分子在得到相当程度的教育同时，并未受到过多的学院的规训。他们往往更能对先进思想有所阐发、有所扬弃。除此以外，他们也与旧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纠葛更少。相比于精英，边缘知识分子更能在改造社会现实的政治运动中有所作为。
除此以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于他们确实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小资产阶级日益不能维持对自己私有财产的占有。因此，他们只能要么回到过去的自由时代，要么投入无产阶级革命中。边缘知识分子也与小资产阶级一样拥有着这样一种特性。边缘知识分子在旧社会中日益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革命成了他们不多的选择。
上述因素最终促使大量边缘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并在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毕竟，革命是彼时中国最为彻底和最为典型的改造社会现实的政治运动。而上世纪边缘知识分子的重要来源便是如孔乙己般落魄的读书人。就此而言，孔乙己委实与革命关系匪浅。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如孔乙己般的现代边缘知识分子也大量出现。有论者认为这一群体也会如其前辈般成为新时代政治运动的重要力量。这一观点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上世纪的边缘知识分子是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产物。他们在相当大程度上继承了士的德性。他们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期望在乱世中重整乾坤，因而有着献身实际政治活动的热情和在伟大事业中实现自己的渴望。但在今天，中国早已完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经受过建制化的学院规训。“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今天的现代孔乙己则从来不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只是被统治阶级豢养的驯服工具，道德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对他们而言本来就不一定存在。
当然，当统治阶级无法统治之时，工具也将无法维持工具的地位。但当代孔乙己的早已只有仕途而不顾经济（经邦济世），其中或许只有少部分坚持责任伦理者才能够成为政治行动的中坚。就此而言，脱下长衫的孔乙己是否还能完成新时代的长征，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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