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自幼就立下了远大志向，读书打开了他实现抱负的大门。他在读书方面卓有成效，主要源于年轻时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为什么读”，即解决读书的目的问题。
这个问题谈的人多，解决好的人少，虽历史上不乏少年时即确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志向的无双国士，但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
毛主席少年时读书目的并不明确。他上过几家私塾，学“四书五经”之类典籍，作用是“识得了一些字”，以满足父亲对他“学点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家里打赢官司”的期望。
他的兴趣却是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古典小说，被那些“不正经”的故事吸引着。父亲让他学打算盘记账，他就没有那么情愿了。那时读书，只是单纯从自身兴趣出发，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1906年底，他辍学在家，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帮父亲记账，在空余时间仍坚持自学。读完郑观应《盛世危言》后，激起了他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使他产生了恢复学业的愿望。那本书分析了中国之所以弱的原因，叙述了朝鲜、越南等被外国侵占的经过，发出了“中国其将亡矣”的振聋发聩之声。
读书让他明确了肩负的责任，即为重振山河而求知，而这种责任感，又反过来促成他坚持读书的决心。1911年春，他来到长沙，开始了长达七年多的读书学习之路。
二是“读什么书”，即解决实现目标的方法问题。
在湖南一师，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学习目标逐渐明确，把全部精力聚焦到改造思想、改造社会的历史哲学等科目上。他参加了杨昌济老师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在杨老师教的《伦理学原理》书上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语。
他关心社会形势，成了一个好读报纸之人，被全校师生公认为“时事通”。他崇拜主张改造社会的梁启超，给自己取笔名“子任”（梁启超号“任公”）。他甚至不满意学校呆板的教学方式，到图书馆自学半年，读了很多西方哲学伦理学和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
这期间，他明确了“读什么书”才能实现自身抱负。从满足兴趣走向实现志向，“自发”已然转为“自觉”。在给师长黎锦熙的信中，他总结了过去读书经验，提出了今后读书构想。他说，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近代所谓的“变法”，都是从枝节入手，未得真理。
他提出了从“大本大源”处立志的思想，主张成为“大气量人”，先把哲学、伦理学研究透彻，改造旧的哲学、伦理学，以求从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
他像一个精通中国传统医学的高手，凡事求治本，变多为少，用读懂并改造哲学、伦理学的方法来寻求本源真理，促成富国强民问题的“根本解决”。
这样一来，他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实现其中国化，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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