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注重“以德服人”，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对此更是喋喋不休。人们的言谈举止、人际交往，一丝一毫都离不开“德”的参与，而较少谈及“理”，以“德”代“理”的文化，维持了几千年。
但这样的社会也存在其固有的问题，“德”更注重身体力行，衡量的标准也五花八门。它强调共同体的公德，又需要只有私德的个人来执行，在社会实践中注定会走样，不能成为现实力量。
在中国古代，“以德服人”与“以理服人”有共通处，它们的反面是以武力（暴力）使人服。儒家的“德”本身即隐含着一种秩序、等级在里头，对人只能起到指引、带动作用。而更接近社会本质规律的“理”，则吸收了“德”里面最合理、最可靠的部分，是人在彻底掌握道理后的自觉。
欧洲启蒙运动把“理”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理”是道理、理论的意思，马克思说：“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寻找救国之理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成为最讲“理”的政党。
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在宣传理论、发动群众等工作中，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重新解读“以理服人”并灵活运用于革命与建设实际，在“理”的指导下发挥出人的力量，最终实现了民族的浴火重生。
1929年的古田会议前后，他坚决废除旧式军阀军队强制压服、随意打骂士兵的风气，采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方式，用先进的革命理论让士兵接受再教育，从而树立起了新式的民主的官兵关系，让队伍越来越壮大。
这关键一步，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深入到士兵的血肉，马克思说：“彻底的理论可以说服人，也就可以抓住群众。”因为恐吓只能一时，而靠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则可以长久。
抗战期间，毛主席坚持做实宣传工作，既封住亡国论者之口，让不明白者明白、让不坚定者坚定，又团结说服落后者，让他们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他把一切工作的基础都落到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上，而方法就是不断地改造，这个“理”就像一根线，始终保证宣传工作方向不偏离既定目标。
他要解决的是人的思想问题。人总是生活在习惯中，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很不容易，因此通过“整风运动”对错误思想进行肃清就变得必要。但整风不能鲁莽，要治病救人、好好说理。他说：“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整风过后，党内、军内迅速统一了思想，成为铁板一块。
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主席主张对人民内部矛盾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他熟练运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处理好了党群、干群、官兵等各种内部关系，让改造得以顺利进行。他对待农民、手工业者、工商业人士、“左派”、知识分子等，都运用“以理服人”的方法去改造，收到了了团结多数、减少工作阻力的效果。
对内如此，对外也是如此。对于知识分子改造，他强调只能说服，不能压服，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有害无益。他认为，即使是对待错误的思想，也应该充分有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容上学的、教条主义的进行批评。
毛主席在以理服人上成功的关键是：自己“讲理”，也让人讲话；批评别人，也批评自己。这样的“以理服人”收效极大，于内，解开了人的思想疙瘩；于外，达到了团结同志、解决问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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