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后不断提升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学者自然为之欢呼，我不懂经济学，却有种不好的预感，因为前些年的市场化，我还历历在目。教育市场化，结果农村中学生辍学率大大增加，下岗职工的孩子含泪退学，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倾其所有送孩子上大学，结果毕业即失业，连助学贷款能否还上还是问题。真不知是我们上了大学，还是大学上了我们。医疗市场化，结果看病难，吃药难，医药奸商，医院腐败，大夫挨刀子。住房市场化，这个大家都知道。反正我是没看出来这种市场化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可能在国外，别有为民众谋福利的市场化的例子，但在这里，如果说市场化就等于涨价，我看也相去不远。现在但凡事关民生的，都已经化得差不多了，还剩下一些资源能源性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物资，可以想见以后价格将会放开，各种资本包括外国资本将自由进入市场，群雄逐鹿。我没说现在很好，但我不相信这种将来更美妙，反正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但我今天想说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包括资本家）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搞市场经济，但是又完全不考虑市场规律所导致的危机，这大概又是中国人阿Q精神之一例了。按照马列的说法，市场制度就是这样一种负债机制，它强迫资本家一直加快工作进度，并投资于他们所能买得起的尽可能多的新机器。而只有把工人的工资尽其所能地压低，他们才能买得起新机器（当然，购买自己用的奢侈品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写道：资本家就像一个守财奴，沉迷于获取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在守财奴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
进行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甚至资产阶级的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让某个资本家能在与其他资本家的竞争中活下来。不论受雇于哪个资本家，工人都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受控于老板为比他们的对手积累得更快而带来的驱迫。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的：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死劳动的一种手段……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资本家为了和他人竞争而积累，这个强制性的驱动力解释了这一制度早年突飞猛进的工业扩张。但也伴随着其它后果——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危机不是新的。它和这个制度本身一样陈旧。
在市场制度下，进行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甚至也不是为了满足资本家的需要--而是为了让某个资本家能在与其他资本家的竞争中活下来。所以说，资本家也蛮辛苦的，这并不是为有钱人辩护。当然这种辛苦要比饥寒交迫的辛苦要好。上个世纪之所以人人对资本主义绝望，就是因为它不仅仅让穷人辛苦，也让富人活得累。
每个资本家都害怕所有其他人的竞争，所以他尽可能使他的雇员工作得努力些，给予的工资则尽可能低些。资本家为了和他人竞争而积累，这无疑解释了这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快速增长。但也伴随着其它后果--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一边是生产资料的大量增长，另一边则是工资和受雇工人的数量增长有限。因此问题就出现了：谁来购买这些大量增长的商品？工人的低工资意味着他们买不起以自己的劳动制造的商品。资本家不会加工资，因为那将削减他的利润--这个制度的驱动力。因此，共富不过是画饼充饥罢了。
既然大量的商品无法售出，它们就不得不关闭工厂，解雇工人。工资总额就更进一步下降，于是更多的公司卖不掉它们的商品。“生产过剩”危机便告来临，整个经济系统充斥着堆积的商品，人们却无力购买。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160年多来的周期性现象。很多人已经承认中国实行的正是这么一种市场制度，却认为资本主义这种遗传病完全与自己无关，真是很傻很天真！
有人说，只要资本家把他们的利润投资到新的工厂和设备中去，不就可以为工人提供工作，并因而能够购买未出售的商品吗？这就是说，只要有新的投资，生产出来的商品就能卖掉，该制度也能提供充份就业。所以呢，房子越是卖不出去，资本家越是要HOLD住价格，并且造更多的房子。只要中国这个热热闹闹的大工地的假像还能够维持下去，假像就会变成真像，所以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嘛。
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本家始终都会把利润用来投资。事实上，笔者所认识的资本家，很少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扩大投资。他们更愿意把资金投到房地产市场上。甚至连地产市场都会发生大出逃。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家只有在保证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时才会投资。如果他不认为会有这样的利润，他就不会冒险拿钱出来投资。资本家是否投资取决于他对经济形势的评估。如果情况看起来很好，资本家都会同时抢着投资，争先恐后寻找建筑工地，购买机器，找地方存放原材料，支付给熟练工人可能拿到的更高的报酬。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繁荣”。
但是争夺土地、原材料和熟练工人的狂热竞争，迫使它们的价格上涨。很快会走到这一步，有些公司发现它们的成本上升得那么高，以至利润消失了。土地及人力成本等已经上升得令资本家叫苦连天了。除了少数暴利行业及垄断行业，大部分行业都毫无利润可言。
于是，投资繁荣突然让路给“衰退”。没人想要正在生产出来的所有房子—地产业突然“开工不足”并变得“无利可图”。没人想要新工厂--建筑工人被解雇。没人想要新机器--机器设备工业陷入危机。关厂和停工从一个行业波及另一个，摧毁了工作--也摧毁了工人购买其它行业产品的能力。
资本主义由于无计划而周期性地制造出这些生产过剩危机，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资本在投资领域蜂拥而入或纷纷撤出。在私人投资降低时，政府只好增加投资，力图使生产保持平稳。2005年开始，造币厂开足了马力进行生产。政府用印出来的钞票进行投资，而最终为之买单的还是升斗小民。因此政府投资同样成了危机乱的一部分。
其实新中国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建国初搞了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很快突破了资本主义的限制。五三年以前突飞猛进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到了五四、五五年就陷入了困境——倒不是共产党让他们进入了困境，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生产萧条，商品卖不出去，不少企业倒闭，有一些工人失业。实际上如不是共产党严厉控制，使能够维持的企业尽量维持下去而不要倒闭，工人不至更多地失业，从而购买力不至进一步地下降，必然还会引起多米诺骨牌反应，使得危机大大加深，更多的企业倒闭下来，从而更多的工人失业。那个时候，共产党的政策是：企业只要能够勉强维持就决不能倒闭。资本家的原则是赚钱，如果企业不赚钱那不是白干了？他就要将企业关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遇到严重困境时，光让资本家坚持也确实不能长久，社会主义改造就应运而生了。所以当时的实情是，资本家敲锣打鼓地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资本家所以会接受改造那是他们的企业本来就办不下去了，与其在那儿硬撑，甚至赔本坚持，倒不如把一个无法收拾的摊子交给共产党代表的人民，自己坐收定息还不至于一无所获。至于他们以后怎样议论这场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社会主义改造后，1956年工业立即得到了极大的飞跃。
在农村也一样，土地改革后农村开始两极分化，农民又面临失去土地成为贫雇农的威胁。市场化没走通，历史选择了集体化。毛在读苏联教科书时说：“人民公社化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60多年后，我们又开始走回头路了吗？在东莞，这个中国资本主义的窗口，大量企业破产、转移，而且越是5、6千人的大厂越是容易破产。这大概不能说是四人帮搞的鬼吧？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铁律。资本主义把80%的人变成了穷人，因此也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而且它又不可能通过国外来转移经济危机，相反地，只能承受美国人带来经济危机。在历史上，只有生产力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它不听从任何人，哪怕是总设计师。总有一天，被从后门悄悄送走的社会主义，又会被敲锣打鼓的欢送回来。“风物长宜放眼量”，60年，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浪花一小朵。
市场经济不是坏事，在民需产品上，完全可以以利润和市场为导向，让多种所有制自由竞争。但在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国防军工产业上，国家决不能以市场为唯一标准，不能搞“利润挂帅”，否则无法谋求使国家强大的长期目标、远期战略目标。国家的职能不能减弱，反而应当逐步重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60多年来积累的共同财富来保护和照顾穷人、老弱病残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保障公民普遍就业，实施全民免费教育和普遍社会医疗及养老保险。国家应当力行削蕃，即限制这三十年来形成的穷奢极侈的改革利益集团，限制资本世袭传递，决不允许经济中形成世袭阶级种姓制度。三中全会前，这个改革既得利益集团上窜下跳，试图以虚假舆论绑架三中全会和中央领导层，他们使出全身解数，才在公报中塞进了市场起决定性地位这么一句话，我看他们的能耐也不过尔尔。不过，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掂着。善良的人们，你们要警惕啊！（百韬网络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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