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产生于农耕方式占主导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技术很不发达，对许多重要自然现象不能科学解释的时代。这决定了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三个思想基础是：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在温和的现世主义照耀下的宗教情感主义。西方文化的三大渊源：丛林法则、游牧文化（后来是商业文化）和宗教极端主义；与中华文化恰成鲜明的对照。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道德主义，这种区别也常常为先秦诸子所自觉关注和重视，“人禽之辨”“夷夏之辨”和“义利之辨”，就是自觉区别于丛林法则的理论努力。
在古代的“德治”基础上，中国完成了民族大融合过程，实现了“四海一家”的大一统局面。正是在大一统的基础和人口优势上，汉朝与匈奴的持久战，最终以汉朝的胜利而告终。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的思想传统，得以不间断地流传下来，并指导中国社会达两千多年之久。在秦汉之际，匈奴“控弦之士常三十余万”，这样的力量足以横扫整个欧洲和中近东。如果中国没有在以道德主义为核心源流的传统文化照耀之下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没有能够在中原大地占主导，中国历史的演进形式就不可能与欧洲有丝毫的不同。游牧民族的封建制度也必然会如欧洲那样在中国实施，中国结果也必然如欧洲一般四分五裂，中华文化决不会单独在世界历史长河中例外地流传下来。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度不发达，劳动成果很少，生存是首要问题，有限的劳动成果只有平均分配，才能够保障氏族成员的最低生存需要。孔子明确表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仅是一种分配上的结果平等，同时也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时代的最重要的道德内容。
老子的“贵柔”“守雌”也是自觉让步的另一种表述。孙子要实现上下同欲，其前提条件当然也是当官的自觉放弃特权，以实现“官兵一致”。韩非主张实现国家动员，所有的基本生存以外的需要要全部取消，商人和儒士等被称为“五蠹”---作为社会的蛀虫看待，只有“耕战”之士才是最需要的。墨子和农家的主张就更加极端一些。这所有的主张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必须在社会上“抑高就低”，实现平等，不是现在精英们主张的什么“机会均等”，而是实实在在的结果平等，即平均主义。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精英主义者追求的实现优势地位的一切努力，都不具有合法性。
由于中华文化产生于物质条件非常匮乏的时代，如果真正能够在今天的现实中大范围推行的话，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危机管理和战争动员手段。近代中国能够从百年屈辱中再次站起来，就得益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神。同时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大陆因为民生极度困难和外敌的严重威胁，所以国家实际上渐次进入动员状态，当时社会中普遍高扬的道德主义和平均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这一危机管理手段的具体要求，文革中对精英主义思想和特权阶层的深刻追究，则是实现“上下同欲”所不可或缺另一个方面。
中华文化从根本上讲，不是任何一种思辨性的科学理论，而是人们对现实道路所做的一种理智选择。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她在理论上多么精致优雅，而是在现实无法回避的两种选择中，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在社会上尽量规避丛林法则，所能够做的、最终会有利于大家的一种理智选择。
先秦诸子的思想集中在安邦治国方面。周代的分封制度，近似于一种氏族扩张过程，这与古希腊的殖民制度和奴隶制度相比，具有实现民族融合上的独特优势。
春秋时代是中国独特的国家政权形式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确立的过程，因为道德主义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丧失，社会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是客观上产生了诸子蜂起的时代要求。根据《易经》的说法，诸子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要解决的都是同一个社会问题，即如何用新的管理手段去填补，在道德自觉丧失之前的道德所起到的社会整合作用。所以先秦诸子的思想，没有一个不是集中在安邦治国方面。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道家不相信有能够取代道德整合作用的手段，所以对社会管理持极度悲观的看法，也因此有强烈的思古情调。根据老子的说法，在古代由于社区关联度小，而且一个团体的数目有限，所以利益关系简单，“结绳记事”的方式就可以应付；后来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圣人只好“易之以书契”；书契也许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利益复杂化就一定会脱离舆论和常识所能够监督的范围，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社区的急剧扩大，正是道德主义崩溃的主要诱因，所以“弃智绝圣”与“小国寡民”也有其深刻的内在合理性，因为这是道德自觉发生作用所必不可少的决定性条件。正是因为后世利益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所以老子主张“贵柔”“守雌”，主张相互让步甚至是单方面让步，所以反复诉求“弱者道之用”“圣人无私乃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儒家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力主以“仁义礼智”在社会上推广道德教化，“大同”既然不可能，那就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孔子要维护周礼，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它特别值得推崇，而是因为这是道德自觉发挥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说孔子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想开历史倒车更是想当然，据史书记载，孔子的先人是宋国的贵族（宋是殷代遗民微子的封国），那么孔子应该是殷的遗民，他的天堂无论如何不会是周公时代，而应该是纣王以前的时代。
法家痛感社会管理需要强制手段，以弥补社会上个体道德自觉丧失后的种种不足。从管仲经由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所主张的已经不是一般性的国家管理，而是希望实现国家战备动员，以应付在强秦侵削下韩国所面临的覆亡危险。所以韩非不仅希望在现实中走极端，主张“去五蠹之民、养耕战之士”；而且在理论也是走极端，以批驳儒家主张来确立自己的学说，以至于彻底否定道德自觉和个人主动认同的社会作用，希望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际上极端化的法家主张必定在道德极端化，和营造全面目标认同的基础才能实现，否则即使能够成功，其管理成本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西方民族融合的反复失败和社会长期存在的激烈阶级斗争，秦王朝的迅速垮台就是极为重要的佐证。
中华文化来自先秦，后世曾经发生过比较大幅度的流变，但是没有什么革命性的扩充和创新。战国、汉初发展为黄老之学，以传说中的皇帝和老子相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推崇“清静无为”的治术。申韩指战国后期的申不害和韩非，他们是当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推崇法治，申不害特别喜好谈君王驭臣之术，所谓“术”，就是循名贵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则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老子和韩非写入同一列传，称申不害、韩非皆“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认为申韩的刑名法术之学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有一定的联系。中华文化甚至融合和改造了一个外来宗教即佛教，中国人把印度佛家的“涅磐”改造成中国的“普渡众生”，普渡众生在多个方面都等同于革命家的“为人民服务”，极端出世与极端入世竟然圆转如意而毫无窒碍。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谈及梁武帝的有关史事时，提出佛老之学同申韩之术的联系，“犹鼙鼓之相应”，因为，佛老“虚寂之甚”，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一切靠“法”来“督责天下”，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超脱“自逸”。结论是：“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毛泽东读至此，认为，不光信佛老要靠中韩之“法”术来维持，“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看来，申韩的法家治术，在他的心目中，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倡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治运作，都离不开申韩的法家体制。
两汉经学把她改造成为“治道”，不注意社会整合，只关心认同感的建立；在宋儒的改造之后，被优势阶层所利用成为“礼教”，只注重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教化功能恶性膨胀，但是更为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丧失。理学在日本的江户时代，经过了国家的改造后，方由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演变为积极有为的国家观，特别是国家经济观，从而成为日本现代转变的动力，中国道学所推崇的自然主义的“无为”宇宙观，必然使得保持和维护现状的主张，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国家在组织效率上不求长进，这固然“使兴师造反，背叛朝廷者不易发难”，但却更使国家没有动员最广大基层的组织能力。明朝以降500年，中国并没有完成儒家思想的近代转化，也没有完成儒生角色的现代转化，明朝的儒生在治国理财方面，都是完全不合格的，明代道学家的思想空洞浮躁，不能经世致用，--这套“非理性思想”培养出来的儒生，好像那才高八斗的侯方域，这个家伙的头脑竟然还不如李香君清楚，这种人一旦成为“精英”，那只能误国，不能成事。
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虽然受到西方思想强烈冲击，但是与西方基于丛林法则的意识形态始终无法进行“融合与会通”，其深层原因就是道德主义与丛林法则之间具有更深刻的对立与差异。西方人的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在”的，无远弗届，所以看起来上帝喜欢走极端，不喜欢中庸，不喜欢中华文化所主张的---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人生态度。中国人在从前具有建立世界优势实力的时候，基于人类理智和良知放弃了这一努力过程，今天的中国人（包括精英阶层）也不能说是具有这样的转变，具备建立中国的中心地位同时把世界其余地区边缘化的意志，所以中国不能或者无法选择西方那样的道路，因为中国的资源不足以支持中国全体人口的富裕和发达，同时中国又缺乏足够的意志和力量去把世界其余的地区进行边缘化改造，从而使得资源向中国集中，所以中国人将不得不选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适度发展之路。这已经是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是无法反抗的命运。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是却主要用来制造烟花爆竹，用于喜庆活动，而不是象火药传到西方后那样主要用来制造枪炮，服务于征服和杀戮，以建立起精英阶层的绝对优势地位。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进行航海，主要目的在于交流而不是掠夺，没有沿着西方的殖民开拓道路走下去，在交流的目的达到之后就中止了这种没有正当效益维持的活动。而西方却沿着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之路，在殖民地征服和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营中，获取航海活动得以继续下去的利益，英国的冶金（制造镣铐）、酿造（甜酒给非洲酋长交换奴隶）、毛纺、武器和造船业都是在奴隶贸易中兴旺起来的，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城市就是在奴隶贸易中繁
荣起来的，直到英国在制造业方面出现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优势，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正当的远洋商业在一开始是没有利润的，有利润的都是非人性的奴
隶贸易、鸦片贸易和海盗行为等等，荷兰的“海上马车夫”地位主要就是被英国无节制的海盗行为所断送的，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了几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末近代大工业兴起后这样现状才得以改变。
西方人在丛林法则的主导下，最先进入资本主义，并获得贩卖鸦片和奴隶发财的机会，获得屠杀印第安人和独占美洲的机会。英国女王还曾经和商人合伙投资海盗行动，在一次打劫西班牙的船队中获利4700%， 女王分得的利润就达25万英镑之多。嗣后女王又把这笔钱投资于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的主要获利业务，在几百年的长时间内一直是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西方人的武功没什么值得中国人羡慕的。无论是多么荒淫无道的中国皇帝，有可能去经营这样的业务吗？中华文化是基于人类理智和良知的人生道路，其核心源流是来自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思想遗产，她有最基本的底线是不会被突破的，而西方文化----基于丛林法则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底线。
其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知识精英对西方文化也有所反省，如汤因比就因为决不愿意他的子孙后代再遭遇世界大战那样的命运，曾经对毛泽东的反精英主义的文化革命寄予厚望。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生极度困难；民族工商业成长没有出路。连民族生存都是个大问题。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精英们就试图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开始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美梦，“制夷”梦破之后又继之以改良变法，再继之以精英革命，但是没有一次不失败的。这些问题都不是美国或者苏联回来的洋教授们解决得了的，只有传承了中华文化的土包子毛泽东才实现了民族力量的总动员。从延安整风到中苏分裂这两件思想定型性质的大事中，可以看到中国平民革命的性质和使命，与经典的共产主义是如何不同。在延安整风中，反对党八股和洋八股，排除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精英主义）的合法地位；反对教条主义，排除了僵化正统的马列主义，剩下从中国革命和现实的实际出发的思想资源，实际上就是呼应久远的文化源流的东西。这一革命的过程极端漫长，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精英阶层就已经丧失了对形势的主导意愿，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者的帮凶阶层。这一革命的逻辑终点是以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为标志的，这一革命历时110 余年，无数的英烈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终于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矛盾论》与老子思想的内在渊源，《实践论》和知行合一的密切关系，统一战线、人民战争最好的注解就是“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目的是要达到孙子所说“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中国革命年代的思想资源直接来自先秦，在中国建设时代的思想仍然是具有同一特征。建国后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不是一个空头承诺，不是谦谦君子的毛病发作，而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把握和体认。我们的祖先放弃了称霸世界的道路，我们也要一如既往地继承下来。而且对于我们而言，最经济合理的能够实现民族最大利益的道路就在于：采用防御态势和走平民主义发展道路，主要是依靠自身的资源来发展中国的经济。只要是抛弃了精英主义，称霸就是不必要的浪费和牺牲，是投入和成本极大，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和收获微薄的不理智行为，于人于己都是利小弊大。今天西方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如果不改弦更张，即使是世界和平可以维持，全人类最终也都要成为生态难民。人类终究需要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自然资源容许的基础上安排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在社会上排除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这就是要求排除西方文化的根基---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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