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想要什么样的世界呢？
实际上毛泽东想要的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着。
当毛泽东还是一个知识青年时，他推崇过很多后来被他自己否定的主张。
当他成为一个革命者之后，他一直在致力于打翻那个旧世界。为此他首先需要建立一套能和旧世界对抗的政治、军事、甚至思想和哲学系统。
具体体现为：
军事层面表现为三湾改编时确立了三大原则：
实事求是，不搞虚假；
党指挥枪，支部建立在连上；
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
这三大原则保证了红军成为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为后来建立根据地、敌后抗日、国共决战、以及抗美援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让毛泽东从一介书生蜕变为真正的军事家。
政治层面表现为井冈山时代：
根据地纪律建设；
提出并发展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为了基层大多数而搞土地改革；
思想和哲学层面表现为：
写下矛盾论，阐述矛盾不可避免又可以对立统一。
写下实践论，描述了实践出真知、实践推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根源。
写下论持久战，清晰地指出抗日战争不同阶段的量变与质变。
所以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毛泽东想要的世界一直在变。但不论怎么变，打碎旧世界之后要建立新世界的终极目标没变。
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肯定和旧世界完全不同。
所谓的旧世界，就是指导致中国近代落伍的体系。那个体系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意识形态。这套体系曾经创造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辉煌，但面对完成工业化的列强却无能为力。
构建一个新世界，当然就是构建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世界。其实马克思和列宁主义，本质上就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周期的大工业化思想。所以苏联革命胜利之后，很快便建设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
当然苏联革命的模式并不适合中国，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教条主义派把很多革命同志害惨了。因为中国的主体人群是农民，所以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建了毛泽东思想。
但正因为中国的主体群体是农民，才导致大建设的难度更大。原因很简单，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过渡的本质，就是把农民变成工人。
农民可以打天下，但打完天下后，不能以农民的思维搞建设。
打天下时，可以农村包围城市。但是建设天下时，农村包围城市就行不通了，而是要以城市为核心推动工业化建设。
这其中的差距，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但是实践起来，却是历史级别的难度。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开国皇帝打完天下，只要修生养息一段时间就行了。但是在共和国时代，因为面临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挑战，绝对没有修生养息的历史机遇。如果修生养息，就只能继续在农耕文明里沉沦。所以首先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搞工业化大建设。
如何把农民变成工人，如何按照城市为中心搞建设，毛泽东最初心中也没有一个定论。
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带领红军长征到陕北不久，国共联合抗战尚未建立），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接受斯诺采访。让斯诺感到惊奇的是，当时处境并不好的毛泽东，在窑洞内昏暗的油灯下，向他长篇大论地谈起了战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当斯诺问及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和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在中国经营等问题时，毛泽东就明确地提出了可以让外国资本来投资或我们借取外债的观点。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还通过了欢迎和奖励海外华侨及外地工商界来边区投资的提案。随后边区政府就得到了外援，相继建立了延安难民毛巾厂、振华造纸厂、桥儿沟化工厂、光华制药厂等，有力地增援了敌后根据地的发展。
——也就是说，在处境最为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心中仍然有一幅开放的工业化建设蓝图，并且做了相应实践。
但毛泽东并不是盲目利用外资，而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让广大老百姓获得好处。他表示，“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的好处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
即便战争最繁忙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工业化建设。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福尔曼时表示，“我们需要外资并欢迎外国政府与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来投资。现在，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中国工业化须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才能做到。”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并不是只对国外记者说，也对党内同志说。1944年8月，毛泽东在写给博古的信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
不仅在党内说，而且还写在重要文件里。1944年8月18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的合作。我们鼓励自由竞争及个人企业，并且在相互同意的原则下，我们将允许并欢迎外国在我们的统治区内向商业及投资。”
毛泽东甚至还把这些想法写在理论文件中。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指出，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弃争取外援，才是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对利用外资有完整的论述，“为着发展我国工业，需要大批资本。”
——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只是想要建设工业化社会，并没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或轻工业的倾向。其实那时候只是想搞建设，但还没有想好先搞啥。但党内其他同志，比如主管党务的刘少奇观点就很明确，先搞轻工业。
1948年12月，刘少奇在给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做报告时表示:“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因为“历史上的国家，要从轻工业方面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
一是因为“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资本。”轻工业发展了，才能“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
二是因为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可以把劳动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
刘少奇的这个想法，其实也获得了很多人的赞同。1951年3月，周恩来曾在两次会议上表示“发展工业生产，首先是轻工业生产，从公家到私人都可以发展。”
然而发展轻工业，也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当时打天下的那群人都是急性子，凡事都想快一点。1949年8月，《人民日报》刊登苏联学者的文章：“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是漫长的需要几十年之久的道路……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之内跑完这段距离，或者是我们做好这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垮”。
再加上当时的国际形势险峻，迫切需要快速武装起来。1950年9月，毛泽东请苏联顶级专家尤金做讲演，尤金重述了斯大林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不在于简简单单的发展工业，而是在于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发展重工业的核心——机器制造业，因为只有建立起重工业和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并使国家处于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而独立的地位”。
此时，毛泽东已经逐步倾向于要先搞重工业。
但与此同时，刘少奇仍然强调要先搞轻工业。1950年和1951年，抗美援朝最激烈的那会儿，刘少奇仍然多次表态，中国的工业化应当“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建国思路，从那时就出现了分歧。只不过那种分歧，最初尚且处于良性阶段；但是后来就演变成了另一种让人遗憾的模式。那种演变和分歧，我在《不被理解的毛泽东》中有系统的描述。
但抗美援朝战争表现出来的急切的国防需要，以及苏联因为抗美援朝战争而改变了援助中国的态度，让毛泽东决定，先搞重工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想要与时间赛跑，短时间内搞出自己的重工业体系。
1951年1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完成国家工业化，“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要“用一切办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那么如何搞重工业呢？各部门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然后认定“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
在重工业方面，苏联有拿手好戏。
沙俄帝国时代，最初彼得大帝（和康熙同时代）搞改革，就开始向工业化改进。只不过彼得大帝死后，沙俄发展较为缓慢。苏联诞生之后，尤其是斯大林时代，抓住资本主义1929年经济危机的历史机遇，彻底完成了重工业建设（具体就是从美英买买买），如此才打下了二战中硬刚德国的基础。
当时中国想要搞重工业，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苏联获得援助。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给周恩来写的信就很有代表性，“中国今后的工业化方针，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建立最现代化的工厂。用不着走弯路，用不着摸索又摸索。今后，苏联对中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这个方面！”
毛泽东对张闻天在信中的主张也很重视，批示中央开会讨论。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有此意。早在1950年春，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苏联援助中国。但斯大林对中国有戒心，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对苏联是一个潜在威胁。所以谈判并不是很顺利，苏联给中国的援助也很有限。
抗美援朝爆发之后，中国志愿军表现出了巨大的能量，扭转了苏联对中国的看法。斯大林也同意增加对中国的工业援助。
中国需要获取苏联的哪些援助呢？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多次会议，最终确定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最后汇编成了“一五计划”草案。
早在1951年5月，关于一五计划的编写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由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牵头，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了一个粗线条的编写。但编写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一方面是各部委也不知道该如何搞建设，大家反复修改折腾。另一方面是抗美援朝战争还在打，重心还在打仗上，所以很多事就没能梳理清楚。
1952年8月下旬，也就是上甘岭战役前夕，以周恩来为团长，以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同时带着陈云那个“一五”计划初级版本（《五年计划轮廓草案》）。
他们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苏联援助包括钢铁、煤、有色金属、电力、石油化工、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车辆制造等在内的141个重工业项目。
斯大林在同周恩来等的会谈中，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提出一些原则性建议，表示尽力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予帮助。
中苏谈判时，抗美援朝也在继续打，中美在上甘岭战场进行了残酷的拉锯战。也正是在上甘岭战役期间，毛泽东考察了黄河中下游，并且游览了孔庙、孔府、孔林，和孔子进行了一场超时空对话。
其实毛泽东和孔子精神对话的过程，也就意味着毛泽东思想将成为指导中国在工业文明周期的意识形态，就如同儒家思想指导中国在农耕文明周期的意识形态一样。
毛泽东思想和儒家思想一个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实践。儒家思想更像一个伦理道德体系，由于轻视“劳力者”，导致制约了科技层面的实践，从而禁锢了中国人的创造力。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实事求是，是给“劳力者”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更适合工业文明周期。
但是大建设的过程并不顺利。周恩来访问苏联、以及毛泽东考察黄河下游的那段时间里，几位地方大员陆续调回中央，其中以号称“东北王”的高岗最为强势。所谓“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就是形容高岗的。
高岗进京之后，可着劲地折腾了一阵子，不仅把自己的大好前程折腾没了，甚至连命都丢了。那段历史可以参照《不被理解的毛泽东》中的高岗篇。
高岗事件过程中，斯大林也去世了。赫鲁晓夫为了推广自己的影响力，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增加了15个援助项目，把141个工业项目提升到156个。
实事求是地说，苏联援助的这些项目，对中国初期的工业化建设大有帮助。这可能是工业文明周期迄今为止，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最大规模的重工业援助。
当然后来也正是赫鲁晓夫，把中苏关系搞砸了。但中国的工业化大幕拉开了，随后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重工业开启了史诗级的演化与进化，最终奠定了今天中国的地位。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和工业大国的过程中，苏联自己却把自己玩解体了。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过去几十年不仅没有在工业文明时代有所表现，甚至某种程度上还走出了“逆工业化”之路。
但重工业为先的工业化建设，也有诸多弊端。因为需要暂时牺牲轻工业，牺牲部分民生工程，这就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关于治国理念的分歧放大了，并且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运动。那些运动至今争议巨大。后人对那些争议的研究，也是一个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契机。
这些正义性的内容，我已经系统地写入《不被理解的毛泽东》中。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瞧瞧《不被理解的毛泽东》系列文字，那里不仅有毛泽东的视角，还包括彭德怀、林彪、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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