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毛泽东对纠正前任和现任领导过失的做法
纠正前任领导或现任领导的过失，是一件较难办到的事。对此，《周易》在蛊卦中专门进行了研究。
蛊卦是把父母比作现任领导和前任领导来谈这个问题的。这是因为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往往父母还健在，这对儿子来说，父母就是他们的现任领导。但随着父母年岁的增长，不是死亡，就是失去治家能力，从而治家大权落在了儿子身上，从这角度讲，父母就变成了这个家庭中的前任领导。
把父母比作前任领导和现任领导，另一层意思又是说，纠正前任领导和现任领导的过错，应该具有儿子对父母—样的感情，这样纠正起来才会有利，也就是说，千万不敢站在敌对的立场上来进行纠正。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虽然没有专论，《周易》中提出的观点，在毛泽东著作中却都有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举例如下：
（一）千方百计不要引起前任或现任领导的反感
《周易》蛊卦初六和九二爻辞中分别说：“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干母之蛊，不可贞。”
考，《实用六十四卦》注析时，认为这是指在世的父母。干父、干母，是说父母双亲是这个家庭中的主干。
这两个爻辞是在说，从一个家庭来看，这个家庭不兴旺，父母是有直接责任的，正是父母过错所造成，有儿子的，儿子理应纠正。但纠正起来谈何容易，这就必须注意到：(1)“考无咎”，就是说，既纠正了父母的过失，又不能把过错的责任推到父母头上。(2) “厉，终吉”，这又是说，因为父母是不易接受儿孙们的直接指责的，因此纠正父母过失，一不小心，就会激起父母的反感，这是一种危险（厉)，也是十分严厉的事。但只要注意起来，效果就一定是以吉告终。(3)“不可贞”，这是说，纠正父母的过惜，不可把自己封为是正(贞)道的正确代表者，因为这最容易形成打击父母，抬高自己的态势，必然会激起父母的反感，从而把事做坏。只有注意做到这三个方面，才会取得好的效果。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怎样做，又是怎样说的呢?比如，他曾说：“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并没有解决，我们要解决好，不要怕麻烦。”(注1)
马克思和列宁在一定意义上说，都可被当作是毛泽东的前任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解决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这本是马列的一个缺点，但毛泽东在这里不这样说，而是教大家“把工作做好”，好像在说，以此来让马列在九泉之下放心。这样做，就既纠正了前任的过失，又在感情上显的十分和谐，从而会收到良好效果。
再如，毛泽东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注2)
这话既是鼓励人们增强勇气，以便敢于解决马列主义没有解决了的问题．但又不伤害马列本人的权威。这种做法。即使是马列本人还在世。听了这话也不会不高兴。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前几任领导，不是犯过右，就是犯过“左”的错误。但毛泽东在纠正他们过错中却说：“党在个别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注3）“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论错误有多严重，造成多大损失，只要他们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从中吸取教训，比那些没有经过考验的同志更好。” (注4)
毛泽东以这样的态度来纠正前几任领导所犯下的错误，产生了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如李立三，他曾在一九三0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由于毛泽东对他处理的恰当，就使他认识到自己错误对革命的严重危害性，于是他把自己错误当作活教材，主劝去给人们讲，让大家狠自己犯下的错误，以此来肃清自己错误对党的不良影响。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犯错误之后能主动做到这一步，在历史上不能说是绝后的，却也是空前的一个。李立三所以能做到这一步。除说明本人在这时有着无私无畏的革命品质外，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对纠正前任领导错误在指导思想上所产生的效果，这效果不但使他们改正了错误，主动肃清错误的影响，同时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心悦诚服的拥护。再比如，像博古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对自己的错误，“经过自我批评，心悦诚服地在‘七大’发言，拥护毛泽东”（注5）
其二，如陈独秀，他虽为第一任中国共产党书记，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后期，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路线，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从而导致第一次国内大革命的失败，一九三七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的职务后，他仍坚持错误，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到十二月他又纠集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政治意见书》，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关进监狱，一九三七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建立了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这时陈独秀出狱后，“将介石试图劝说他组建一个‘新的共产党’与中共对抗，但遭到了拒绝。同时陈独再给中共中央写信，表示‘坚决拥护’抗日统一战线，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政治局和毛泽东考虑了陈独秀的要求，经过讨论，‘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决定在特定的条件下，欢迎陈独秀重归党内。……陈独秀接到电报后．回复了一个七点计划。政治局逐条讨论了这七项主张，认为陈独秀的立场基本上与中共中央一致。于是派周恩来和董必武在武汉与陈独秀谈话。王明回国时，这一谈话正在进行之中。……他（王明）断定，陈独秀是日本的代理人，是‘汉奸’，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也不能与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合作。”(注6) 在王明的坚决反对下，陈独秀一时还不能为党重新工作，到四二年病死于四川。为什么陈独秀由反党，到后来又重新要求回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呢?可见毛泽东对处理前任领导过失方针的威力之大。
其三，如对王明，在“七大”前夕，当时有些同志提议要对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所犯下的右倾本位主义路线给于批判，毛泽东说，现在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谁是谁非还不能做结论。不但不批，而且在七届、八届两次代表大会上仍提名选他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争取和团结前任犯过错误的领导。当时王明虽然仍有些不服气。对自己错误不作检查，在“七大”时称病不参加会议，但却写了一封信，承认了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注7)，从而使两者之间的矛盾大大得到了缓解。
在历史上，“唯王明博古马首是瞻”(注8)的任弼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主持了宁都会议，这是一次专门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的会议，在会议上“开展了中央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注9)，最后撤掉了毛泽东的军职。可后来毛泽东担任了中央领导后，由于能正确对待任弼时，就使的任弼时到后来反成了毛泽东的忠诚的拥护者和亲密无间的战友。
再如凯风，在遵义会议上，唯他是站在博古错误一方公开对毛泽东的正确发起攻击的一个，可是在后来的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中，凯风却能明确地站在毛泽东正确的一边，成为在批判张国焘错误中打头阵的一个。(注10) 这说明毛泽东不仅注意正确纠正前任领导者本身的错误，而且也注意正确对待追随前任领导错误中骨干人物们所犯下的错误。
毛泽东正是采用这样的方针政策和方式方法来纠正前任领导的过失，才把党建成了一个空前团结的党。
(二)把副作用缩小到最小程度。
《周易》在蛊卦九三爻辞中说：“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这是说，纠正父过，如果已经因各种原因造成懊悔，就要设法阻止这事态的发展，把副作用缩到最小程度。副作用越小，后悔也越小，故说：“小有悔，无大咎。”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说： “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 (注11)“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注12) “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同志的个别责任方面，而应当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藉于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注13)
毛泽东所说的这一切，其实在当时主要是针对纠正前任领导及其追随者的错误，一个目的，就是把对错误的处理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一定要尽力缩到最小程度。
(三) 对错误本身不能采取宽容方针。
蛊卦在六四爻辞中说：“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宽容。吝：耻辱。就是说，以宽容态度对待父过，这样往前发展，所见到的结局一定是耻辱。也就是说，对错误本身是不应采取宽容态度的，若采取宽容的态度，就会产生坏的结局。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说； “必须对于错误的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注14）“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注15）
这就是说，对错误本身是不能采取宽容方针的。
(四)以正确的行为来克服不正确的行为。
蛊卦六五爻辞中说：“干父之蛊，用誉。”
这是说：纠正父亲严重过失，要利用父亲的声誉来进行。也就是说，要用积极的方面来克服其消极的方面，要用正确的的东西来克照不正确的东西。
在这个方面，毛泽东也是很动脑筋的，比如在纠正孙中山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缺点时。毛泽东却继续打着孙中的旗号，以实行孙中山的 “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名誉，来完成共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这对孙中山来说，正是借助了孙中山的荣誉，却又纠正了他领导旧民主主主义革命对无产阶级的过失，从而完成了历史付给的新任务。
（五)要站在为公的立场上
蛊卦在上九爻辞中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这是说，纠正前任或现任领导者的严重过失，不要把这事当作谋求王侯的手段，这才会成为高尚的事。也就是说，纠正前任和现任领导者的过失，要出于公心，不是为了打倒人家，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以达到打倒“皇帝”当“皇帝”的目的，这才是最正确的行为。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说：“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服”（注16）等等。对这一切，毛泽东一律把它当作自由主义而加以反对，从而也就说明，纠正别人的过错，当然也包括上级领导和前任领导的过错，都必须出自公心。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这才是最正确的行为。
通过以上事例来看，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打天下时，因为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同志，都能做到为革命负责，在当时只要是错误的东西，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是上级还是下级，是现任还是前任，都在刻不容缓的纠正之例。但在怎样纠正前任和现任领导的过错上，发现《周易》中不少观点，同样是接近毛泽东的有关言行的，同时也说明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从《周易》到毛泽东，也有着一脉相传、相承和发展的关系。
注：
（1）郭思敏：《我眼中的毛泽东》第5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1月。
（2）郭思敏：《我眼中的毛泽东》第130一13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1月。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9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4）《斯特朗文集》第三卷，第257—258页
（5）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4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9月。
（6）【美】高沃龙：《对手与恩友》第83页，刘戴锋、郑久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992年2月。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8）（9）（10）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246、251、4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9月。
（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7月北京第二版。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42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7月北京第二版。
（1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9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4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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