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是吹牛造假、巧取豪夺、忽悠欺骗的高手——
评孔子的“乐正”与后儒的孔子“删诗”、“删书”、
“作《春秋》”、“作《易传》”等说
探索者
一、《孔子大辞典》对孔子“乐正”及“作《春秋》”、“删诗”、“删书”等说的评说
《孔子大辞典·孔子·著述》：“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而历来传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孔子删《诗》说不可信。《论语》两次说‘诗三百’，可见《诗经》原来就是三百多篇。孔子可能对诗作过整理，并注重诗教，以《诗》教授弟子。孔子删《书》更不可信，但孔子曾对《书》加以编撰。今存《尚书》已非孔子所编之原貌。关于礼，乐，孔子时都未成书。《周礼》和《礼记》是战国秦汉间儒家作品。旧说《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亦不可信。可能是孔子有所口授，战国儒家加以增益编著，经汉儒编定。孔子订正过古乐，他自己也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至于他与已失传的《乐经》有何关系，已无从考证。关于《春秋》，孟子、司马迁都认为是孔子所作。近人颇有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孔子晚年研究、传授过《周易》，尽管至今许多史学家、易学家仍然认为《易大传》表达了孔子的思想，但《易大传》却并非孔子所作。《易大传》的大部分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总之，六经都与孔子有关系。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
《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事迹传说·删诗》：“指孔子删诗之说。最初见于《史记》。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孔子是否删诗，自唐孔颖达（置疑）以来，众说纷纭。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
《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事迹传说·删书》：“指孔子删定编撰《尚书》。据《史记》、《汉书》记载孔子曾删定编撰《尚书》。《尚书》乃上古之书。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汉武帝时又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汉以后《尚书》被列为儒家经典，故称《书经》。关于孔子与《书经》的关系，钱玄同认为孔子与《六经》毫无关系。而皮锡瑞则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其功皆在删定六经’。康有为甚至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近人周予同、匡亚明认为，《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而《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孔子崇尚‘述而不作’，因此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事迹传说·作春秋》：“指孔子作《春秋》。《春秋》原是西周、春秋时期之史书的通称，如《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鲁春秋》等。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如司马迁所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同样杀人，孔子以杀、诛、弑的区别来表明自己的爱憎感情。这种属辞比事一字定褒贬的做法，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为后代历史学家所效法。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可见孔子对所作《春秋》极为珍重。孔子作《春秋》，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事迹传说·韦编三绝》：“孔子读易的典故。‘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韦编，用皮带贯穿的书简；三绝，指贯穿书简的皮带断了多次。‘三’，指多次，并非实指。说明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易》书，以致使‘韦编’翻断了多次。《易》即《周易》。旧传孔子作《十翼》。但自宋末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提出质疑，认为《十翼》‘皆非圣人之作’、‘亦非一人之言’以后，有关《易经》与《易传》的写作时代与问题，聚讼时久。一般认为《易经》作于殷末周初，而《易传》则成书于战国后期，皆非出于一人之手。《十翼》虽非孔子一人所作，但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据《左传》《国语》记载，春秋时代人们引《易》占卜论事的就有二十余条。通《易》者有周、鲁、卫、郑、晋、齐、秦等国人物，不仅卜官、史官谈《易》，就是一般贵族甚至于贵夫人如鲁国穆姜也大谈《周易》。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以他的阅历与博学，不可能不学《易》、谈《易》、阐发《易》的思想。何况《论语》中有孔子学《易》的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还记载：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残卷附录，也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等人研讨《易》理的问答。这说明孔子不仅在晚年喜《易》，而且认真研究过《易》，的确传授过《易》。”
《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儒家典籍·周易》：“又称《易》、《易经》，儒家视为五经之一。因其成书于周代，故称《周易》。一说‘周’有周密、周遍、周流之义。《易》筮法由耆草策数以定象，以爻变易为占，故称‘易’。汉儒则认为‘易’有变易、简易、不易等义。包括《经》、《传》两部分。《经》文由—、––、二爻构成的六十四卦卦像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组成，原系古代卜筮书。《传》分《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七种十篇，合称‘十翼’，为解释《经文》的著作。传统说法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一说伏羲重卦，一说神农重卦），并系辞（一说周公系辞），孔子作《易传》，称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近代学者多数认为，《易》成书于文王之后，《易传》也不是孔子所作。相传孔子曾研究《周易》，并传授给弟子商瞿（qú），数传至齐人田何，汉代言《易》者本之田何。为儒家习研的经典之一。”
《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儒家典籍·易传》：“又称《易大传》、《十翼》。现存对《易经》最早的注释。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及《杂卦》，共十篇，合称《十翼》。各篇成书时间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长期以来，《易传》被当作孔子著作，《孔子世家》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汉书·艺文志》等书又将《序卦》等加上，认为十翼皆孔子作。近代以前，虽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占居统治地位。郭沫若、李镜池、高亨等学者则基本上都否认孔子曾作《易传》，现今多数学者基本上都将其置于战国阶段，并被当作解《易》的经典著作，在《易》学史上、儒学史上和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很大。”
二、笔者对《孔子大辞典》上述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对《孔子大辞典》前后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对于孔子“删诗”、“删书”说，在前，《孔子·著述》中说得很清楚：“孔子删《诗》说不可信。《论语》两次说‘诗三百’，可见《诗经》原来就是三百多篇。”“孔子删《书》更不可信”。然而，在其后，《事迹传说·删诗》、《事迹传说·删书》中却又分别改口说：“孔子是否删诗，自唐孔颖达（置疑）以来，众说纷纭。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否定变成了肯定！“孔子是否删诗，自唐孔颖达（置疑）以来，众说纷纭。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如果“孔子是否删诗，自唐孔颖达（置疑）以来，众说纷纭”，何以会有“孔子删《诗》说不可信”？“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持反对意见者”，是“持反对”孔子“删诗”“意见者，“反对”孔子“删诗”说与是否“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并没有必然关系！“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也并不”能改变“孔子删《诗》说不可信”的客观事实！而且何以证明“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也不是只要“持反对（孔子“删诗”说）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就板上钉钉了，也有待于编者提可供靠证据！因此，既然“孔子删《诗》说不可信”，那么“孔子是否删诗，自唐孔颖达（置疑）以来，众说纷纭。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就是一句屁话！同时，“持反对意见者也并”非都“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譬如，笔者这个“持反对意见者”就“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
如果“《尚书》乃上古之书。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皮锡瑞则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其功皆在删定六经’。康有为甚至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近人周予同、匡亚明认为，《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而《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孔子崇尚‘述而不作’，因此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应是可信的”，只是“关于孔子与《书经》的关系，钱玄同认为孔子与《六经》毫无关系”，何以会有“孔子删《书》更不可信”的结论？既然“孔子删《书》更不可信”的结论，那么“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以及“因此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应是可信的”等等统统就都是一些屁话！请读者务必记住：对孔子“删诗”、“删书”说的有无，编者给出的是否定的回答：“孔子删《诗》说不可信。《论语》两次说‘诗三百’，可见《诗经》原来就是三百多篇。”“孔子删《书》更不可信”。“《周礼》和《礼记》是战国秦汉间儒家作品。旧说《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亦不可信。”
对于孔子“作《春秋》”说，在前《孔子·著述》中说：“关于《春秋》，孟子、司马迁都认为是孔子所作。近人颇有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然而，在其后《事迹传说·作春秋》却又说“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其中，“近人颇有怀疑”没有了，完全变成了肯定和颂扬。请读者注意记住：“关于《春秋》，孟子、司马迁都认为是孔子所作。近人颇有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只是孟子、司马迁“认为是孔子所作。近人颇有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然而“近人颇有”何“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编者却并没有说！其实，“近人颇有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是一句屁话！是否“颇有怀疑”，就是是否“提出有利的反证”！“近人颇有怀疑”，就是“近人”已经“提出”了“有利的反证”！
对于孔子“作《易传》”说，《孔子·著述》中，在后虽说“但《易大传》却并非孔子所作。《易大传》的大部分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然而在其先却说“孔子晚年研究、传授过《周易》，尽管至今许多史学家、易学家仍然认为《易大传》表达了孔子的思想”。这是一个用“但”字，组成的倒装句，形成一种虽然在形式上是先肯定后否定，但实际上是先否定后肯定的语势。但请读者注意记住：“《易大传》”“并非孔子所作。《易大传》的大部分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孔子大辞典》对于孔子是否“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评说，采取了先抽象地否定后具体地肯定的“二尾子”手段，既想立牌坊又要当婊子，最终还是当了婊子！要在读者心目中造成某种肯定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印象！并且毫无根据地作出“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的结论。编者的这种做派是刀笔吏，儒家学者的一个通病！不是在事实上下工夫，而是在行文上耍技巧！
对《孔子·著述》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孔子可能对诗作过整理，并注重诗教，以《诗》教授弟子。”但这与孔子“删诗”说毫无关系。“可能”也只能是“可能”而已，它不仅不能作为孔子“删诗”的证据，甚至于也不能作为孔子“对诗作过整理”的证据！这与“删诗”毫无关系！譬如笔者的老婆是中学语文教师，她也“可能对诗作过整理，并注重诗教”，但她却绝对没有“删诗”！“孔子删《书》更不可信，但孔子曾对《书》加以编撰。”“孔子曾对《书》加以编撰。”编者在耍鬼花招！对此，编者有何根据？没有证据，就是编者在扯淡！“今存《尚书》已非孔子所编之原貌。”请编者首先把“孔子所编（《书》）之原貌”拿出来让世人见识见识！编者又是在耍鬼花招！根本就没有“孔子曾对《书》加以编撰”，哪里来的“孔子所编（《书》）之原貌”？要说“孔子所编（《书》）之原貌”，首先得证明“孔子曾对《书》加以编撰”，其次编者还得把原《书》和“孔子所编（《书》）之原貌”都拿出来，公示于众，并把“今存《尚书》”与“孔子所编（《书》）之原貌”两者进行比较，才能知道孔子是否“编”过《书》以及是否“今存《尚书》已非孔子所编之原貌”。编者看到过“孔子所编（《书》）之原貌”吗？两者有何异同，其“非”在何处？编者完全是在说胡话！疯话！“今存《尚书》已非孔子所编之原貌”，这就说明了“今存《尚书》”与孔子没有关系！“礼，乐，孔子时都未成书。”编者有何根据？“礼”，“周公之典”，其书孔子在时，还有！“乐”，“正乐，雅颂各得其所”，无成书，那么孔子又是根据什么判断其“正”否？根据什么称使“其各得其所”？“礼、乐”合一，联称“礼乐”，西周时，行“礼”都配奏有相应的“乐”。《孔子大辞典·时代背景·历史人物·周公》：“周公（？-约前1095年）……依据周制损益殷礼，‘制礼作乐’完善了典章制度。这些典章制度被称为‘周礼’或‘周公之典’，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孔子曾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意：其中说得清楚，是周公“制礼作乐”，“完善了典章制度”。既然如此，焉有“关于礼，乐，孔子时都未成书”之理？焉有“《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之理？《左传·哀公十一年》：“子曰：‘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问焉！’”这说明：孔子时，此书仍在，而且很容易看到。《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孔子与“敬叔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礼乐”在老聃、苌弘处就有！《论语·子罕·9·15》：“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由此可见，当时《乐》也在，否则孔子以何“乐正”，何以知道“雅、颂”是否“各得其所”不“各得其所”？以何根据“正乐”？“《周礼》和《礼记》是战国秦汉间儒家作品。”编者有何根据？其中每一步都需要编者拿出“史实”证据来！为何它不可能仅是古“《周礼》和《礼记》”的某种传抄本或传抄本的一部分？“旧说《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亦不可信，可能是孔子有所口授，战国儒家加以增益编著，经汉儒编定。”“可能”，也只能是“可能”而已，不是事实。由春秋末期的“孔子有所口授”，“口授”给谁？到“战国儒家加以增益编著，经汉儒编定”，哪个“汉儒”，姓氏名谁？之间经过三四百年的连年战乱，谁相信！编者不是见鬼了！在说鬼话？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编者拿出可靠的“史实”证据来说话！否则一切都是扯淡！不仅“旧说《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亦不可信”，而且“可能是孔子有所口授，战国儒家加以增益编著，经汉儒编定”，也是放屁！《中庸·27》：“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中庸·28》：“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前者，令孔子不能作“礼仪”、“礼乐”；后者，令孔子不敢作“礼仪”、“礼乐”；两者，说明孔子没有作“礼仪”、“礼乐”之可能。“孔子订正过古乐，他自己也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所说的是“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与编者所说的“订正过古乐”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是编者在打马虎眼！“至于他（孔子）与已失传的《乐经》有何关系，已无从考证。”这是编者在无风掀波浪！“《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屁话！周公能“作”《礼仪》，不能“定”《礼仪》？不“定”如何“行”？由周公（？-约前1095年）到孔子（前551-前479年）的五六百年期间，周王朝何以行“礼”“乐”焉？当时，鲁国的“三家”，僭越“礼乐”都不行，让孔子气急败坏，愤愤不平。诸如：《论语·八佾·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3·2》：“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3·10》：“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孔子何敢“定礼乐”？再则，若“礼乐”“未定”，孔子以何判断“三家”是否僭约了“礼乐”？《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孔子说得清楚：古时典籍《志》上说：“克己复礼，仁也。”“礼”早在孔子“古”时就已定，并非“孔子所定”，否则“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岂不荒谬！“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令“《仪礼》为”“孔子所定”成为荒谬！现了原形！由“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也把孔子定死了！“八佾”之“舞”、“禘”之“祭”，“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等等，是他孔子所定，还是周天子所定？孔子并没有“定”《礼仪》、《礼乐》！不仅杜撰“旧说《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者，而且杜撰“《仪礼》”，“可能是孔子有所口授，战国儒家加以增益编著，经汉儒编定”者，都是居心叵测，他们或是要把孔子推到大逆谋反谋做天子的位置上，或是揭露了孔子大逆谋反谋做天子的狼子野心！“关于《春秋》，孟子、司马迁都认为是孔子所作。近人颇有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近人颇有怀疑”，“近人”都“颇有”何“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近人”都提出了何“反证”？何以说“无力”？注意：关于孔子是否“作《春秋》”的“公案”，是一个“谁提出谁举证”的问题。绝对不是只要“怀疑”者“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就可以肯定“提出（赞成）”者的简单问题。仅“孟子、司马迁都认为是孔子所作”，也不行。既然“孟子、司马迁都认为是孔子所作”，那么“孟子、司马迁都”应该拿出证明“是孔子所作”的真凭实据来！只是“认为”不行！要有“史实”证据！要是编者同意“孟子、司马迁”，那么编者也应该拿出证据来！这不是一个需要“怀疑”者一定要“提出有利的反证”的问题，却是一个必须提出（赞成）者一定要“拿出有利的证据”来的问题。只要是提出（赞成）者“拿不出有利的证据”，命题就不成立，而无需“怀疑”者“提出有利的反证”来！
“孔子晚年研究、传授过《周易》”，孔子在晚年既要奔命于从政，还要奔命于“定”《礼仪》、《礼乐》；孔子既要奔命于“删诗”，还要奔命于“正乐”；既要奔命于“删书”，还要奔命于“作《春秋》”；既要奔命于“‘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注意：编者说“三绝，指多次，并非实指。”不止三次，而要远大于三次）、“研究、传授《周易》”，还要奔命于“作《易传》”！孔子必累死无疑矣！“易学家仍然认为《易大传》表达了孔子的思想”，有何根据？“至今许多史学家、易学家仍然认为《易大传》表达了孔子的”的什么“思想”？
编者武断地结论说：“总之，六经都与孔子有关系。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编者的目的在于要说明“六经都与孔子有”被“删”或被“作”的“关系”！并非要说明“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或“保存”的关系！编者这是在偷换概念！打马虎眼！即便是如此，试问编者就“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或“保存”的关系，请能给出一点证据来吗？“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编者有何根据？“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编者有何根据？由孔子“研究、整理与传授”“文化典籍”，何以就见得对“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与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有何关系？让笔者说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如果有的话，也并非“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而是对“文化典籍”的严重破坏、糟蹋、毁灭，是有罪恶的！罪大恶极的！
对《事迹传说·删诗》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其中“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是说到孔子时，周王室已经对所收集的“‘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完成了选编工作而定《诗》。“《诗》三千余篇”，应该是“‘诗’三千余篇”。并非说由“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是周天子、周王室，而并非孔子。因为只有周天子、周王室才能“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孔子有何权力资格“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没有！《中庸·28》说得很清楚：“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此，说周天子、周王室“删诗”而定《诗》，而非说孔子“删诗”而定《诗》也！“删诗”而定《诗》，焉有孔子之份！说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那不仅是太“抬举”孔子了，而是直接把孔子置于了大逆不道！再说，孔子年轻时只与南宫敬叔到过洛邑一次，那是“从老聃助葬于巷党”（《礼记·曾子问》），也根本就无机会接触什么“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是否删诗，自唐孔颖达（置疑）以来，众说纷纭。”既然对于孔子“删诗”说，还只是“众说纷纭”，编者何以下结论说“孔子删《诗》说不可信”？实际最早对孔子“删诗说”提出异议的是唐代的孔颖达。他在为《五经》作疏时，发现司马迁《史记》中的叙述与先秦典籍对《诗经》运用情况不相符合。于是孔颖达怀疑并认为：“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后来宋代郑樵、朱熹乃至近代的顾颉刚、钱玄同、范文澜、钱穆等都基本上持这种观点。进而有学者，则将孔颖达的怀疑更加扩大化，认为孔子并未“删诗”。“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这是编者在打马虎眼！
编者有何根据说“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孔子正乐”与孔子“删诗”有何关系？在此，不是在说孔子“删诗”之事吗？怎么又扯到“孔子正乐”上？“孔子正乐”，有何功绩？请编者首先把“孔子”所“正”之“乐”，拿给世人看看！或者把孔子所“正”之“乐”，讲给世人听听！或者把孔子所“正”之“乐”，奏给世人赏赏！而这些被孔子所“正”之“乐”是何面目？然后，才好评说“孔子正乐之功”的有无及其“功”之大小。否则，何以“孔子正乐”之有？又何“孔子正乐之功”之有？孔子“删诗”说还没解决，编者又提出了孔子“刊定诗篇”说。编者既然提出了孔子“刊定诗篇”说，这就使孔子“删诗”说不攻自破！并且编者的孔子“刊定诗篇”说，同样也需要编者拿出根据来，否则，编者也同样是在扯淡！
对《事迹传说·删书》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编者别打马虎眼！请编者拿出证据来，证明“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否则，只能是编者的子虚乌有、空穴来风！只是“据《史记》、《汉书》记载”不行！因为孔子是前551-前479年的历史人物，而《史记》、《汉书》的司马迁（约前145-前86？年）等是前145年之后的人物，其对孔子事的所记，只能是根据“传闻”。“传闻”与“证据”是两码事。要让“传闻”成为“证据”，需要“史实”支持。“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是否可以让人随便“选取”？孔子又是通过什么手段从“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中“选取”这些典籍的？再则，如此“重要典诰”，必然要“藏”之洛邑周天子的“史官”处，那时，是用竹简，这么众多的“重要典诰”竹简，很难说每个诸侯国都可以复制一份，并且周天子为了独断“上古重要典诰”解释权，也不会允许复制！而孔子只在年轻时只与南宫敬叔到过洛邑一次，那是“从老聃助葬于巷党”（《礼记·曾子问》），之后就再没有到过洛邑，他又怎么会“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难道他有分身术？
在《四书》中，孔子及其弟子、孟子皆直呼《书》，这说明孔子时，早就有成《书》存在，并非“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诸如：《论语·为政·2·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就是一个铁证！
另外，既然“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焉有“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既然“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焉有“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两者情节大相径庭，相互矛盾，相互否定。对于孔子“删书”说，不攻自破。
“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秦焚书”，“除博士官的藏书以外，凡民间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一律焚毁。”（《孔子大辞典·汉唐评孔·学派事件》）因此，虽然原藏于民间的“《诗》《书》百家语等”可能遭到焚毁（如果确有焚书之事的话），损失很大，但原藏于博士官的“《诗》《书》百家语等”却依然犹存！焉能说“秦焚书后”，《书》仅“存留二十九篇”？“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删”与“整理”是一会事吗？一个概念吗？这么大的一个“学者”，竟然如此混帐！孔子是用“隶书”“删书”的吗？孔子不是用“隶书”“抄书”的吗？孔子时通用的字体是什么？孔子的笔迹是什么？这是孔子的笔迹吗？“一般学者”有何根据“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为何“这”不是原《书》的“隶书”抄本？而“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经过孔子整理过的”“原本”在何处？没有“经过孔子整理过的”“原本”作根据，何以知“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为何“秦焚书后”，所“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者，就必定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而不是其他“传本”？为何“秦焚书后”其他皆毁，而独存孔子所存者？为何其必定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而不仅仅是抄本？“秦焚书坑儒”的目的在于皆焚百家之文，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焚毁孔儒所尊崇的那些书。为何“秦焚书”后，其他的都焚毁了，却独独让目的特别要焚毁的孔子之《书》成了漏网之鱼而存留了下来！？秦始皇与孔老二是“铁哥们”？这岂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与结果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吗？这“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者，既然“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当然就不是孔子所“抄写”！那么，“一般学者”为何，有何根据“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一般学者”为何如此霸道！编者不仅拉出个“一般学者”为其胡说撑腰不行，甚至于抬出个“权威学者”来为其胡说撑腰也不行，这需要史实证据。既然不是孔子的笔迹，就肯定了该书绝对不是出自于孔子之手！这说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的这些东西与孔子没有任何关系！“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只“一般学者认为”可不行！这得有事实作根据！否则等于放屁！甚至于就是孔子的笔迹，也不能证明“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而可能仅仅是孔子对原书的传抄本或部分传抄本！为何不认为是原书的传抄本或部分传抄本？编者完全就没有根据说“这就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只可以说它是该抄写者的抄写本！
“汉武帝时又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若说“《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那么，又谓这个《古之尚书》为何？为何不谓《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皆为原书的手抄本或手抄本的一部分？为何不说或其一或皆是“伪造”者？若“《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那么，“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发现”的“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数十篇”“《古之尚书》”必定不是孔子“删书”之“手稿”！与孔子之手无关！其中的“但不久就亡佚了”，就更充分说明了这个事实！汉武帝时已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孔儒一手遮天，其势力可谓大矣！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家里“发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说是儒家的“宝贝”，“国宝”，必定保护珍藏备至，当然从“孔子宅壁发现”的“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数十篇”“《古之尚书》”，如真是孔子“删书”的“手稿”，那更是无价“宝贝”，孔儒必然会借此机会掀起一个更大的“尊孔读经”“新高潮”，以便让孔儒在富贵上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上一个“新台阶”！为何！？何以！？竟然令其“但不久就亡佚了”！？就是因为“从孔子宅壁发现”的“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数十篇”“《古之尚书》”并非是孔子的所“删书”的“手稿”，而是其他人的“传抄本”！露馅了！“汉以后《尚书》被列为儒家经典，故称《书经》。”孔子把《书》尊为经典，孔儒把伪《尚书》列为经典！孔儒尊《书》为“经典”，可以，但据为己独有却不行！“关于孔子与《书经》的关系，钱玄同认为孔子与《六经》毫无关系。”孔子与《书经》、《六经》的“作”、“删”、“编”“毫无关系”，但孔子经常引用“六经”，诸如在《四书》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孔子没有自己的学问，除了“巧言令色”（《论语·学而·1·3》），还要靠贩卖“六经”吃饭！“而皮锡瑞则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其功皆在删定六经’。”《孟子·尽心上·13·32》：“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皮锡瑞根本就不知孔子被谁尊为与何以被尊为“万世之表”。孔子是被封建帝王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与其是否“删定六经”没有关系。封建帝王所以尊孔子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是因为“居是国也，其君用之”，以其为“师”，“则”可以让君“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当然这是孟子对“君”的忽悠。“康有为甚至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康有为是个疯子！这是他正在发病！孔子算是无救了！死定了，孔子彻底被康有为的“凡六经皆孔子所作”压死了！累死了！孔子破坏国家古代历史文化典籍之罪也难逃其咎了！康有为不及孔颖达远矣！“近人周予同、匡亚明认为，《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而《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孔子崇尚‘述而不作’，因此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应是可信的。”“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何以就“‘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屁话！“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与“‘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要说“六经”“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需要证据！譬如笔者的老婆是中学语文教师，虽然她“曾以“语文”为教”了35个春秋，但她却从来未尝对所教“语文”进行任何“整理和编定”！只是照本宣科，35年不变，而自诩为“述而不作”！“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这说明“六经”都是现成的！不需要“整理和编定”。以前的官学就是“以‘六经’为教”。各级官学所使用的教材都须经过国家相应级别政府审定。《孔子大辞典·先秦评孔·学派风气·儒家》：“《地官司徒·保氏》云：‘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孔子儒家之儒的前身就是这些掌握礼、乐、射、驭、书、数六艺，专门教养天子、诸侯以至乡里贵族‘学子’的文化官吏，即《汉书·儒林传序》中的‘古之儒者’。”显然，各级官学所使用“礼、乐、射、驭、书、数六艺”，都是经过国家相应级别政府审定的规范的标准教材。公元前11世纪初周武王灭纣建周，到公元前771年犬戎攻陷镐京，周幽王被杀，次年周平王东迁都雒邑。史称东迁以前为西周，以后为东周。东周在公元前256年为秦所灭。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从公元前７７０年到公元前４７５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这段长达三百四十五年的历史，称之为“春秋”时期。在这期间，东周王朝越来越弱，根本不能号令诸侯，实际上已成为各诸侯间争夺的一块招牌，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中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相继称霸。经过长期的诸侯争霸战争，许多小诸侯国逐渐被大诸侯国吞并。春秋初期，诸侯国还有一百四十多个，到公元前４７５年，已经所剩为数不多了，其中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它们之间为争夺人口和土地，仍继续不断进行战争，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朝统一六国为止。自公元前４７５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这段约二百五十四年的历史，称之为“战国”时期。从公元前11世纪初周王朝建国以来，周王朝的各级官学都一直使用这些教材。随着周王朝国势的衰败，特别自春秋初开始出现“天子失官”，许多官学中的文化官吏失官，流落民间；而随着这些文化官吏的流落民间，这些官学教材也随之流入民间而形成“学在四夷”。而随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也就应运而产生了“私人讲学”、“私人办学”的现象。孔子生卒年是前551年-前479年。孔子开始介入“私人讲学”、“私人办学”是在其三十四岁之后，即前517年之后的事。请读者想想看，由前770年之前就早已开始出现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及其应运而产生的“私人讲学”、“私人办学”与其253年之后前517年孔子所介入的“私人讲学”、“私人办学”有何直接关系？没有！公元前517年孔子的“私人讲学”、“私人办学”，对其253多年之前，公元前770年前所出现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以及“私人讲学”、“私人办学”，有何“促进”？是什么“促进”了什么？所谓“孔子创立了私学”，“孔子是教师之祖”，“孔子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下移”（《孔子大辞典·孔子》）等等完全是一些屁话！编者不仅颠倒了是非，也颠倒了先后！五六百年以来，到孔子时，周王朝的各级官学都一直在使用这些教材。而孔子就是一个“私办官学者”。使用这些教材何需孔子“整理和编定”的多此一举，脱了裤子放屁！？孔子又能对其作何种“整理和编定”！？“而《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这更说明《尚书》是现成的！更不需要“整理和编定”！虽“《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但却无“记载孔子”“整理和编定”“六经”，更无“记载孔子”“删”“六经”，“删书”！这就更说明无“孔子整理和编定”“六经”之实，更无孔子“删”“六经”、“删书”之实！由“《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何以得出“‘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由“而《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孔子崇尚‘述而不作’”，可知对于《尚书》孔子既不需要“删改”或“编次”，“《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也不愿意“删改”或“编次”！由“孔子崇尚‘述而不作’”，编者何以得出“因此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应是可信的”？笔者认为正确的推论应该是“因此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注意：“关于孔子编次《尚书》”只是“司马迁、班固”的一种意见或看法，即一种“说法”，并非什么“记载”。如果“司马迁、班固”是孔子时人，称其对孔子所写者，用“记载”尚可；但“司马迁、班固”是晚孔子四百余年之人，称其对孔子所写者，用“记载”就错误。在此，编者利用“记载”一词，是编者故意偷换概念，混水摸鱼，胡说八道！既然“《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正好不需“孔子编次《尚书》”！何需孔子多事“编次《尚书》”？是保存《尚书》原样符合“述而不作”精神、宗旨？还是对《尚书》肆意大加“删”伐符合“述而不作”精神、宗旨？事情不言而喻！无“孔子编次《尚书》”之史实，焉有“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注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论语·先进·11·14》）这是孔子思想行为的重要特征。
对《生平事迹·事迹传说·作春秋》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克己复礼”，复辟周王朝奴隶制。“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不只是“褒贬”，还有“隐”、“讳”！张、扬！杜撰、捏造！
“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这全是编者捏造杜撰欺骗世人的谎言！“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的出处，是引自《孟子·滕文公下·6·9》：“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读者可以找来原文查查看，其中孟子并没说此话是“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时，孔子对他们说的，或者是“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时，从孔子那里听到的！而是孟子为了对付公都子质问他为何“外人皆称”他“好辩”，临时给孔子编造的一句话。在此编者为了对付欺骗世人，不仅把其捏造杜撰成“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而且还把孟子说的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捏造杜撰成“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同样杀人，孔子以杀、诛、弑的区别来表达自己的爱憎感情。”“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若此，孔子是天下大大小小当权派、权贵的众矢之的。孔子必定不敢于“作《春秋》”，也必定不得以“作《春秋》”；所“成《春秋》”，不仅必然被“正人君子”，也必被“乱臣贼子”所憎恨、搜缴、焚毁，而不得流传。
“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笔者至今没见有关孔子向其弟子教授由他所“作《春秋》”，或其弟子有学习孔子所“作《春秋》”的记载。编者是在说谎，欺骗世人。这是编者为欺骗世人而捏造杜撰的谎言。其实，不仅根本无“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也根本无“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笔者这个“后世”者就并非“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而是通过《四书》，特别是由其弟子后学所编者的《论语》，“知丘”和“罪丘”的。对于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不但笔者没见不知、世人没见不知，就是那个杜撰孔子“作《春秋》”、“成《春秋》”的人物——孟子，也没见不知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为何物！现在只见由孔子“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随其所见，笔之于书”（李贽：《焚书·童心说》）的《论语》。笔者设想，如果真有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那么必定会在《论语》中有所反映，而其影响也要比《论语》大得多，起码其文笔会比《论语》通畅。《论语》影响如此大，那孔子《春秋》更应不可估量！何以至今不见，因其无也！孔儒们甚至于把由孔子“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随其所见，笔之于书”所凑成的《论语》都吹上了天！何以不把其祖师爷孔子亲手所炮制的《春秋》吹上天？因为没有！没有吹什么？由此，可知今天的《春秋》与孔子绝对没有关系！“可见孔子对所作《春秋》极为珍重。”虽“极为珍重”，然《论语》甚至记“小童”，而不记《春秋》矣！“汉武帝时”，仅“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孔子作《春秋》，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首先要证明“孔子作《春秋》”是否真有，然后才可谈是否“孔子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是否“孔子作《春秋》”还没确定，焉可侈谈什么“孔子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如有，也实乃是“开创了”杜撰捏造历史的“先例”！孔子“春秋笔法”，就是对历史肆意涂抹、任意造假。若孔子“作《春秋》”，确实是“对我国的史学发展影响很”坏！若“为后代历史学家所效法”，那么中国无历史矣！“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据《孔子大辞典·历史背景·历史人物·周公》说：仅在周公“东征，‘降辟三叔’（《逸周书》），伐诛武庚”后，由他就“广封诸侯，先后封宋、卫、鲁、齐、燕等，建制七十一国。”春秋初期，诸侯国还有一百四十多个。西周时诸侯国至少有二百个。孔子“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不知孔子是如何搞到“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孔子把这些“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竹简”放在何处？孔子“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请把孔子所“从新编写了”的那“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拿出让世人见识见识！这得需要有确凿的“史实证据！《春秋》是“历史”，所记者应是“历史事实”，而并非“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先不说孔子有无“从新编写了一部”“《春秋》”，首先孔子把“《春秋》”当作“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就是一个绝大的谬误！孔子之所以要“从新编写”“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就是因为当时各诸侯国已经不“尊奉周王朝”了！既然这样，孔子要“从新编写”“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各诸侯国能同意吗？当时鲁国的当权派“三家”能同意吗？鲁公能同意吗？不反对吗？不仅“三家”是“乱臣贼子”！鲁哀公也是“乱臣贼子”！由“侯”称“公”，就是“僭越”！他们能让孔子安安稳稳地“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吗？犹痴人说梦！“如司马迁所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由此，说明若有孔子“作《春秋》当在孔子“西观周室”，也就是孔子到洛阳向老子学习“礼乐”回鲁之后。据《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孔子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岁。孔子与南宫敬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孔子与“敬叔俱至周，问礼于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宏远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孔子家语·观周》：“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自周返鲁后，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因鲁国发生内乱，孔子到齐国。《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昭公率师击（季）平子，平子与孟孙氏、叔孙氏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鲁乱，孔子适齐。”前515年，孔子三十七岁。孔子由齐返鲁。《史记·孔子世家》：“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由前515年，孔子三十七岁返鲁到前497年，五十五岁，春，去鲁，逐年在《孔子大辞典·孔子年谱》都有详细的记载。甚至于对孔子的只言片语也有详细记载，然而，无关于孔子“作《春秋》”的只字！若真有孔子“作《春秋》”，这样的大事绝对不能不记！再看，孔子自三十八岁到五十五岁这17年期间，前12年基本上是教学，后5年基本上是从政。在教学期间，由孔子“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看，光这“三千焉”的弟子，就够孔子穷于奔命忙活而不及！孔子不被累死，也得吐血！孔子焉有时间精力“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退后一万步说，孔子在这期间，除了奔命于“三千焉”弟子的教学，还奔命于“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若此，孔子在这期间应该是很忙碌的，是个大忙人！然而又何以会有：《论语·述而·7·4》：“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阳货·17·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让“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甚至于“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得不耐烦了！“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而“欲往”与“公山弗扰以费畔”！若有，《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编者是绝对不会吝惜笔墨而舍弃不记！你看，编者不是在前514年到前501年的每一年中，不仅把孔子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记入，甚至于还把其弟子某某生也都编入了。由此看来，实在是没有！在从政期间，据《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孔子正式从政是在前501年（鲁定公九年），五十一岁。孔子为中都（在今山东汶上县西）宰，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史记·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前500年，孔子五十二岁。（1）孔子为鲁小司寇，管理土地、山林，是司寇的助手。（2）升为大司寇。大司寇是可以与司徒、司马、司空并列的高级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司法首长。这是孔子任职最高、最长的职务，从鲁定公十年到十三年，孔子五十二岁到五十五岁，前后三年左右。这是孔子一生中仅有的官运亨通的几年。西周时，在今山东地区封国大约有40多个。每个诸侯国面积很小，其中鲁国和齐国是在今山东境内的两个最大的诸侯国。《孟子·告子下·12·8》：“[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鲁国，不足2500平方公里。在春秋列国中属于中等国家。在夹谷（今山东莱芜县境）之会，孔子相礼，让奉齐景公之命，“为戏而前”的“优倡侏儒”顷刻间就“手足异处”。（2）“诛少正卯”。《论衡·讲瑞》：“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之？’”《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岁，由大司寇行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时间“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岁”错。前499年，孔子五十三岁，为鲁司寇。前498年，孔子五十四岁。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叔孙氏毁了郈（hòu）城（山东东平县境），季孙氏毁了费城（山东费县），孟孙氏的郕（chéng）城（山东宁阳县境）被围，但未攻克。孔子以“克己复礼”为目的的“堕三都”阴谋被识破而最终破产。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孔子在鲁再也混不下去了，春，去鲁到卫。颜回、子路、子贡、冉有从行。现在看来，笔者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中，许多是不真实的！不能迷信！《孟子·告子下·12·6》：“[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孔子在鲁国从政期间也是穷于奔命，忙得很！孔子哪里有时间精力“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说句不中听的话，就是孔子有时间，忙里偷闲，“子”也还要“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论语·乡党·10·8》）、“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10·12》）、“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论语·乡党·10·6 》），穷摆谱！在这期间并没有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的蛛丝马迹！当然也没有“删时”、“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的蛛丝马迹！若有，《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编者也是绝对不会吝惜笔墨而舍弃不编。你看，编者不是在前501年，孔子五十一岁时，甚至于把“弟子冉儒、曹恤（xù）、伯虔、叔仲会生”都列入其中了嘛！由此看来，孔子“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如司马迁所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统统都是天方夜谭，子虚乌有！
《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事迹传说·获麟绝笔》：“关于孔子晚年停止著书的传闻。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是年春鲁贵族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士鉏（chú）商获怪兽，以为不祥。孔子观之曰：‘麟也！’（见《左传·哀公十四年》）并说：‘孰为来哉！孰为来哉！’然后就痛哭道：‘吾道穷矣！’（见《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相传他正在编《春秋》，于此年首记‘西狩获麟’，并就此搁笔，也称‘获麟绝笔’。”尽管传闻，只是传闻，没有证据不能当真。但是看来，“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不行了，“孔子”并没有“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牛皮吹破了！编者又拿出了“获麟绝笔”神话传说来忽悠欺骗世人，而改称孔子“编《春秋》”是“孔子晚年”“著书的传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么我们再次进入编者设下的这个圈套看个究竟！孔子正在记这些“乱臣贼子”的黑账，如果让他们知道，是否能让孔子参加他们的“西狩于大野”？不过由编者的行文看，似乎孔子对此并不在意，不仅不惧怕“乱臣贼子”知道，而且还有意以之夸耀！“乱臣贼子”也是既不知也不“惧”！《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六十八岁。（1）冉有为季氏宰，齐攻鲁，冉有帅师与齐战胜之。……（2）孔子自卫归鲁。……（3）季孙欲以田赋，问于孔子，孔子反对重赋。……前483年（周敬王三十七年，鲁哀公十二年），六十九岁。（1）《春秋》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赋。’……（2）孔子正乐。《论语·子罕·9·15》：‘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3）鲁昭公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吊。……（4）孔子答季孙问冬十二月出现螽（zhōng）。……（5）孔鲤卒。……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年，鲁哀公十三年），七十岁。（1）孔子自谓‘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2）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3）颜回卒。《论语·先进·11·8》：‘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11·9》：‘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前482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七十一岁。（1）这年春狩猎获麟，相传孔子在此时作《春秋》。……（2）齐国的陈恒弑齐简公姜壬，孔子请讨陈恒。……前481年（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七十二岁。孔子闻卫国政变，子路被杀。……前480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七十三岁。夏四月孔子卒。……”由“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若有孔子“作《春秋》”，那么孔子当从此时开始。此时是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年，鲁哀公十三年），七十岁。从孔子着手“作《春秋》至孔子前482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七十一岁，春，“获麟绝笔”，满打满算一年时间！这就使“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完全成了谎言！屁话！《事迹传说·韦编三绝》：“孔子读易的典故。‘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韦编，用皮带贯穿的书简；三绝，指贯穿书简的皮带断了多次。‘三’，指多次，并非实指。说明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易》书，以致使‘韦编’翻断了多次。《易》即《周易》。旧传孔子作《十翼》。”不必说“孔子作《十翼》”，就是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也更令孔子晚年“作《春秋》”成为胡话！请读者注意记住：对于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没有一点孔子时人或弟子的史料作证！
对《事迹传说·韦编三绝》、《儒家典籍·周易》、《儒家经典·易传》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孔子晚年研究、传授过《周易》”，何以证明？编者有何证据？《论语·述而·7·17》：“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据专家考证其中的“五十”当是“吾”。这段语录当是孔子晚年说的。朱熹《集注》说：“盖是时孔子年已七十矣”。此段只能说明孔子晚年“年已七十矣”时，曾经有过想要“学《易》”的意向，以此甚至于还不能说明此后孔子真正地就“学《易》”了！更不能说明“孔子晚年研究”过《周易》，更更不能说明孔子晚年“传授过《周易》”（对此，没有一个弟子给予作证），更更更不能说明孔子晚年“作《易传》”！如果“孔子晚年研究”过《周易》，不必说“传授过《周易》”，也不必说“作《易传》”，也都将令其晚年“删《诗》”、“删《书》”、“作《春秋》”成为胡话！孔子必累死无疑矣！更不必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了！请读者试试看，“读《周易》，韦编三绝”需要多少时间！并且编者说“三绝，指多次，并非实指”，不止三次，而要远大于三次！甚至于孔子在晚年有可能读，“学”过“《易》”，但是否“传授过《周易》”，则需要证据！不必说“读《周易》，韦编三绝”困难，而“序《彖（tuàn）》、《系》、《象》、《说卦》、《文言》（笔者：即所谓《易大传》，又称《易传》、《十翼》）”更绝对不可能！孔子七十三岁死，就算他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翻，临死前仍然在翻《易》，也不可能“读《易》，韦编三绝”！并且“三绝，指多次，并非实指”，不止三次，而要远大于三次！除非他孔子的“韦编”不是用皮绳，而是用麻绳，并且其质量还得很差！
近代学者考证《易大传》成书于战国，其作与孔子无关，这已成为定论。
编者虽然也承认“《易大传》确非孔子所作”，却又说什么“《易大传》的大部分是战国时期作品”，好象《易大传》还有小部分与孔子有关似的！屁话！“孔子读易的典故。‘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韦编，用皮带贯穿的书简；三绝，指多次，并非实指。说明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易》书，以致使‘韦编’翻断了多次。《易》即《周易》。”注意：在此只是说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易》书”，并没有说“研究《易》”，更没说“传授《易》”，只是说“非常喜欢读《易》书”。“旧传孔子作《十翼》。但自宋末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提出质疑，认为《十翼》‘皆非圣人之作’、‘亦非一人之言’以后，有关《易经》与《易传》的写作时代与问题，聚讼时久。一般认为《易经》作于殷末周初，而《易传》则成书于战国后期，皆非出于一人之手。《十翼》虽非孔子一人所作，但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十翼》虽非孔子一人所作，但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既然“《十翼》‘皆非圣人之作’”，那么此处的“《十翼》虽非孔子一人所作”，就是一句屁话！此言好象《十翼》其中还有孔子“作”之份，但其中绝无孔子之份！“《十翼》‘皆非圣人之作’”！“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孔子与《易》的关系”是什么“密切”“关系”？由上可知至多也只是“‘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孔子晚年整天喜欢翻弄《易》，致使“韦编三绝”！并没有别的其他关系！还能有何关系？无论如何，绝不能是“关系”！因为前面编者已经说得明白自“宋欧阳修作《易童子问》”就“明确提出”“《十翼》‘皆非圣人之作’”！而对此，编者并没提出任何异意！
“《易经》作于殷末周初，而《易传》则成书于战国后期”。孔子是春秋末期人，尽管“皆非出于一人之手”，其也与孔子毫无关系。至于其他全是屁话！
“《左传》《国语》记载，春秋时代人们引《易》占卜论事的就有二十余条。通《易》者有周、鲁、卫、郑、晋、齐、秦等国人物”。但这其中却无孔子！看来，“春秋时代”，“周、鲁、卫、郑、晋、齐、秦等国”的“通《易》者”“人物”对《易》的研究成果已经更大，更应该受到重视，其影响必定会更大，而不是孔子。孔子晚年（三年），不仅多病，诸如：《论语·述而·7·5》：“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子罕·9·12》：“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又多事多难，诸如“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删诗”、“正乐”、“删书”、“作《春秋》”等等，爱子孔鲤病死、爱徒颜回病死、子路被杀等等。无论孔子如何“喜读《易》”，其成绩也不会超越他们！至于孔子对于《易》的水平，则稀松寥寥！诸如，《论语·为政·2·4》：“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论语·子罕·9·9》：“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子的卜算完全错误。当然孔子更不知后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更更不知后来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让笔者看，孔子晚年不仅很难有时间精力喜读《易》，并“韦编三绝”！也很难有心思“喜读《易》”，更不必还“传授《周易》”！更更不必还“作《易传》”！“不仅卜官、史官谈《易》，就是一般贵族甚至于贵夫人如鲁国穆姜也大谈《周易》。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以他的阅历与博学，不可能不学《易》、谈《易》、阐发《易》的思想。何况《论语》中有孔子学《易》的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尽管“不仅卜官、史官谈《易》，就是一般贵族甚至于贵夫人如鲁国穆姜也大谈《周易》。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以他的阅历与博学，不可能不学《易》、谈《易》、阐发《易》的思想”，然而，实际上却是直到孔子晚年年七十岁以后他才表示有想“学《易》”的愿望。笔者窃认为这可能因为以前他太自己吹嘘他自己“知天命”、“受天命”，从而产生了一种似乎他自己是真的“知天命”、“受天命”似的错觉，所以太相信他自己是“知天命”、“受天命”了！等到犯了许多“大过”，碰了许多壁之后，才开始对其自己是否“知天命”、“受天命”有所怀疑，而又转回头来想求助于《周易》的卜算。这本身孔子就自我戳穿了他“五十而知天命”的西洋景。一般人们讽刺技能差，无准头的人是“打哪里，指哪里”，该编者甚至于连“打哪里，指哪里”的水平也没有！根据孔子的历史，讲孔子也不行！是才智差？还是心地差？笔者看，是心地太差！请读者注意：“《论语》中”所“记载”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并非是“孔子学《易》的”“记载”！而只是孔子表示想“学《易》”的“记载”！甚至于根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也只是“‘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并没有“谈《易》、阐发《易》的思想”！“《史记》还记载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残卷附录，也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等人研讨《易》理的问答。这说明不仅在晚年喜《易》，而且认真研究过《易》，的确传授过《易》。”“《史记》”“记载（注意：应是“所说”，而非“记载”）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请读者注意：这其中要经历战火纷飞的三百余年，岂只是难得，简直是荒唐！不是人话，近乎鬼话！令人难以置信！“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请把“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的史料拿出来！没有史料左证，只能是欺骗！甚至于如果有，那也是商瞿及其后代的功劳！《史记》所“记载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的到底所“传”的是什么？是孔子所作的《易》吗？是孔子所作的《易传》吗？还是孔子“谈《易》、阐发《易》的思想”？“天下”诸国、诸人就无存无传？如果真有只要拿出来，向世人展示展示看看，便知！拿不出来就是没有！就是欺骗！不必多费口舌！耍些“鬼画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残卷附录，也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等人研讨《易》理的问答。”这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现在看来，由汉代墓葬出土的“文物”中，还很可能“记载”有颜氏感黑帝而生孔子（《春秋·演孔图》），以及孔子其相貌是头四方高，中央低（《礼含文嘉》），海口、骈（pián）齿，舌理七重，龟脊、虎掌（《孝经纬》），其胸口上有“制作定，世符运”（《春秋·演孔图》）六个大字等等的“记载”。现在造假更甚，甚至于在图书馆、书店里，就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等人研讨《易》理的问答”的书。可信吗？敢信吗？在《论语》中，以记载子贡与孔子的对话最多，但却没有一条与《易》有关，更没有一条同“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等人研讨《易》理的问答”有关！特别关于孔子与《易》的关系问题，是孔子临死前三年的事情，如其与子贡真有其事，在《论语》中，更应有所记！无记，只能说明没有！“的确传授过《易》”，没有证据，编者的这个“的确”无异于放屁！
但请读者注意记住：“《易经》作于殷末周初，而《易传》则成书于战国后期”。
“长期以来，《易传》被当作孔子著作”，“传统说法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一说伏羲重卦，一说神农重卦，并系辞（一说周公系辞），孔子作《易传》，称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等等，这完全是后儒的造假剽窃使然！“相传孔子曾研究《周易》，并传授给弟子商瞿（qú），数传至齐人田何，汉代言《易》者本之田何。”然而在前《韦编三绝》却说“《史记》还记载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前者是“传《易》给鲁人商瞿”，后者是“传授给弟子商瞿（qú）”；前者是“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后者是“数传至齐人田何，汉代言《易》者本之田何”。全是鬼话！请读者看看，编者在其中所耍的这些猫腻！
但请读者注意记住：“《易》成书于文王之后，《易传》也不是孔子所作。”
既然《易传》“各篇成书时间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那么“长期以来，《易传》被当作孔子著作”就是完全错误的。并且也不是什么《易传》“在《易》学史上、儒学史上和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很大”，而是后儒的剽窃、造假“在《易》学史上和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很”坏！
但是请读者注意记住：《易传》“各篇成书时间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
读者对其说，越分析研究，就会越发现关于孔子“乐正”、“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说之漏洞百出、荒谬绝伦！
三、笔者对孔子“乐正”及 “删诗”、“删书”、“作《春秋》”等说的质疑及评说
《论语·子罕·9·15》：“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前483年（周敬王三十七年，鲁哀公十二年），六十九岁。……（2）孔子正乐。……”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其意孔子说他自从公元前484年，六十八岁，由卫国回到鲁国后，就“乐正”。（《孔子年谱》说前483年，六十九岁时，孔子“正乐”。）何谓“乐正”？“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即对“乐”（《乐》）中的“《雅》、《颂》”使其“各得其所”。“乐正”，应该是“《乐》正”。所谓“《雅》、《颂》”是指“乐”（《乐》）的“《雅》、《颂》”，即《雅》、《颂》的乐曲，并非是《雅》、《颂》中的诗词，《诗》中的“《雅》、《颂》”。在《乐》中，除了“《雅》、《颂》”，当然还可能有其他部分。但孔子都没有提及，这就是说对于《乐》中的其他部分，孔子并没有动及。在这段话中，孔子并没有提及《诗》，这说明孔子根本就没有“动及”过《诗》。关于孔子“删《诗》”说，没有任何根据。《诗》是周初至春秋时，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派专人到民间采集，后经王室选定的“诗集”。因此，《诗》是早已经由周王室定型了的作品，并早在孔子之前，《诗》就已经在天下流传很广。其中每首诗还要配以音乐，可以演奏歌唱给天子听。《诗》和其《乐》，是周王朝“礼乐”的一部分。孔子鼓吹“克己复礼”。《论语·雍也·6·25》：“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甚至于对一个酒器形状的改变，孔子都如此气急败坏！就不可能对《诗》“删”。然而“乐正”，使“《雅》、《颂》各得其所”倒有可能。这也属于“克己复礼”！随着周王朝的“礼崩乐坏”，在民间流传，其中《雅》、《颂》有些地方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以讹传讹变调了。孔子发现他所收藏的《乐》中的《雅》、《颂》有些与原调有误，而让其“各得其所”，——根据原来正确的再把它们改回原样，这是可能的。所谓改回原样，首先必然要有一个原样放在那里以提供给孔子作为是否“正”的比较、参照。当时都是“手抄本”，孔子“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只能是对他自己当时所保存《乐》的“手抄本”进行，不能对其他人所保存《乐》的“手抄本”进行。孔子所保存者有错，其他人所保存者却不一定有错，若有错其错也并不一定一样。“正”天下之“乐”，那是周天子的事。孔子“乐正”，只能是“正”其自己家里所保存的“乐”，“正”其自己家里所保存的“乐”，可以，问题不大，但倘若“正”天下之“乐”，那可不仅仅是个简单的越俎代庖问题，而是一介草民挑战天子权威的大逆不道了！同时，对此，孔子无力干！干不了！也不能干！孔子既不会知道谁家保存有《乐》，更不知谁家的《乐》有错“不正”，更不能家家去“正”！试想孔子的“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对于“正”天下之“乐”有何价值？对于《乐》在今天的流传有何价值？价值多大？孔子不可能一手遮天！不能因为孔子“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他“乐”都亡了，惟有孔子所“正”之“乐”独存独传于世！孔子的“乐正”，只有“或许”、“可能”的意义，没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假如有《乐》流传下来，是否现存《乐》就一定是孔子所“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乐》？当然不能！应该有证据，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笔迹鉴定”，鉴定现存的《乐》是否就是孔子的真实笔迹等等！是则是，非则非！不过孔子多谎话，真话不多，是否他真有“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需要其他史实的佐证。笔者认为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能真有其事。但现存（若有）《乐》却不一定就是孔子所“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乐》！是否，应该经过严格地鉴定！若是，那可以说孔子对《乐》中“《雅》、《颂》”的“复原保真”、“保存流传”的“功不可没”！否则，一切都不可信！倘若现已以无所存，那么，孔子“乐正”否，并无任何实际意义！“至于他与已失传的《乐经》有何关系，已无从考证。”既然如此，再谈论“孔子正乐”，已是扯淡了！
据此，也可以鉴定关于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说的真伪，以及现存《诗》、《书》、《春秋》、《易传》是否就是孔子所“删诗”、“删书”的《诗》、《书》，所“作《春秋》”的《春秋》，所“作《易传》的《易传》！否则，没有证据，一切都是扯淡，都不可信！
孔子以“从周”、“为东周”自诩，而《诗》正是他所崇尚“周”的传家宝。若孔子“删诗”，这说明孔子对其并不珍重、珍爱，而是随意“删”，一下子就把“《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删”成了“三百五篇”！并且《诗》正是“周公之典”，“施于礼义”的产物和规范，何须孔子对其“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孔子何敢对其“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
注意：孔子是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由此可知若孔子有“删诗”，也是发生在他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自卫反鲁”之后，时当孔子六十八岁，年迈体衰而又做官无望，才有“然后乐正”之可能。《孟子·滕文公下·6·3》：“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否则，孔子焉能耐得“乐正”的寂寞？孔子“自卫反鲁”，时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岁。而在这之前，孔子也曾多次谈到《诗》，在《论语》中，就有不少记载。诸如，《论语·为政·2·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泰伯·8·8》：“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子路·13·5》：“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季氏·16·13》：“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趣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论语·阳货·17·9》：“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多次称说“《诗》三百”，这与今天所流传《诗》的三百零五首基本一致。《诗》不是被“删”了而是被“增”了！孔子反复称道《诗》“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既然《诗》如此尽善尽美，焉有“删”之理？焉有“删”之实？这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孔子“删诗”说！在《四书》中，孔子及其弟子、孟子多次引用《诗》，论及《诗》，却均无提及孔子“删诗”，这就说明并无孔子“删诗”之实！由孔子“删诗”前的“诗三百”，到孔子“删诗”后的“诗”“三百五篇”，这哪里是“删诗”，而明明是“增诗”！
《诗》，不仅在周王朝所直接控制的区域，在各诸侯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流传和收藏。既然孔子可获得、收藏，甚至于“删”，那么其他庶人也可获得、收藏或者“删”。因此，当时存在于官方和民间的《诗》很多，绝对不会仅仅只有孔子独有。孔子所存之《诗》绝对不会是周王朝王室之原本而只可能是流传的某种手抄本。孔子不能一手遮天！这是显而易见的！若孔子要对《诗》进行“删”，那也只能是对他自己所持者“删”，而绝对不能对天下所有的《诗》进行“删”，他可以保存收藏他所“删”者，却不能销毁天下所有没被他“删”的《诗》。同样不能因为孔子“删诗”，其他“诗”都删了，其他“诗”都亡了，惟有孔子所“删诗”之“《诗》”独存独传于世！这样，孔子死后，在天下就会有众多本没被孔子“删”的《诗》和一本被孔子“删”的《诗》流传在“天下”。如果孔子一本“删”的《诗》可以流传下来，那么众多本没被孔子“删”的《诗》就更可能流传下来。这样现在“天下”流传的《诗》可能性最大者也应该是没遭孔子“删诗”版本。甚至于现在有两个或更多版本，其中也不能说一定就有孔子所“删”版本的《诗》！说是，那也得有证据！
“《诗》三千”，《乐》三千，若再加上孔子所“删”成“三百五篇”和其与之相配之《乐》得多少字，这些字，得需要孔子读多少时间！得需要孔子写多少时间！负载这些东西的竹简得多少，体积多大！储藏需要多大仓库！加工这些竹简需要多少人工！收集这些竹简需要多少时间！购买这些这些竹简需要多少费用！孔子有何时间精力、有何经济堪承担“删诗”这项“巨大工程”？《论语·先进·11·8》：“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孔子若要给颜会买椁，就得卖掉自己的车。由此看，孔子根本无财力支持！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笔者认为若此，在当时足以让孔子上断头台！《论语·八佾·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甚至于季氏的“八佾舞于庭”，都让孔子视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孔子岂敢“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因此，令“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是周天子，绝对不是他孔子。“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时，周天子早已经完成了“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并配有乐曲的工作。孔子对其也可以“皆弦歌之”。《论语·泰伯·8·15》：“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三百五篇”的乐曲，也是周天子委派有关乐师配制的，并非孔子所配，孔子也没有资格配。孔子对这“三百五篇”，只是“皆”可“弦歌之”而已。弄清楚这段话的意义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孔子“乐正”的意思和意义了。“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是说他老年时“自卫反鲁”后，就开始着手“乐正”，即把《诗》的“《雅》、《颂》”部分中的有关错谱更正过来，使其“各得其所。”孔子所“正”者，只能是他自己所保存的乐谱，而不能去“正”其他人所收藏的乐谱，别人所收藏的乐谱，也不一定有错，有错也不一定与孔子的一样。注意：孔子是“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而并非“乐编”，令“《雅》、《颂》”各有所得。“乐正”与“乐编”不同。“乐正”，是指根据原乐谱把自己手头所保存乐谱中的错谱纠正过来；“乐编”，是指编写乐谱，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谱曲”。“各得其所”与“各有所得”也不同。譬如说：“甲”本有“A”，但是现在却有“B”；“乙”本有“B”，但是现在却有“A”，“各得其所”就是指让“甲”得其本有的“A”，让“乙”也得其本有的“B”；而“各有所得”，只是指令其“各个有份”而已。《关雎》是《国风》中《周南》的第一篇。由此两段“语录”，笔者认为：《诗》“三百五篇”，其原先篇篇都配有相应的乐曲。《诗》“三百五篇”的收集征集选编以及配乐，是早在孔子之前很久很久的事情了，与孔子无丝毫关系。《诗》“三百五篇”的收集、征集、选编以及配乐，是周王朝的一种国家行为。更确切地说是周公“制礼作乐”重大“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诗》“三百五篇”的收集、征集、选编以及配乐工作，至迟开始于周公，其完成至迟在“春秋”之前。当时的收集、征集的诗很多，达“三千余篇”，但是仅选定了其中的“三百五篇”，并把这些选定了的“三百五篇”各都配上相应的“乐”。因此，上面所引《史记·孔子世家》中的那段文字的实际标点断句不应该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应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中国古时候，写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读起来很吃力，甚至产生误解。到了汉朝才发明了“句读”符号。语意完整的一小段为“句”，相当现在的句号；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顿的一段为“读”，相当于现在的逗号。宋朝时分别用“。”、“，”来表示。明代时才出现了人名号和地名号。这些就是我国最早的标点符号。到了清朝，大量洋人来华，现在的“标点符号”，是舶来货，外国文字里的东西。后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出现了“白话文”，利用它能使白话文更明了、确切、生动,因此自然把它也加进文字中了。这样，“标点符号”才在汉语中落了户。在“十”上面加一瞥，“十”就成了“千”，就使孔子“弟子盖三十”变成了“弟子盖三千”，一下子让孔子的弟子猛增一百倍！之所以错点标点，很可能是后儒的故意所为，有意吹捧拔高孔子。特别是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之后，孔儒都是一些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人物；而且是他们把孔子捧得越高，他们就越可以横行霸道；他们越横行霸道，就可以把孔子捧得越高！孔儒独霸天下舆论、文字以及所谓“修史”！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孔子“删诗”说，不过是后儒利用“标点符号”对历史进行捏造篡改之一例。
既然“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那么“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的东西，就与孔子毫无关系。“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纯属屁话！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因此，其中的“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就令其“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完全彻底地成为谬论！
“汉武帝时又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这也是一条极其重要信息。若孔子真有“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实，那么包涵着孔子“心志”，浸透着孔子心血，孔子花费了那么大人力物力，千辛万苦所“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手稿”，必然是孔子的传家宝，不仅是其子孙后代，也是其弟子及其子孙后代的传家宝，为何不好生珍藏？若有，为何不把“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手稿”珍藏在“宅壁”里？而仅在“宅壁”里珍藏了“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他人“《古之尚书》”？并且对此耗时如此长，花费如此大，工程如此巨，这么兴师动的大事件，竟然甚至于在孔子活着时，孔子、其弟子、其子孙、同时期人没有提及过，在其死后，也没有其弟子、其子孙、同时期人提及过，没有一点遗物？你看！在《论语》中，甚至于诸如《论语·季氏·16·14》：“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论语·乡党·10·24》：“寝不尸，居不客”，孔子的言行都作了详细记载，穷尽其所有！并且其中还有许多重记者和记有众多与孔子及其弟子无关者，由此可见，如孔子真有“删诗”、“删书”、“作《春秋》”之实，必定在《论语》中会有记载。没有记载，只能说明没有！若有，《论语》的编撰者是决不会因爱惜笔墨而不记或因疏漏忘记！据说孔子有“弟子盖三千”、“贤人七十”，皆非等闲之辈！若孔子真有“删诗”、“删书”、“作《春秋》”之实，他们决不会只看到了孔子“寝不尸，居不客”，而没看到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盛事！也决不会只闻到了孔子说“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而未闻到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盛事！也决不会宁肯记孔子的“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之，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寝不尸，居不客”之言行，也不记孔子的“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盛事”！若孔子真有“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实，那么孔子对其手稿一定珍爱万分，严密收藏、珍藏，其弟子虽不能收藏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手稿”，也一定会保存收藏对其“手稿”的“传抄本”！非但没见孔子其子孙有保存珍藏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手稿”，也没见其弟子中有保存珍藏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手稿”的“传抄本”者！只是“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他人“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古之尚书》”！并且让这些宝贝东西“不久就亡佚了”！这就彻底揭开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谜底！在孔子家的“宅壁”里，只藏有其他人的“数十篇”《书》的“手抄本”，没有别的东西，并没发现有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任何遗迹！若真有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实，孔子家里何以不珍藏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手稿”，而仅珍藏了他人“数十篇”《书》的“手抄本”？甚至于“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却没发现有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任何遗迹？“数十篇”“《古之尚书》”，到底是多少“篇”！这么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么珍贵的“历史文物”，岂有不把篇数清点清楚的道理！？篇数也并不多，仅“数十篇”，也好清点，清点并不费事！为何不清点清楚，给出一个准确篇数！？“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为何儒家就不敢把“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所“发现数十篇”“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古之尚书》”与“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的“《今文尚书》”的篇数进行比对？更不必说对其内容进行比对了！看来，“从孔子宅壁发现”的“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数十篇”“《古之尚书》”不仅不是孔子的笔迹，其篇数也与先前儒家所编造的说经孔子“删”后之《书》的篇数“二十九篇”也不对，不相符！当然与“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更不着边际。儒家学者为了能继续骗下去，只好笼统地说其“用古籕（zhòu）书抄写”、“数十篇”等，并隐痛割爱，令其稀里糊涂地“但不久就亡佚了”！
《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儒家经典·尚书》：“《尚书纬》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以二百篇为《尚书》’。”据此，孔子“删书”的工程要比其“删诗”的工程还要巨大！由此看来，不仅“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完全是编者的胡说！“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完全是编者的胡说！而且“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以二百篇为《尚书》’”也完全是编者的胡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以二百篇为《尚书》’”？请拿出史料左证！
《论语·述而·7·31》：“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子路·13·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13·20》：“[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孟子·梁惠王上·1·7》：“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滕文公下·6·9》：“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离娄下·8·21》：“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公羊传·闵公元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既然如此，孔子、孟子及其儒家毫无诚信可言，其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说可信吗！？敢信吗！？
《大学》，《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先秦著述·大学》：“《礼记》篇名。儒家经典之一。传为曾子作。”《中庸》，《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先秦著述·中庸》：“《礼记》篇名。儒家经典之一。传为战国初子思作。”《论语》，《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论语注本·论语》：“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论之汇编。研究孔子的主要资料。儒家经典之一。也是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持久影响的经典之一。……（三）《论语》之编撰者。历来考证《论语》之编撰者，有下列诸说：（1）泛指孔子门人为编纂者。《汉书·艺文志》：‘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为最早论及《论语》之编撰者。（2）认为是子弓、子游、子夏等所撰。东汉郑玄曰：‘《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所撰定。’……（3）认为是子夏等人所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4）认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5）认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6）认为是闵子弟子所撰。……”《孟子》，《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先秦著述·孟子》：“儒家经典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一说是孟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的记录。”既然如此，倘若真有“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这样的“大事件”，在《四书》中必定会大吹大擂，有所记载！然无！这只能说明没有！在《四书》中，多次引用《诗》、《书》，均直呼《诗》、《书》，并无关于“孔子‘删诗’、‘删书’”以及“作《易传》”的蛛丝马迹，这说明：至少在《孟子》、《论语》、《大学》、《中庸》成书时，还没有出现孔子“删诗”、“删书”、“作《易传》”的“神话”。倘若有，孔子、孟子及其弟子绝对不会不记！不留一点蛛丝马迹！而在《大学》中，除多次引用《诗》、《书》外，还引用了一次《楚书》。《大学·11》：“《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大学》既然“为曾子所作”，倘若真有孔子所“作《春秋》”，曾子为何不直接引用“先师”孔子所“成《春秋》”而引用《楚书》，舍近而求远！？这更说明根本就无孔子“作《春秋》”！甚至于《大学》的杜撰者，在杜撰《大学》时，也并不认可《孟子》中的“孔子作《春秋》”！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有诸多的“《诗》曰”、“《书》曰”，却没有“《春秋》曰”，更没有“孔子作《春秋》曰”或“孔子成《春秋》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的目的是要“乱臣贼子惧”。令“乱臣贼子惧”，必须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只有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才能令“乱臣贼子惧”。孟子不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何以令“乱臣贼子惧”！孔子不把其所“作《春秋》”、“成《春秋》”昭示于世，其弟子不把其宗师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昭示于世，何以达到令天下的“乱臣贼子惧”的目的？孔子及其弟子、孟子之所以不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是因为孟子不能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何以不能？因为根本就无“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之实！孟子撒了谎！所谓“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只是孟子对世人的欺骗！在《四书》中，孔子及其弟子不但没有有关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对孔子“作《春秋》”没留下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而且也没引用、提及过周《春秋》、鲁《春秋》以及任何其他诸侯国《春秋》的记载。谁若不信就去查查。这点非常重要。很可能在孔子当时，周《春秋》、鲁《春秋》以及任何其他诸侯国《春秋》都还密藏于“公室”，根本就没流入民间。孔子师徒根本就没见到过周《春秋》、鲁《春秋》以及任何其他诸侯国的《春秋》，岂有“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全是谎话！胡说！
在《孟子》中，孟子提到孔子“作《春秋》”者有两处：《孟子·滕文公下·6·9》：“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离娄下·8·21》：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既然“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何以有“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倘若有“孔子成《春秋》”，孟子为何不直接拿出来令诸如“不作”之“圣王”、“放恣”之“诸侯”、“横议”之“处士”、“言盈天下”之“杨朱、墨翟”等等“乱臣贼子惧”！？这岂是“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而是“孔子成《春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乱臣贼子”更“甚嚣尘上”！至今就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在历史上有哪一个“乱臣贼子惧”因孔子所“作《春秋》”、所“成《春秋》”而“惧”的神话！有谁看到过孔子所“作《春秋》”、所“成《春秋》来？没有！绝对没有！“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既然“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若有孔子“作《春秋》”、“成《春秋》”，那么，“齐桓、晋文之事”，应当是孔子“作《春秋》”、“成《春秋》”所首要当记者，“齐桓、晋文”就是孔子所要痛斥的“乱臣贼子”；“齐桓、晋文之事”就是“乱臣贼子”“之事”。齐宣王也是一个“乱臣贼子”，何以“乱臣贼子”齐宣王非但不“惧”还要“得闻”“乱臣贼子”“齐桓、晋文之事”？何以“乱臣贼子”齐宣王竟然还敢于直接欲从“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3·2》）的孟子那里“得闻”“乱臣贼子”“齐桓、晋文之事”？要学一个“乱臣贼子”“齐桓、晋文”？而孟子何以甚至不敢拿出孔子所“作”、所“成”之“《春秋》”，让“乱臣贼子”齐宣王“惧”一“惧”？对齐宣王一口回绝而“假”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就是孟子对于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作了直接的自我否定！同时，在《孟子》中，孟子除了“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几句空话外，毫无任何实际内容。倘若真有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么孔子所“作《春秋》”，就是孟子手中的强大“思想武器”、“理论根据”，应当在《孟子》中“大书特书”、“大树特树”！广泛引用其中的具体内容！孟子也必定会在《孟子》中“大书特书”、“大树特树”！广泛引用其中的具体内容！然而没有！这只能说根本就无“孔子作《春秋》”之实！“孔子成《春秋》”之实！孟子是孔子死后一百余年的人物，而且所说的这些话并没有出处，故决不可信！
《孟子·公孙丑下·4·13》：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告子上·11·3》：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11·4》：“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孟子是一个“彼一时”，“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此一时也”，“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的人物！不仅如此，孟子还是一个“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的人物！不仅如此，孟子还是一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人物！这样一个人物的话，可信吗？！敢信吗？！所谓“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是孟子为了对付公都子的“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质问，杜撰出来的鬼话！诸如，《孟子·告子下·12·6》：“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既然如此，孔子的《春秋》何以能“作”？孔子何以敢“作”？孔子“作《春秋》”何以有“成”？“成”后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成”后何以得保存流传？孟子称当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那可是“乱臣贼子”的“天下”！特别注意：孟子说的是“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所以“乱臣贼子惧”，毫无疑问是因孔子所“作《春秋》”已经被“乱臣贼子”知道了，听到了，看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乱臣贼子”“季氏”等，能让孔子安安稳稳做“国老”，静享清福！而不拿孔子试问！《孟子·万章下·10·2》：“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何以“乱臣贼子”，特别是正在鲁掌握实权的“季康子”不“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尽管孔子就在“乱臣贼子”“季康子”眼皮子底下，何以没有丝毫干涉孔子“作《春秋》”！压根“乱臣贼子”季康子就没闻而“惧”！哪来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就在季康子眼皮底下，在小小的鲁国竟然出了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天下这么个“重大的事件”、“巨大的工程”，何以季康子就没闻没“惧”！在历史上就没有记载说有哪一个“乱臣贼子”看到过或闻到过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而“惧”之事！然而在《孟子·梁惠王上·1·7》中，却有孟子记载“乱臣贼子”齐宣王向其咨询“乱臣贼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齐宣王对“乱臣贼子”“齐桓、晋文之事”很感兴趣，想学一学“齐桓、晋文”。不仅“乱臣贼子”齐宣王不知道“齐桓、晋文”是“乱臣贼子”，也不知道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让 “齐桓、晋文”一类“乱臣贼子”“惧”，而且他孟子对其也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未之闻也”。对“乱臣贼子”齐宣王所问之答孟子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根本就无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完全是孟子杜撰的“空穴来风”！子虚乌有！屁话！“《春秋》，天子之事也”。不仅孔子“作《春秋》”，通不过“乱臣贼子”这一关，连周天子、鲁侯这一关也通不过！鲁侯再无权势，要说整治个平头庶人孔子还是绰绰有余的！
“《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既然如此，这恰好从反面说明：孔子不敢“作《春秋》”，不可能“作《春秋》”；即使“作《春秋》”，也不会“成《春秋》”；即使“成《春秋》”，其《春秋》也不可能流传于世！
由此看来，根本就没有孔子“作《春秋》”，更没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孟子为自己之需要所杜撰出来的另一个“神话”！胡诌！例如“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这是孟子为诽谤杨墨所杜撰的“神话”、胡诌。孟子所杜撰诸如此类的“神话”、胡诌谎言很多。读者不信，就自己去查查看，在《孟子》中就有许多。“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以及“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就是孟子所杜撰的谎言！然而，“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却明明白白地彻底否定了他所杜撰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的胡说。
既然孔子所“作《春秋》”“是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那么“齐桓、晋文之事”就在孔子所“作《春秋》”之中。“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齐桓、晋文”是孔子所贬斥的对象。若此，如真有孔子所“作《春秋》”，当“乱臣贼子”齐宣王问及“乱臣贼子”“齐桓、晋文之事”，这正是孟子可借其对“乱臣贼子”“齐桓、晋文”进行贬斥而鼓吹“王道”的极好时机，孟子一定会拿出来忽悠齐宣王的。然而，孟子没有，并且谎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如真有孔子所“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么为何“乱臣贼子”齐宣王不“惧”？若有，那么当齐宣王听到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时，必定会反问孟子而曰：“子差矣，未之闻‘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者！？《春秋》者，‘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也。”孟子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就完全否定了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齐宣王压根就没闻到，不知道有“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件事！若齐宣王闭目塞耳，不能齐国上下也都闭目塞耳！既然孟子称孔子所“作《春秋》”声名如此之大，威力如此之巨，社会效应如此之广，何以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在天下广为流传了，令“乱臣贼子惧”了（孔子前479年卒，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一百多年，鲁国的近邻齐国上下竟然未尝闻到！孔子“作《春秋》”、“成《春秋》”的社会实际作用和影响等于零！
“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如司马迁所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由“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当在前518年，孔子三十四岁，“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萇弘”（《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归鲁之后。但《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说，前482年，孔子七十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史记·孔子世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这年春狩猎获麟，相传孔子在此时作《春秋》。《春秋经》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获麟，……乃因史记，作春秋。’”两者完全相矛盾。这本身就说明其假！由上，根据《孔子年谱》分析可知，无论是“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还是“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这年春狩猎获麟，相传孔子在此时作《春秋》”，从时间上就统统不可能！“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正名分”，“名分”谁“定”？“周天子”！“名分”谁“正”？“周天子”！“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一介“庶民”。“天子”“诸侯”、“诸侯”“大夫”“名分”不“正”事小，而“天子”“庶民”“名分”不“正”事大！孔子以“名分”之“大不正”，来“正”“名分”之“小不正”，孔子是在“正名分”，还是在“毁名分”？是在“毁名分”也！这样一来，孔子本想拍马屁股，却拍到马蹄子上了！
《论语·八佾·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对季氏的“八佾舞于庭”僭越，可以说是愤怒到极点，谴责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而，季康子、鲁公，各国诸侯、大夫，周天子以及其诸卿大夫等等，对一介庶民孔子对“天子”权威的僭越，难道不是更加“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康子、鲁公，各国诸侯、大夫，周天子以及其诸卿大夫等等，会让孔子“作《春秋》”吗？当然不会！他们必然结成“神圣同盟”，彻底粉碎孔子“目的在正名”的“作《春秋》”！孔子能“成《春秋》”吗？当然不能！孔子敢“作《春秋》”吗？当然不敢！有孔子所“作”之“《春秋》”、所“成”之“《春秋》”吗？当然没有！
“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就使他成为当时最大的“乱臣贼子”！“孔子成《春秋》”能让哪一个“乱臣贼子”“惧”？而又有哪一个“乱臣贼子”为此而“惧”过？一个没有！不但没有一个“惧”过！也没有一个见过！没有一个知过！
“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可见孔子对所作《春秋》极为珍重。”对此，编者有何根据？没有！这完全是编者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有史料记载吗？没有！既然“孔子对所作《春秋》极为珍重”，为何“汉武帝时”仅“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可见“孔子对所作《春秋》”不仅不“极为珍重”，也并不重视！何以如此？因无孔子“作《春秋》”、“成《春秋》”之实也！
“孔子作《春秋》，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同样杀人，孔子以杀、诛、弑的区别来表明自己的爱憎感情。这种属辞比事一字定褒贬的做法，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为后代历史学家所效法。”若有，那么“孔子作《春秋》，就开创了私人捏造历史的先例。“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起了和起着巨大的毁灭性的腐败和破坏作用！由此之后，中国就再无历史，中国的“历史”，全部都是作“史”者秉承统治者意志所杜撰的胡诌乱扯！
既然“孔子曾研究《周易》，并传授给弟子商瞿（qú），数传至齐人田何”，“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对此都有“记载”吗？若有，那么孔子“作《春秋》”、“成《春秋》”为何就不能“传给弟子某，数传至齐人某某”，而且每传都有记载？为何？这说明，压根就无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孟子讲得清楚：“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焉有孔子“作《春秋》、“成《春秋》”之实？根本就无孔子“作《春秋》、“成《春秋》”之事！再则，如果真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么齐宣王必定会知道，然而对此，不仅齐宣王不知道，举齐国也不知道，以致为此齐宣王还得求教孟子。再则，孟子由何处得知“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没有说明！无处可查！对于象孟子这样一个“信口开河”、“自食其言”，“此一时，彼一时”（《孟子·公孙丑下·4·13》）；“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8·11》），一步几个谎（《孟子·梁惠王上·1·7》）者，其言敢相信吗？当然不敢！由此何以得出孔子“作《春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难道“《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不“惧”！既然“《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一庶民而“作《春秋》”，较之“乱臣贼子”则更大逆不道！更有甚者，孔子自诩是复兴周王朝奴隶制天下的新天子！孔子说得清楚：“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礼记·表记》），“大德必得其位”（《中庸·17》），而他是“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7·23》），“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9·5》）“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2·4》），在周文王死后，他孔子还未出生五六百年前，就早已经“受天命”了。“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论语·阳货·17·5》）、“佛（bì）肸（xī）[以中牟畔]召，子欲往”（《论语·阳货·17·5》），孔子一生都在谋图造反作乱。季氏是鲁侯的乱臣贼子，“齐桓、晋文”是周天子的乱臣贼子。孔子不仅是鲁侯的乱臣贼子、诸侯的乱臣贼子，也是周天子的乱臣贼子，孔子本人就是一个最大的乱臣贼子！难道周天子、鲁侯、各国诸侯，对“知天命”、“受天命”的孔子不“惧”？明天子朱元璋就“惧”！不仅“受天命”不行！“知天命”也不行！谁“知天命”他就杀谁！怎么会有“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焉有什么“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见孔子“作《春秋》、“成《春秋》”，纯属“子虚乌有”！
至于称“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那完全是“空穴来风”，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是编者的胡诌乱扯。《论语·述而·7·25》：“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季氏·16·13》：“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趣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文”中有《诗》、《礼》，并无《春秋》，更无孔子所“作”所“成”之“《春秋》”。在《四书》中，根本就无“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的任何记载，更无“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其所‘作’所‘成’之《春秋》”的任何记载！这也否定了孔子“作《春秋》”、“成《春秋》”说。
孔子的“《诗》三千”，《乐》三千！《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春秋》，多少篇？多少字？还有《易》，多少篇？多少字？以及所“删”、所“作”的所有草稿，所成的所有定稿，多少篇？多少字？收集这些资料、“删”、“作”这些东西，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费用！储藏这些东西，需要多少仓库！完成这些东西的资料是孔子在“由卫归鲁”时带回去的吗？不是！无史料记载，若是“由卫归鲁”时带回去的，那得需要多少车马！是回到鲁以后收集的吗？要收集这些资料得需要孔子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也无史料记载还有什么人帮助过他做这些工作！想想看！注意：《人民日报》报道：“1974年6月7日，我国文物考古工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同时发现了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已经失传了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等竹简4000多枚。这批先秦古籍的发现，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新成果。 这批竹简的发现，证明现有《孙子兵法》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这4000多枚竹简，有一万一千余字。”而孙膑（？- 前316年），公元前316年的孙膑时写字（实应按墓葬的年代算，西汉：自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起，至公元8年王莽代汉止），尚须用竹简（西汉时写字仍须用竹简），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时的孔子，当然其所收集材料和所写之《诗》、《书》、《春秋》，也必然皆写在竹简上。想想看，“诗三千”篇再加与之相配之《乐》、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自公元前11世纪初至公元前479年孔子时这六百年间周王朝和其所封的至少二百个诸侯国的《春秋》以及孔子“删诗”后所成之“诗三百”加上与之相配之《乐》、“删书”后所成之“以二百篇为《尚书》”、所“作《春秋》”，一共至少得有多少字？需要多少竹简？要知道公元前316年孙膑时代（实是西汉时），所使用竹简的水平是“4000多枚竹简，有一万一千余字”！不知公元前479年孔子时代，所用竹简的水平如何？在4000枚竹简上，能写多少个字？一枚竹简的尺寸？公元前316年的孙膑所用的竹简（实是西汉时所用竹简）有出土实物，读者可以参照估计！这是孔子所不可能做，更不可能完成的神话！“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就彻底地戳穿了这些西洋景！藏在“孔子宅壁”里的东西，当然是孔子的“至宝”了！孔子的“至宝”也就是“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不久就亡佚了”！可见发现这些东西，在当时并不珍贵，不是被偷盗了，而是因不经意、不在意，“不久就亡佚了”！
《论语·述而·7·5》：“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7·35》：“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子罕·9·12》：“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孔子身体不好，长时间生病，且卧床不起。孔子六十九岁时，其独子“孔鲤卒”；七十岁时，其爱徒“颜回卒”；七十二岁时，“孔子闻卫国政变，子路被杀。”独子、爱徒相继死亡，心情不好，“天丧予！天丧予！”身体精神好时，其心思也不是放在“正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上！《论语·子路·13·1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宪问·14·21》：“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你看，孔子的心事很多，根本就没有时间精力，有时间精力也没有把时间精力放在“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上（若有“正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话）。孔子七十三岁死，短短5年时间，让孔子天天奔命于写作也干不了多少。更不必说在短短的一年中，就是在由卫归鲁后的5年时间里，孔子能拿出多少时间用于“正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正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每一项都是庞大的“工程”，孔子能行吗？若说其一，可能，那么二、三，则绝对不可能！把“正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五项大“工程”都加于孔子，这更说明这五项“工程”，孔子一项也没干！都是后儒给孔子强加上的“功劳”或罪恶！孔子长期流浪在外，对鲁国历史不清，要作鲁《春秋》首先还得着手收集史料，到哪去收集？还得偷偷摸摸地，倘若被别人知道，那可是吃罪不起！甚至于只收集这些资料，一个六七十岁疾病缠身孔子，还要绝对缜密偷偷摸摸地干，一年时间能行？五年时间也不行！
笔者对于关于孔子的“删书”说、“作《春秋》”、“作《易传》”说与对关于孔子的“删诗”说皆持类似的态度。《书》，后汉人称《尚书》，“尚”，即“上”，“上代之书”。《书》与《诗》的情况类似。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之。《论语·为政·2·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述而·7·18》：“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既然称“《书》”，必已定型。孔子自诩“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书》正是他所“信”、所“好”、所“述”的对象，而绝不是其“作”、“删”的对象。《诗》、《书》是孔子的宝贝，既舍不得“删”，也不敢“删”，而这都是官方编撰审定，并非私人可染指者。在《大学》、《中庸》中也无孔子及其弟子提到过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事。关于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都是孔子死后，特别是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杜撰出来的东西。请读者查查看，像这样的事都是发生在儒家身上，笔者至今没见柳家、墨家、道家、法家等中有这种情况。孔子说得很清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克己复礼”、 “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他没有自己的著述，他只是传述他所“信”所“好”的“古”，从“旧贯”，不“改作”。《论语·卫灵公·15·11》：“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就是孔子所为的理想邦国。诸如《诗》、《书》等等这些古时传下的古籍，皆被孔子列为圣贤，尊为宗旨，拉大旗作虎皮；同时也统统都是其眼中的古董，可“待贾”而“沽”（《论语·子罕·9·13》）的“宝贝”。但要霸占这些“宝贝”，孔子当时是不行的，无权无势，条件不允许。因此，只有待到汉朝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有权有势了，便开始有计划地想方设法霸占这些“宝贝”居为己有。所谓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就是把古代典籍《诗》、《书》、《春秋》等“居为己有”的一种方式、形式。但这却使孔儒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古代典籍、历史典籍是不能删削改动的。例如，一张大清时的“大龙”邮票，价值连城，但若删去“花边”，那就一文不值了！对于古代典籍、历史典籍更是这样！在鲁国灭亡之前，鲁《春秋》，除鲁公室和有关史官外，其他人根本接触不到。孔子根本接触不到鲁《春秋》。《春秋》是一个国家历史。一个家庭的历史还不愿意让他人染指，更何况一个国家的历史！孔子何以能得以“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有哪一个诸侯国愿意孔子得到和“参考”其“《春秋》”？有哪一个诸侯国愿意孔子对其《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对其历史肆意涂抹，对其祖先肆意诽谤！因此，所谓孔子“作《春秋》”根本就无根据！“作《春秋》，天子之事也。”“作《春秋》”，是天子和国君的事。孔子私“作《春秋》”，属“大逆”，“犯上作乱”。“作《春秋》”不是小事，也不是一个短时期行为。孔子若“作”，不会不暴露，暴露，季康子、鲁君也绝对不会不管。甚至就是孔子“作《春秋》”，也不会只有孔子所私“作”的《春秋》传世，鲁公室“作”的《春秋》不传世！鲁公室“作”的《春秋》也传世，而且相对于孔子私“作”的《春秋》更易传世。因为，孔子记的都是“变天帐”，是各诸侯国权贵所厌恶者，实属各诸侯国权贵所严格查禁收缴者，若得之必销毁者。甚至于有孔子“作《春秋》”之事，但不可能让众多的鲁国史《春秋》、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春秋》都统统遗失了，只有孔子独自偷偷记的变天黑账却保存了下来！若谁要说现所存《春秋》，就是孔子所“作”所“成”者，那么，首先拿出来看看，它是否它能令“乱臣贼子惧”，然后再说其他！要同时出现上述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诸多情况：现在的《诗》、《书》是孔子所“删”者，《春秋》是孔子的所“作”或所“删削”，《易传》是孔子所“作”者的可能性，究竟多大？请读者算算！其可能性犹“今天发生地球与月球相撞”，——等于零！
孔子儒家把别家的许多好东西统统窃取来作为己有，而把自己的许多坏东西涂脂摸粉换成好样子。凡是被儒家认为可以“待贾”而“沽”者统统都是“好东西”，对其儒家皆采取“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手段。［明］李贽就曾批评说：“且申、韩何如人也？彼等原与儒家分而为六。既分为六，则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举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点不得也。独儒家者流，泛滥而靡所适从，则以所欲者众耳。故汲长孺谓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论六家要旨者，又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八字盖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焚书·卷五·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在《孟子》中，虽有说孔子作《春秋》的话，但无“删诗”、“删书”、“作《易传》”的话。对于《诗》、《书》，《孟子》也都是直呼“《诗》曰”、“《书》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虽然由于周王朝的腐败，自春秋中期之后周天子派专人到各地收集民歌以观政事民俗没有了，但历来所收集的诗歌并没有“亡”，这就是《诗》。所以孟子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是完全错误的。“史”，不仅文名，亦官名，另称“作册”。商代始设。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成为王左右的史官，掌管祭祀和记事等。西周时有太史、内史等。春秋时有称外史、左史、南史者。不仅周王室设有史官，其下各诸侯国也都设有史官。周王室把史官所记之“史”称为《春秋》，诸侯国鲁也称之为《春秋》，但也有其他称谓。诸如：诸侯国晋称之为“《乘》”，诸侯国楚称之为“《梼杌》”等。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亦称史狐），记事秉笔直（并非孔子所鼓吹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之“直”，而是叶公语孔子的“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之“直”）书，孔子称赞其：“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请注意，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也”，并非“今之良史也”！史官所记之“史”，即称“《春秋》”，《春秋》自古有之，并非“《诗》亡然后《春秋》作”；更非有孔子的“作《春秋》”——“《春秋》作”而后才有“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孟子的此段话，全是胡诌。其目的在于让孔子贪天之功。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诩，没有自己的著述，哪来的孔子“作《春秋》”、“作《易传》”？儒家没有自己的“经典”，而把古籍视为“经典”，诸如古时流传下来的《诗》、《书》、《春秋》等。虽然儒家可以把其奉为“经典”，但却不能因此其就成为了“儒家的经典”。把其称为“儒家的经典”是一个绝大的错误。这是儒家的贪天之功据为己之私有的恶霸行经。问题很简单：因其并非由儒家所作。所谓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说，皆是儒家独霸这些历史古籍的的恶霸伎俩。诸如这些事，在历史上其他学派就没有，独独都发生在儒家，并且主要出现在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是为什么？这说明什么？权势富贵加欺骗霸道！对于其他学派，法家有自己的著述，例如法家把《韩非子》视为“经典”，同时也可以称“《韩非子》为法家的经典”。因为《韩非子》就是法家韩非子所作。道家有自己的著述，例如道家把《老子》视为“经典”，同时也可以称“《老子》为道家的经典”。因为《老子》就是道家老子所作。墨家有自己的著述，例如墨家把《墨子》视为“经典”，同时也可以称“《墨子》为墨家的经典”。因为《墨子》就是法家墨子所作。但儒家不行。尽管儒家把《诗》、《书》，尊称其《诗经》、《书经》也不行！《诗》、《书》、《春秋》，是社会的，并非由儒家独专有。再说，孔子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孔子要“删诗”、“删书”，也只能删他自己所保存的《诗》、《书》，不能把天下所有的《诗》、《书》都“删”了！更不能阻止天下所有《诗》、《书》的保存流传！是遭孔子“删”的《诗》、《书》之孤本有可能保存流传下来，还是未遭孔子“删”的《诗》、《书》之众多本更有可能保存流传下来？当然是后者，后者保存流传下来的可能性是前者的百千倍！鲁国的《春秋》，是鲁国国史，是由鲁国国君委任专门史官负责记载和保存，孔子有何神通私人得到？鲁国国君焉会让孔子大张旗鼓地对其肆意“删削”？鲁国国史《春秋》流传到公室之外的可能性只有在鲁国亡国之后。可以说鲁国《春秋》孔子当时见都见不到，岂有孔子“删削”鲁国《春秋》之实？是否一经孔子“删削”，鲁国原国史《春秋》就不复存在了？不流传？原周王朝史《春秋》也都不复存在了？不流传？原各诸侯国国史《春秋》也都不复存在了？不流传了？惟有遭孔子所“删削”的《春秋》独存？孔子晚年曾表示过打算“学《易》，马上就有“‘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天下”之《易》也都不复存在了？不留传了？惟有孔子所“传”“给鲁人商瞿”的“《易》”得以保存？流传？并且是在连年战火中跨国保存、流传了二百五十余年！时间跨度周、秦、汉三朝！而且是由春秋末“一代代直传至汉初”“数传至齐人田何”！十余代！对其都是有记载的吗？这些记载的真伪都是经过有关权威机关鉴定过吗？其鉴定都经过有关权威机关认定过吗？令人难以置信！请读者看看，后儒在其中所耍的这诸多猫腻！
孔子何德行？何神通？恶霸行经！孔子能一手遮天！关于“删诗”、“删书”以及“删削”《春秋》”、“作《春秋》”、“作《易传》”等说，不但无孔子自述，也无孔子弟子提及，更无当时其他人的记载。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大的事件，若有，何以在当时没有一点动静，没留一点蛛丝马迹？所以，这些皆不可信。孔子不能一手遮天！世人也不能只见孤木，而不见森林！
若孔子真有“删诗”、“删书”、“删削”《春秋》”事，那也是不是孔子的功劳，而是孔子的罪恶！因为它破坏了这些古籍的原貌，使这些古籍丧失了其真实性，也就使这些古籍失掉了其历史价值！这样做，不仅凸现着孔子一手遮天、骄横跋扈，也说明其无知！例如，保存古籍原貌，是保存古籍的基本原则。对古籍原貌的任何改变，都将不同程度地丧失古籍的意义和价值。对此，儒家不知为耻为罪，却以此为贵为荣，四处宣扬，真是咄咄怪事！由此可见，孔子和孔儒虽然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诩，但却并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古代典籍，而对古代典籍肆意删改涂抹，对古代历史肆意七改八改，对历史肆意胡编乱造！对现实肆意胡说八道！在儒家眼里：典籍是他们需要的样子！历史是他们需要的样子！历史人物是他们需要的样子！对古籍，对历史无起码的尊重！毫无“实事求是”的行为意识。例如：《论语·子路·13·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述而·7·31》：“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公羊传·闵公元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孔子儒家很赞赏“隐”、“讳”，认为利用“隐”、“讳”就可以把“父”、“君”、“尊”、“亲”、“贤”的“罪”、“恶”、“丑”涂沫掉。而在其他诸家中，就没有“删诗”、“删书”、“作《春秋》”之事，这至少说明了其他诸家对古代典籍，对历史，对历史人物的起码尊重！有起码的“实事求是”行为意识！
试问倘若现在有人去“删诗”、“删书”、“作《春秋》”，此人是何种人物？此事是何种事情？何种行为？何种性质？何种情况？何种结果？所谓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就是如此！
《论语·卫灵公·15·26》：“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阙文”，只是使人“无知”；“史之”“隐”、“讳”和“褒贬”，却令人谬误！“史之”“隐”、“讳”和“褒贬”与“史之阙文”相比较，让人离真理更远！倘若有“孔子作《春秋》”，那么其“春秋笔法”“对我国史学”所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经过孔子“春秋笔法”的《春秋》，还能称之为《春秋》！？经过“春秋笔法”的中国历史还能称之为历史！？“史学”！？若此，“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不是“有贡献的”，而对于破坏、歪曲“文化典籍”是有罪恶的，其罪大恶极！现在不是就有人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我们需要这样的孔子。我们欢迎这样的孔子”吗？既然你“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何以“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退后一步说，你“知道”，“这是”你“的孔子”，那是你的自由，那只能是“你的”“孔子”，但却不能说“我们的”“孔子”！你的“我们”都包括着谁，你是否都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了，他们都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吗？笔者“我”就不包括在你的这个“我们”之中，你这是在强加于你的读者！污蔑于你的读者！而你更有何功何德竟然敢说“这是”“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这是谁授予你的特权？你真是“屎壳郎打哈气——好大的口气”！那只能是你所“需要”的“孔子”，你所“欢迎”的“孔子”，而不是“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然而，这些“画皮鬼”无论如何描画孔子的那张皮，笔者也不会“需要”他，“欢迎”他！
《诗》、《书》、《春秋》，都是国家的古代文化重要典籍。现在，都可称是国家超一级文物。在关于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尚无确凿证据情况下，只能说孔子是一个破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嫌疑犯，一旦有确凿证据，那么，在当时孔子是一个破坏国家重要典籍的罪犯，在现在孔子是一个破坏国家一级文物的罪犯！
只要读者把《孔子大辞典》提供的这些材料，认真地看看，分析分析，综合综合，考察考察，就会发现其编者所耍的鬼把戏，他把其诸多猫腻都分散地隐藏在各部分中，使你不易发觉，而容易接受、上当，然后让这些猫腻在你的头脑里形成他所要的总印象。但是只要读者认真，把编者所提供的材料，放在一起，反复对照比较，甚至于查查有关资料，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荒谬，从而戳穿编者的鬼把戏。譬如编者在《事迹传说·韦编三绝》中说：“孔子读易的典故。‘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韦编，用皮带贯穿的书简；三绝，指贯穿书简的皮带断了多次。‘三’，指多次，并非实指。说明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易》书，以致使‘韦编’翻断了多次。《易》即《周易》。旧传孔子作《十翼》。”当然若孔子真有“作《易传》”，也当在其晚年后期。查查编者所提供的钟肇鹏《孔子年谱》（《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看看对其晚年的记载，就可知，不仅孔子“作《易传》”不真！孔子“乐正”、“删诗”、“删书”、“作《春秋》”也是假！看看孔子晚年前484年，六十八岁“自卫归鲁”至前479年，七十三岁“夏四月孔子卒”，短短的五年中，孔子体衰多病，但还要充当季康子的政治顾问，出席种种应酬，诸如：前483年，六十九岁“鲁昭公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吊”。这个“鲁昭公夫人孟子”，就是《论语·述而·7·31》中的“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尽管“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鲁昭公夫人孟子卒”，“丘”仍然“往吊”矣！等等。多灾多难，诸如：前483年，六十九岁独子“孔鲤卒”。前482年，爱徒“颜回卒”。前480年，七十二岁“孔子闻卫国政变，子路被杀”。等等。不忘挑起事端，“拿别人的血，染自己的红顶子”，诸如：前481年，七十一岁“齐国的陈恒弑齐简公姜壬，孔子请鲁公、“三子”“讨之”。等等。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会如此多事吗？请看《孔子年谱》诸如：前483年，六十九岁“孔子正乐。《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八佾》：‘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前482年，七十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史记·孔子世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这年春狩猎获麟，相传孔子在此时作《春秋》。《春秋经》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获麟，……乃因史记，作春秋。’”不知孔子在这其中要累死了多少次！“弟子盖三千焉”，也足以把累死孔子十次！编者若再令孔子有“喜读”“乐”、《诗》、《书》、《春秋》、《易》，并皆“韦编三绝”的雅兴！更再令孔子有“删《诗》”、“删《书》”、“作《易传》”的盛举！实在让孔子万死难从！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求官无门，吃穿无着，居住无定，走投无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读“乐”、《诗》、《书》、《春秋》，甚至于“喜读”《易》，而令其“韦编三绝”的雅兴！更不能再有“乐正”、“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盛事！
“《十翼》虽非孔子一人所作，但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虽”“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但”“《十翼》非孔子一人所作”。编者似乎是在说，孔子虽然不是《十翼》的唯一，但是却是《十翼》的之一或主要。其实，孔子连《十翼》的之一也不是！“《易大传》的大部分是战国时期的作品”，那么“《易大传》的小部分是何时期的作品”？由《易大传》“各篇成书时间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儒家典籍·易传》）可知，“《易大传》的小部分是秦、汉代时期的作品”，并非是春秋末期的作品。孔子是春秋末期人，两者在时间上就相差了二百五十余年！因此《易大传》的与孔子毫无关系！“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究竟“孔子与《易》”有何“甚为密切”“关系”？由上只能是“‘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孔子晚年喜欢读《易》，每天翻腾他的《易》，致使“韦编三绝”！岂有他哉！其实“孔子与《易》”连这一点“密切”“关系”也没有！因为就这一点司马迁也没给出史料根据。关于孔子与《易》的关系，直到现在只有一条记载是较为可靠的，这就是“《论语》中”所“记载”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因此，“孔子与《易》的”“甚为”“密切”“关系”，其实只是孔子在晚年曾经表示过欲想“学《易》”的意想。此外，无论是孔子的弟子，还是时人，对其再均无任何记载。这只能说孔子并无“传授《易》”，更没“作《易传》”，否则必有所记！只要看看《论语》之所记就知道了，极尽其所有，鸡毛蒜皮，拉屎放屁！特别是说在孔子晚年！
尽管“传统说法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一说伏羲重卦，一说神农重卦），并系辞（一说周公系辞），孔子作《易传》，称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但“近代学者多数认为，《易》成书于文王之后，《易传》也不是孔子所作。”可见“传统说法”的荒谬！所谓“传统说法”，就是历来孔儒霸持舆论、欺骗造假的“说法”！所谓“孔子作《易传》”，完全是后儒戴到孔子头上两千多年的假光环！“相传孔子曾研究《周易》，并传授给弟子商瞿（qú），数传至齐人田何，汉代言《易》者本之田何。”孔子“传授给弟子商瞿”什么？编者在此又玩猫腻！不是“春秋时代人们引《易》占卜论事的就有二十余条。通《易》者有周、鲁、卫、郑、晋、齐、秦等国人物，不仅卜官、史官谈《易》，就是一般贵族甚至于贵夫人如鲁国穆姜也大谈《周易》”吗？“天下”各诸侯国中研究《易》，有成果者很多，齐国也有，何以田何舍近求远，待“数传至齐人田何”？何以证明“齐人田何”所得就是孔子所“传授给弟子商瞿”者？何以说“汉代言《易》者本之田何”？难道一旦孔子一“研究《周易》、一“传授”《周易》，“天下”其他人都不“研究”、不“传授”了？“天下”所存其他《周易》，都消声灭迹了？只有孔子所“研究”、所“传授”者在天下独存？独传？
《周易》“为儒家习研的经典之一。”只要是被儒家看好了的东西，统统都被儒家所霸占，而美其名曰“儒家的经典”。只要是“儒家的经典”，则据说都是被孔子或所“喜”或所“读”或所“研究”或所“传授”，进而或所“正”或所“删”或所“编”或所“作”，进而惟此保存流传！“天下”其他者均无存无传，神秘失踪而消声灭迹！儒家是天下第一恶霸！天下第一骗子！
《易传》“各篇成书时间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长期以来，《易传》被当作孔子著作，《孔子世家》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汉书·艺文志》等书又将《序卦》等加上，认为十翼皆孔子作。近代以前，虽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占居统治地位。郭沫若、李镜池、高亨等学者则基本上都否认孔子曾作《易传》，现今多数学者基本上都将其置于战国阶段”。尽管《易传》“各篇成书时间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但“长期以来，《易传》被当作孔子著作，《孔子世家》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汉书·艺文志》等书又将《序卦》等加上，认为十翼皆孔子作。”为何？对于《易传》的写作年代，尽管“现今多数学者基本上都将其置于战国阶段”，其与孔子无关，为何在“近代以前，虽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占居统治地位”？因孔儒学术舆论专制使然也！“近代以前，虽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占居统治地位”，那么“近代以来”？编者为何不明说？编者仍然在孔子“作《易传》”上留下尾巴！《易传》“被当作解《易》的经典著作”，“在《易》学史上”、“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很大”，然而，在“儒学史”上，有何“影响”？又何以“影响很大”？
“近代以前，虽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占居统治地位。郭沫若、李镜池、高亨等学者则基本上都否认孔子曾作《易传》，现今多数学者基本上都将其置于战国阶段”。“近代以前，虽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占居统治地位。”“郭沫若、李镜池、高亨等学者则基本上都否认孔子曾作《易传》，现今多数学者基本上都将其置于战国阶段”。那么，是否“孔子作十翼的观点”仍然“占居统治地位”？对此，编者愕然而止！噤若寒蝉！足见编者心地只黑暗！笔者告诉编者吧，“十翼”也就是《易传》，并不是“孔子作”！这已成定论！孔儒一手遮天，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永远一去不复反了！
关于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关于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等以及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密切关系”的“神话”，不仅由其没有其时人或其弟子的任何史料支持，应该完全予以否定！而且根据“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笔者：《书》），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的历史事实，也足以予以完全否定！
儒家之说多蹊跷。孔子自诩“述而不作”，却被儒家杜撰其作最颇丰，“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然皆无中生有，空穴来风！但由孔子时人及弟子皆无言及其“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和“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笔者：《书》），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的历史事实看，笔者却相信在这方面孔子确实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子罕·9·13》：“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八佾·3·24》：“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孟子·滕文公下·6·3》：“《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孔子所求的是“富贵”。而孔子求“富贵”的主要“手段”是出仕做官。《论语·季氏·16·6》：“孔子曰：‘侍 于 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为政·2·18》：“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忧；多见阕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忧，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先进·11·14》：“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颜渊·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出仕做官，孔子除了磕头哈腰、拍马溜须、看脸色眼色行事等本事外，就是“克己复礼”，“仍旧贯”。而“克己复礼”，“仍旧贯”，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凡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都是已有的、现存的，无需“作”。而对已有的、现存的东西的任何编辑删改都是“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仅是孔子的“逸民”阶级本性，也是孔子的施政捷径和旱涝保收的法宝。“作”，诸如“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投资大而见效微且慢，并非是孔子求富贵之良策！至于《孔子年谱》说：前482年，七十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史记·孔子世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这根本就不可能。孔子焉能耐得住寂寞？再则，“不仕无义”，乃“乱大伦”（《论语·微子·18·7》）焉！孔子乃自诩“至死不变，强哉矫”（《中庸·10》焉！退后一万步说，就是孔子痛改前非，改弦更张，耐得住寂寞，岁月也不饶人，太晚了！孔子无时间和精力，不必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就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至少也得让孔子累死十次！
孟子及后儒妄想利用杜撰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说，来霸占《诗》、《书》、《春秋》、《易传》！孟子及后儒深谙“谣言千遍成真理”、“小老鼠掉面缸里，等抖弄出来也白毛了”、“一个傻瓜提出来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解决不了”等等法西斯党魁、流氓无赖之道！更况且杜撰这些问题者皆是一些鬼蜮式人物！造假剽窃、散布谣言、蛊惑人心、自我吹嘘，是孔子和孔儒的一大家传法宝！鲁迅那时是说——“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然而现在其却是谣言被识破后，仍然照谣言不误！“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却连“躲下”，换“一批”也不，而是照旧“来”，“继续撒谎”！“继续欺骗”！真可谓大大地“与时俱进”了！事实早已证明：孔子“作《春秋》”、“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孟子的造假、谎言！“《易》成书于殷末周初，《易传》成书于战国后期至汉初。“不是孔子所作”。然而，现在不是在笔者的博客上，有信奉孔儒的读者，他明说尽管就笔者“现在的水平，这两篇论文”，肯定是“更读不懂了”的情况下，仍然煞有介事地让笔者“再研究一下看看”“孔子自己亲笔的著作有《春秋》、《易-系辞》”吗？
请读者注意：关于诸如孔子“乐正”、“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说，皆是一些“谁提出谁举证”的“公案”。
它不是一个由某些人提出问题来而让另一些人来解决的问题，而是仍然需要提出问题者解决问题！并且要解决所有质疑。证据不足，命题就不成立。耍无赖无用。
“删诗”、“删书”、“作《春秋》”等等，这些都属于霸者，“拉郎配”；还有一种送上者，“送娇娘”。诸如李宗吾说：“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天下的言论，都折衷于孔子，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了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稽康菲薄汤武，司马昭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进身之路。一个死孔子，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江山，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物，他们的心坎上，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的人物，受了圣人的摧残，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听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说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了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然后以附会自己的学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子，无知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把真理研究传出来。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郢人致书于燕相国，写书的时候，天黑了，喊：“举烛”，写书的人就写上举烛二字。把书送去，燕相得书，想了许久，说道：“举烛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以是说进之燕王，燕王用他的话，国遂大治，虽是收了效，却非原书本意。’所以韩非说：‘先王有郢书，后世多燕说。’究竟格物致知四字，是何解释，恐怕只有手著大学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一人免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岂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宋元明清学案里面，许多妙论，也逃不出‘郢书燕说’的批评。”（《黑厚学·我对圣人之怀疑》）其中朱熹、王阳明就是一些“送者”的人物。
孔子儒家绝不能一手遮天，绝对不会因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成《春秋》”，而天下《诗》、《书》、《春秋》亡，惟有孔子《诗》、《书》、《春秋》独存独传！
不管孔子是否“删诗”、“删书”、“作《春秋》”，天下原《诗》、《书》、《春秋》，照传不误。现传《诗》、《书》、《春秋》，并非必定就是孔子所“删”所“作”者。若说是者，必须拿出“史实”来，否则全是扯淡！
杜撰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者，不仅把孔子压死了！累死了！也把孔子置于霸占、破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罪魁祸首的位置上了！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诩。那些称孔子不仅有“作”，而且大有其“作”的人，无异是说孔子又在撒谎，自食其言。不过这也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千万不可以流言蜚语伤人！
此外，《大学》，实是秦汉之际的作品。那些其前面没有注明称谓者，就是本文之言。而[宋]“大儒”程颐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则称：“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并进而称：“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不仅把秦汉之际他人所作的《大学》，霸于“孔氏之遗书”而列入孔子、曾子及其“门人”名下，也霸占了中国的“入德之门”权！朱熹有何根据说“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没有根据！如果“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是真，那么至少“右经一章”，应“盖”以“孔子曰：”或“子曰：”开头；“其传十章”，则每章均应以“曾子曰：”开头。而现独在《大学·7》中出现的“曾子曰：”，就使其“曾子之意”变成了“曾子之意”“曾子曰：”，这文理不通，不合逻辑！这不仅说明并非“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也说明并非“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孔子大辞典·先秦著述·大学》说：“大学，《礼记》篇名。儒家经典之一。传为曾子所作。”此说与上说直接相悖。“曾子所作”与“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两者完全不同。两者相互否定。但是同样，该说也只是说《大学》，“传为曾子所作”，并无史料佐证！对此，当年曾子的同学、时人、弟子皆无记载。既然孔子“述而不作”，无“作”，焉会曾子有“作”？要“作”，也无须假曾子之手！《大学·7》中的“曾子曰：”就说明《大学》并非“曾子所作”！否则，“曾子曰：”就使其“曾子曰：”变成了“曾子曰：”“曾子曰：”狗屁不通！“《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大学》乃“初学入‘德’之‘门’”，没有《大学》，就没有“入‘德’之‘门’”？！须知没有“入‘德’之‘门’”，也就不能得“德”，也就没有“德”！在作《大学》，《大学》完成之前，中国还是一片“德”的荒漠！好家伙！此处所说的“入‘德’之‘门’”，当然是“入”做奴隶主或做奴才“德”的“门”，而不是“入”奴隶解放“德”的“门”。这也不对。因为甚至于曾子所处时代乃春秋末期，也是奴隶制早已从辉煌走向衰亡的时期，怎么等到有了《大学》之后，奴隶主才“入德之门”，才有“德”？“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此话更是恬不知耻，漫天刷糨糊。没有《大学》，就没有“古人”之“为学”？试问：在有《大学》之前，就没有“为学”之“古人”？！孔子以何“为学”焉？曾子以何“为学”焉？更不必说孔子曾就学过的 诸多 老师了！其后中国“学者”多也，其并非皆是“必由是而学焉”，尽管前有统治阶级的利益诱惑，后有统治阶级的淫威逼迫。“而《论》、《孟》次之”，这更是一手遮天，是对其他诸家学者及其典籍的全部否定，而独霸天下的文化学术以及思想舆论！
朱熹说：《中庸》，“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书章句集注》）由该文在文中直呼“孔子”为“仲尼”，诸如：《中庸·2》、《中庸·30》，也可以断定该文的绝对不会是子思。更据《孔子大辞典·祖先亲属》：“子思前483-前402年”、《孔子大辞典·先秦人物》：“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孟子·离娄下·8·22》：“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之学“私淑诸人”，子思早孟子一百多年，孟子与子思无关。再据《中庸·28》“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至早也是秦末汉初的事。由此可知，《中庸》至早也是秦末汉初的作品。显然，朱熹全是鬼话。然而对此，笔者至今未见提出异议者。至于朱熹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也纯属屁话！
看来，朱熹不仅是一个“送”自己的人物，也是一个“送”他人的人物。
中国的孔儒在历史上是被权贵惯宠坏了。其“大人物”都是骄横跋扈极了，如皇权一样霸道。其说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其所好，胡说八道。“《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万章上·9·4》）孔儒是：天下典籍。莫非孔子；天下舆论，莫非孔子。孔儒是天下文化舆论第一恶霸！
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判和定罪中的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证据，而轻口供。重视有无犯罪动机，有无犯罪时间，有无犯罪条件，有无犯罪事实，以及犯罪后果影响之大小等等。在上，笔者对孔子的所谓“正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一一做了调查研究、审查分析和综合判断，简而言之：
对于“正乐”，仅有孔子自述：《论语·子罕·9·15》：“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所说的是“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与编者所说的“订正过古乐”根本不是一回事！孔子说他是根据已知《乐》的正确版本，即周王室官方所制定的《乐》“手抄本”为标准，对他自己所保存的《乐》的“手抄本”里“雅、颂”两部分中的传抄错误进行校“正”，而不以他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对周王室官方所制定的《乐》或天下其他人所保存《乐》进行校“正”。由“至于他（孔子）与已失传的《乐经》有何关系，已无从考证”，其“乐正”的效果，实际影响等于零！
对于“删诗”，仅有孔子自述和旁述，并皆属反证：《论语·为政·2·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泰伯·8·8》：“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子路·13·5》：“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季氏·16·13》：“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趣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论语·阳货·17·9》：“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等等。孔子读过《诗》，评论过《诗》，与弟子谈论过《诗》，重视学《诗》，特别重视利用《诗》进行“克己复礼为仁”的比附和“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教育。诸如：《论语·八佾·3·8》：“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阳货·17·10》：“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对于“删书”，仅有孔子自述和旁述，并皆属反证：《论语·为政·2·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述而·7·18》：“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宪问·14·40》：“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对于“作《春秋》”、“成《春秋》”，仅有一百多年后孤零零孟子的毫无事实根据又自相矛盾、被其自我否定了的只言片语。对此，不仅没有孔子同时期人，没有其弟子的旁证，也没有其时或其后社会上的任何反应。因此，这只能是孟子对世人的欺骗。
不妨我们对孟子的所说，再仔细地看看分析分析，其来自《孟子·滕文公下·6·9》：其全文入下，为醒目，笔者对其相关部分的文字加了黑：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者，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说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因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而，又说孔子也很清楚“作《春秋》”的性质，是大逆不道，——一介庶人挑战天子的权威！“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是“天下”有谁看见过谁因孔子“作《春秋》”而“知”孔子“者”乎？谁因孔子“作《春秋》”而“罪”孔子“者”乎？没有！一个也没有！由此，完全说明孔子不仅不敢“作《春秋》”，也并无“作《春秋》”之实！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成《春秋》”的巨大社会效果是令“乱臣贼子惧。”
然而，孟子却说“天下”仍然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没有一个“乱臣贼子”因“孔子成《春秋》”而“惧”！孟子自己否定了自己。
“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个屁，靠不住！一百多年后，还得孟子亲自披挂上阵！
因此，所谓孔子“作《春秋》”、“成《春秋》”，完全是孟子当时对公都子的忽悠和欺骗，其后对天下人的忽悠和欺骗。孔儒也拿其来忽悠和欺骗天下人！
对于“作《易传》”，仅有孔子自述：《论语·述而·7·17》：“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据专家考证其中的“五十”当是“吾”。这段语录当是孔子晚年说的。朱熹《集注》说：“盖是时孔子年已七十矣”。此段只能说明孔子晚年“年已七十矣”时，曾经有过想要“学《易》”的意向。
其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仅孔子既无做案动机，也无做案时间，无做案条件，更无做案事实。
“总之，六经都与孔子有关系。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六经都与孔子有”何“关系”？“孔子对六经都有过”何“研究、整理与传授”？“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何“贡献的”？至今只有据《孔子大辞典》编者称“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因此，孔子的“著述”、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孔子对六经的“研究、整理与传授”以及“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的“贡献”，现在看来，也都偶于“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之中了！
皮锡瑞“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其功皆在删定六经’。”既然“删定六经”纯属子虚乌有，完全建筑在谎言上，那么孔子“之被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也就完全成了狗屁！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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