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草体是汉字简化的最佳选择
标题已经点出本文要说什么了，须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切实的依据佐证，故流水账似的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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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演进 ，备受国人关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最近两年，关注的程度以两会上部分委员的提案为发端明显升温。有的主张弃简用繁，有的主张用简识繁，有的主张个别改进，多数则坚持删繁就简，当然还有一概否定为多余的。不管哪一方面的意见，都是献计献策，都是共商国是，能争论出个结果来就更好了。问题是家有三件事，先从紧上来，再遇有强人来个“不要争论”、“搁置争议”，那这种争论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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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繁简之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快一百年了，结果呢，还是在一棵树上吊死。即使再争论下去，也无非是在横平竖直上打主意，包括民国时候的和我们已经实行的简化方案，都是以楷论楷，能做到的仅是部分字的笔画再少一些，局限的很。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谋求的文字进化是一条死结，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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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汉字就是起于汉代，这是割断历史的说法，显然不对。汉字经历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选择过程。这过程至少六千年以上，如果把现存可识的甲骨文和稍后的金文视为汉字的基础，也已三千多年了。一开始，它是多种多样的区域性亮点，各个亮点经过相互影响渗透、取舍融合逐渐发展起来，最终伴随中华文明走向完整和体系化，走向共识和一统。就其形体变化来看，也是在不断的演进中，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目录变为符号，复杂变为简便，从而形成了许许多多的组字式样，最终可称为体的就有很多种，篆、隶、楷、行、草不过是人们按大类划分的一种叫法。如此通视汉文字具有的多变性、包容性，本应当扎实我们的认识基础，把文字改革的路子拓宽。遗憾的是一百年过去了，人们总是在一条有限的过道里挤来挤去，难得有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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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自身的演变趋势如上所述，但是几次统一都导致形体复杂化。最明显的是春秋战国时舍象形文和金文而大篆通行，秦时弃大篆和隶而小篆同一，魏晋南北朝以后排它体而楷统用，都是弃简就繁，笔画增多，字数增加，难度增大，无一例外。从笔画上来说，大篆就比象形字繁杂，小篆更繁杂；从字数上来说，甲骨文比象形字多许多，金文比甲骨文又多，以后的各体都在逐渐增多，《康熙字典》就收入四万字；从难度上来说，排列下来的各体在书写时给人的的感受是越来越吃力，尤以楷为甚。有人说，汉字变化的基本特征是在不断简化，字体时时刻刻都在走向简略化，这说法就与史实不完全符合了。如隶比之于篆要简单的多，战国时就在民间流行，到秦的程邈还特作整理，但“书同文”反而实现了小篆的官方化，只规定隶书专供隶役使用。又如流行于两汉的章草比之于汉隶要简便的多，但章草不能同一反而隶占统治地位。当然，把民间流行俗字、手写字的出现看作是“不断简化”也未尝不可，因为多数人确是喜欢简略不喜欢繁杂。但是，流行不等于主流，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不会顺应民意，官僚阶层更不管不顾。至于学富五车的文化泰斗也不会为民着想，同样一个字写成各种变体就是证明。只有历史发展到新的时期，渴望变革的进步人士才会加以考虑，也只有革命的阶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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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各体的实际应用，历朝历代都是规定一体为官方字，号令天下通行。余体可以结伴而行，自由发展，这当然是不错的。说明在汉语言文字的大家庭里，大家还能和谐相处，互利共赢，有能耐就竞争嘛。不过能不能取胜还得官长一句话。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一统天下一千几百年，极有可能再统一万年。如此说来，钟王二位老先生可谓有盖世之功，理当名垂千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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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研究文字进化，不能不特别关注汉代的情况。汉兴四百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全面发展，而作为领先的文字在推广应用上，表现的更突出，进步幅度更大，因此也更值得探讨。一方面说，这期间汉字本身的变化很大。先是隶体完全挣脱了篆的束缚，成为正式起用的官方文字；接着是章草的出现，普遍用于民间的生活记事，广受欢迎，；再下来是张芝学他人之法，变章草为今草，效仿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汉末又形成一个新的用字趋势。另一方面说，这期间皇权给予的推力也很大。汉刘邦看不起文化人是事实，但他粗放洒脱不拘泥，顺乎民心得民意，因此瞧不起齐整匀圆的秦篆，而把隶人常用的草隶拿来，统一为官用汉隶。汉武略输文采而尊儒，表明他还是重文学重字艺、且能顺应文字走向的，要不然，在他统治的五十年里，章草也不会畅行无阻。到东汉的明、章二帝，对进步的字体更加提倡，刘炟就曾“诏使草书上事”，因此在他们的任内出现不少善草专家，如齐相杜度、济北相崔瑗等人。以上两个方面说明，文字要进化，皇权是关键。就“解散隶体”这一做法，下面有意愿，朝廷不认可绝对办不到；民间“粗书之”，皇上不首肯也不会推开。可见，汉代对文字的几次调整变动，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革新，应当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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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间应运而生的草体字发展到汉以后，其普及程度严重受阻。梁武帝萧衍就当头一棒，他通过《草书状》告诫人们：草书“体有疏密，意有倜傥，或有飞走流注之势，惊竦峭绝之气，滔滔闲雅之容，卓荤调宕之志，百体千形，巧媚争呈”，草书“皆古英儒之撮拨，岂群小、皂隶之所能为”。梁武帝代表的是封建势力，他已经出面拦截岂能不成。所以，从此用草的范围就只能限制在社会上层中，而民众的草书资格就被彻底剥夺了。所谓为纠正草书的漫无标准而定楷，大概就是这么来的。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完备，以楷试士的法定规矩就一直延续下来，写草就不可能再形成广泛的嗜好，只能在高层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或清教徒中受用了。像“颠张醉素两秃翁”，不过是他们作为个人一种美学追求，才推向极致。像唐玄宗、宋宗高、明神宗著书立说，不过是皇权力的自我标榜，甚或以我之法示天下。像唐虞世南、金张天锡、明范叔明、清梁民宪等等的论说，或神秘，或狂怪，或渲染，都是脱离民众的，都是一种显示，目标已经不可能是大众化了。本来章草、今草、楷等各体皆由隶出，谁知楷不管不顾，把同胞一举击溃，自己当起大王来。然后，违背民意，逆转方向，把隶体粗书的光明前景葬送在半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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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隶的实际情况：（1）从结体来看，汉隶是扁平、方折、简明、精巧，只是笔画波磔突出，但写来顺手，已完全脱去之前古体的结构形式，成为一种很自然的手写体。（2）从基础来看，汉隶可追溯到更早的民用；秦虽通篆，但又规定隶人用隶，便于奏事；两汉至魏晋，隶在民间普遍使用。（3）从走向来看，一方面是复杂化，流行至今隶的书写难度明显增大，楷至晋隋唐完全定型，伴随着的是魏碑出现且至清代中期又倡书之，使书风为之一变；另一方面是简便化，从草隶起进入章草已奠定草书基础，又逐渐发展为今草、狂草，普遍流行于今。以上所说明的汉隶组织结构、用笔特点及其演变趋势，应当引起重视，寄望着汉字再变革的步阀向着能够成功的路上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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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衡量标准首先要适用，其次才是美艺，各体皆然。楷体（包括魏碑体、现行隶书）在适用性上，远不及草。它一是已经定型，简化不到哪去。就说常用字五、六千，简化到三千足矣，再多不可能。比如双、劝、欢、观、对、邓、艰、难、仅、汉、叹、权、圣、发、戏、树、择等，都用“又”代合体字目，所代数量极其有限。即使全部替代了，也还是一点一画组字，如同一砖一瓦起楼，运笔方法限制住了。这说明仍在楷上打主意的简化路子行不通。二是书写甚难，极不容易掌握。 “永字八法”就是“书法”， 按其侧、勒、努、趯、策、掠、啄、磔的要求水准去演练掌握，许多人穷尽努力也不能如愿，少数人能跨过门槛就是佼佼者，颜柳欧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凤毛麟角，还是画道道的居多。可见，以楷为通行体，是一种文化专制现象，封建势力已经把它提到“法”的高度来控制了，不突破行吗？有人可能会说楷难写但易识别，难写倒是真，易识不见得。如果一个人从小写的是大草，从没接触过正楷，突然拿来满纸的它让人家认识，人家可能以为是天书呢。三是过于刻板，不合大众需求。想写一手好楷，就必须正襟危坐，凝神静气，小心翼翼，犹如坐禅诵经、求仙问道严酷。难怪鲁智深醉打山门，本来是修身养性之所在，可是他受不了寂寞，耐不住性子，走人好了。像花和尚这样的人是不能应试写八股文的。也许把少奇的《修养》叫他好好看看，就好了。可是现实点说，从来就是闲少忙多，百姓的功夫不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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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用楷存在的问题，不是否定它的使用价值，而是谋求文字进化时，对于必越路障应有的思考。楷体字它承载的是历史的重负，演绎了时代更替，记录了民族兴衰，提升了中华文明，功莫大焉。但是，它也该到退休的时候了，退下来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嘛。如果追求美艺，楷法是为一绝，其运笔的精到，组字的严密，体态的舒缓，不仅我们自己欣赏，外国人也得称奇。这么美好的一种艺术，即使其世袭制被废弃，仍可继续为大中华崛起争来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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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怪，由民间粗书汉隶发展起来的草体字，不论古今，在限制使用的情况下，还总是顽强地表现着，为什么？这得从草艺固有的魅力说起。一，草书是反映生命的艺术。草书要传达的是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的心理秩序与外在的宇宙结构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大自然赋予人的一生短暂，而给予草艺的发展空间却远大，人的意志没法阻挡，统治权力也显得束手无策。艺无止境，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对草书艺术只能利导，只能唱响，不能阻止，不能淹息。尊重人们的这一选择，便是与大自然的协调统一。二，草书是人性化的书体。人性乃人之悟性。悟者明白也，生发也；性者通达也，挚著也。用你的情动你的笔，，用你的意写你的字，不落俗套，不拘一格，尽兴挥洒，这便是大写真、大写实。其它的书体是没法达到这种程度的。所以孙过庭云：“达其情形，行其哀乐，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草书高手展现给人们的正是这种率真循性的大境界。三，草书是书法成熟的标志。一横一竖作楷和一拐一转写草，都是为入门、得法进行的基础训练，把基本功搞扎实。但是越往后越显出文字驾驭能力的高下。写楷是拔正步，比较刻板，展现的是阵势之严；作草是练飞腿，比较灵动，追求的是力量之美。从技艺上比较，飞腿更高深，更引人入胜，亦与人在现场不看观众、而看充满活力的竞技表演趋同。所以说草艺至尊，可称为圣，学书如果不能以草艺胜人，就算不上是一个卓越的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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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确实可以随意之所需、性之所欲，尽情挥洒，以致漫无标准，就目前的书场上来看，这问题是很严重的，亟待规范。规范的目的是要派上用场，有其与事无补，还不如就让它“漫无”下去。那么，规范是不是很难呢？不难。古人采取的假借替代方法就不错，用此方法组织成字，把握了规律，运笔标准也就八九不离十了。现以主标“ ”式为例加以说明。“ ”不仅是楷的一个部首用于所辖各字，还可借于十七个字左旁分别如郭作“ ”，就作“ ”，转作“ ”，韩作“ ”，物作“ ”，务作“ ”，邾作“ ”，耕作“ ”，制作“ ”，斜作“ ”，够作“ ”，船作“ ”，款作“ ”，释作“ ”，疑作“ ”，躺作“ ”，齉作“ ”；又可借用于其它一些字目如午作“ ”，卡作“ ”，伞作“ ”，自作“ ”，尔作“ ”，车作“ ”，东作“ ”，赤作“ ”，奉作“ ”，军作“ ”，余作“ ”，舟作“ ”，身作“ ”，珍作“ ”，你作“ ”，岁作“ ”，穷作“ ”，粤作“ ”，奥作“ ”，等等。不难看出，这些字中的“ ”再与其它标式组合，笔画越多越简单，都是三两笔成字，又贴近原型，楷笔再简化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效果。这其中的规律熟能生巧后就摸透了。当然草的规范还有好多问题需要说明，需要注意，其发展空间很大，更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研究，展开说就多有不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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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文字改革，是社会进步、人气上升的体现，应予充分肯定。当时，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很重视这项工作，其主导思想可从几个方面分析认定：一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认为汉字太繁难，必须进行改革，使之贴近民众，这是思想基础；二是有国民政府文字简化方案可资借鉴，认为只简化一些字是不够的，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这是长远打算；三是与罗马拼音文字相比较，认为应该看到它较便利的优点并拿来为我所用，走拼音方向，这是世界眼光。实事求是的说，那时中央的主张就是这样，至于以后怎么推进，还是个未知数。说毛主席主张拼音化就是要废除汉字不沾边，作汉字注音理解较为恰当，事实上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毛主席作为历史巨人，与中华文明根深蒂固，他能主张废除自己一辈子情有独钟的语言文字嘛。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展现给人们的是一种有形的社会文化，其形成受地域的限制，所以它总是民族的；其发展经历史的检验，所以它总是科学的；其价值被认同，所以它总是大众的。汉文字亦如是，既然先人造出，后人就要沿用，理所当然，再过五千年，照使不误，除非国人都散落在别的星球之上。至于演变那总是要发生的，那也只能是在自身的基础上越变越先进。离第一个方案出台仅两年，周总理即在政协会议上重提汉字怎么简化的问题，强调汉字变化是肯定的，关键是怎么变。这一来说明第一步改革的路子不是固定不变，二来期望国人共同关注，拓展思路。在这一方面，毛主席倒是身体力行。他不拘一格的书写自己的文字，形成特色，形成风格，独树一帜，水到渠成，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直登巅峰。他为什么后来又找来国民政府于右任先生的标准草书拜读？另有打算、再作企求怕是真的，我们自不妨把这看作是主席在寻求文字革命的新途径。当然主席不可能提供出一个现成的方案，只能说明这是伟人的真诚。这是不是能提醒一下，现在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士，也学学主席的负责精神，认认真真地把这项工作抓起来。做甚务甚，讨吃子务棍。好好务务这方面的事情，利国利民，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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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有感残阳短，不用加鞭自奋蹄。退休后，闲来无事，萌生此趣，才能有以上的说道，也不过有是有非，亦扬亦抑。看得出，老朽我是主张文字要进一步革新的，其路径即是草书的规范化，并热切寄望着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草书体的统一通用。这里便用得着郑姥爷的诗句，删繁就简三秋树，立异标新二月花。就算是这样吧，果能招来非议或引起共鸣，也值得，不就是大家谈嘛，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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