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复兴需要知识精英的学术脊梁！
记一代学界民族风骨香港逻辑学教授黄展骥老先生
黄展骥老教授是台湾著名哲学家殷海光的大弟子。建国前，黄展骥老先生便是香港中文大学逻辑学教授。因为在学术上严厉批判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误人子弟的片面理论与西方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尔克学说等思想原因，最后遭港英政府各种流氓威胁，被扫地出门。
早闻黄展骥老先生大名，是2011年五月，中国人民大学博导、原北京逻辑学会会长赵总宽老教授跟笔者谈起中国逻辑学界的往事与中华文化复兴话题。笔者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两字概括之为“阴阳”或“天道”。天道化生宇宙万物，天道包含了宇宙本体论、世界方法论、价值论、逻辑论等四位一体。故提出了“天道辩证逻辑”学说，将东方阴阳辩证逻辑（易卦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两巨型系统辩证统合起来。赵教授表示高度赞同。他认为：“只有承认易卦逻辑的基本事实，才能看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文化底蕴何在，才能理解中华文化的当代意义何在……将之用于处理各种社会冲突和人类各种文明冲突，才能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在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探讨中，问题直抵文化之根，如何与时俱进建立一套能够继承古今历史，又能包容现代展望未来的逻辑工具，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根本，也是世界文化多元一体化的根基，更是化解人们文明冲突的唯一出路所在。在谈到东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差异时，毫无疑问，西方形式逻辑科学价值在原子论哲学基础上提供了离散分析的思维方法，整体特征上是一种互相割裂的分析文明；东方中国阴阳辩证逻辑科学价值在雨中整体论哲学基础上提供了整体连续分析的思维方法，整体特征上是一种大一统的包容文明；前者所建立的文明体系，具有不完备性与扩张性、伤他性。后者所建立的文明体系，具有完备性与包容性、利他性；也正因为对这些形式差异性显而易见的洞见，中国的逻辑学家们对西方的思想学说根基性的片面从来就表示深刻质疑。赵老由此介绍出香港黄展骥老先生的学术思想。
不期5月底，笔者两逻辑学哲学论文获选，第一次参加中国逻辑学会与中山大学主办的第十三次全国辩证逻辑学研讨会暨第九次全国科学逻辑研讨会。非常巧合的是，会务组刚好将黄展骥老教授与笔者安排在同一间套房公寓里。
黄展骥身处香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至上的学术环境下，精神上无疑是个孤独的老人。所以，黄老一直未肯在众人面前谈起自己的生活与学术经历。不过，黄老对笔者恰是一见钟情，每次会议休息或者饭后之余，笔者就陪黄展骥老教授喝点啤酒，一起探讨逻辑学思想。
通过了解让笔者大吃一惊的是，黄展骥老教授作为建国前香港中文大学的逻辑学教授，由于秉持学术良知，敢于对西方共济会资本集权背后密控诱导世界的亚当斯密经济学思想与哈耶克学说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判，结果遭受了港英政府以及学界流氓的各种诱惑、威胁乃至人身攻击，最后被扫地出门，不得不离开了香港中文大学。
黄展骥老教授一谈起往事与对西方学术思想逻辑根基与价值的偏执就宛若青春复在，气壮如牛，演讲声情并茂，有时怒气不觉猛拍桌子，往往是整个宴席厅都能听见黄老的激动言说。
黄展骥老教授认知阅读了笔者的天道辩证逻辑学说之后，当着诸多逻辑学家面认知地说：“我能理解刘浩锋先生的天道辩证逻辑思想，中国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能理解刘浩锋的思想，是因为他们被西方片面思维洗脑了，看问题偏执所致。”真是一言九鼎，振聋发聩。
笔者研究西方文化，从学术文化文明之基础，也即是思维与逻辑、数学开始，发现西方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开创形式逻辑开始，人们普遍陷入一个片面编织的“视觉假象”（尼采语）世界里，一度忘却了西方自身的逻各斯与辩证法传统精神；逻辑思维排斥矛盾片面运动的结构，导致同时在更高层面上形成新的更大矛盾（悖论），面对这种恶性循环的无奈，以此片面逻辑思维为基础的一切学术其价值认知是固执片面而丧失了自我反省建设的能力。强调人的自私与个人主义价值，和强调人的同情心彼此逻辑上的悖论，而不能如中华文化遵循天道阴阳之理，崇尚利人利己与个人、集体、天下利益多元均衡共赢之道，主动接纳阴阳矛盾，实现逻辑统一，在政治上推崇黄帝乃及尧舜禹之禅让制，保障朝野利益的互补均衡以为圣贤道统；经济上是互补互助，个人与集体都获得共同发展的模式；然而，人类东西方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整体性迈入私有化社会，走向文化衰变堕落的过程，深广陷入丛林之中。
由于西方主流学术逻辑与数学上的偏执，对人性的理解以私恶定论，并作为一切学术的价值判定基础。
西方的宪政学说自始至终就是为绕如何制造一个模型一个笼子，来把假设是兽性的人尤其是领导者们通过互为制衡的制度构建给关起来，避免跳出笼子伤害他人与社会。这个模型就是三权分立，就是民主与法治。而所谓自由，即是法律保障下的自由。至于僵硬的法律没有保护的地方，即使是极端不道德的乃至是罪恶的行为都可以在自由的掩护下大行其事。而事实上，西方自由世界的历史见证，兽控原理的宪政模式，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社会动荡总是周期性大起大落；贪腐总统与官僚，黑金政治，暗杀事件丛出不穷。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真实的背后是一群家族金融集团的专制密控，如已经大白于天下的共济会。美国的总统中只有少数几个不是共济会人员，其中包括被暗杀的两任总统。
不仅如此，自文艺复兴以来，上帝被边缘化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甚嚣尘上，成为新的上帝。以此作为基础，一度引为世界显学的西方经济学也是遇到同样的困境。据《统治世界》一书披露，亚当斯密晚年烧毁《国富论》一书的手稿，是因为受到了西方资本集权的密控进行的违心之作。不管真假，抑或信与不信，其《道德情操论》一书与《国富论》就是西方经济学由于逻辑与价值认知片面导致的互为割裂的悖论状态，史称“斯密悖论”。这种割裂状态导致西方的经济运行与历史是大起大落的，西方人与西方文化普遍是精神分裂倾向的。
一方面鼓励人们逐私行恶，天真的以为每个人不惜损人利己寻求自己私利的最大化，则就实现了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殊不知纳什的博弈论结束了这种自欺欺人的荒谬，发现每个人只有遵循辩证的整体思维（天道辩证思维方式），接纳矛盾的利人利己行为，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尽管纳什发现了西方经济学乃及整个西方学术的偏执与错误，但是，人们对之仍然缺乏哲学层面上的自我反省与价值重建。
自亚当斯密以后诸多的经济学流派与所谓经济学大师，都是自欺欺人的徘徊于沙漠上的学术建筑中，丧失了对学术根基的彻底反省，更是丧失了从哲学上建立各种事物之间本有的逻辑关联，恢复万物一体亲密关联的思想重建的能力。如此以往，几百年来，当西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的不断向全世界扩延开来，祸害世界，那些经济学大师们，还有什么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们，也从来不脸红，不集体向世界忏悔，依旧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自欺欺人。仅仅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被西方资本集权共济会通过数百年的金融政治学术传媒对世界秩序的引导布控，运用偏执的思想给世界制造了一个个陷阱，无形牵制控制着学术方向与掌握了话语权。他们就像是有着真正实力却又让大众看不着的影子政府一样。美国一国之中央联邦储备局竟然是共济会背后控制的私人金融机构，主导着美国与世界的金融秩序。恰恰见证了马克思的对帝国主义时期资本高度集中的预言。所谓经济学家们都是被这些影子政府精神奴役下，为其对公共金融进行垄断的庞大私有财产合法化抬轿子吹喇叭。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多丧失了对本土文化的真正理解与传承，不能在东西方文化互补结合基础上创新经济学模式，无法对西方偏执的经济学思想进行超越。进而想诱骗中国的金融融入西方单极货币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里面去，卓有成效的将中国金融与国运推入西方共济会设计的巨大的阴谋陷阱里面；而过分的私有化改革，已经将中国每年创造的财富大部分流向少部分人腰包，两极分化、通货膨胀的结果将是原版植入西方周期性的恶性经济危机，从而导致政治与社会的崩溃混乱。
因此，当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自娱自乐自欺欺人地说：“我们选择的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依赖于这样的事实，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
这里的观点如沙漠上的建筑一样，经不起学术的深究。我们既将竞争社会里的人判定为都是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每个理性人都是心怀恶性，不惜损人利己的。不管与谁谈判，都可能遭遇到拒绝满足愿望。但如果人人懂得遵循天道法则，学会辩证思维，认定利益的最大化是利人利己多元均衡发展，那么，不管与谁人谈判，都会遇到一定愿望满足的可能。面对西方资本集权垄断，真实的却是鳄鱼饱食弱者后挥洒着眼泪显露虚假的人格分裂的仁慈，而并不是人性觉悟基础上，实现自身与弱者的同步均衡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共赢的轨迹；这证明哈耶克在发现集体价值的社会主义走向极权过程中，资本主义自身同样步入民主为表象与背后密控的真实血腥的私有极权境地，正因为自身逻辑与价值根基的缺憾，并没有发现导致社会主义走向极权的文化根基在于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失衡所致，不能在个人、集体、民族国家、人类诸多利益关系中实现辩证的均衡关系。而中华文化复兴可以卓有成效的彻底根治这些文化问题，实现多元共和、人类共赢的和谐世界，有力消解数百年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偏执误导世界走向共同毁灭的困境，结束百年民族文化自卑，重塑民族尊严，成为21世纪世界之显学。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逻辑认知的偏执，长期以来，企业家对于劳工的利益关系，也是互为对立割裂的。一般要通过工会或者政府力量来抹平沟痕，也就是说，企业管理文化中，逻辑上对于矛盾关系是无法处理的，只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利益的无情剥夺，导致经济生态中每个企业都出现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如此数量的累积效应导致整个社会出现权贵富人阶级，而更多人组成的劳工阶级占据少量的财富，市场产出与市场消费不能平衡运行，导致彼此割裂开来，经济危机开始爆发。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需要遵循天道法则，学会整体的辩证思维来处理企业中资本家与劳工的利益关系。可是这么简单的问题，2008年下半年的我的老朋友、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在与笔者就此问题的通信中，第一次信件中就表示不能理解接受。直到数月后，茅于轼教授才明白过来，在2009年以后其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中，就可以发现，其已经率先将“西方经济学”定义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大修正，将“整体的辩证思维”内容置入其间。但从茅老后来诸多经济学观察文章看来，并未有将此思维卓有成效的融入到具体的生活与分析工具中去，很多观点偏颇局限，引起社会群体巨大的愤慨。
2011、6、12北京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