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这些破解宇宙之谜与自身之谜的过程中，人们所信奉的先知先觉者，往往就是世界各大宗教流派的思想先驱或精神领袖，譬如道教的“太上老君”老子、佛教的“佛祖”释迦牟尼、伊斯兰教的“先知”默罕默德、基督教的“救世主”耶稣等。在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世界四大宗教中，发源于中国的道教，又是最为特殊的。
所谓大道相通，大道大同。应该说，世界四大宗教思想的最早起源，首先是都有一定的共性。包括对精神与物质、个人与集体、自然与社会乃至“俗世”与“天国”的辩证思维，包括反对社会等级和追求人人平等，包括劝诫人们的善心、慈悲与博爱等等。而一旦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宗教经典、组织律条及教仪戒规之后，特别是在享有了一定程度的“政教合一”特权及教产的支配权后，宗教组织自身便会出现等级分化和腐败，甚至会走向唯心主义的神权专制黑暗。这时的宗教信仰和教义信条，就与宗教起源初衷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背离。所谓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便是基督教从原初追求平等博爱而逐渐走向神权专制的历史写照。
要说道教比较特殊，并不仅仅是因为道教在中国没有取得过“政教合一”的特权，也绝不是因为道教组织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自身系统的等级分化和腐败，而恰恰是因为道教与其所宗源的老子思想背离更大。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大道国学：天上掉下个“郭美美”》、《前苏联覆亡的传说与真相》及《“人民主体”观照出“精英”的幼稚》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中国历史上所称的“黄老之说”，原本是黄帝与老子学说的合称。可见，以《道德经》为代表的“老子之说”，其思想源头是在《易经》和“黄帝之说”。但老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距离黄帝时代至少已经有两千多年之遥，差不多就像老子时代与我们当今所处时代的时空跨度。而我们今天在重读经典，在重新问道寻道，在重新求教于老子，也亦如老子著《道德经》时的追风往圣。
而后人能够以“黄老之说”相传，也便是认可老子思想与黄帝学说的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应该感恩老子，感念他为我们追回了两千多载的大道余音。那么，老子所宗源的“黄帝之说”，其思想源头又在哪里呢？这就要从“伏羲画八卦”和《易经》说起。现在人们常说的《周易》，是西周时期学者对《易经》的阐述和整理。更早，则有黄帝对《易经》的阐述与发展，包括《黄帝内经》和《黄帝阴符经》等，都应是后人对“黄帝之说”的整理记录。
而要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就必须从了解《易经》开始。《易经》是中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据传是由伏羲的思想言论加以总结而整理出来的，包括同时产生的易经八卦图。这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后世公认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由此，我们也便找到了“黄帝之说”的思想脉源。众所周知，黄帝所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有大约五千年。而黄帝时代，上距伏羲时代又有大约五千年之遥。在伏羲时代之前，便是天荒地老的“华胥古国”母系氏族公社时代了。华夏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最早起源，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回顾这段中华文化史，正是为了说明，老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自然辩证思想，本身就是对数千年中华易理大道智慧的探源与承传。所谓春秋“百家争鸣”产生的诸子百家学派，包括“孔子问道于老子”而创立的儒家学说，也都是宗源于“黄老之说”的开枝散叶。亦如各大宗教的思想起源与逐渐走向背离，中国宗源于“黄老之说”的“诸子百家”，也同样会发生与大道思想的背离。到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使笃信尊卑等级“克己复礼”的儒家礼教，逐渐取得了类似于“政教合一”的文化特权，中国社会也由此一步步走向专制与黑暗。至东汉末年道教从民间兴起，即标志着“黄老之说”文化复兴的端倪，更直接的则是对尊卑等级儒家礼教社会的反抗。
但也亦如宗教自身的局限，使其难以担当中华易理大道的文化复兴使命，更不能打破儒家等级礼教对中国社会的精神捆缚。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三百年战乱，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五胡乱华”，便成了中国难以避免的历史宿命。直到“隋唐盛世”，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与信仰危机，依然深深困扰着人们的心灵，同时也激发着有识之士不断踏上艰难的精神探索之旅。
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就从印度开始传入中国。其实，这也正迎合了中国人借“他山之石”填补心灵空虚的需要。但人们在佛经的翻译中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且佛教中有很多的宗，就是因为对经典理解上的歧义而慢慢发展起来的。于是，一些有大志的僧侣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去印度看看真正的佛教的情况，看看佛经还有多少，看看中土所没有的经书又是怎么讲的。据学者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一共有7个和尚从陆路去取经。到了5世纪，有61个人到西天取经。6世纪有14个人，7世纪有56个人，8世纪有32个人。从3世纪到8世纪不断的有高僧离开中土，不顾个人安危长途跋涉到西域去求经。史书上记载的这170个人，其中平安返回的只有43人，大多数人都牺牲了。佛教徒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坚定的，显示了佛教的感召力和僧侣们的虔诚追求。
这里最著名的先行者，是东晋时期的一个僧人叫法显。法显西行求法，去的时候走的是陆路，回国走的是水路。从印度到了狮子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然后坐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经过辗转漂流，到了苏门答腊，再坐船漂到了现在的中国广州，之后又在海上漂流了很久才靠岸。上岸一看，却已经是现在的山东青岛了。他一算时间，从斯里兰卡开始，在海上竟漂流颠簸了三年。从此，到西天取经，就成了僧侣对佛教无限忠诚的一个行为象征。
从一定程度上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中国人对佛经的翻译和理解的历史，也是中国人不惜“舍身求法”的历史。因为不懂，就产生了歧义，有了歧义，就产生了争论，有了争论就产生了派别。所以到隋唐时期，佛教就已产生了很多派别。众人对于佛经是“先贤之所不觉，今者之所共疑”，南北朝时期先贤们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到隋唐时期更成了大家共同的疑难与困惑。玄奘西天取经的壮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据载，玄奘祖籍河南洛州缑氏县，家族本是儒学世家，玄奘本人幼年起亦熟读儒家经典。而玄奘后来却皈依佛门，并毅然决然地踏上西天取经之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这也是对真理的不断追求。对他来说，为天下黎民苍生寻找离苦得乐之路，是一个佛教徒义无反顾的使命。玄奘千里西行求法取经，也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舍生取义”精神最生动和最真实的写照。
像玄奘一样，宗教信徒对理想信仰的虔诚与追求，无疑都是具有强烈感召力的崇高精神。但当我们把宗教置于其博爱众生救苦救难的发源起点上来观察时，把宗教置于人类文化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时，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包括玄奘西行取回的佛教“真经”，也照样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问题，也同样没能扭转中国社会从“大唐盛世”巅峰转衰的颓势。至于宋元明清的一衰再衰，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年忧患”，中国人其实一直就是在信仰危机的迷茫中苦斗挣扎。
当中国人始终无法从自身儒家等级礼教文化造成的精神困局中解脱出来时，便只能西行求法借助于“他山之石”。至现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才使中国人再次看到了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曙光。其实，人类基于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差别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大道惟公”的传统文化智慧，也是有着跨越时空的耦合。
先哲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可见，早在2500年以前，老子就已经警示世人，社会腐败混乱的灾难源头，首先在于人们对“大道”的迷失。而一旦背离了大道的本源，所有的仁义道德及诚信便都是虚伪的面具。特别是据此而制定的礼法律条，则更是导致战乱的祸端。这里的“大道”，就是精神信仰，也是人生智慧本源之所在。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道”呢？老子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此即所谓道者，公也，大也，深也，远也。而“大道惟公”，正是大道智慧的精髓。
探究“大道惟公”的终极信仰，探索“大道惟公”的实现途径，探寻“大道惟公”的实现形式，以及享受“大道惟公”的幸福与快乐，这将是人类克服信仰危机的永恒命题。
昔日玄奘的西天取经壮举，后来被演绎成家喻户晓常看常新的神话故事。实际上，这正是人类争取摆脱现实苦难的美妙想象，是真实的故事，也是理想的虚幻。所谓有无相生虚实相形，我们应该看到《西游记》所折射的信仰危机，更应看到其喻示的追求理想与奋斗精神。需要说明的是，明代人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人为破解信仰危机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体现，也是对当今中国文化人的精神昭示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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