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革命
文化这个话题是老生常谈了。文化是思想上层建筑，如果将其看成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物的话，则包括了宗教、艺术和科学。本文仅从个人体悟角度简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与超越，乃一家之言。文中多有佶屈意象、聱牙字句，但皆不离“简朴”“自性”本意，还望读者能细察海涵。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几乎随封建礼教一起殉葬的中国传统文化曾对欧洲十七八世纪启蒙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据说《道德经》在西方是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书，在德国甚至每四户人家就藏有一本，难怪德国盛产哲学家，从莱布尼茨（二进制→电子计算机）到康德、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再到叔本华、尼采（唯意志主义→后现代主义）莫不受其影响，现代物理大家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和玻尔（量子论）、当代热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等也多受其启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曾有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体发表宣言，声称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这于时下中国主流意识中的西方中心论不啻为反讽。
国人弃之如敝履、西人奉之如圭臬的中国传统文化会失真传吗？会从此成为无根浮萍而被异化吗？答案是绝然否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定会通过正本清源化腐朽而为神奇。
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人生最基本的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无需回答，也回答不上来的。但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推动者，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白，其中的大道理要洞悉，而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散焦。孔子是仁者、老子是智者诚然不谬，但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说得出“仁”和“智”的之所以然来。
传统文化典籍中附拾皆是关于“气”的一些论述，读者可千万不要以为那是抽象概念或是子虚乌有的东西，那可是我们远古贤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实践观察的结果。“气”套用西方哲学的思维看，表面上好像是本体论的概念，其实从一开始就同时是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的对象。《周易》中的“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地之间，岂有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都认为“气”是万物的实质，是可体验感知的。这似乎是西方唯物主义的认识，但又不仅仅是，它讲的实乃是心物（时空）二元一体、自足自洽的东方哲学里的一个大道理。“道”、“一”是形而上的理和数，它们与“气”这个形而下的实质是体用关系。同气相求（“一”）、阴阳交感（“二”）、螺旋跃迁（“三”）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髓，不了解气，具体而言，不了解“气”作用于人体生命的道理，就无从了解中国的古代哲学和传统文化。
在女儿小时候我陪她玩的游戏中有一个用扑克牌拉大车的。不用动脑筋，只需机械无聊地接龙，手中的牌就会忽赢忽输，由少到多又到少，经过多次反复才分出胜负。这让女儿悲喜交集而又乐此不疲。这个游戏其实就有点像《周易》所要讲的道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凶吉，凶吉生大业。”朱熹解释道：“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两个太极的胜负，看来决定于手中的牌是否有数量上的多样性和克制对手的结构性了，万物似乎总逃不过宿命。后来我又和女儿玩了一个稍微复杂、不那么无聊的飞行棋游戏，规则大家都知道，掷骰子走到和棋子同样颜色的格能跳，有的地方还能飞。受多样性的启发，我偷偷地教女儿用将四个棋子分占不同颜色的方法和姥姥姥爷下，结果女儿连跳带飞，几乎都能把两个心不在焉的老清华给赢了。这个被赋予了一定选择权利的游戏就不那么宿命了，它有点接近《周易参同契》里“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道理。
《周易参同契》是一本讲“取坎填离”逆向归根复命的炼气养生天书。有一定打坐体验和古文底子的人，看懂它并不比看懂现代表面枝繁叶茂、实为他人牙慧堆砌的长篇大论困难，因为它讲原理，讲方法，讲实证，每个步骤都有其效验。看懂它你也就知道孟子说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都是大实话而非简单的道德说教了。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一直有着通过静坐达到修齐治平的传统。《周易》云：“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庄子》也借显学儒家之口记述了心齐坐忘之法：“颜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魏晋时期玄学风行，虽多流于形式，但嵇康的《养生论》、葛洪的《抱朴子》无疑代表了那个时代修身的心得和造诣。隋唐时期佛学鼎盛，加入了坐禅，六祖慧能“道由心悟，岂在坐耶”的方便语更使坐禅“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地深入到了日常生活。宋明时期三教合一，无论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通过静坐明理正心，并将此做为进学的基本功课。周敦颐创《太极图说》，张载“敝衣蔬食，与诸子讲学，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有清一代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由林则徐“静坐读书各得半日，清风明月不用一钱”的对联可知，近代学术思想界仍践行着朱子的为学切要之法。
中国遭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到如今传统文化已然形成断代，躁动不安、欲静不止的现代人对于“静能生慧”这样的劝告多会报以礼貌的一笑，更不用说“变化气质”的道理是会被看作奇想天外的了。许多经典用语也遭到流衍变乱，如“格物致知”，“格”本义为“至”，作“来”或“穷”讲，也引申为扞御、格杀、向善、归正，比较一致的解释应是：格除幻妄，感通万物，达到自性真知，类似“涤除玄览”的意思。现代的解释则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又如“中庸”，“庸”即“用”，“中庸”即“守中”，无为于自然动态的平衡，或避免失去平衡，不是现代语境中“调和”“折衷”的意思。
也许是时代发展太快，相对于中国的文化断代，西方文化则不断暴露出自反性来。很多人都知道正在进行中的“华尔街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自反性，有的人也听说过罗素关于集合的逻辑悖论，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西方自然科学颠覆自身的自反性。西方科学是建立在普遍性假设与绝对性概念基础上，通过必然性的数理逻辑而演算推导出确定性结论的。单从“普遍性”、“绝对性”、“必然性”、“确定性”这些字眼看就知道科学是唯物的，而不是“阴阳”的。可是唯物的“量子论之父”玻尔却用阴阳太极解释光和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他因研究元素的原子结构并准确预言到了新的化学元素而获得诺贝尔奖，我敢百分之百地说他这也是受到了易经的启发。现代科学已倾向于认为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个不可分割的要素构成，物质能量分属“阴阳”，而信息是“道”的投影，已属于精神范畴。“太极涵三”所要表述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说罗素的必然逻辑悖论被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通过公理化打上了补丁，美其名曰佯谬；那么牛顿定律则因绝对空间的假设普遍不到宏观世界，而被爱因斯坦相对论打上了补丁。微观世界，与玻尔用互补性原理给波粒二象性不符合确定性打补丁不同，海森堡通过实验直接论证出测不准原理。霍金认识到哥德尔定理是用自我指认的方法证明成立的，这种命题会导致悖论。那么，悖论的原因为什么不溯源到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恰好也是三个的公理上去呢？实际上哥德尔定理本身已动摇了数学这块万能的基石，并让人预感到了西方科学之大厦将倾。作为终极理论最热门候选的弦理论，是不可能在补丁上再打上补丁的了，它已在面临的两条岔路前选择了其中的一条，但那注定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它很快就会发觉将难以为继。为什么能有这个判断？威尔尼克区的一根筋在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啊！简单的游戏有宿命，复杂的游戏存在着反宿命的信息哟！“反者道之动”，如果理论的假设、概念、逻辑全反了，结论能不反吗？可以想见西方科学在不断发现树木之后，在命名为森林的油画上，还会不断地用新的油彩覆盖修正已经画过的树木，唉，真不如中国画省事！不用画那么多笔，不用画那么多色，不用画那么真。真的吗？中微子跑过了光速，“问题不是它是否荒唐，而是它是否足够荒唐！”
西方中心论下的国人可能没觉得有什么荒唐，实用就好，管它什么道理。此话耳熟，好像某个实用主义哲学博士也这么说过。我说他是巴别塔上的枝末，其实忘了根本。在中国，忘了根本，对老百姓而言，那就会像寓言里的那只丢西瓜捡芝麻的猴子；对庙堂之上的人而言，那就是崽卖爷田心不疼的不肖败家子。说道理没有用的人，正说明他不懂道理。要有光，光是什么？波粒二象性是其本质吗？光不过是万物同气相求、能量等级相当的粒子在做接摩感应的一种现象而已，无论日光、火光、灯光还是激光都是有着相同电磁波频率的邻接光子通过一个横电流环套一个纵磁场圈所感应出的相同性状。中微子为什么能跑过了光速？因为它是纵波幽灵——高出一个能级的光子的反粒子呗。科学家迄今发现了好几百种基本粒子，哪有那么多基本卦？将太极涵三生出的八卦看岔了吧，基本粒子只有电子中微子、电子反中微子、μ子中微子、μ子反中微子、正电子、负电子、正质子、负质子这八种，立此为证！
由此可知所谓实用就是将复杂事物简单分解利用，而不是将简单道理应用于复杂事物。复杂不过是简单的重复，而这种重复是做着螺旋圆运动的，一圈过后才有等级递进。越是博大精深的事物，进步的历程越漫长，传统文化中的静坐、太极拳等若要臻于化境，需要于简单重复中著尽功夫。常人急功近利，追梦幻、逐泡影，自然没定力、没功夫去体验其实用，也无法想象其神奇。所谓化境是指螺旋圆运动成了一个球状，知识经验融会贯通后形成一种本能，变为了自我创新的源头活水。所以对于会当凌绝顶的牛顿、爱因斯坦等人而言，终极知识是源于内心的，也即“万法唯识”。世界就是这样，你看球的顶层，就那么小小的一圈，像霍金这样的秀木多了不行，多了风必摧之。老子草就《道德经》一篇，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绝圣弃智”这句话，不单单是说给治人者、治于人者，而且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回到现实，民间不乏妙手仁心的中医，但低成本的砭针灸药使他们几乎免费地在行医，他们淡漠地看待疾患缘因，对自己的简朴生活也安之若素。对比大都市医院里，人们恨不得要插队地急着往收费窗口送大把钱的情形，真是让人感慨唏嘘。
我曾经对太极阴阳鱼图形的来历感到过好奇，但并未想过要去翻书查阅。在最近一次天马行空的瞎想中，我突然有了自己的发现：设想眼前有一个球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使南极上的一个点沿西边的那条经线向北匀速运动，同时西边的这条经线随球体做同样匀速的右手性旋转，即西边经线转至东边时，南极的点也正好到达北极，那么这个点在眼中的运动轨迹就是太极图中的反S线了。我认为这个观察模型就代表了中国远古的时空观。如果这个点的运动速度远远慢于球的旋转，那么轨迹将是一个绕着球面螺旋上升的线圈，线圈的每个圆都可看作一个太极图。
事物一开始只有一种性质，那就是将贯穿一生的生死矛盾，随着圆圈的每一次回复和超越，成对的矛盾禀性越来越多，多至一个极限后，新生的矛盾禀性开始少于消解的，直至这个事物生命周期的完结。人性最初本无善恶，善恶禀性是有了后天意识以后才成对出现的。如果说“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是天道、顶天立地向上的清阳之气代表了天道螺旋圆运动的轴进方向的话，那么贵为万物灵长的人类之进步的方向，也即人间正道的方向指的就是人逐渐由物质性向上转为精神性了。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不仅是动物几乎全部的意识，也是人的基本欲望，是带有原罪意味、可能导致道德堕落的禀性。人类应该意识到社会的发展不是物质生活一味地失衡地丰富，而是通过物质生活来确保每一个个体能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借丹道学的话，这叫做“借假修真”，本是如人随地中阳气上升、元气亦得以提升一样、自然的道理。它于社会管理者的意义是：每个人对民生幸福的感受和理解是不尽相同，是分层次的，但“仓廪实而知礼节”，有了物质生活基本保障后，在没有迷失自我的情况下，人们是更愿意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提高的，是要从解决生存问题最终走向解决生死问题的。
有句白居易的嵌诗联是这么写的：“昴藏老鹤虽饥，饮啄犹闲，肯同鸡鹜之营营而竞食？偃蹇寒松纵老，丰标自在，岂似桃李之灼灼而争妍！”，这反映的是历代文人所共有的品格追求，是有识阶层的共同语言和境界。还有一联也出自同一本书：“秋虫春鸟共畅天机，何必浪生悲喜；老树新花同含生意，胡为妄别媸妍”。以此句看上句，会觉得意境稍有不同，实际上是一个有无分别心、执着心的不同，一般人并未真看懂这句。我是在静坐有了细微体质变化以后，才忽然明白这句和上句是并不矛盾的。两种境界的关系是：人必须要经由鲜明强烈的是非、善恶、美丑分别心才能达到真正的圆融无碍。这是直线型的逻辑之所以元素能演绎复杂集合、复杂集合却逆返不回元素的悖论症结所在，也是当今无聊文人之所以会不明格物致知以经世致用，惯于自话自说、我水引田之空谈，极尽搬弄是非、混淆视听之能事而无人棒喝的原因。
我们知道自汉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思想几乎一直奉行“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儒家本着孟子性善论，注重道德教化，外表施行仁政；法家虽源于老子思想，但本着荀子性恶论，强调法、术、势，内里主张集权；道家是无为而治。三者有点像阴阳太极，稳固地将封建制度延续了两千年，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历史是财富也是包袱，有多少精华就几乎同样有多少糟粕，怀着性善论、希望弘扬正气而去看历史是光明面多，抱着性恶论、推己及人去看历史自然是黑暗面多。古代统治者都明白“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所包含的简单道理：历史合法性都是以人、君、天达成某种类似于摩西十戒的权利义务契约的形式确立的。他们并未搞什么阴一套阳一套，只是根据治乱国情对儒法并用有所侧重而已；愚民御民可能多少有点，但也会“贤者居位”，“法不阿贵”。《道德经》里的大道理老百姓几乎听不懂，只能以儒家的身边道德来教化。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去挖掘时代新意，但也许原始或已失实的历史在当代会被再次改写。历史就是历史，“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如果我们能整体地、客观地而不是孤立片面、境外想当然地去看待历史人物事件，则历史的本质脉络，任时光流逝、迷雾深重，仍是可以看清和把握的。历史的借鉴意义不在于一时政策而在于长远方略。某些西方战略家之所以能较准确地预见到未来的世界格局，就是把历史的蛛丝马迹全都放到一个盘中来考虑，而且史料数据越多，延伸到未来的脉络越准确。如果你足够长生久视，你会如邵雍一样发现历史其实自己在延伸，任人道左突右冲，不过是天道做着圆运动而已。
老子给我们描述过这样一幅景象：“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有人认为这里的“小国寡民”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状态，老子是想让国家倒退到远古时代。其实，现代社会越复杂越凸显出自反性来。社会内部事物的多样性相互作用，使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在加速度发展，其惯性甚至可以忽视轴心价值取向的重要性，这有点类似陀螺进动不倒的情形。如果假设陀螺内部出现了质点不均匀的情况，根据角动量守恒定律，转动惯量增大，角速度就会慢下来，而轴心如果此时还不垂直，陀螺就会迅速东倒西歪、颓然而止，这是内部失衡、轴心不正而夭折的情形。轴心中正、内部平衡而且保持一定速度的话，是不需怎么加力、可以“无为”而使陀螺长久运转下去的。球面匀速螺旋上升的点，开始圈小升快，逐渐圈大升慢，感觉甚至升停，这其实就是处在顶峰，翻过它就圈渐小升渐快，加速度地回复提高。物质生命周期如此，认识实践等精神活动过程亦如此，“小国寡民”正是人类未来后期的图景。
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是：复杂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各种因素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层层相因，会自然地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人类的科学技术改天换地，政治经济思想改朝换代，看上去真有“人定胜天”的本事，但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速度改变，历史脉络的线条只是略粗了一点，用放大镜仔细看，全是左突右冲的锯齿，再放大来看，齿上还有锯齿。一句话，人类对纯真、至善、完美的追求是其存在的意义，人类烹烹小鲜还可以，但若要打破他与周围环境的自动平衡，则完全是徒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有自动精神，但绝不是人类的那种喜怒无常。
对于一个问题太多的大国而言，烹小鲜是否也太悠然了？是啊，没有“一针即瘥”的怪力乱神，又不能“乱军引胜”，更不能老是“试错”，试到最后只有介错一途。怎么办？积重难返，要绕一大圈才能有所改观呢。不管是否改辙易途，先别停下来，再看看轴心势利取向正不正，这个如登山，只能慢慢转变，奠定胜局就要靠它。要想不停下来，就得学“乞丐国王”威廉一世、“雁奴”福泽谕吉的精神，每一颗子都要平等地以牺牲精神投入战斗，你看花样滑冰要原地转圈加速，不就得放下身段与手足一起形成一个扁平的惯量吗？中产阶级如果能达到像球体中段那样平衡的结构形态，社会发展才算走上正轨，也就可以无为而治、简明官子了。
以下是粗略想到的一些建言：
●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队伍建设。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人民挺胸站了起来。实践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理论也得更向前迈一步，类似于佛教传入后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髓能够代表中国这块土地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其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地适用于本土。因循没有生命力，创前人之未有是谓创新。要逐步地有意识地推进这项工作，以统一因巴别塔太高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党员队伍是以素质而不是以数量取胜的，入党门槛一定要提高到“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斯门”的程度。法治社会先从内里的党治吏治开始，“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好百好的传统静坐，哪怕是作为养生方式，也值得党和国家领导人尝试。“穷理于事物始生之际，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一联足以反映蒋介石于静坐深有体会。体质变化乃至气质变化的过程，虽因人的禀性、悟性不同而多少有些缓慢，但其结果会使人精力充沛，心明脑清，自然而然地疏离物质、亲近精神，而这种本能又会再加速这一变化过程。没有受过正规马基亚维利、克劳塞维茨教育、却“万物皆备于我”的毛泽东，惟其精神高贵才为物质所孤独。这还是同样一个“同气相求”的道理。静坐纯粹是个人修为，不是设道立教。它绝对是辨别真假国家精英的一块试金石，能让一部分人先智起来。而智者又确乎是可以带动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智慧、进而培植国家元气﹑扶助社会正气的。
● 政治教育、道德宣传切忌形式主义。“柔日读史，刚日读经”，信仰是通过独立思考自已觉悟的。较之空洞乏力、流于形式的思想理论教育，基督教友净化心灵、润泽人生的自发定期的聚会交流或许能给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以某些有益启发。在一个物欲横流、放眼皆非欧几何的世界，如果自己都不明白、不究竟类似“为什么节俭是美德？”、“为什么‘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样的道理，道德说教就显得虚伪而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不如平实地让民众能亲身感受到党员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不露痕迹地将传统道德表现在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来得高明。要检讨西方中心论和国家教育问题。虽然在国际社会上西方文化仍拥有绝对话语权，但纷至沓来的重大科学发现却无一不印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植物的微核糖核酸能通过调控人体内靶基因表达来影响人体生理功能，不就是致力于统一四大基本力的西方科学又来向“同气相求”“正邪有报”的中国传统文化报到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蒙以养正，圣功也”，传统文化的断层一定要在下一代给接上。静坐在小孩身上能很快见效，不只是腹中安下了一台元气粒子对撞机，更重要的是心中从此有了伴随一生的正气陀螺仪。不求甚解的读经同样有开智慧的妙用，它能够刺激大脑的两个布鲁卡氏区，犹如在脊梁里植入了一根标有我是中国人的桩子，教人站直了别趴下。至于经文中的道理，孩子长大以后自有心得。
● 领袖们切莫以自己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准推己及人，相信很快“人人皆可为尧舜”。大的文化经济变革动作很容易将深厚的传统文化沉淀物给搅和翻腾出来，而这些东西对于绝大多数国人而言是有毒的，所以除非是解民于倒悬，大的运动都特别地伤国家元气。“壮火食气，少火生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文化经济活动的总原则都应是开明自由，让气机流动，自发产生活力。“无为而治”的具体运用也应像儒道法并用一样具有灵活性。“有为”是庖丁解牛的纯熟小动作，为的是达到“无为”，而“无为”就是复杂系统自动的“无不为”。言论出版自由已渐成趋势，各种对立的言论能促进彼此深入广泛的发展，最终又能相互融为一体。但这个有机体中间也一定同时要有一个代表国家意识所发出的明晰声音，如同灵明不昧的阿赖耶识种子。同时自由也要有一个各方能平等遵守的游戏规则或资格：人身攻击者请先回到学前接受起码的道德教育，或者看看《入殓师》知道怎么尊敬逝者。孤立矛盾﹑剥离联系的主观论者、玩弄文字概念者、以逻辑悖论搬弄是非者也都请回去补习读经这门基本功课。有人说中国盛产卖国贼，其实客观一点说应该是：太多做学问不究竟的书生误国。
● 解决经济问题也要立足于当下，尽量多烹些小鲜，在不断磨练中提高敏锐把握时机和力度，即所谓火候的能力。拉大车游戏中至为简单的道理最适合指导至为复杂的经济活动。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开放系统中，中国经济的首要着眼点，也即急所，是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找到能克制对方的经济结构、而非封闭情况下自身平衡所需的经济结构做调整。同时要时刻不忘，只有封闭情况下的自身平衡才是最终的制胜之本，也即大场，切勿因眼前利益造成以后自身平衡无法挽回。一旦脱身于肉搏接触战，就要马上致力于立于不败之地的自身结构调整。总之，要在交织着外缘小平衡和内因大平衡的系统中随遇平衡。球体作为经济平衡的意象，无论是从所有制的构成和比重、产业的结构和布局，还是从投资和消费、分配和交换、资源和技术等的结构角度去切分，其截面都应该是一个反映平衡的圆。新自由主义是凯恩斯主义的反动，是刻意而为的“小国寡民”加忽略道德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物质至上、一味扩张的，从实体经济的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到虚拟经济的货币放大和印钱消费，贪得无厌的过度消费和嗜血的资本肿瘤带来的是心为物役、失血实体的经济周期越来越靠打透支转嫁的虚拟鸡血来维持、人与生存环境尖锐对立、赖以平衡的多样性资源正在迅速消失。如不迷途知返，人类会因自我折腾﹑力竭而亡在进化的途中。网上有“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提法，思路与将来遥远而又艰难的、人类回归简朴意识的转变过程是相吻合的，但没全盘考虑各相关因素间的联动，方法未必可行。
● 凯恩斯曾坚持认为，经济发展只有在当它能够使人们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时，才算是正当的事业。我看换成政治也是如此。要不怎么总有人打着红旗反红旗，自己无能把事办砸，却倒打一耙归咎于反对意见，给反对者带上种种逻辑不通、罔顾事实而莫须有的帽子，大致都是这种路数。中国当今的情势，也不过是历史一朝的简单重复。为官者在微服私访到实情后，能活读些历史就好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现实中把持话语权的所谓知识精英，大多没有扎实的学问根基，喝的洋墨水也是半瓶晃荡。用总是滞后的灰色理论来指引生活这棵常青树怎么行得通呢？像范仲淹那样成了正果的读书人，不光能把大道理讲明白，即便遭三贬被借刀杀人去戍边也照样顶用。宋朝惜乎皇帝们单有文治才情没有武功血气，乃至文明一再不敌野蛮。传统文化的诸多载体如兵法、医经、武术、琴棋书画等无不讲述着同一个大道理，这个大道理用于治国，不仅是战略层面的，同时也是战术层面的。《孙子兵法》能治病，《黄帝内经》能治国。
● 围棋对局中形势占优的一方多求安全运转、宁愿吃点小亏以简化算路，劣势一方则多寻衅闹事、得寸进尺，所以局面经常错进错出，这全是优势保守意识和劣势拼搏精神造成的。正确的应对应该是步步为营积小胜，面对对方明显无理的棋一定要敢于应战，坚信占理的棋终究不会吃亏。急所和大场前面已说过是外缘平衡与内因平衡的关系，即在局部战斗中要取得实地之眼前利益与厚势之长远利益的平衡，厚势在布局阶段更具全局意义。另外还有抓住时机试应手和保留将来变化余地暂时不走等手段，这些都能在现实国际事务中找到一一对应，我们应该像下围棋多算五十步一样，在国家战略上多看五十年。孙子兵法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围棋讲“功心为上”，都说明中华文明从来就崇尚智慧、不畏强暴。太极拳是实战性极强的内家拳，其特点是以静制动，后发先至，使对手使不上劲，像打在棉花上，一搭手就被粘住，脱不了身。然后引进落空，借力打力，或是四两拨千斤，一个小指头就把人勾倒，或是惊颤弹抖，像拍皮球似地闪电般把人给发出去。对手之所以苦不堪言，主要是因为我方立身中正、周身一家、随遇平衡，而对方却被集中攻击在重心上。高手对重心的敏锐感觉是通过无数次推手的粘走演练而获得的。围棋、太极拳高手都是以和为贵，等着对手出错的。有胆识的国家战略要搞垮对方不外乎是文化上乱其心、经济上失其衡，同时军事上尽可能多地为我方创造小的实战演练机会。我认为台湾不应急于统一，应待自身各方面的平衡有所改善后﹑水到渠成地解决，这样一来可以保持忧患意识、进取精神，二来可以有借口保持军备。台湾问题好比围棋的打劫，这个劫不能在布局和中盘时把它走重，成为紧气劫或缓气劫。如果双方有默契要针对第三方共赢，就应该把它走成摇橹劫，如当年炮击金门一样虚虚实实，为民族的真正复兴争取有利于双方的条件和时间。中国可以对外宣传和平崛起，可千万不能没有战略对手意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打狗就要打给主人看，又练了兵又攻了心。中国的外交应该有独立自主的原则，应该匡扶正义、主持公道，而不应鼠目寸光、首鼠两端。得道多助，得人心比物质援助更受人尊重尊敬，这才是无形的长远利益呀。中国应该多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进行对话，“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才算高明，才有效果。对外发出的声音也应该是多层面的，不能总是一个口径，这样政府不便表态时，民间就可以起来造声势。对待周边国家，应善于利用相近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在后冷战世界，构成人们之间最大差异的不是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而是文化”。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分野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线”。内敛性东方文明和扩张性西方文明在历史的交替领先中开始走向融合，这很像太极图的反S线由两端向中间汇合。黑白阴阳鱼似乎就暗示着人类文明看似矛盾的两大阵营，如果非要分出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来，那也应该是有着清阳上升之气的东方文明吧。两大文明的矛盾斗争形势，如果有意为之则会走向对抗，如果无意为之则是自然融合。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那个地域“厚德”所“载”之“物”，是没有什么可妄自菲薄或自命不凡的。多样性的文化只会增益于世界文明，在太极转盘中由圆周向中心聚合，使人类精神向更高层次超越，革命性的新文化将是人类的共识与自性，何来冲突之有？文明冲突的实质是物质利益冲突，如果我们不回归到传统文化的起点，不究竟这“修真”必“借”之“假”，不清醒认识时与空、精神与物质、无为与有为、厚势与实利、德治与法治、政治战略与军事战术的对应关系，则国家战争、阶级斗争、政治变革、经济改革都还将人为试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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