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易通天道”说伏羲》提到，从女娲氏到伏羲氏时代，由于那场“大洪水”的冲击，华胥部族曾被迫离开地处渭河中下游的“华州”故园，沿河边逆流而上向西迁徙到地势较高的陇西成纪一带。并在那里休养生息了很长时间，这便是华胥氏“生庖羲于成纪”的由来。等到“大洪水”慢慢消退后，他们就又沿原路顺河而下向东返回关中。然后伏羲“徙治陈仓”，最后“都于陈宛丘”。这里的“治”与“都”，含义均类似于现在的“首都”。也就是说，到了伏羲时代，华胥部族的文明播迁，已经从渭河流域的“华胥古国”扩展到潼关以外的广大地区了。但从华胥氏和女娲氏时代到伏羲氏时代，华夏部族只是发生了从母系时代到父系时代的社会形式变化，而伏羲氏却把握住了公有制的社会本质始终未变，并为此后从神农氏到黄帝时代数千年的持续兴旺发达提供了精神滋养。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从“盘古开辟鸿蒙”到伏羲“作《易》八卦”，中国文化的基因特质，由来就在于“道”和“易”。离开了易理大道，中国文化就无从谈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及文化强国就更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从“盘古开天”到“女娲补天”，则又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精神。所谓的“以人为本”和“以物为本”的“二元化”思维困境，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被中国人有无相生阴阳相形的超然智慧给破解了。
从“有巢氏教民筑屋安居”，到“燧人氏教民取火熟食”，再到“燧人弇兹氏教民织衣”，直到伏羲氏“作《易》八卦”和“教民结网渔猎”，这都是“大道惟公”文化精神的一脉相承。在这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的”就是“集体的”，包括个人的发明创造和专业技术。所以，伏羲“作《易》八卦”和“作结绳而为网罟”，也就谈不上什么个人技术专利和版权稿费。大家能推举他“王天下”，只是因为他有“教民”的公德与才能。而那时所谓的“王”，绝不等同于后来私有制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的“王”，也仅仅只不是老老实实的“人民公仆”而已。否则。即会遭遇“被禅让”。从有巢氏到伏羲氏的“教民”，都是让全体民众平等地享受社会文明的发展成果，最起码是要为99%的人谋福利。这样，才是“大道惟公”的“天人合一”。
所谓“道法自然”，“识天文而化人文”，“作《易》八卦”，最大最多才是“一”，浑圆归一才是“公”。此所谓“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无“公”则难言有“道”。所谓“道为术之本，术为道之用”。后世之人不问“道”而只求八卦之“术”，则已经远“道”而“失道”了。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为何至今难以完全破解“伏羲八卦”的奥秘？正是因为我们从超越个人及1%之“私”，进化到99%及100%的至“公”境界，总有很长很长的距离。而这种距离的跨越，似乎与时间远近无关，也似乎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阶段无关。所谓大道至简，一阴一阳，一“公”一“私”而已。“易”则“不易”，“不易”则“易”，如是而已。
今天，我们就接着来看，继伏羲氏之后，神农氏又是怎样把中华文化推向了新的辉煌。
在前面的《国学商道》系列中，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了从盘古氏、有巢氏、燧人氏、华胥氏、女娲氏直到伏羲氏的代序传承脉络。其中，以伏羲氏时代为标志，即宣告了中国上古时期母系社会时代的终结，并由此开启了绵延至今的父系社会时代。因此，伏羲氏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影响以及留给我们的文化印记，也便更为巨大而深刻。众所周知，中国自“黄帝命仓颉造字”以前的历史，只能是人们世代口耳相传的“口说历史”。再加上各地语音方言因素，所以在后来整理形成的文字典籍中，除了后人的神话演绎和夸张成分外，谬传讹传也很多。因此，我们通过本《国学商道》系列文章的系统性分析和梳理，也是为了尽可能形成一套比较有机连贯而简明清晰的中国历史文化实录。
对于从伏羲氏到神农氏直到炎帝和黄帝的代序传承，我们首先还是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主要依据。如前所述，由于伏羲时代与汉代已经时隔久远，难以细考。而司马迁又治史严谨，因此《史记》即从黄帝时代记起，所记伏羲也仅有寥寥几笔。其中《太史公自序》篇曰：“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封禅书》篇有管仲言：“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史记》又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最基本的结论，按代序传承时间先后来讲，伏羲氏之后为神农氏，神农氏之后为炎帝和黄帝。至于伏羲世系有多少代，神农世系又有多少代，时间跨度究竟有多长，这些还都是要继续考证才能有准确定论。民间传说和史学界争议最大的一点，还是在于神农氏与炎帝的关系问题上。但从《史记》的明确记载可以看出，“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就是说，在“轩辕之时”，“天子”的名号还是“神农氏”。黄帝“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和“禽杀蚩尤”之后，诸侯才共尊轩辕黄帝为“天子”，从而替代了“神农氏”。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司马迁在前面点明了这个历史背景，那就是“神农氏世衰”。
由此可见，在“神农氏”作为“天子”名号期间，曾经历了一个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至于这个由盛而衰的过程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们暂且不论。关键是在这个衰落的后期，“神农氏”显然只徒有“天子”的虚名了。于是，才有了“诸侯相侵伐”和“炎帝欲侵陵诸侯”，也才有了黄帝“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且最后“代神农氏”为“天子”。这实际上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截止黄帝“代神农氏”为“天子”，此前除了作为“神农氏”世系的创始人称谓之外，“神农氏”就是其整个世系的“天子”称号和时代称谓。而炎帝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只不过是“神农氏世衰”时期的一个比较强势的诸侯。最起码，他还没有取得“天子”的名分，否则“神农氏弗能征”就无从谈起。故此，我们若相信司马迁的记载和用词用语，就能够确信“神农氏”与“炎帝”绝不是一回事，更不是指代的同一个人。准确来讲，“炎帝”应是介于神农世系与黄帝世系之间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先了结清楚这桩历史悬案之后，我们接着再继续说“神农氏”的故事。
关于从伏羲氏到神农氏的代序传承及神农氏的生平，还有以下典籍记载和传说可以参考佐证。《周易·系辞下第八》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所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据司马贞《三皇本纪》载：“神农氏，姜姓以火德王。母曰女登，女娲氏之女，忎神龙而生，长于姜水，号历山，又曰烈山氏”。据《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载：“神农，有娲氏之女安登，为少典妃，忎神龙而生帝。承庖羲之本（伏羲氏禅位与神农氏），以火德王。”
《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神农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尝百草，始有医药。”《淮南子》曰：“乘火德而王天下，三岁知稼稽之宜，天生菽粟八蜡合万国之享民重农功。以其神于农业，故曰神农。神农之教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蚕以为天下先。”司马贞《三皇本纪》又载：神农“味草木之滋作方书以疗疾，察其寒温平热之性，办其君臣佐使之义，常一日而遇七十毒。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因风沙之叛而增修其德，琴五弦，帝于此未尝敢一日自遗也”。清马骕《绎史》卷四引《周书》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
如前所述，自夏朝“家天下”时代以前，所谓的“王”、“皇”、“帝”及“天子”等称谓，只是指当时的氏族公社部落或部落首领职位，这与后来私有制“家天下”时代的“王”、“帝”及“天子”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但后世人们往往会这样称呼，仅仅是为了符合后世人们的社会心理习惯。或者说，就是在用后世的社会概念来理解和记述上古时代的事情。
今天，对于伏羲氏和神农氏时代，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首先是伏羲氏部族推举出第一代部族首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伏羲氏。然后，这个部族在伏羲氏的卓越领导下非常兴旺发达。于是，由于人口增加和疆域资源环境的关系，便向周围地带扩展而逐渐形成规模实力不等的分支部落。当然，也包括逐渐吸纳与融合周围的异族部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伏羲氏部落为主体，包括分支与加盟部落在内的“天下”治理体系。这时，伏羲氏既是主体部落的首领，同时也是这个“天下”部落联盟的总首领。而这个主体部落，也就可称为“首领部落”。或是由于发展实力和生活习惯的原因，此后第二代“首领部落”的首领，也便是当然的部落联盟总首领。于是，就有了伏羲氏二世、三世到末代等世系。直到这个“首领部落”的“伏羲氏世衰”，从另外一个旁系分支部落产生出一个“天下”共“尊”的总首领，即标志着伏羲氏世系宣告终结。而接下来的神农氏世系，也是同样的道理。
至于伏羲时代究竟持续了多少个世代，才把“天下”禅让给了神农氏，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确证。但从诸如“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及神农“承庖羲之本”等大量文字记载和民间传说来看，伏羲氏与神农氏之间的代序传承关系，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有趣的是，这个接掌伏羲氏“天下”的神农氏，正是“末代伏羲氏”的“乡下老家”旁系族人。神农氏部落崛起于渭河支流的姜水流域，也就是今天陕西宝鸡的清姜河流域。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伏羲氏是“华胥古国”的后世传人。而从女娲到伏羲时代，因遭遇“大洪水”的冲击，华胥部族曾被迫离开地处渭河中下游的“华州”故园，沿河边逆流而上向西迁徙到地势较高的陇西成纪一带，并在那里休养生息了很长时间。然后“徙治陈仓”，最后“都于陈宛丘”。
也就是说，伏羲氏生长于渭河上游的陇西成纪。他领导部族发展壮大后，便又返回关中老家。先是“徙治陈仓”，也就是把大本营扎在了今天的陕西宝鸡地区。然后再向外围扩展，最后定“都”于今天的河南淮阳。但从“陈仓”到“华州”及整个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肯定还是伏羲部族的老家和“根据地”。尽管这时的当地部落，包括神农氏所在的部落在内，都已经属于伏羲氏“天下”的旁系分支部落。可待到“伏羲氏世衰”，这里的神农氏部落便又从这个老家“根据地”崛起了！如果我们再联想到此后中国的悠悠盛衰史，特别是炎黄部落及周秦汉隋唐各代从关中地区次第崛起的盛况，中国“西兴东衰”的这种独特历史循环现象，总会让我们屡屡惊叹于这个“华胥古国”文化积淀的厚重而神奇。
这是一段插曲，我们还是接着继续解读神农氏的神奇故事。
我们知道，在前面的伏羲时代，中国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从野果野菜采集时代进入了一个比较发达的渔猎时代。特别是伏羲“作《易》八卦’，大大拓展了人们对自然天文地理和气候气象水文的知识视野，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的意识能动性。那么，既然分散生长在杂草丛林中的植物果实可以采集回来吃，为什么不能也按照自然节气，把这些种子集中起来种植呢？这样大家不就可以收获更多，而且可以少跑很多山路吗？寒去暑来，草木荣枯，春华秋实，这会不会就是大自然在给人类做示范和启发呢？在渭水河畔，第一个开始这样观察思索，并开始动手进行实验的人，就是神农氏。
当然，要搞这样的实验，就得创造发明出相应的新技术和新工具。于是，“所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三岁知稼稽之宜，天生菽粟八蜡合万国之享民重农功”,“以其神于农业，故曰神农”。神农氏为万民谋福利的旷世奇勋，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民以食为天”，中国的“天字一号”工程，就是由神农氏亲手奠定的基业，并且让我们至今依然其恩惠。中华民族的繁衍壮大，也便是由神农氏所开创的农业支撑起来的。
或也是受到“伏羲八卦”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启发，加上在觅选和培养农作物品种过程中对植物品性的了解，神农氏把人的生理与植物品性的阴阳寒热就自然联系到一起了。于是，便又有了利用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给人进行“食补食疗”的伟大发明创造。当然，为了排除“毒食品”和“假药”的危险，这种自然而简易地解决“看病难”的新技术与新产品，神农氏首先还是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你看，“神农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尝百草，始有医药”，“味草木之滋作方书以疗疾，察其寒温平热之性”，“常一日而遇七十毒”。文化科技的探索创新精神，历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助推剂。而能将探索创新精神与“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融为一体，并取得划时代成就的人，古今中外从来就是凤毛麟角。“神农尝百草”故事的千古流传，正是表达着中国人世世代代对神农氏的无限感恩与崇敬。
神农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大公无私”精神还体现在，为了不让天下有任何一个人受饥寒，他“教民稼穑”和要求大家勤劳敬业，他自己和家里人就率先垂范。你看，“神农之教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蚕以为天下先。”神农氏作为部族首领都“男耕女织”带头劳动，大家怎能不争先恐后呢？即便是在那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人民公仆”，也同样深受那个时代人民的敬仰和拥戴。因此，当“伏羲氏世衰”之时，将“天下”禅让给神农氏，也是众望所归的自然而然。
神农氏以农业和医药业解决了大家“民以食为天”与“看病难”问题，人们的生活富足安康了，制陶、冶炼、铸造、纺织等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各个氏族公社部落都有了富余产品了，这就又产生了各个部落之间如何进行富余产品的交换调剂问题。于是，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此可见，中国最早的定期“逢集”与“赶会”的市场交易制度，也是神农氏创建的。这应算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以氏族公社部落为基本核算单位，公社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统一管理，而公社之间则实行有管理的“市场经济”交换调剂。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以公有制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的社会管理体系。
当然，这样的“天下”治理体系能否持续运行，取决于多种复杂的内外因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农氏“天下”的“首领部落”，能否持续推选出像神农氏那样，既“大公无私”又“多才多能”的继任首领。否则，“神农氏世衰”，也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可以想见，如神农氏那般“德才兼备”的“人民公仆”，可真是千年难遇的“圣人”。有史籍记载，神农氏“天下”共传继了七十多个世代，直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时止。若按照一个世代平均三十年计算，那么神农氏“天下”治理体系则总共维持了两千多年。我们知道，黄帝时代距今大约有五千年。那么，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我们的这位神农氏老祖先，大约生活在距今七千年到八千年之间。
这里，神农氏世系究竟传继了七十代还是十七代，并不影响我们今天对神农氏不朽功德的追念和赞美。热爱自然，敬畏自然，尊重自然，感悟自然，积极认识和利用自然，勇敢探索人类生活自然化与生态化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神农氏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启示。热爱生命，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以人为本，甘于舍己为人给天下苍生谋福利，神农氏又为我们矗立起了一座“大公无私”的精神丰碑。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后便归于“大道惟公”的“天人合一”。神农氏的大德大智，即体现在这样的浑圆一体自然而然。以至于数千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却依然感觉到神农氏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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