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炎黄子孙”说炎帝》提到，“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蚩尤最为暴”，“炎帝欲侵陵诸侯”。在这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之时，“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修德振兵”，“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司马迁《史记》中的这些记载描述，可谓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豪强争霸的“战国时代”。这场乱世风云，敲响了黄帝时代即将来临的钟声。同时，也给中国“上五千年”及其以前的古远历史画上了一个休止符，由此便开启了迄今为止的“下五千年”历史。轩辕黄帝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纽带性作用即在于此。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神农氏世衰”天下大乱之际，轩辕氏部落还是一个古风淳厚温良谦恭的部族，还没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手段和习惯。只是从黄帝手里，才开始“习用干戈”建立军队。显然，当时相对于蚩尤和炎帝等诸侯豪强，轩辕氏部落是军事起步较晚实力也较弱的。甚至可以说，若不是由于“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这位轩辕氏部落的首领，恐怕也不会揭竿而起与这些豪强去“打打杀杀”的。可正因为此，最后才“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同时，在前面《国学商道》系列文章的回顾中，从有巢氏到燧人氏到华胥氏，直到女娲氏和伏羲氏及神农氏，我们也始终没有看到中国人在上古时代，有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和“改朝换代”的习惯。可见，到了“神农氏世衰”之际，这种氏族公社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部，已经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才出现了“诸侯相侵伐”的武装割据与豪强混战的局面。但既然发生了这样前所未有的“天下大乱”新变局，也就激发出了华夏民族不畏强暴“替天行道”的斗争勇气和精神。此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轩辕黄帝“习用干戈”和“修德振兵”的历史壮举，由此便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性格。
但如果认为轩辕黄帝只是一位起于渭水田陌，而能以武力夺取天下的古代军事家和政治家，那显然还不足以概括他惊天地泣鬼神的卓越智慧与历史功德。今天，我们就接着来解读黄帝的故事。
如前所述，从中国的上古历史中，我们可以不断发现和应验出“西兴东衰”循环发展的独特文化地理现象。即新生力量总是从西边的渭河流域崛起，逐步扩展并将重心转移到潼关以外的东部地区后，就慢慢开始由盛转衰。然后，便又有新生力量从西边的渭河流域崛起，如此“西兴东衰”周而复始。这种文化现象，在此后炎黄部落崛起及周秦汉隋唐次第兴起的历史中，也同样能够找到似曾相识的感觉。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特将此称为“中国文化地理第一定律”。
从有巢氏到燧人氏再到华胥氏，中国上古历史的文明之根，就深深扎在了“华胥古国”，即“华州”所处的关中及整个渭河流域。华胥、华夏、华州、华山、华人及中华的文化渊源，即在于此。伏羲氏作为华胥部族的后世传人，在经历了“长于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和“都于陈宛丘（今河南淮阳）”后，便进入了“华胥氏世衰”阶段。接着，神农氏“起于姜水（今陕西宝鸡市清姜河）”，经过出潼关取代华胥氏而“王天下”之后，便又进入了“神农氏世衰”阶段。接着，就到了炎帝与黄帝崛起于渭河流域，并先后出潼关争夺神农氏“天下”的时候了。今天我们要解读黄帝的故事，还是得从渭河流域的这个“故事源”开始。
据《国语·晋语》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记载炎帝与黄帝诞生地的史料。经史学家考证，姬水和姜水都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境内的渭河流域一带。姜水即为今天陕西宝鸡的清姜河，这是从《水经注》等大量史料都可以确证的。而姬水则有两种说法，一说为今天是关中北部黄陵县附近的沮河，另一说为今天关中中部武功县一带的漆水河，但该两河也均是渭河的支流。再从前面华胥氏到女娲氏和伏羲氏及神农氏的部族传承发展足迹来看，黄帝和炎帝都是起源于渭河流域的两个血缘关系相近的部落首领，这一点也应该是可以确认的。
当然，自华胥氏到神农氏和黄帝，在从崛起于渭河流域和出潼关“王天下”的过程中，其各个世系时代都会在中华大地留下光辉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与记载，但这都不仅不影响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的传承发展主脉，反而更进一步佐证了中华文化同根同源的脉络支系完整清晰。同时，也都体现了这个“西兴东衰”周而复始的“中国文化地理第一定律”。
《易·系辞下》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意思是说，神农氏时代结束后，黄帝及尧帝与舜帝等世代就先后兴起了。他们能够通易道之变，从而使人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得以持续高涨。黄帝出身于少典部族，本姓公孙，名号称轩辕。他天资聪颖，出生几十天就会说话，少年时思维敏捷，青年时敦厚能干，成年后聪明坚毅。
这里的“少典”，很多人都直译为黄帝的父亲，这难免有些望文生义。其实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和《秦本纪》等大量史籍中，都涉及“少典”的记载，往往所指者又会相差好多代。因此，把“少典”理解为上古时期的部族编类应更准确一些，就如后来的诸侯爵位级别或官职，甚至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精英与草根阶层的分类。再对照前面“神农氏世衰”黄帝起家之际的描述，可见这个“少典”部族的编户地位，是远远低于蚩尤和炎帝等“诸侯”级别。换句话讲，相对于当时的诸侯豪强，黄帝应算是出身于“草根阶层”。
《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依附杀蚩尤”。黄帝通过与炎帝的战争与结盟，又打败并擒杀了蚩尤，从而结束了豪强混战的局面，实现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安定与统一。巩固和发展了自有巢氏、燧人氏、华胥氏、女娲氏和伏羲氏及神农氏以来，中华民族持续成长壮大的态势。同时，也为中华文明走向新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国”或“诸侯”，实为氏族公社部落单位。熊、罴、貔、貅、貙、虎为六种兽名，应是六个氏族的名称代号或图腾标志，但也不排除是驯养的各类战马部队。轩辕本意为车，人称黄帝为轩辕氏，应首先是指其以发明造车技术而得名。如发明造屋建筑技术的有巢氏，发明农耕技术的神农氏，发明钻燧取火技术的燧人氏等。黄帝“代神农氏”而成为“天子”之后，黄帝部落在从渭河流域向周边地区扩展过程中，继承了神农以来“道法自然”的农业生产传统和知识经验，并将中国的古代农业文明发展到了一个高度繁荣的阶段。
《路史》中在记述黄帝时期的盛况时，这样描述道：“岁时熟而亡凶，天地休通，五行期化，故风雨时节，而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黄帝充分认识到，必须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充分挖掘土地的潜力，广耕耘，勤播种，才能使人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黄帝“艺五种”，是指培育“黍、稷、菽、麦、稻”等“五谷”新品种。后来，在以黄帝起家的渭河流域，就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农业专家“弃”，世人尊奉为“后稷”，据说他就是周人的祖先。黄帝时代有许多发明创造，属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有穿井、作杵臼、作弓矢 、服牛乘马、作驾、作舟、指南车等；属于物质生活方面的，有制衣裳、旃冕等；精神文化方面则有作甲子、占日月 、算数、调历、造律吕、笙竽、医药、文字等。当然，这些都不一定是是黄帝本人发明的，但都与黄帝时代的治理有直接的关系。
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井的发明，古人也归功于黄帝。如《世本》说：“黄帝见百物，始穿井。”《易》井卦释文引《周书》云：“黄帝穿井”等等。中国史前农耕聚落分布，每每呈现出沿河川而居的特点。它反映出早期农业在水的利用方面对于河流的依赖。中国的江河水系星罗棋布纵横交错，这为沿河而居的先民们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井的发明，则改变了农业对自然江河的依赖，使得农业生产规模范围空前扩大。同时，人口聚落的地域分布，也可以不受江河的制约而获得扩展。黄帝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了人们摆脱自然以及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能力，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黄帝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确定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从而进一步塑造出了独特的中华文明。据史书的记载，黄帝推算历法，教万民“时播种五谷”；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帝使大挠作甲子，以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以纪时”，这便是沿用至今的中国农历。其中从甲子、乙丑以至癸亥，共六十年为一周期，即道教之六十元辰。
据载，黄帝的发明建树，体现在历数、天文、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纪年、文字、图画、著书、音律、乐器、医药、军事、舟车、弓矢、建筑、衣服、祭祀、婚丧、棺椁、坟墓、祭鼎、祭坛、祠庙、占卜等各个方面。如隶首作数，定度量衡之制；风后衍握奇图，始制阵法；伶伦取谷之竹以作箫管，定五音十二律，合於今日；元妃嫘祖始养蚕以丝制衣服；与岐伯讨论病理，作《黄帝内经》；命“仓颉造字”，具六书之法等等。
《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涘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涘，龙涘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涘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书·禹贡》云：大禹“导岍及岐，至于荆山” 孔颖达疏《地理志》曰：“《禹贡》北条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后汉书·郡国志一·冯翊》刘昭注引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 禹铸鼎於荆山，在冯翊怀德之南，今其下﹝有﹞荆渠也。” 可见，这里的“荆山”，在今天陕西省中部的富平县西南。“岐”即为今天关中渭河流域的岐山县，而“怀德”则为今天富平境内的古县名。
在中国文化里，“鼎”本为煮饭的锅。所谓“民以食为天”，“治大国若烹小鲜”，故而引申为“镇国之器”与“传国之宝”。从黄帝到大禹先后在渭河流域的“华胥古国”铸鼎，都是华夏天下安定大功告成之意。荆山铸鼎，华夏始分九州，此后“九州”亦为中国的代名词。
据说，黄帝时期建立的古国体制，是划野分疆。其中，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设官司职，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三公、三少、四辅、四史、六相、九德等共120个职位管理国家。对各级公职人员提出“六禁重”，“重”是过分的意思，即“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要求大家节简朴素，反对奢靡。道行天下，“修德振兵”，以德立仁，以仁立义，以义立信，以信昭礼。后来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之际，老子在批评“周礼”时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对“克己复礼”的预警，我们刚好可以为黄帝时代的“道行天下”找到正解。
从“盘古开天”，到伏羲“作《易》八卦”，再到神农氏“道法自然”发明农耕技术，再到黄帝推阴阳五行“道行天下”。从“有巢氏教民筑居造房”解决“住房难”、“燧人氏教民取火熟食”解决“食品安全”、“燧人弇兹氏教民织衣”解决“御寒保暖”、“伏羲氏教民结网渔猎”解决“生活改善”、“神农氏教民稼穑”和“尝百草”解决“丰衣足食”与“看病难”，直到黄帝“治五气艺五种”全面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我们都能看到中华文化“大道惟公”与“天人合一”精神的一脉相承，而最后也皆归于一个“公”字，是为有“道”。或许，也只有从这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故事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所谓公道、公德、公理、公平、公正等，为何总离不开一个“公”字？而所谓的大道智慧与勇气，为何总是始于“大公无私”？
我们也都知道，中国私有制奴隶社会的历史，是起始于夏朝的“家天下”。从此，便是老子所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时代。直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的易理大道文化传统即正式被“罢黜”。至于在东汉末年，“道教”从民间兴起，那也仅是易理大道的袅袅余音。尽管“道教”并不能代表易理大道的奥义，但总还是能够给人们以些许精神慰藉和启示。自然，“道教”在形成初期，就被人们称为“黄老道”，即视黄帝与老子同为“道教”的教祖。为了不冲淡本文主题，这些宗教与神仙之事，就无需在此展开了。
如前所述，中华文化由来就“道”文化与“易”文化。离开了“道”与“易”，中华文化即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离开了“公”字，就难言“道”与“易”。所谓“大道惟公”与“天人合一”，轩辕黄帝“顺天应道”和“替天行道”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的启迪和鼓舞！
黄帝生于姬水，亦归葬于沮水边的桥山，这就是今天位于陕西省的黄陵县黄帝陵。桥山山体浑厚，气势雄伟，山下有沮水环绕。山上有八万多棵千年古柏，四季常青，郁郁葱葱。黄帝陵封土高3.6米，周长48米，环冢砌以青砖花墙，陵前有明嘉靖十五年碑刻“桥山龙驭”，意为黄帝“驭龙升天”之处。相传黄帝得道升天，故此陵墓为衣冠冢。1961年，国务院确定黄帝陵为全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一号”，号称“天下第一陵”。
据记载，最早在这里祭祀黄帝，是始于公元前442年。后来汉武帝在此大祭，更是把祭祀黄帝推向了历史的第一个高潮。自唐大历五年（770年）建庙祀典以来，这里也一直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大典的场所。近代，孙中山曾亲自书写祭文。在抗日战争前夕国难当头之际，国共两党在此同祭黄帝，毛主席亲笔题写祭文，蒋介石题词，从而促成了国共合作。这里每年的清明节祭祀黄帝大典，已经成为“中华第一大典”，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同根同源共祭黄帝的象征。
黄帝自永恒，大道自永传，中华自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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