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千秋功过”说夏禹》提到，具有原始大众民主性质的部落联盟议事会制度和“四岳”参议制度，一旦蜕变为官僚权贵的议事行政体制，差不多便等于宣告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一个官僚贵族特权阶层的形成，由此即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这种1%精英民主取代99%大众民主的历史性转折点，便是肇始于虞舜时代。
中国上古时代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进程，从虞舜时代开始，到了夏禹及夏启之际，终于是画上了一个句号。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私有化进程，是发端于虞舜时代。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承前启后主力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就是夏禹。夏禹自虞舜时代开始，最大的功绩并不是水土整治，而是在于建立了“分疆封侯”的朝贡和税赋体系。后来被万世颂扬的“大禹治水”，却原来是为了“咸则三壤成赋”和“各以其职来贡”的最终目的。包括夏禹对唐尧和虞舜的儿子“分疆封侯”以“示不敢专也”，实际上是对“公天下”的最后分赃和利益均沾。
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看明白，当初虞舜创建国家法治体系及官僚体系的经费来源和最终目的。可以说，是夏禹帮助虞舜创建了贡赋体系，才使得这个新创建的法治及官僚体系有了取之不竭的财力支持。最后，虞舜禅让夏禹继位，而夏禹则创建了自己的“家天下”，但同时也让虞舜的子孙世享“分疆封侯”的爵禄。或许，这本身就是事先的分赃默契和利益交换。总之，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私有化进程开端与完成，是虞舜和夏禹联手实现的，这是已经成为事实的古往历史了。
只是我们的困惑却在于，人类历史的公有制社会与私有制社会，同生产力与科技发展阶段究竟有无必然的关系？是发展水平落后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公有制上层建筑，还是发展水平先进的生产力经济基础才会产生公有制社会？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化的二三百万年漫长历程中，为何最后选择了原始共产主义这种社会形态？而当从“有巢氏教民筑居造房”解决“住房难”、“燧人氏教民取火熟食”解决“食品安全”、“燧人弇兹氏教民织衣”解决“御寒保暖”、“伏羲氏教民结网渔猎”解决“生活改善”、“神农氏教民稼穑”和“尝百草”解决“丰衣足食”与“看病难”，直到黄帝“治五气艺五种”全面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这样生产科技水平不断突飞猛进物质产品不断丰富的时候，中国上古社会怎么就发生了自“公天下”到“家天下”的乾坤逆转？
这些，都是上古时代留给我们的谜题。而这些中国人世代口耳相传的故事，也正是给人类世界今天所面临危机困境的冥冥启示！
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是夏朝，也就是从夏禹开始的“夏后国”。而此前，则是氏族公社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那时，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首领的产生与接班，实行以民主推举为基础的“禅让制”。那么，对于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改制，尽管虞舜和夏禹已经做了长期的基础准备，但在“天子”世袭继位这一幕真的破天荒正式上演时，当时天下人究竟是做何反应呢？
据《史记》载：“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这里大意是说，夏禹当初虽然按照“禅让制”的传统，提前选定益为继承人，但由于益辅佐夏禹理政的时间太短，威信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诸侯们都疏远益而听命于夏启。于是，益在主持料理夏禹国丧三年期满后，就按照惯例避居山野以示谦让，而夏启便正式承继天子位。夏启贤能，这也是天下众望之所归。
但与此同时，《史记》也记载道：“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而天子御驾亲征，则必定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决战，也足见当时反抗力量之强大。有扈氏部落亦属姒姓，居于今天陕西省户县一代。启继禹位后，在钧台大宴各地部落首领。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绝出席钧台之会。于是，启便以“恭行天之罚”的名义讨伐有扈氏。为此，启在甘举行战前誓师大会，《尚书·甘誓》对此也记载道：“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启在这里大意是讲，啊！六军的将士们，我要向你们宣告，有扈氏违背天意，轻慢五行大道，藐视国法。因此，上天要剿灭他们。现在，我谨遵天意，来执行对他们的惩罚。我要你们向左杀，你们如果往右跑，就是违抗的命令。我要你们向右杀，你们如果往左跑，也是违抗我的命令。驾战车的兵士，如果你们发挥不好战车的作用，同样是违抗我的命令；如果服从命令，我就会在先祖社稷庙堂前嘉奖你们；如果胆敢违抗命令，我就会把你们斩首处决，或者把你们作为奴隶服役后再杀掉！
这一段杀气腾腾的誓师动员令，堪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军法》。同时，也反映了夏启假借天道公理之名，创建“家天下”私有制王朝的野蛮和专横。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有扈氏被打败，夏启遂将其部族全部为罚作牧奴。中国奴隶制王朝和私有制“家天下”的历史，便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那么，对于从公天下“禅让制”到私天下“世袭制”的这场历史性剧变，究竟是“天下属意焉”还是“大战于甘”的结果？为何即便是同一部《史记》，也会出现这么矛盾的记载呢？或许，治史严谨的司马迁，也便是以此笔法来表示存疑！
关于“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史籍中发现不同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益这个人物很关键。据载，益除了是夏禹按照“禅让制”选定了接班人外，他还是后来统一中国的嬴秦部族的先祖。相传益善于畜牧和狩猎，在虞舜时代就曾助禹治水有功。《早于《史记》的《竹书纪年》，相传为战国时代魏国史官所作。该书记载先秦时期及以前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亦多有不同，但却往往能与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相吻合。而据《竹书纪年》记载，禹死后由禹之子启继位，而益因与启发生争执，帝启六年，被启杀死。《纪年篇》云：“益干启位，启杀之。”就是说，益因干扰启继禹位，所以被启诛杀了。
可见，夏启是通过武力手段，排除异己，镇压和剿灭了天下反抗力量后，才实现了从“禅让制”到“世袭制”的“家天下”王朝创建。还有记载说，大禹死后，启为了承继天子位，启并没有急于清除反对他的人，他认为当前最需要做的是收买人心，以让民众心服口服地拥护自己。于是，为了赢得民心，启便严于律已，除了祭神和祭祖外，他不许演奏音乐来娱乐。他平时过着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还尊老爱幼任用贤能。这样，才过了一年，他的声誉便迅速开始提高了。就是对于启“子承父位”而为天子，人们也逐渐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合理。
或许，当初夏禹先是选定年迈的皋陶为接班人，在皋陶不幸逝世后才又选定益为接班人，这本身就给“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埋下了伏笔。而夏启“一手软一手硬”，作秀扮“贤”和“予则孥戮汝”双管齐下，则更显现出不输乃父的权术机巧。故此，自虞舜时代创建官僚体系之后，夏启也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玩弄政治阴谋的第一人。而一旦当他帝位稳定后，便旋即露出了腐败堕落的真面目。他整日饮酒作乐，歌舞游猎。为了粉饰盛世太平，据说夏启还曾亲自创作了名为《九韶》的大型乐舞。
不久，启便因为荒淫过度而病亡。早在启临死之前，他的“五子”就为争夺帝位继承权而大动干戈。小儿子武观甚至聚众反叛，启不得不命大将彭伯寿带领大军出战，才终于将其征服。在启死后，太康继父位，也是政事不修，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有穷氏的首领后羿乘机夺取了政权，直至后羿被他的大臣寒浞所杀。其间，中康、相即沦为傀儡，中康抑郁而死，相则被寒浞杀死。相之子少康，又名杜康，逃到有虞氏并得到有虞氏的帮助，乘寒浞内部混乱之时，出兵打败了寒浞父子的力量才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便是历史上的“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事件。
到了夏桀之时，更是把这个奴隶制王朝的腐化而又暴虐推向了极致。于是，商部族首领汤率领着方国部落讨伐桀。经鸣条之战，夏朝被推翻，商汤称“王”，始称商朝。此后，周之代商，如商之代夏。清之代明，亦如秦之代周。中国“家天下”的王朝历史，就这样循环演绎了四千多年。《易·革·彖辞》有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革命”，仅指王朝更替而言。相较于“公天下”与“家天下”或“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根本性历史剧变来讲，这样的王朝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都是谈不上“革命性”变化的。即使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直至资本主义社会，也都仅仅只是“私天下”的“换汤不换药”。
自夏启伐有扈氏开始，“私天下”的建立者与维护者，便均是“依天道据法理”来惩治忤逆的。因此，除了凭借军队武力征讨外，法治体系的日渐完备就是大势所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是在氏族公社体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也是以氏族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世袭王权与分封诸侯的宗族关系，同样是按辈分高低和族属亲疏来确定等级地位的。“私有制”与“等级制”，从来就是一对孪生体。而等级礼教和法制，也便由来就是“一手软一手硬”的连环套。从人人平等的“公天下”到人分等级的“私天子”转制过程，实际上就是“枪杆子”暴力强权和“笔杆子”等级礼制教化与法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
夏朝的“天子”是最高统治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下属的军队、官吏和监狱等，便是维系国家政权的支柱。自夏王朝建立之后，为了镇压各地诸侯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就在以往的基础上制定了《禹刑》，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奴隶制法典。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左传》引述《夏书》所称“昏、墨、贼、杀”，是指触犯昏、墨、贼这三种罪过的人要判死刑。据说，夏后槐的“圜土”、商汤被夏桀囚禁的“夏台”，便是夏时的监狱，为中国史书记录最早的监狱。《史记·夏本纪》云，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索引曰：“狱名”。
《尚书·吕刑》称：“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便是指周穆王将夏朝的《赎刑》作为制定周国刑法的参考依据。《唐律疏议·名例律》载，夏刑三千条，郑玄注《周礼》说：“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此外，夏朝除了《禹刑》，还有《政典》及《甘誓》等。
由此可见，夏朝“私天下”而“依天道据法理”的礼法体系，对中国后世各朝各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所谓“大道惟公”，“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关键是在于一个“公”字。所谓公道、公德、公理、公平、公正及公义，原本便是源自于“公天下”的上古遗风。离开了这个“公”字，又何言“天”？何言“道”？何言“理”？何言“义”？此或便是老子“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奥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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