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想先确认一下的是，建立在伊藤鲁迅论基础上的现代性主体的形成过程并非现代所固有的，包括前近代在内，共同体内部的自己这一“个人” 形成过程中被奠定为基础的存在不就是那种现代性的变形吗？对此或许会有人生出疑问，认为这种言论不是另一种现代的“形式化”吗？然而，这里的问题是，绝不是说现代式主体在追认虚妄。不如说可以在普遍的“个人”形成系统中寻找决定现代性个人特征的主体性机能的启示，并探求再次实现现在性苏生的线索。
那么，这里所说的普遍性系统和作为现代性来论证的伊藤所定义的主体形成如何才能加以区别呢？不用说，迄今为止一直延循的大泽的论证中已经预备好了答案，但真正说起来也不过是与第三者审理级别所对应的经验可能领域相异而已。
不，“也不过是”一词委实言重了，实际上，扩大经验可能领域的运动在现代已经具备了，也必须指出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差异吧。换一种说法，可以说伊藤的鲁迅和丸山真男这一主体是建立在某种极其特殊的形成之上的主体。伊藤所把握的，即使存在于假设之上，也是支配着整个空间和全部时间的“超越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伊藤所把握的是全能的神。或者，即使在把鲁迅进行主题化时，也怀着与此相似的超越性。正因为如此，这个主体才被认为从所有中间性权威中解放出来，把世界作为对象进行再度构成，并朝着改革的方向前行。然而，超越性的存在在大泽所说的“第三者审理级别”形成之际，生长于没有一神教传统的中国的鲁迅是如何获得成为契机的某种东西的呢？关于这点，无论是竹内的“鬼”还是伊藤笔下的民众死者，两个鲁迅论都存在着暧昧之处。只是对于鲁迅这点先暂且不论。
然而，从回顾战后思想史的意义上讲，有一个事实必须补充在此。对应着经验可能领域的第三者审理级别作为因时而易的存在，丸山真男与伊藤所定义的能动性主体极其特殊。一般而言，可以认为第三者审理级别在近代之后一直处于国民国家的位置。在明治维新以后的现代化进程中，村落等地域共同体作为经验可能领域逐渐处于下方位置，第三者审理级别所涉及的设想范围被扩大强化成了名为日本的一个现代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柄谷的解释是正确的吧。初看“现代性自我”似乎是脱离于制度性的事物之外，而实际上是与国民国家的制度相互辅助而产生的。直截了当地说，若在战前，那就是作为形象化的“国体”呈现在“天皇”身上吧。需要反复确认的是，这些超越性归根到底正因为是无法定义的、不能解释的、不确定性的存在，所以才能发挥其作用。若做到能够解释，那么，必须置换到高于这个水准的超越性，那就是作为特殊的内部被已经融进经验可能领域。亚太十五年战争的败北意味着“国体”这一超越性存在的崩溃，然而，正如大泽所指出的那样，其空白由美国的自由与民主主义、进而是经济的繁荣来填补了。在对抗“美式价值”的人当中，也有转向到马列主义或基督教的，但只是相对性的少数。那些人也正如伊藤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把第三者审理级别的指示作为被实体化的真理的假象来把握，因而没有成为自由的能动性主体。用伊藤的话来说，没有成为真正的超越性事物（对其进行把握也很困难），换言之，经验可能领域仿佛理所当然地存在于中间性权威之中。而且，如前面介绍的大泽著作所言，七十年代后半以后，由于第三者审理级别在全球化环境中被不断置换，与之对应的经验可能领域开始松弛其扩大的界线，不断被消耗，早已开始失去统括每一个自我的机能。这也表现在失去统括各种人格的第三者审理级别后，多重人格症状作为神经性疾患开始频发多发。由于管理人格的存在才是第三者审理级别，所以，一旦失去它们，那么，人格就会零落四散。那么，在此会附加上什么呢？包括大泽也揭示过（相对于自由的）的几种可能性在内，笔者试图通过考察相关启示来探讨“主体性”的可能性。
首先，把伊藤所提示的“终末论”作为考察对象。伊藤所定义的“终末论”和前面提到的加尔文宗的“预定说”有些许不同。大泽的论点并非最近流行的世界崩溃式的否定性终末论，说到底不过是把以“救济”为前提的肯定性终末论定义在加尔文宗上。那里有两种区别。然而。拙稿前面谈的终末论分为两种指的并不是这两种，而是指世界的终末和意味着个人之灭亡的死这两者。后者可以说是加上了“个”性的限制的、否定性终末论。或者参照伊藤引用的熊野义孝的观点，“所谓终末，不是被预想到这个世界末路穷途的事件，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在根本上是终末性的”（C261）。接着又讲，“人是应该死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因为赋予了绝对局限的这个死，人才作为个体而存在”（C263）。换言之，这是“没有终末的终末论”。进一步讲，这与竹内《鲁迅》所称的“对死的自觉”这一观点也有关联吧。对这点，在大泽看来，这一终末论也是加尔文宗“预定说”的延长，充其量是抢先走到了未来，或许可以定位于令第三者审理级别产生消耗的位置。也就是说，如前面所讲，把“超越了的视点”（终末）派到“追赶不上的视点”（现在）这一点，构成了与超越性的事物不断置换和消耗相同的构造。然而，如果说“超越了的地点”， 就是死亡迫近的灭亡的话，那么，事态不好就会发生逆转吗？按照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在前面还可能存在决定“最后的审判”或“救济”的批判，但想一想并非基督徒的鲁迅呢，他虽然通过肺结核而预知死亡，但对于“直接得知”体制崩溃后的自己的灭亡的他来说，那个假设就不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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