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论文开篇,笔者就介绍了伊藤因患不治之症而开始“回心”的经历。在那段经历中,迫近的死以其决定性的孤独意义朝着普遍性伦理性的意义转变。正如大泽指出的那样,必须注意到,不如说根据教义上的意义被进一步抽象化的“死”难以逃脱第三者审理级别颓废的命运。毋宁说“个”的否定性终末论越是从本能的死亡预感转移到现实的伦理性死亡自觉,越是不得不把身为“被超越了的视点” 的第三者审理级别放在语言思考局限性的位置上。并且它与一般所说的“经验可能领域”有某些不同,不就是错开它被重新确立的吗?或许这就是唯一的可能性吧。然而,即便如此,除了“被告知余生无多”这种特殊情况,自觉意识到迫近而来的“死”在现代或许是一件愈发困难的事吧。
大泽在其著作的最后部分,阐述了几种可能通往“自由”的契机。其中,笔者想关注的,一个是建立在 “我”的偶有性基础之上的、存在于自己内部的“他者性”。换言之,就是成为应称作是作为成捆的社会性反映在自己身上的“社会性萌芽”的“他者”。也就是说, 在 “我”的内部已经有了“他者”的存在。由此,大泽导入了“邻人爱”理论,笔者对此即使没有感到异议,但笔者想考察的却是与此稍有不同的另一个问题。在大泽著作的尾声,有这样一段阐述:“可以这样认识,在普遍性本身的内部包含着否定性。根据那些(暂定性的)‘普遍性’的不同,即使试图努力去统一社会,那么,一定会产生不被包摄在内的、被排除的部分,并且无法避免与那些被排除的部分之间的纠纷” 。这对“多元文化主义”所作的批判,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不管“资本”如何不停地试图把未知的空间和时间编入到已知的范畴,也一定存在不被包摄在内的、被排除的部分,或者说,“资本”在不停地制造着被排除的部分。这也是暗示着与世界不同的“经验可能领域”、至少和通常的领域相错位的存在是可能有的。
最近,有机会听取了在性的问题上属于少数分子的几个人的谈话。所谓少数派,指的就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等。那次谈话的主题是,他/她在公布自己这些性取向之际的内心纠葛,但问题不在于纠葛本身。一个身为男同性恋者的青年内心经历了漫长的思想斗争,但到底还是公布了,他说这是因为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另一个声音促使他这样做的:“一辈子一直这样隐瞒下去,欺骗自己也欺骗他人,这样活着合适吗?”正是这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另一个声音,才启示了某种第三者审理级别吧。正如可以轻易推测的那样,这与常识性的“经验可能领域”所产生的催促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就是成为应称作是作为成捆的社会性反映在自己身上的“社会性萌芽”的“他者”。如果是这样,那么,不能不认为存在于他内里的、促使他进行公布的“内在的他者”在某个过程中可以和位于暂定的第三者审理级别的事物相互置换。暂定的第三者审理级别位于通常的经验可能领域,当然会否定他的性取向吧。由于被否定,他必须经历内在的纠葛。这纠葛正是在此才具有意义。可是,某些时刻,暂定的审理级别退却,认同他并能够促使他公布自己性取向的审理级别会出现。若非如此,他就会陷入自我丧失,促使他进行公布性取向的声音当然也不会产生。也就是说,一般而言,在少数派的自我认识上,暂定性形成的第三者审理级别由于被多数派领域注视,所以通过与它的纠葛而进行置换的“内在的他者”如果不投来认可的视线,那么,自我确认就会陷入危机。在第三者审理级别不断撤退的过程中,对于偏离了“经验可能领域”的自己来说,这就使他设定第三者审理级别的形成与再次形成的机制。这正如竹内《鲁迅》里所描述的鲁迅形象那样。
当然,如大泽所言,这并不要求作为男性性的离心式的“他者”、亦即第三者审理级别一定存在,甚至可以说,他引以为基础的作为向心式的“他者”、 女性性的“他者”是一开始就在“我”的内部存在的“他者”吧。对此,与其说是“女性性的”,笔者更想积极地称之为“母性性的” 。即使第三者审理级别渐趋稀薄并撤退,少数派的主体形成机制也具有其他可能性。为稳妥起见,在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这里所说的少数派并不是指个别的人格,而是指被概念化、抽象化的意义上的“少数派”,就像“消极的自由论者”个别指出的那样,其自我意识以谴责世间歧视行为的方式有时对他者也会采取攻击性态度吧。笔者想指出的是,我们构想的主题,不是探讨共同体社会如何把少数派作为价值观相异的“我”进行接纳,而是思考“我”如何才能拥有作为少数派的感受力、这个机制或者可能性是否存在等问题。事实上,经验可能领域与共同体不可能是完全的必然的相一致的主体吧。人不都是或多或少有些性格异常的、变态的、反常的地方吗?这也是因为,责任和自由得以成立的可能性中的至少一个要素,就是从悖论角度来看恰恰是诞生在那些“异常”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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