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最后还是谈谈鲁迅吧。基于上述观点,重新阅读鲁迅的工程或许应该另外进行,但在此想谈一下鲁迅传记中广为人知的、发生在仙台医专的那件传说般的“幻灯事件”。这似乎是对竹内《鲁迅》提出质疑,据鲁迅自己讲,这个插曲成了鲁迅弃医从文的契机。笔者认为鲁迅这个说法的确缺乏真实性。现在进行讨论的对象是,把这个插曲作为一个“寓言”来详细说明“我”的内部存在着“他者”概念。据大泽所言,纳粹分子实施的大屠杀或者大规模天灾之后的幸存者会不停地背负着“为什么只有我自己活下来”这一精神苦恼。如前面所述,那是因为意识到了死者作为“他者” 存在于自己的内部,是因为在我的内部已经被融进了“他者性”,自己也是死后了的他/她。能否解释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寓言”就是把存在于鲁迅内部的“他者”作为寓意来表达的故事呢。对一个著名的故事没有必要反复讲述,但为了唤起读者的记忆,还是简要概括一下吧——
鲁迅在仙台医专求学时,课堂上使用幻灯,时间充裕时,老师就会播放一些时事新闻图片。正好那是日俄战争期间,老师就在教室里播放了和战争有关的新闻片。“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在这段叙述之后,又讲述了当时的认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也被看作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这是否是传记性事实,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在这里,笔者关注的是在这幅构图中,首先,可以理解为鲁迅意识到或许自己就是被捕获、枪毙的中国人。处刑的场面在鲁迅作品中频繁出现,令人印象深刻。间接描写过处刑场面的,有《药》;直接描写过的,有《阿Q正传》、《复仇(其二)》和《示众》等。而且,面对现实中的处刑和屠杀中的牺牲者,鲁迅的反应也极其敏感,比如,以“三•一八事件”为首,对左联五烈士、瞿秋白的牺牲等,不胜枚举。对此,笔者假定为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具有自己或许就是他/她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已经可以把鲁迅文学作为“赎罪的文学”进行理解了。可是,不仅如此,甚至可以想像恐怕在这部寓言里鲁迅已经陷入一种意识,认为自己也是他所憎恶的、围观的看客之一吧。这种意识就是,不知不觉中,自己或许也成了一个去围观的看客。或许少年时代的“屈辱”经历使鲁迅的“我”中存在的“他者性”极端地偏向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作为当时的中国人来讲,已经形成了大幅度偏离的、异常扩大的“经验可能领域”呢?笔者还想进一步指出的一点只是,在他的内面理应存在形成第三者审理级别的纠葛的故事,那也是把竹内《鲁迅》所讲的“不断的自我形成”、伊藤鲁迅论在无意识中陷入“多重回心”当作思考的启示。在这里,与其指出竹内和伊藤的差异,不如论述他们相互间的共同点更具意义。
这样,不就可以说这部寓言违背了竹内《鲁迅》的主张、这种故事描述决定了作为一个文学家的鲁迅的本质吗?当然,对于那些围观者,由于他们的“我”的内部存在的“他者性”有着极端狭隘的局限,所以,暗自庆幸自已不是被枪毙的他/她的安心和嘲笑的意识恐怕更强吧。这里还留下的一个课题就是鲁迅友人许寿裳所讲的“缺乏爱与诚实”的问题。可以说,鲁迅自己背负着黑暗、并在黑暗中与黑暗抗争这一规定,像解剖自我一样同论敌进行论战的行为,也和上面讲述的鲁迅的内面形成机制相关。然而,在此笔者想指出的是,由于自己内面寄生着他者性的东西,所以,自己也可能是他者。所谓他者,拙稿所留意的是“少数派”这一意识。认真思考一下,鲁迅不才是近代中国依靠强烈的“少数派”意识以“多数派”为论敌进行驳斥的、最顽强的主体吗?
最后,借助中岛隆博对鲁迅小说《祝福》的解释来结束过于冗长的拙稿 。《祝福》讲述了在封建社会秩序中一生不幸、并在苦闷中凄惨死去的祥林嫂的故事。作为故事讲解者的主人公在祥林嫂死后、庆祝新年的爆竹声中,心情会渐渐地安详起来。对这种心情,中岛解释道:“一边被不安与失眠折磨,‘我’一边对已经牺牲的母性处于绝对性忘恩之中。因为这种绝对性忘恩,‘我’的心情会渐渐地安详起来。然而,从根本上支撑着这种幸福的,不就是被抛弃、被遗忘的祥林嫂的‘拥抱’吗?对她来说,那是抱起自己的孩子的拥抱,但那拥抱所抱起的又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在这里,祥林嫂对“我”是作为被向心化的“他者”的女性性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才拥抱某种被普遍性的经验可能领域排除的领域,对所有的“我”给予承认。并且,中岛在其著作结尾处指出,鲁迅在《狂人日记》同样是结尾的地方自言自语般的喊出的“救救孩子”,毋庸置疑,正是最具母性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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