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在我国自古有之，但从鲁迅开始，它被赋予了更多新的涵义，其中之一便是向旧体制与黑暗势力发起挑战。早在《语丝》时期，鲁迅便开始了以杂文为武器进行战斗的人生。其先后创作的杂文竟高达130 多万字，这些杂文被分别收录在《热风》、《坟》、《华盖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花边文学》等杂文集里。在鲁迅的杂文中，呈现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超迈往古的艺术成就”两个特色，并以此开辟出了个性化的社会批评以及文明批评道路，具有鲜明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意识，这无疑使鲁迅杂文成为了近代杂文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明珠。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由于对生存意义与价值缺失的失望，鲁迅并没有因此随波逐流，而是用他犀利的杂文发出了自我突围的呐喊，甚至渐渐把杂文“锻炼成精锐的一击，能以寸铁杀人的匕首和投枪”。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诸多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战斗意识中窥其一斑。本文正是以此为立足点，对鲁迅杂文战斗意识的表现形态以及历史成因进行逐一剖析。
一、鲁迅杂文战斗意识的表现形态
现代杂文这一文体的传播和发展是与鲁迅密不可分的，我们谈到杂文时总会想起鲁迅，而谈到鲁迅时又总会想起杂文。鲁迅的杂文，短篇精悍辛辣、切中要害，长篇论证绵密、剖析深刻，尤其善于运用反讽的写作手法，这使得他的杂文不仅战斗性强，而且具有高度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从鲁迅杂文所选取的题材来看，上至宇宙，下至尘芥，均能够成为他展现战斗意识的对象，且都能够被挖掘出额外的意义与当下的时代性，其所写的虽然是一时一地的事情和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同时，在不同题材之下，鲁迅也能够合理地选择与之相吻合的笔法，通过多样性的表现形式构架起纵横交织的网络利刃。鲁迅用他那独具特色的现代杂文向世人道尽了世间百态和黑暗势力的嘴脸，表达着自己对不合理社会的愤懑和爱憎之情。这些杂文通过鲁迅或勇猛有力或坚韧锋利的语言表现出来，不仅展现了他敢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勇气，而且给当时的民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力量鞭策。也正是在鲁迅的这种执着与坚韧之下，现代杂文最终以辉煌的风姿登上了“高尚的文学楼台”，而整个过程都表现出了鲁迅强烈的战斗意识。具体而言，鲁迅杂文战斗意识的表现形态可以大体归结为三个层面。
鲁迅杂文鲜明地表现出了对旧体制、旧思维的批判意识。鲁迅对积习已久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旧体制、旧思维有着极度的不满，他猛烈地攻击腐朽的传统、陈旧的文明、吃人的礼法。如，在杂文集《热风》中，鲁迅与支持封建思想的“复古派”、“国粹派”进行了不依不饶的斗争; 在杂文集《坟》中，鲁迅又进一步地对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所形成的文化弊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对其业已形成的体制进行了否定; 在《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等杂文集中，鲁迅又系统化地对以明清文化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学术等各个形而上层面上的文化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及其批判……与此同时，鲁迅在对这方面发起挑战的时候，更加关注到了深层次的、被广大民众所忽视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如，在《论“他妈的”》一文中，鲁迅对大众“不离口”的“国骂”现象进行了分析: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依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可见，鲁迅能够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挖掘出不一般的见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力地批判了迂腐、落后的思维。此外，我们还能从其他众多杂文中看到这种揭示旧体制、旧思维对人民群众精神毒害与奴役的事实，深刻地暴露和解剖了当时中华民族的病态心理，凝聚着鲁迅对国人思想健康的思考和对人民解放道路的执着探求，目的是期望国人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改革国民劣根性。
鲁迅杂文有力地体现出了敢与同黑暗势力抗衡的斗争精神。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鲁迅处在动荡不安、混乱不堪又极其黑暗的年代，社会腐败，帝国主义横行，风雨如磐，寒凝大地，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在如此血雨腥风的恶劣环境里，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拿起“杂文”这把利器如实地揭露出了一切罪恶、丑恶及其病根，对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凶残、帝国主义的罪行等都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其杂文笔墨所到之处，令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及一切魑魅魍魉心怯胆寒。如，在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对“五卅运动”以及“三•一八惨案”中迫害中国民众包括进步青年在内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在《而已集》中，鲁迅对大革命失败这一政治背景下所发生的屠戮革命青年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以及《附集》中，鲁迅又大胆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专政并残害中国民众的事实，同时，也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左”倾路线的现象; 另外，针对袁世凯复辟的现象，鲁迅也在他的杂文《〈杀错了人〉异议》中进行了抨击: “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如此一针见血的思想观点，在鲁迅的杂文中尚有许多，而诸如此类的批评无疑将鲁迅的战斗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凸显了民主革命斗争在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右翼合流之后新的任务及意义。
鲁迅杂文真实地反映出了进步文人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文化围剿”的历史内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消极抵抗和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丑恶行径，鲁迅在后期写了《答国际文学社问》、《“友邦惊诧”论》、《文章与题目》等杂文，对其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声讨。鲁迅在这些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战斗意识刺痛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他们对鲁迅展开了刀和笔的“文化围剿”。面对他们的群起而攻，鲁迅抖擞精神披荆斩棘进行韧性的战斗。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到:“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可以说，这两本杂文集凝结了鲁迅坚定的战斗意识，记录了国人觉醒的呐喊，也剥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与伪善。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们将刀斧对准了《且介亭杂文》与《花边文学》，在其书稿上挥刀弄斧，进行大量的删减与更改。对此，鲁迅曾有准确的记载: “《病后杂谈》共五段，待到登出来只剩下第一段了”，“《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么》一文，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而针对他们的这种卑劣伎俩，鲁迅也给予了有力的还击，那就是事后把被官方删割的段落标上黑点或黑杠全文补上，重新发表出来。总之，鲁迅的杂文( 尤其是后期杂文) ，是当时“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在文化战线上的最真实的历史记录，而鲁迅也正是在这种与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成为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二、鲁迅杂文战斗意识的历史成因
杂文是鲁迅一直运用到生命最后关头的斗争武器。从早期的打倒封建体制和传统思维，到中期与黑暗势力的长期鏖战，再到后期与国民党反动派短兵相接、遍地狼烟的反“文化围剿”，可以说，鲁迅用他无坚不摧的杂文为世人书写了一部文化战争史。可以说，鲁迅杂文挖掘根源，深入骨髓，充满了革命主义战斗意识，因而在剖析时代生活之时，极具历史深度。而究其杂文中战斗意识的历史成因，笔者以为与鲁迅杂文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环境因素密不可分。
鲁迅杂文的形成期，时间为1918 年至1925年。在鲁迅从文之初，旧文化、旧道德严重束缚了国人的思想，而民主的自我拯救意识并不突出，于是大部分国人皆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在封建思想的严重侵蚀之下，鲁迅自己也曾坦言中了庄周韩非等人的毒，思想深处潜藏着虚无与颓废的因素，同时也正因中的毒太深，才使鲁迅后来的战斗意识也更为浓烈。鲁迅认为国民应该不断地自我反思，革除封建思想中愚昧落后的因素，在堕落的环境中自我救赎。正是出于对传统积习的深切反思与内省化的自我体验，鲁迅才勇敢而又鲜明地举起了与传统秩序战斗的大纛。鲁迅在三改志愿之后，最终弃医从文，他认为“救人的灵魂要远比救人的肉体更为重要”。由此可见，鲁迅在选择文坛之初便怀有崇高的志向，他要用自己的文章为利器去改造愚弱的国民性，而杂文无疑是利器中的利器。从此，鲁迅开始了向传统积习发起挑战并努力开拓现代杂文领域的艰辛之路。这个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录在《坟》与《热风》中，这些杂文所言之事虽小，但所论问题却极大，主要是结合当时一般的社会现象对我国的旧体制、旧文化在现实社会实践中的表现进行深入的解剖与广泛的批判，而鲁迅杂文的战斗意识便在这种解剖与批判当中初露锋芒。
鲁迅杂文的发展期，时间为1925 年至1928年。1925 年，北洋军阀段褀瑞执政时，下令禁止学生的反帝活动，残酷镇压北京“女师大风潮”，继而在1926 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两百多名请愿群众被政府枪杀在血泊之中。鲁迅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与悲怆，愤然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铮铮之音，以此来警醒国人要永远记住这笔血债，而这铮铮之音也一直是鲁迅战斗精神的真实写照。此后，鲁迅杂文从广泛的社会批判转入了激烈的政治战斗。围绕“五卅事件”、“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鲁迅相继创作了很多杂文，如“听将令”命题以及“打落水狗”等，都是这个时期鲁迅战斗意识的鲜明反映。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录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中。在这一时期，很多人开始把杂文这一文体与鲁迅的名字联系起来，“鲁迅杂文”形成了独立的概念，并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时的鲁迅杂文已经不仅仅是在对一般的社会现象进行剖析，而且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利器。当时的鲁迅深知，那个时代需要这种充满战斗意识的杂文，所以他义无反顾地继续用他犀利的笔发出自我突围的呐喊。
鲁迅杂文的成熟期，时间为1928 年至1936年。从1928 年开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文章出版的种种限制，鲁迅杂文由勇猛有力变为韧性的战斗，他在分析压迫的方式之际，进一步挖掘出了在通常意义上的显性压迫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着隐性压迫的方式，且后者更具有隐匿的特点，压迫性也更强，而广大的民众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奴役的现实。与此同时，鲁迅开始大量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艺理论，更自觉地把自己在思想上的斗争同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渐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931年，“左联”五作家惨遭杀害，之后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却进行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鲁迅在此种背景之下，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姿态，屹立于文艺界，并手执匕首和投枪时刻迎击一切魑魅魍魉。这一时期鲁迅创作了大量的杂文，主要收录在《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集中，这些杂文除了有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抗议和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揭露之外，还有对“第三种人”、“自由人”等的批判，以及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等的斗争。此时，鲁迅已经能熟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况，这使得鲁迅杂文的战斗意识及艺术成就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动之下，达到了巅峰。
毛泽东对鲁迅杂文极为推崇，曾写下《研究他的杂文的战斗方法——读鲁迅〈鲁迅全集〉》的读书笔记，并如此评价鲁迅: “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用他精湛的文学才能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经典的作品; 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用他锋利的杂文为我们留下了敢于与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的战斗精神。和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鲁迅这种大无畏的战斗意识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我们渐行渐远，反而会随着环境的变迁和历史的佐证显得越发的弥足珍贵，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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