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到这种心境之前，伊藤针一直对幸福所应有的状态这个问题而深深苦恼。那个时候的伊藤最爱读的书籍里，有一本卡尔•希尔逖的《幸福论》（卡尔•希尔逖，Carl Hiity，1833-1909。瑞士宗教哲学家，国际法大师。主要著作有《幸福论》、《不眠之夜——360个人生意义的思索》、《书简集》等多部。——本文译者注）。这是在当时广为传阅的一本书，然而，对于伊藤或许具有特别的意义吧，因为其中的一些句子充满了启示。在此，转引一下伊藤的引用以及概论。“‘《圣经》断然拒绝对上帝进行说明’，在某个时期只能无条件地相信并且‘实际上信起来试试’。只是如果要证明《圣经》并非虚假，那么有多得不能再多的证人。‘有勇气的人不妨信起来试试’、‘信仰即行为’”等等（《上帝》146页）。作为参考，这些词句在后面也会被引用。
换言之，这里记述的是伊藤对基督教的“回心”经历。然而，作为讨论的引言，我想指出的一点是，这场经历在伊藤的鲁迅论等方面不仅仅成了他反复强调的“个”的自由能动性主体这一议论的基础，围绕自由与“个”的主体性而构成的示意图和问题的机制等、在上述插曲以及引用中至少已经初步地或者说基本地安排在里面了。也就是说，拙稿执笔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换言之，就是以伊藤的讨论为发端，通过包括竹内好在内的鲁迅论，以为我自己的方式试着顺着战后的日本思想史来对自由与主体进行一下现在性考察。
话虽如此，伊藤虎丸的言论到底是展开讨论的契机，因此还是从整理他的理论开始吧。为了简单展示一下拙稿里频繁出现的引用文献，先将笔者进行研究的伊藤的著作列举如下：
A 《鲁迅与终末论 近代现实主义的形成》龙溪书舍，1975年。
B 《鲁迅与日本人 亚洲的现代与“个”的思想》朝日新闻社，1983年。
C 《近代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汲古书院，2007年。
以下文中如果没有特别标注，那么，所引文献皆以上述英文字母及其页数表示。
二、伊藤鲁迅论与自由的近代主体性形成的过程
正如上面一段文字所述，抛开伊藤向基督教的回心这一转折点不说，可以认为，对于伊藤来说，展示其思想上划时代的转变的，共有两个时刻。一个当然不用说了，是1945年。伊藤“蒙战时教育所赐，曾是一个狂热的爱国少年”（C509），因此，“属于战后才开始了解民主主义这一新的价值观的一代人。实属偶然，也是因为恰与我们的自我形成期相重叠，所以，那时所体验的价值观的转换对于我来说，恰好可以称之为‘回心’。”（A267）。然而，这个“划时代”对于当时的军国少年们来说，是人所共有的、相当一般性的事态，因此，或许谈不上独具个性。若加一句注释的话，那就是在此之前一直希望学习理工专业的伊藤从那时起开始转向了中国文学专业。伊藤本人曾著文说，他那样做，尤其是因为受到了两本书的强烈影响，一本是陶晶孙的《给日本的遗书》 ，由此他领会了“对日本近代精神应存方式的批判”，激发了他“新的亚洲联合的出发点”和“希望向（新）中国学习”的志向（C512•509～510）；另一本，是竹内好的《现代中国论》 。在这本书里收录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何为现代？——日本与中国的状况》。正如大家耳熟能详一般，在这部论文中竹内论述道，现代日本已经有足够的可能接连不断地吸收各种新事物，其文化可以称为“转向文化”、“优等生文化”，因此，无法实现本质上的自我变革；与此相对应的中国，无法发生变化、一直背负着挫败感，也因此不会太固执拘泥于自我，通过挫败感以及对挫败感的抗争，进而创造了新中国这个崭新的自己。换言之，中国的文化乃“回心的文化”。在领会这一论述的同时，通过因为战败而展开的对日本文化进行的总体性反省与再生，在“重振祖国荣光”这一主题下阅读，则十分容易理解。这种现象，不仅是攻读现代中国专业的人，在当时全体学生和知识分子心中，也可以说是一种共同的心绪。并且，尽管伊藤参加了鲁迅研究会，但却没有像丸山升那样去研究鲁迅。伊藤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清初的知识分子朱彝尊，硕士论文写的是与鲁迅对立的创造社的郁达夫论。仅凭这一点来看，就可以根据当时日本全体知识青年的思想趋势来说明伊藤的个性，因此，或许可以说并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谈及鲁迅，伊藤讲，“对我来说他过于伟大了，说实话，真的感觉高不可攀”（A4），“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或者说书写鲁迅论，对我来说，简直过于恐怖，甚至认为他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驾驭的超人”（A39）。可是，怀着那种想法的伊藤之所以在其后作为鲁迅研究者留下重要的足迹，是因为他迎来了上面提及的另外一个划时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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