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曾作过下列记述:“我觉得1969年这一年对我迄今为止的人生来说,是继1945年之后所迎来的第二个分水岭”(A24)。在那之前,“我以为战后的日本由‘天皇之国’变成了‘国民之国’(仅仅这样认为或许还是不错的),以为所谓的民主主义就是少数服从多数(遵从多数的意见),并相信依靠团结即可获得胜利”(C269)。“即使现在‘朋友’虽是少数,但不久一定会取得胜利(姑且不谈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否实现,但至少在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一定会实现)”,并且毋庸置疑地认定“比自己这一代人年轻的一代当然是我们的‘朋友’”,并且这“‘朋友’的数量自然会逐渐增多”。“也就是说,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一直相信‘进步’的存在”(A24)。而颠覆这种认识的,是发生于六十年代后期的日本大学纠纷,以遵从多数意见的民主主义“信念(?)(?原文就是这样——译者注)为首,令人开始全面怀疑的,正是全国大学共同斗争会议”。(C同上)。经历日本大学学生运动时,伊藤分别身在最初的工作地点广岛大学和第二个工作地点和光大学。当然,现在已经不必拘泥于那些个别性事实了。总之,伊藤开始郑重面对(战后)“目睹了‘民主主义’理念与其实际状态之间的背离中所存在的‘伪善的惯常行为’的那些年轻人焦虑的心情”(A25)。
1969年是被称为“愤青”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一年。伊藤一方面对来自学生们的谴责感受到了“正当性”和“共鸣”,但同时,在那些学生的言行中,他也看透了那些“意料之外的权威化”和“不负责任的残酷性”(同上)。由此最终导致了一项“发现”——对理应是被谴责的和进行谴责的双方所追求的“恢复文化的整体性”的“战后民主主义”的挫折与空洞化进行确认,而其原因则在于“其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说是进化主义性的,它决定性地缺乏的乃是终末论性的思考”(请参照A41以及C157)。“终末论性的”这一用语或许有些费解,笔者在后面将马上加以补充。这一发现超越了包括竹内好的《现代中国论》在内的论著,直接引发读者对战前竹内所著的《鲁迅》进行重新阅读。正如下面所要论述的那样,由此,伊藤虎丸把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自己的思想基础以略带一般化的形式为媒介,实现了对竹内所著的《鲁迅》以及鲁迅本人的“相遇”。这场相遇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产生了独特的伊藤鲁迅论;或许正因为如此吧,他甚至这样讲述自身的位置:伊藤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到底不过是竹内的一个追随者,这一标签似乎逃脱不掉吧。即使这样,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A42)。那么,若真如此,笔者想一边参照伊藤对竹内《鲁迅》的解说和解释,一边梳理一下形成了伊藤与竹内《鲁迅》以及与鲁迅本人“相遇”的时机与场所。之所以要梳理一下,是因为下列疑问喷涌而出——伊藤为什么自称是竹内好的“追随者”?他是否具有非“追随者”的部分?如果有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呢?
伊藤重新“发现”竹内所著《鲁迅》,似乎是缘于竹内好的下述言论。由于太长,所以,仅引用一下其中主要部分,大意如下:
“鲁迅文学或许缺乏某种根本性的自觉以及适当的语言,但勉强说来,我主张将鲁迅文学界定在近乎宗教性的原罪意识位置上。我感觉鲁迅的确具有那种难以遏制的意识。正如世间所认为的中国人一般并无二致一样,鲁迅也不具宗教性;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非宗教性。这里所说的‘宗教性’一词有些概念含混,但鲁迅以民族精神的形式所捕捉的事物是非宗教性的,甚至是反宗教性的,然而这种捕捉方式却是宗教性的。”••••••据我的想象,存在于鲁迅思想根基部分的,不就是对于哪个人或物的赎罪心情吗?至于究竟是对于哪个人或物,鲁迅本人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吧。只是在夜深人静时,他会时常与哪个人或物的影子相对而坐,仅此而已(散文诗集《野草》及其他)。那影子显然不是恶魔墨菲斯托(恶魔墨菲斯托,出典于《浮士德》——译者注),或许是近似汉语中的那个“鬼”吧。
“并且我还想象,他一定思考着在其生长过程中的某个时机,正因为必须活着,所以,人才注定要死。这可以说是文学性的‘无上等正觉’,而非宗教性的‘谛念’,而抵达到此处的激情表达方式则是宗教性的。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被说明清楚。•••••••他喜欢用的一个词‘挣扎’所揭示的惨烈凄怆的生活方式,如果不将出于自由意志的死放在一侧的极点上,那么,我将很难理解。”“死衍生着生,而生不过是最终通向死。”“鲁迅文学的根源就是可以称之为‘无’的某种东西。正因为获得那种根本性的自觉才使他成为一个文学家,若无此自觉,那么,民主主义者鲁迅以及爱国者鲁迅的称号也只能是最终极的评价。将鲁迅文学称为赎罪文学,站在这个体系上,我发起了对‘鲁迅传记的传说化’的抗议活动”(以下文中所引用的出典里,将竹内好著的《鲁迅》简称为‘《鲁迅》’,所标注的页数为《竹内好全集》第一卷的页数) 。
相关文章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bu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