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不管是严格意义上的士族还是广义上的士族豪强问题都是相当难缠的，士族豪强或官僚世家威胁中央政权，肢解国家，令社会陷入动乱，四出鱼肉百姓，令其家破人亡 。
2008年08月14日在回答搜搜问问学习晋朝历史中士族问题的疑问时，有网友很通俗地做出了回答。
网友靑回答说：士族出现于东汉时期，作为维护东汉统治的基础开始进入历史舞台。士族并非只有几个历史的豪门大户，士族的身份一旦被确认，无论今后如何，甚至没有任何官职，他们都是士族的一份子。王谢二族在晋以前并不出名，但他们的士族身份是其他士族所认可的，因为士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任何家族(士族)的上台都是会得到其他士族支持的!南北朝后，中央官僚家族政府对士族的政策由拉拢变为打压!因为士族的存在严重威胁中央政权，例如隋炀帝创立科举取士制度，唐太宗重用庶族阶层等等。五代时期对士族打压升级，以朱温为首的统治者开始对士族进行血腥打压，所以五代十国时期，老百姓的生活自然很惨，但士族的生活更惨，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肉体的消亡!
网友左岸回答说：在中国，最宝贵的东西不是财富，而是权力。政治权力在中国是头等宝贵的资源，士族要想控制国家，自然不能以土老财自居，而要极力垄断这个资源，不容他人染指。士族把各种“优美差使”都变成了自己这个寡头阶层独享的禁脔。朝廷的高官显职，被他们尽数扫入囊中。他们形成了一种世袭制度，子子孙孙地占据显要。严格的世袭制是儿子接替父亲的职位，一些古代帝国的封疆大吏就是这么干的。中国的春秋时代也是这种严格的世袭制。晋代还做不到如此彻底的贵族世袭体制。他们搞的是次等的世袭。80年代初中国就搞过类似的制度 ，父亲退休了，就可以把编制当作遗产留给儿子。晋代的士族的福气比后来的工人更好，他们不用退休儿子就可以有编制。职位固然不能世袭，但儿孙却可以顺利进入高层这个小圈子。在晋代，一代代的人衰老死去，高层的官员始终出身于这个世代相传的小圈子。世袭倾向对皇权是个打击。晋朝的皇权衰微，和这种世袭倾向有莫大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考察历史的视野放宽，就会发现，皇帝对这种世袭倾向确实深恶痛绝，打击它们的手段五花八门，有时甚至象荒诞剧里的情节。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在现在的广东有过一个很奇特的政权，叫南汉。它的开国之主叫刘岩……他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想重用的大臣，一律先阉掉。按照南汉规定，考上进士的就要先阉割，再委任官职。此外，没考过进士，但被刘岩器重的官员，也都难逃一刀。……考察一下 刘岩的想法：他为什么会推行这样古怪的一个制度呢?有人说他是爱才若渴，希望能和俊杰之士朝夕相处，所以才阉了他们，方便他们到皇宫串门。这种说法我不能同意。还有一个说法比较 接近情理，刘岩是恐怕这些官员有家庭拖累，容易产生私心杂念，不如一刀阉了，心地无私天地宽，正好全身心的报效朝廷。放到历史长河里看，我们可以把刘岩的做法看成是对世袭制的一 种极端反动。对于古代帝国来说，要象保持长期的集权体制，一个很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付官员的世袭倾向。如果官员可以搞世袭，那么发展下去，官员们的官职就不是来自于皇上，也不是 来自于上级，而是来自爹爹。他们承谁的情?承他们爹的情!他又凭什么要听上司的话，听皇上的话呢?再者，官员一旦世袭化，考核任免都很难执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权力的分散化。这些官员的利益和帝国政府的利益就会渐次脱节。不仅帝国如此，大的社会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中世纪教皇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僧侣们偷偷娶妻生子。这种痛恨可不仅仅是处于宗教上的考虑，觉得屈服于肉欲是可耻的等等。这里牵涉到一些实际利益上的考虑。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如此解释其中的原因“僧侣们一旦结婚之后，他们自然企图将教会的财产传给他们的子嗣 。”这样就必然出现一个世袭的僧侣阶层。那么教皇又如何保持无上权力呢?教皇当然可以规定僧侣的儿子不许接替圣职。但是“设若僧侣已经有了子嗣，他们总不难找到一些非法侵占部分 教会田产的方法”。所以，教皇采用了和刘岩类似的做法，只是没有那么极端。教皇强迫这些教士独身，并和这些教士的肉欲做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并用宗教上的理由做斗争武器。当然，在 刘岩看来，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简单地把他们阉了就行了。世袭倾向和反世袭的斗争在历史上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有过此消彼长的复杂历史。正如在前面所说的，南汉是割世袭尾巴的时代 ，而晋朝则是世袭倾向占据上风的时代。南汉反对世袭倾向的利器是一把劁刀，晋朝士族推动世袭倾向的利器则是九品中正制。(节录)
《士族的兴起与没落》的论文描述了中国士族豪强的兴衰与严重危害，摘录如下：
士族，又称门阀、世家，是在社会上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士族的渊源可以追溯的先秦时期的士阶层。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 。到了春秋时期，士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即“贵族之末，庶民之首” ，位列大夫之下。及至战国，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许多士出身的人，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官爵 ，许多大夫由士升任，“士大夫”一词由此产生。然而，自此之后虽然不断有士位极人臣，却多底蕴不足，不能累世传承，不能称之为士族。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望族。就这样地方豪强士大夫化，士大夫家族化， 从而走向了中古士族之路。东汉末年，士族阶级的雏形已经出现。士族的强盛无疑使得中央政权的权威大大下降，士族阶级与最高统治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
到东晋末期时，士族的势力有了一定程度的衰退，士族制度逐渐走向没落。即便如此，士族阶级的力量依然强大。士族在官场所占比例从建安年29%上升到东晋的80.8%，达到高峰。以后，南朝士族依旧保持过半数的比例。随着北府兵集团的兴起，出现了宋、齐、梁、陈的王朝更替。这四个王朝是由东晋时代不入流的军功家族建立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被寒门取代了士族。实际上，国家政权仍由士族把持，只是不如东晋初期的盛况罢了。出身较低的皇族仍需要依靠盘根错节的士族来统治社会，时势使然。
此后的200年间，任政权更迭、朝代变迁，士族始终是华夏大地强有力的统治者。及至隋唐，五姓七族的荣光仍旧遍洒华夏大地，似乎昭示着士族力量的重新崛起。虽然有当朝统治者的刻 意打压和科举制度的贯彻实行，士族的力量却未曾衰弱。
中晚唐士族比例异常之高，所反映的只是京畿地区的情况，因为藩镇割据以后，地方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地区的实际人事权力不在中央，所以，中央政界多士族是落日余辉的写照。最 终，黄巢起义拉开了唐朝覆亡的序幕，也将士族统治推向了末路。自此以后，虽时有权倾朝野之家族，却再不复魏晋之盛况。
自两汉至宋，近一千年的时间，士族阶级始终占据这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这不禁让我们深思为何士族政治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作为社会形态变迁的产物，士族统治与社会结构有着 紧密的关系。在社会动乱中，一些士族在动乱中衰落，另一批士族却在动乱中崛起，但只要中古社会生产方式和基本形态没有重大转变，士族政治的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正因如此，虽 然时代变迁，最终的权利却始终掌握在士族阶层手中，以维持其统治千百年不曾变化。
从整个华夏历史来看，士族始终以自身利益为核心，欺压寒族，蔑视皇权，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由于士族的存在，皇室的权利得到了极大的削弱，政令不能通达，致使中国只能处于大范围一统、小范围割据的尴尬局面，为王朝的分裂埋下了祸根。同时，为了维持统治，寒族力量被最大程度压迫，使得最广大的人民长期处于蒙昧状态，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同时，为了维持自身奢靡的享受，士族必须从国家和人民身上攫取利益。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使得国力衰弱，民生困顿，以致内部暴乱不断，外部异族虎视眈眈，造成了持续上百年的 大动乱。
由于封建社会对土地的狂热追求，地主豪强阶级始终存在。虽然再无士族统治时期的权势，却依然让中央政府发行政令颇为掣肘，使得国家的实力始终在内部消耗，得不到补充，造成了中古时代后期国家的衰败。
鉴于士族豪强势力的坐大，严重威胁了中央政权，中央政权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对地方豪强大族势力进行严厉的打击，甚至灭族，至血流成河。最明显的例子如：王温舒为河内 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是时郡守尉、诸侯相、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严延年 ，宣帝神爵中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延年至，按高氏得其死罪，更遣吏分考两高，穷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迁河南太守，赐黄金二十斤，豪强脅息。其 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内之，奏可论死，流血数里，河南号为屠伯。(见《汉书·酷吏传》)
然而，可悲的史实表明以皇权之大私严治士族豪强之小私，无论多么残酷，终无济于事。
何以无济于事?古人早已参透，而今辈反而迷茫?可悲。
姜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 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 之。”豪强之小私擅天下之利必失天下，皇权之大私亦擅天下之利也必失天下，以皇权之大私严治士族豪强之小私，无论多么残酷，一样失天下，终无济于事。
《老子》第二十九章曰：“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培或墮。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 泰。”说的是：想据有天下而随意摆布，我预见他不可能得逞。天下是所谓的“神器”，不可以随意摆布。随意摆布的以失败告终，占有的还要失去。因而事物有先而反后的，有缓而反急的 ，有强而反弱的，有成而反败的。所以圣人去除过度，去除奢侈，去除骄恣。皇权之大私与士族豪强之小私均欲取天下而为之，天下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是以皇权之大私严治士族豪强之小私，无论多么残酷，终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去除过度，去除奢侈，去除骄恣。但除了人民大众及站在他们这一边的政治家之外，以私利为根本的官僚们可能吗？是以此题对他们无解。唯一之解——“大众民主”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见光死，故而与他们无缘。
在如今人欲横流的时代，要找一个真心为了百姓的政治家，恐鲜能如愿。即使退而如孟子所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 忧。”“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孟子》)如此知道点民心与事物之道，能称得上是政治家的恐怕也寥寥无几了。而视人民大众为阿斗，视天下为囊中玩物，奢侈骄恣，为所欲为的政治精英则比比皆是，但那结果可不是好玩的——不把历史教训放在眼里，无知无畏，为了个人与家族的荣华富贵而前赴后继的“英雄”多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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