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
到今年的八月十五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胜利的那场伟大的抗日战争，就已经过去整整七十周年了。
当年的那场抗日战争，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参加的全面抗战，只是进行了八年。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抗战，却坚持了整整的十四年。
当年的那场抗战，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惨烈的。而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敌强我弱，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汉奸太多。
早在今年年初，有关部门就决定我国今年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然而在迎接隆重庆祝活动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思。抗日战争期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去叛国投敌当汉奸?是什么样的心理才驱使了这些人去当汉奸?二○一五年七月十三日，《解放军报》就刊登了刘新如所写的《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的这样一篇文章。
《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一文，洋洋洒洒，妙笔生花。对抗战期间的那些著名汉奸，是罗列了甚多并介绍详细。可是虽然是以“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作为该篇文章的主题，但却没有就“汉奸现象”与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专题的论述。尽管在文章中对抗战期间的“汉奸现象”也进行了“汉奸的繁衍，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问题。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专制造就了许多国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传统文化的糟粕，对国人心灵造成极大侵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思想、‘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忍气吞声、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等传统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国难当头时很容易叛国变节”这样心理上、文化上的分析。然而的这种分析和论述不仅太过泛泛，而且也更是仅就现象去解释现象，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起到文化透视的作用。
提到封建君主专制，凡是中国人，马上就会把它与秦始皇联系起来。我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绝大多数人直到现在还都认为就是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秦始皇能够在我国建立起封建君主专制，在于秦始皇统治下的秦国能灭六国、吞八方。秦国能灭六国、吞八方，又完全是由于秦兵在作战时往往是不穿铠甲、赤膊上阵、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仍然还向前追杀着敌人的这种凶猛战法。而这样的战法，只能是来自于秦兵那勇敢的性格。因此秦军和秦国在当时的山东六国看来，就是虎狼之师，就是虎狼之国。虎狼在虎狼看来，彼此不会有什么不同。而只有以牛羊自居者来看虎狼，那虎狼才是虎狼。同是一个种族的人所组成的不同国属的军队，之所以会表现出如此不同的性格，只能是源自于文化的不同。山东六国人的性格中之所以会存在懦弱和奴性，完全是由于中原的道家、儒家和兵家等那种思想文化的专制和利诱。
二战之前，日本军队的专制程度，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而日本军人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勇敢和强悍，在全世界也就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还能与之有一比。因此说封建君主专制造就了许多国人懦弱奴性的性格，实在是南辕北辙。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中原地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这一文化现象，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性格的形成或改变影响最大的，却只有道家、儒家和兵家这三种文化。因此我们中国人性格在战国时期发生了彻底改变的原因，主要就是由于受道家、儒家和兵家文化的不良影响。
道家、儒家和兵家文化给我们中国人性格共同带来的不良影响，首先就是弱。这个弱，就是精神上的弱。而由于精神上的弱且又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进而又演化出了私、虚、愚这样的性格品质。我们中国人精神上的弱，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的影响下，对战争问题所产生的错误认识上。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不接受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而却崇尚墨家和法家思想的秦国的军队，与接受了道家、儒家和兵家思想的东方六国军队相比，也就成了英勇无畏的虎狼之师。而面对秦国的不断侵略与蚕食，与秦国接壤的韩、赵、魏三国的统治者，更是愚蠢到了竟然用割地赂秦的办法来自保。而齐、楚、燕三国的统治者，也同样愚蠢并自私到了都忘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所以从未真心援助过韩、赵、魏三国。等秦国灭了韩、赵、魏三国之后，实力大增，从而又轻松地灭掉了齐、楚、燕三国。
对于战争的取胜之道，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认为，两军交战，“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出自《道德经•第六十九章》)
老子的这段论述，后来演化成了一句成语：哀兵必胜。哀兵，就是哀怨之兵，就是悲愤之兵，就是忍无可忍之兵。而老子所指的哀，就是在被人欺辱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呈现出的那种极其悲愤的精神状态。既然老子认为是哀兵必胜，所以老子同样也会认为如果不是哀兵，那么尽管不一定就会战败，但肯定也没有多少取胜的可能。因此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首先就必须要遭到对方一定程度的欺辱。然而我国历史的演化进程，却好象是和老子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战国后期，齐、楚、燕、韩、赵、魏这六国，轮流遭到了秦国的轮番欺辱。特别是赵国，更是一次就被秦军坑杀了四十万降军。因此不仅残余的赵军都成了哀兵，而且就连所有的赵国人，更是几乎都成了哀民。可是在后来的战争中，赵军不仅没有战胜秦军，反而连整个国家都被秦军给灭亡了。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据说就连圣人孔子都曾经问学于老子，所以老子的思想对后世的中国的影响极大。而受老子这种哀兵必胜理论的影响，后世的中国也就形成了一忍再忍，君子忍人所不能忍这样的认识。因此忍耐，也就成了中国人性格的特征之一。但是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长期的忍受、压抑，必然会导致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消沉、甚至是萎缩。
不只是老子，与老子几乎同时代的孔子对待战争的问题，也同样非常谨慎。当孔子的弟子之路这样问过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时，孔子回答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出自《论语•述而》：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死而无悔，就是人的敢于牺牲和肯于牺牲的精神，就是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作为古代社会的圣人，作为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对敢于并肯于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否定，给我们这个民族性格所带来的伤害，是非常致命的。
老子和孔子，不过就是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因此对于战争的问题认识不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被后人尊为是兵圣的孙子，却不仅也有着这种慎战的思想，而且对战争取胜之道的认识，更是与老子大同小异，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出自《孙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而正是由于形成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种习惯，所以只有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才会“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后世的不少学者都认为，尽管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文化就分裂为了诸子百家文化，但其根源，却皆出自于《易经》。因此，《易经》也就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从道家、儒家和兵家对战争问题所持的几乎相同的认识来看，《易经》是我国传统文化源头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说《易经》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更是至关重要的。
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不少的中国人相信《易经》中的六十四卦能够预测未来，能够预测人的吉凶祸福。而在《易经》需卦“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的这一卦中，就有“敬之，终吉”这样的彖辞。这个解释就是告诉人们，不管闯到你家的这三个人怀有什么样的目的，但只要你对他们恭恭敬敬，那最终的结果对于你来说，都是大吉大利的。
抗战期间，虽然没有公开投敌当汉奸，但却也是举国尽知的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头子，协助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的那个何应钦的表字，就是敬之。而我们中国就是由于受“敬之，终吉”这一思想的长期影响，因此才会产生“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雨过天晴”这样的人生格言。
老子、孔子和孙子尽管号称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军事家，但是对于战争获胜之道的认识，却有着错误的相似，那就是忽略了人的精神因素。战争，特别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军人的敢于牺牲和肯于牺牲的精神，才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要素。人的敢于牺牲并肯于牺牲的精神，只能是自觉迸发出来的，而绝不可能是逼迫出来的。人的敢于牺牲和肯与牺牲的精神，只能是来自于文化的引导。就是由于象老子、孔子和孙子这样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军事家都没有能够认识到人的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所以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就缺少了如何焕发人的精神力量的内容。而也正是因为军人没有敢于牺牲和肯于牺牲的精神，所以我国古代的军队在对外战争中，这才会屡战屡败。
老子、孔子和孙子，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极大。但是老子、孔子和孙子所阐释的思想或主张，却又完全充满了被动、甚至是充满了无奈。因此他们的思想或主张，都是只有治国驭民之术，而没有开疆拓土之略。由于长期受这种文化的熏陶，所以中国人也就逐渐丧失了主动进取的开拓精神，而只剩下了对物质生活的穷凶追求。而儒家文化，就坚决主张人们要尽情地享受生活。特别是孔子，对生活都奢侈到了“割不正，不食”这样的程度。
追求奢侈生活的人，是不可能产生崇高的理想，是不可能去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因此对奢侈生活的追求，也就导致后来在我国又形成了嫌贫爱富的文化。而嫌贫爱富文化的肆虐，以至于在传承着儒家文化的我国汉族中，都形成了“穷在闹事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样的谚语。就是在儒家文化的这种引领下，所以到了西汉王朝的早期，在面对匈奴的不断入侵，堂堂的西汉王朝都不得不靠屈辱的和亲做法以求自保的情况下，《盐铁论》里所记载的那些文学、贤良们为了不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困苦于内”，却还仍然坚决认为没有对匈奴进行武力反击和军事防御的必要。
不管是抗战期间的日本鬼子，还是更为遥远的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清，他们制造汉奸的主要手段，无非就是威逼和利诱。而能与这两种手段相抗拒的，那就只有是我们中国人不怕死和不贪财的这种性格了。当年岳飞在抗击金兵入侵的过程中，就曾经总结出过这两条宝贵的经验。可是在道家、儒家和兵家文化的侵蚀下，我们中国人不怕死的人不多，而不贪财的人却又太少。因此也就造成了不管是抗战期间的日本鬼子，还是更为遥远的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清等，他们在使用出威逼和利诱这两种手段时，往往都非常奏效。因此就是由于我们中国人怕死和贪财的这种性格，所以才会产生那么多的汉奸。而我们中国人这种性格的形成，却又是由道家、儒家和兵家文化所决定的。
如果说由于怕死和贪财的这种性格而导致的投敌叛国当汉奸表现出的是无耻，那么因为儒家文化中的那种孝文化而导致的投敌叛国当汉奸，反映出的则是无奈。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孝而才投敌叛国当了汉奸，也大有人在。杨靖宇所部的第一师师长程斌，不仅很早就加入到了抗日的队伍中，而且斗争坚决，机智勇敢。在受到杨靖宇的提拔而当上了师长之后，程斌指挥所部曾经消灭了大量的日寇，打得日寇是闻风丧胆。因此为了逼降程斌，日寇便把程斌的母亲和哥哥抓来当做人质，以此来对程斌进行要挟。就是为了救自己的母亲和哥哥，于是程斌才投敌叛国当了汉奸。程斌在投敌叛国当汉奸而又为日寇所用之后，却把杨靖宇领导下的抗联第一军，逼入到了绝境。杨靖宇本人，也更是因此而牺牲。
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子欲养而亲不待也”的这种孝文化，导致了我们中国人在自己和父母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妥协或投降。而刘邦就是由于鄙夷儒家文化而敢于要“分一杯羹”，所以这才打败了项羽。
在批孔的毛泽东时代，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凭借着这种性格，中国人民这才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美国野心狼，战胜了苏修新沙皇。而当毛泽东被矮化、丑化、妖魔化之后，当毛泽东思想被虚置了之后，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于是也就又变得不管大使馆被炸，不管飞机被撞，不管外交官被打这样的懦弱不堪，唾面自干了。
在《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这篇文章的第五部分，做了一个“痛定思痛----中国还会再出汉奸吗”这样的设问。而紧随其后，就用“君不见，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继承了汉奸先辈的衣钵，成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经济汉奸’‘政治汉奸’‘网络汉奸’等”这样散文诗般的浪漫文字，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投敌叛国当汉奸，必须要具备两种心理前提，那就是畏敌和羡敌与媚敌。畏敌，就因为对敌人的惧怕。而羡敌与媚敌，只能是出自于嫌贫爱富的那种糟粕文化。
敌人，就是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而又彼此不能相容的人。敌人，往往也被人们称为是对手。而对手，只有在彼此实力不相上下，或是一方有成为另一方对手的潜在实力，才能称其为对手。所以在国家这一层面来说，敌人就是既包括那些目前与自己实力相当且又有利害冲突的国家，也更包括那些既有潜在能力，而未来又极有可能与自己发生根本性冲突的国家。进入到了毛泽东时代的我们中国和美国，就是如此的关系。然而有的人根本就认识不到这些，反而在嫌贫爱富文化的驱使下，却只是看到了“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而“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样的认识，就是典型的羡敌。正是由于有了“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样的羡敌，所以才会出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样的媚敌。“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这种说法，构成了典型的“精神资敌罪”，是汉奸文化的突出表现。所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样的羡敌与“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样的媚敌，就是今天我们中国汉奸产生的文化基础。
毛泽东时代之前有的中国人之所以会当汉奸，那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总是挨打，因此也就导致了一些人的畏敌。所以那时的人当汉奸，还算是有点客观的原因。而在拥有了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两弹一星”的情况下再去当汉奸，那就只能是由于羡敌或媚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却去当汉奸，完全就是因为主观的因素才造成的。
反思、反省历史，对于曾经饱受国苦难和屈辱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由于非常痛苦，以至于有的中国人都不愿去反思、反省历史而却总是偏爱去意淫历史。所以每每回顾历史，不是盛唐，就是强汉。然而盛唐不过就是昙花一现，强汉更早已成了过往云烟。而也正是由于没有对历史进行真正的反思、反省，没有真正地总结经验和接受教训，因此苦难和屈辱的历史，这才会一再重现。
在存在着根本性利害冲突的两个国家之间，能够战胜对方的决定性力量，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而一个国家的国民会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又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是以什么样的文化作为自己的主流文化。一个汉奸文化肆虐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汉奸横生的国家。而一个汉奸横生的国家想要不挨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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