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家喻户晓,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更是作为名篇在当代传颂。但故事的中心要旨是什么呢?不过是信陵君为了挽救赵国,与魏王爱妃勾结,窃取了兵符,私自调兵。当魏国大将拒绝配合后,竟然公然将其斩杀。这是明显的目无法纪行为,非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名扬青史,这反映了列国的社会状况,也是司马迁遭到李陵之祸的根本原因。作为史官,是意识形态的喉舌,如果只从快意恩仇角度解读历史,那么有谁能做替生民立命的大英雄呢?
在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变法,但只有秦国的变法可算深彻,因为秦国的变法真正的加强了中央集权,降低了内部耗损,集中力量发展国家。战国有著名的四公子,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变法的不成功,贵族势力依然庞大,这让国家的力量分散,无法集中国力与秦国抗衡。商鞅与吴起这两位变法名臣的死,清晰地表明了这种反差。商鞅的死是因为新任秦王想要他死,他虽然建立莫大功勋,拥有庞大势力,但当王命下达,他也只能引颈就戮。吴起的死源于他的变法侵犯了楚国贵族的利益。所以楚国的贵族们就堂而皇之的在楚王的葬礼上结果了吴起。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变法的失败。
秦国为什么二世而亡?这在历史上被无数次的讨论。实际上比较一下秦朝、隋朝、元朝的历史我们能够发现,这些王朝统一的标志都在于他们打败了同时存在国家的军队,但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并没有能够实现完全控制。也可以这样说,六国旧地还控制在旧贵族手里;晋朝南渡以后,社会的主导权逐渐归于当地的豪门大族;元朝时,南方则被大地主、大商人掌控。所以,一旦社会发生突变,有了陈胜、吴广的起事,就会应者云集。这也可以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学说来解释。秦朝、隋朝、元朝的首都都在中国北方,而且这几大王朝都进行了庞大的工程或残酷的剥削,这严重损害了帝国边远地区的利益,所以才有亡秦必楚的说法。
再者,秦朝确立了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些莫不是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但却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实际状况。经济、文化的统一有其自身规律,不能只靠一纸诏书就能达成。强行推进,只能损害小民利益,引起大祸。隋炀帝建立的京杭大运河也是如此,在当时是一大壮举,但也是一条利益输送的纽带,当然会遭到南方地方势力的强力抵制了。秦朝确立的政治制度没有经济作支撑,所以一直在磨难中行进。这也是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另一种解释,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脱轨了,每个朝代只能解决一个问题,最终都走到了制度僵化的老路上去了,一旦如此,也就坐等灭亡。
汉初的时候,实行黄老之学,讲究无为而治,不过是一种妥协。实际上汉朝的中央政府确认了地方诸侯国的特权,给予其极大的政治特权。到了汉武帝时代,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对政治形势发展的一种回应。地方经济恢复以后,在中央政府的统摄下,地方诸侯的权力逐渐式微,儒生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势力也就因运而生了,他们成为帝国的中坚。随着经济的发展,儒生逐渐增多,他们要求更多更大的政治经济特权。所以,中国的发展变化也可以是儒教自身的进化。从汉武帝的举孝廉,到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隋朝确立科举,宋朝确立程朱理学,明朝创立心学,概莫能外。从意识形态上讲,孔子的儒家追求的是克己复礼的礼乐文明,而秦朝确立的大一统要求以法治天下,两者的精神内核并不相同,中国越是发展,这种矛盾越是明显。
这种矛盾使得中国的皇帝们重新寻找精神信仰,这也是佛教在中国生根的有利条件。佛教在南北朝时代在中国逐渐显扬,在大唐更是达到顶峰,一度主导了中国的思想界。这种现象当然遭到了正统儒家的激烈反对,所以才有了韩愈、柳宗元领导的文学革命。儒生们并不听话,朋党之祸逐渐生成。中国的儒生们开始了非暴力不合作之路,忠君爱国不再是他们的最高信仰,他们的最高使命转到了天理上。有了天理作掩护,中国的知识分子变得软弱无能,在宋朝迎来经济文化顶峰的同时,也让中华民族陷入最慎重的苦难中。皇帝们崇佛玩不转,又要另想办法了。到了明朝,朱元璋用八股文来和知识分子作对,儒生们就建立心学作为回应,说是知行合一,但也允许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作风,只要能够实现目的就好,这有点西方功利主义的色彩。这使得他们可以和满清政府合作,和日本人合作,中国的大汉奸逐渐增多,黄皮白心现象逐渐增多。明朝皇帝的另一个法宝就是道教,要写青词,希望在道家的系统中重建中国的秩序。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这样的尝试逐渐失败了。
儒教对于中国来说,就如同自由主义对当今西方的意义,虽然不是最好,确是最不坏的。儒家虽然不是现代的,但却是比佛教、道教更为现代的思想传说。古代中国的皇帝们没有更多的思想来源去改造中国,但随着儒家的发展,它对中国的阻碍是显而易见的。《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从不同维度介绍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说明儒家思想的禁锢性,并提出思想解放、改造儒家的命题,但直到现在,儒家在中国的地位依然崇高,儒家还代表了中国。中国要想走向未来,必须进行家庭革命、改造儒家。当然简单的儒释道融合并不可取,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阶段性的方案,最后还得在实践中完成这种文化的革新。这是毛泽东留给我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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