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星堆确实是举世无双的遗址，本可建设成展示和证实中华文明一路领先世界发展而占据世界文明制高点的顶级大博物馆和大证据库，结果却被搞成大迷宫，完全是照搬西方常规考古学和文字学，先入为主地认定“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所造成。近三十多年来，围绕三星堆遗存是否“外星文明”、“域外文明”的争论愈演愈烈的局面警示：这样“见物不见文”的考古 ，是上西方中心论的当，让我们这样自陷争论不休的泥潭中越来越丧失对中华文明的自信。为不再上这个当，本文向世人揭示：
三星堆文明遗存中，文物与文字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的实物证据依文字证据链才能整合成如山铁证直接证实：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羌夏盟族先民，是炎黄子孙中的一支冠军团队，在世界各国青铜文明竞争中蝉联千多年世界冠军！一切“外星文明”、“域外文明”论与“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的自欺欺人之谈，皆可休矣！
一．三星堆文明的来源、起始和族属
据严可均辑录的杨雄《蜀王本纪》和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所载，蜀之方国王，第一位叫蚕丛，“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其目纵，始称王”；“有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尽管此二书分别出于西汉和东晋，且多少包含方术神仙文化内容，但其中所录民间传说的素材则有所本，而且可对证于迄今在岷江上游地区以营盘山为代表的一些遗址出土的实物证据，以致学界公认这些遗址与成都平原以三星堆为代表的一系列古蜀文明遗址都存在著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陈剑 2005，戴竺芯2018，吴晓铃 2019, 朱乃诚 2020）。其实，其中同实物证据同出的也有文字证据来证明，岷江上游地区以羌夏盟族为主体的齐家文化是三星堆文明的直接来源（图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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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山石棺墓地和遗址3000-2000BC （戴竺芯2018,F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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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 2000-1000 BC（F344，三星堆博物馆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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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营盘山与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举例
营盘山遗址和石棺葬墓出土器物上的文字已表明了它们的主人是羌夏盟族人。如石棺墓随葬的典型齐家文化陶器——双耳罐和翻领罐上标明的“Y”形族号（图1.3.1.1-2），就直接证明了它们是古羌人制作和使用的日常用具，也是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常见日用器。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刻有夏族祖传云雷纹的鸟头把勺（图1.3.1.3），在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遗存中作为当地居民的标准日用陶器（图1.3.1.8），也表明三星堆文化居民是来自岷江上游这个羌夏盟族支系的后裔。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出土的封口陶盉，作为普遍出现在包括二里头文化在内的夏文化影响所及众多地区之禹迹的一种典型标志，也是夏族人在蜀地活动留下的遗物。
据三星堆遗址发掘报告（F344），其第一期遗存出土“陶器种类极为单纯……第二期同第一期相比，在文化面貌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二期新出土的器形有……陶盉（图1.3.1.6）、……鸟头形把勺。……第三期器形更趋复杂，形式多样。……本期陶盉略较前期盉身粗大，腰部明显”（图1.3.1.7）。这表明：三星堆遗址距今4500年后的第一期，是当地土著文化遗存；其后距今4100年左右，羌夏盟族的一支才开始移居到这里，其所习用的包括陶盉、鸟头把勺在内的器具才随之作新器型开始出现在成都平原上。该发掘报告还报导：“小平底罐……DaT2(2):15，肩部饰蓝纹，并划“×”形符号”，“陶盉I式，一件（DcT1(2):43，……宽带形鋬上有人字形划纹”，这“×”和人字形划纹，实为古数字“×”和“ ”，正如本章上、下文中所释读的，是羌族分支——氐羌（后世称“姜戎”）族的“×”形族号和夏禹族“ˇ”形族号的倒刻划（就像甲骨文字有时被倒写一样）。这些物证和文字证据直接证明了：三星堆文明是由岷江上游地区生活的羌夏盟族的一个支系移居蜀地，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所创建。
这个迁来蜀地的羌夏盟族的一个支系，上述古籍已载明，其首领作为第一任“蜀侯”是蚕丛，其原居“石室”、“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都与营盘山遗址所发现的以石板作住屋、石棺安葬的习俗相合（F342），表明其所载的这些确为史实。三星堆遗址中的禹迹与诸古籍有关大禹出身的记载相合，也为此作了佐证。《蜀本纪》载：“禹本汶山郡广柔人，生于石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父鲧者，……家居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这里所载的鲧及其子禹者，都是指他们的部族，即羌夏盟族当时在岷江流域的活动中，都有鲧部族及其子部族——禹部族族众的参与。由此留下了这些传说。只有弄清了这些传说中的史实素地，就可明白诸多古籍相关记载并不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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