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马研院：党史党建学科前沿报告(2011—2012年度)

　　党史党建学科前沿报告(2011—2012年度) 上

　　一、党建党史学科建设动态追踪

　　201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时，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两次讲话对推进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具有重大意义。2012年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围绕着深入学习这些重要讲话，党建党史学界从各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在9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进行总结，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党的纯洁性等问题的研究，使本年度的党史党建学科发展呈现出新气象。

　　(一)重要著作简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一九七八——二○一一)》，2011年7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增补和修订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这些文献的出版为党史党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围绕建党90周年，学术界也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是凝聚了几代党史工心血和智慧，历时16年而完成的力作，共计98.8万字。该书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有关重要文献为依据，充分吸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不平凡历程。该书既充分肯定这29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不能因为犯过错误而否定这段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又不回避失误，科学分析犯错误原因，对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时40年主持编纂、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在2011年出版。全书共36册，以展现中华民国(1912年-1949年)的重大历史进程、重要人物活动和大事备览为主体，是整体反映中华民国历史全貌的一部民国通史。该书继承了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以纪、传、编年为主要形式，分为三个部分：《中华民国史》(全16册)，《中华民国大事记》(全12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全8册)。该套书充分占有材料，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评价公允平实，文字力求简练;在基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大大突破了以往民国史研究对于史料利用的不足，对若干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突破，将有力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广东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共同策划出版的大型丛书《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此套丛书由中国国家出版资金资助、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录有关辛亥革命研究著作30种、34分册，总字数近1400万。该文库内容涉及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人、商团和商会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精英文化研究，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关系研究等，以及相关辛亥人物的文集。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作总序，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担任编委会主任，相关领导、专家和学者担任编委会成员的“新时期党的建设科学化书系”(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是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重点资助项目，和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该书系历时三年打造完成，具有较高的学术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是从事党建研究和组织工作重要的参考资料。该书系围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从科学理论、科学制度、科学方法三个方面，分为三辑，共计25种图书。

　　(二)热点聚焦

　　1.《党史》二卷的出版及评价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11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一问世就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党史》第二卷研究的是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因为热点话题较多，特别是关系到对建国后毛泽东的评价，更关注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因此讨论热烈，个别问题更是形成交锋。

　　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普遍肯定《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具有重大积极作用：

　　《党史》第二卷是一部反映建国后前29年党的历史的信史。这部党史基本著作，以大量历史资料为依据，吸收近30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全面记载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实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历史真实，紧紧把握了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等等，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

　　《党史》第二卷为全党、全社会学习1949-1978年党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教材，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党史》第二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权威党史基本著作，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论断为指导，吸收了多年来党史研究的积极成果，以翔实的材料，大大丰富和充实了《历史决议》的内容。这部党史的出版，对于正确认识和了解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史》第二卷针对广大群众所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阐述，可以解疑释惑。《党史》第二卷向社会展示了真实的历史，并把这段历史与当今中国的发展贯通起来。在当前社会上对这段历史众说纷纭，甚至有人否定、歪曲这段历史的情况下，《党史》第二卷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和准确的判断，向社会展示真实的历史，展示对当代中国发展规律的看法，这本身就可以解疑释惑。

　　《党史》第二卷有助于纠正对新中国最初29年的误导和偏见，对丑化领袖人物的现象可以“正本清源”。多年来，境内外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建国后前29年历史的专著和文章。大部分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符合或者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人们有教育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专著和文章，否定和丑化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党的领袖人物，刻意渲染和夸大党的缺点和错误，把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他们使用造谣诽谤、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颠倒是非等种种手段，在群众中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感。《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纠正对新中国最初29年的误导和偏见，起到澄清事实、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作用。

　　《党史》第二卷出版后，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关于“文革”的评价、关于建国后毛泽东的评价、关于华国锋的评价等问题受到舆论界普遍关注。特别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争议和说法。

　　一是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争论。围绕《党史》第二卷公布的“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在互联网上出现了激烈争论。一些自由化分子为此大做文章，认为《党史》第二卷公布的数字证实了他们过去的判断，认为共产党也不得不正视“历史的真实”，共产党“早晚会让步”。一些极“左”的人极力攻击《党史》第二卷，认为是“造谣”，中了“敌人的奸计”。

　　二是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争议。《党史》第二卷遵循的主要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史》第二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决议》的丰富和展开。今年是《决议》通过30年，《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引发了对《决议》的争论。一种看法是：《决议》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对毛泽东的评价是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社会的发展证明，《决议》已经适应不了形势的发展，应该废止《决议》，建议党中央作出新的决议，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认为毛泽东的功过不应该是“三七开”。一种看法认为：《决议》是解决党内若干重大是非问题的决议，不能作为党史编年的提纲;《党史》第二卷按照《决议》拟定的框架，没有反映出建国后前29年成绩是主要的，没有反映出这一时期党史的本质和主流。

　　2.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年

　　2012年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率先在1月召开了“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讨会，后来理论界又召开了各种研讨会，出版了一些回忆性书籍，再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细节，深入探讨了南方谈话在中国改革开放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并联系现实探讨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推动当前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这些研讨会对深化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对推进中国改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同时要看到，由于对南方谈话的理解不同，更重要地是由于对现实问题的判断不同，对南方谈话的思想和意义的理解也出现了不同。有的学者强调要重点挖掘南方谈话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指出要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思想;有的强调南方谈话的改革思想，特别是反“左”思想。这些理解都有道理。同时要说明完整准确南方谈话的必要性，说明不能根据现实需要去裁剪邓小平理论。

　　3.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近现代文艺史和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理论界召开了纪念会和研讨会，其中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全国毛泽东文艺研究会5月15日在北京举办的理论研讨会为代表，深入研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现实意义，驳斥了新时期以来各种对《讲话》的错误观点。理论界的主流看法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科学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的辩证统一，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导和推动了文艺事业蓬勃发展，是推进文艺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纲领，在今天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之际，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大家强调在学习和贯彻《讲话》精神时，要注意几个区别：一是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个别不够科学的提法加以区别;二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同对它的曲解加以区别;三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

　　4.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进一步深化

　　自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个命题以来，引起了学术界对其的高度关注，目前国内学者对党建科学化的研究虽处于起步阶段，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且研究有持续升温之势。2011年来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研究内容主要有：

　　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基本内涵。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规律说，持这种视角的学者注重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科学”层面的理解，把科学等同于客观规律。二是联系说，持这种视角的学者把党的建设科学化视作由各种要素、环节、层面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侧重于从各种要素的有机联系来把握。三是过程说，持这种视角的学者侧重于对党的建设科学化“化”的解读，把“化”理解为一种过程或机制。四是价值说，持这种视角的学者把党的建设科学化视为一种执政理念、价值与原则。五是综合说，有的学者主张对党的建设科学化进行全面的、多维度的考量。

　　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特征。有学者总结概括为：合乎规律性、价值导向性、时间检验性和长期渐进性。有学者提出，主要是规律性、人民性、实践性、整体性、制度性、民主性和创新性。也有学者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科学化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是党的建设不断积累的过程。二是遵循客观规律，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去解释和回答党的领导所面临的重点问题、热点问题，从基本理论、制度体制、方式方法上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三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过程。也有学者认为，党建科学化有着自身鲜明的价值特征，包括内容体系的科学性、目的指向的人民性、继承创新的开放性、政治参与的民主性、实践操作的指导性。

　　关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路径选择。有的学者认为，一方面，对以往党的建设的方法进行系统的总结、归纳，而不是抽象笼统地讲继承。另一方面，积极探索适合新形势需要的新的方法，体现民主发展要求，符合开放性社会特点。也有学者提出，要把党的建设科学化落实到党的自身建设各方面，即通过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实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发挥党员和执政骨干的作用，实现党的组织建设科学化;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实现党内民主建设科学化;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党的作风建设科学化;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实现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还有学者指出，要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部署，认真研究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分析党的建设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因素，抓住影响党建工作成效的关节点，以改革的勇气、创新的精神自觉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等等。

　　虽然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重复研究现象比较严重，二是对一些具体领域的研究理论深度不够，三是研究方法和手段相对单一。今后应加大以下方面的研究：一是加强对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的深度研究，深刻把握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二是应深化学理分析，加强党的建设科学化与党建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与党的建设现代化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入探究。三是拓展理论视野，加强对国外政党在推进政党建设科学化方面经验教训的比较研究，合理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四是应创新研究范式与方法，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二、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2011年以来，学术界围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以及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历程和宝贵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历史启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辛亥革命研究

　　20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年，成为今年中国政界和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围绕辛亥革命的研究和宣传，出现了一大批成果。

　　2011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纪念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也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揭示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源，阐述了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对推进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辛亥革命史研究再次成为2011年学术界的热点。学术界围绕辛亥革命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出版了众多带有总结性、前瞻性的成果，深化了辛亥革命研究，并对百年辛亥革命研究进行了总结。与以往侧重于将辛亥革命作为一个革命运动研究其发生、发展、取得胜利、遭受挫折的过程不同，今天的学者更着眼于整个清末民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对外关系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表现和变化以及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即从侧重单个革命到着眼于整个社会的研究。这也是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提出要以整体史观、长程视野结合历史重大问题来考察辛亥本身及其前后历史的原因。2011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要盘点“三个一百年”，即一百年革命的历史背景、一百年革命历史本身与未来一百年的展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论题为三个：辛亥革命历史记忆史的研究;对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在辛亥革命之后延续与再造的历史反思;辛亥革命性质判定的新一轮讨论。值得重视的是，虽然各位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判定的讨论在总体上仍坚持既有观点，但又都对其中一些观点如“资产阶级革命说”、“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说”、“民主共和革命说”等的理论依据作出了更详细有力的证明，为学界更全面、深入地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估量一场伟大革命的意义，有如观山，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看得清它的轮廓。百年之后看辛亥革命，人们发现其意义确实非同寻常。盘点“三个一百年”、反思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的延续与再造，都是对辛亥革命意义的追寻。任何对历史事件的阐释，都带有阐释者所处时代的印痕，都隐含着阐释者所关心的时代问题。对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关系的讨论，对于辛亥革命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的讨论，对于辛亥革命为何成功很快、代价很小问题的讨论，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将辛亥革命史研究带入了新的境界。

　　在学术会议方面，2011年10月12—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次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为“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参加开幕式的中外学者共有180余人，其中，中国大陆学者约130余人，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学者20人，来自新加坡、日本、韩国、蒙古、澳大利亚、法国、俄罗斯及美国的学者计30人。研讨会分四个小组展开了讨论，分组讨论会历时三天，共有36场之多。与会专家学者对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要问题，辛亥革命涉外问题与国际社会，孙中山先生及其他相关历史人物，中国社会自辛亥革命以来的进步与发展，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学术史研究等专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由于学术资料的丰富，特别是研究视角的创新，在学术观点方面，围绕辛亥革命研究，学术界提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观点。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争论。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把辛亥革命定性为资本主义革命是不正确的”这一认识，有学者认为，不能因为当时孙中山主张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主张由分权制向集权制、多党制向一党制、地方自治向中央集权转变，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把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点也没有贬低其伟大意义的意思，相反，这是很崇高、伟大、光彩的。因为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前，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思想是当时最进步、革命的思想，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而杨天石则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看法未必准确。因为辛亥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最要紧的任务是救亡，而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同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会马上和工人阶级产生矛盾冲突，而孙中山特别讲到，要让中国的工人阶级避免受剥削的痛苦。辛亥革命的性质应是民主共和革命，领导力量是“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1]还有学者认为，各方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基本都是从领导者性质入手，但从政体转型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的一个基本面是共和制和君主制的较量。

　　关于辛亥革命的动力和历史必然性。李文海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骚动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极端感情”或“革命狂热”煽动下的“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2]还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革命运动是原动力，立宪运动是助推手，清末新政是催化剂。同时认为，过多强调立宪运动、清末新政的改良性质和责难革命的破坏作用，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与意义。金冲及认为，过去很长时间，人们对辛亥革命认识不够，讲消极和失败的方面较多，讲历史意义和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较少。现在已经过去一百年，我们自然可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做出更冷静、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勇给予辛亥革命较高评价，认为是参与各方共同努力相互让步的结果，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案例，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4]杨天石认为，辛亥革命为“振兴中华”这篇大文章开了个好头，写好了第一段。李文海认为，辛亥革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赶跑皇帝，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更在于在两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思想作了根本性颠覆。一是曾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被宣布是罪恶和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一个根本颠覆。二是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这是又一个根本颠覆。这两条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至少在法律、观念上得到了认可，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5]

　　关于辛亥革命的遗产。章开沅认为，应该正确对待辛亥革命遗产中的正面和负面因素，不可只讲一面，回避另一面，还应努力讲够讲透。例如，“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之类话语就存在讲够但未讲透的问题。同时，他还主张放大眼界，将海峡两岸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民主进程，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真知灼见。[6]姜义华认为，辛亥革命在形式上打破了王朝体系，但贯穿于王朝体系运行中的各项基本原则，并没有随之湮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活，这是一份不可回避的历史遗产。诸如，大一统国家体系之类的基本原则，我们应将其与现代化紧密结合，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紧密结合，方能继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7]民间学者傅国涌认为，辛亥革命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尽量避免走弯路，少付出一些沉重代价，以节制、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新路，建立起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既富足又有尊严的制度。[8]

　　关于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有学者认为，以辛亥革命为分水岭，之前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主要是接受、理解外来的现代化理念，以此颠覆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因素，而革命后自然转变为更多考虑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条件，规划符合中国革命自身需要的现实方案。吴剑杰认为，混乱和无序是大变革的常态。但无序也是一种序，并且是走向新的有序的必经阶段。民国即使变成一块空招牌，但有与没有也不大一样，因为民主共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想要砸掉这块招牌的人无一例外都身败名裂。辛亥革命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后来孙中山发动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都是在不同时代条件下以不同方式延续和推进这一进程。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辛亥革命带给人们社会生活、价值理念以及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进步，都是现代化因素的不断积累。关于辛亥革命是否促进了经济现代化，有学者认为，将转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功劳算到辛亥革命头上不太恰当，辛亥革命的突出之处只是在于政府比较彻底地放弃了对经济的干预，使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得以延续、加强。有学者通过分析1895—1926年宏观经济数据，则认为辛亥革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实业经济的发展，同时推动了教育的进步，并认为辛亥革命振兴实业、教育革新的理念对未来中国产生了积极导向作用。

　　关于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重构了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开始了根除封建专制主义消极影响的进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预演和必要过渡阶段。关于辛亥革命后为什么民主政治没能实行的问题，许耀桐认为，关键在于在工业化浪潮下，当时中国的执政者或者执政党没有进行民主实践的意愿和决心，以及作为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经济市场化也较为欠缺。[9]王先明认为，无论从革命主体还是从革命话语而言，辛亥革命都是20世纪的革命之源。孙中山“不断革命”的遗嘱成为一种历史正当性的标志。但民国之后，革命话语日渐“普泛化”，其真实本义却常常被淡化或者异化。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发生前后，人们所接受的“共和”观念远非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对“共和”词义理解的含混与类型化，使国人较为广泛地将其与民主等同，与革命相连，视立宪法、开议会为标志。在革命的各个阶段，这些理解起到了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高瑞泉认为，辛亥革命第一次在国家根本大法层面上肯定了“平等”的价值，并承诺将其转变为社会政治法律方面的制度安排。但孙中山主张机会平等，反对实质平等或结果平等，其经济平等的诉求远比政治平等的要求激进，同时主张依赖“全能政府”来实现平等。[10]

　　关于孙中山思想的价值。林家有认为，对于孙中山的评价不应仅停留在革命先行者的层面，真实的孙中山还是中国近代化事业建设的先驱。刘学照认为，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第一位具有“百年发展思想”、提出全面建设现代中国方略的革命家，也是中国第一位自觉出于历史实践需要用现代科学思想重新诠释传统知行话语的思想家。今日重新解读其“行易知难”说，应该据历史、凭事实，重新焕发其“学问革命”的历史本义与尚理想、重实行的人文主义精神。宋志明认为，孙中山以现代视角和开放心态看待并转化传统，使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预见到了儒学的现代价值，在厘清儒学范畴、构想现代儒者人格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对于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具有前导和先驱的作用。[11]章开沅认为，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很难解决当前社会的深层次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有启发作用。他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发人深省。当前，“全球地方关系”或“全球地方化”等理念,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12]

　　关于孙中山思想的内在矛盾。张海鹏认为，孙中山思想的内在矛盾已为学术界注意，其民生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就较为明显。例如，呼唤社会主义，又极力预防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却又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极力反对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有时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但有时又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放在民生主义之内;同情劳工阶级，但又反对无产阶级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从世界观角度看，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确有同唯物史观相抗衡的一面，但在现实政治中，又与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有相亲近的一面。[13]

　　关于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金冲及认为，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创造了适宜的社会条件。同时，辛亥革命没有明确科学的革命纲领，没有充分地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核心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建立起来也正是吸取了辛亥革命的教训。[14]李文海认为，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梦想的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同时，辛亥革命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15]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中国社会既前进又更加混乱了，人民开始觉醒但生活又未得到根本改善，所以才出现了辛亥革命爆发十年后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象。这是辛亥革命后特殊的历史环境给予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历史契机。

　　针对近些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现的一些不正确观点，为了引导学术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和评价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两次专访，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研究员和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研究员，在第9期和第10期分别以《实事求是地评价和研究辛亥革命》、《把辛亥革命开辟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进行到底》为题予以发表。两次长篇访谈，驳斥了那种认为辛亥革命爆发是偶然的、辛亥革命是妥协的产物、辛亥革命搞糟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者等错误观点，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阶级分析法，才能还原辛亥革命的本来历史面目，正确评价辛亥革命。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年中，各种媒体在传播辛亥革命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历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认为，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电视台拍摄的41集电视剧《辛亥革命》是最好的一部。这部电视剧真正抓住了中国近代无数志士仁人，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惜牺牲一切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应该说是紧紧抓住了中华魂。 [16]

　　学术界围绕纪念辛亥革命100年，取得了一系列带有总结性的成果，大量资料被整理出版，研究视野更开阔，结论更加平实，逐步还原辛亥革命的历史面貌。同时，也应该看到，辛亥革命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苗头，研究更加碎化，缺乏宏观的整体性的研究。一些成果貌似新，实际上是炒现饭，为求新而求新，存在哗众取宠之嫌。如何推进辛亥革命研究，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前提下，像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提出的，纪念辛亥革命要看三个“一百年”，即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和未来的一百年。他认为，“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17]

　　参考文献

　　[1] 杨天石：《“共和知识分子”领导了辛亥革命》，《文汇报》2011年10月10日。

　　[2]李文海：《辛亥百年的历史思考》，《人民日报》2011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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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李文海：《辛亥百年的历史思考》，《人民日报》2011年9月20日。

　　[6]章开沅：《反思与纪念：辛亥要谈三个一百年》，《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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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傅国涌：《百年辛亥，我们往哪里去?》，《辛亥革命网》201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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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王为衡：《建党90周年、辛亥百年研究之新论》，《北京日报》2011年12月27日。

　　[11]王为衡：《建党90周年、辛亥百年研究之新论》，《北京日报》2011年12月27日。

　　[12]章开沅：《反思与纪念：辛亥要谈三个一百年》，《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13]李义天 、冯雷：《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的复兴之路——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教授访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

　　[14]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党的文献》2011年第4期。

　　[15]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光明日报》2011年9月19日。

　　[16]金冲及：《〈辛亥革命〉是一部体现中华魂的好作品》，《今晚报》2011年10月10日。

　　[17]章开沅：《反思与纪念：辛亥要谈三个一百年》，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执笔：陈志刚、龚云、戴立兴撰写初稿，金民卿做了补充、修改和完善。)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党史研究学科

　　(二)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经验总结

　　201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办了纪念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地总结了党的90年历史，总结了党的经验和成就。胡锦涛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9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90年取得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胡锦涛强调，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为此，必须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是中共党史研究和党建研究的重大成果，为中共党史研究和党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围绕着评价中国共产党在90年中的历史作用、地位、进程，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总结历史的宝贵经验，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1.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领导作用

　　沙健孙分析指出，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现代化这样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只有能够把这两项历史任务自觉地担当起来并带领人民为此而进行胜利斗争的政治力量，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合格的领导者。党的这种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带领人民为独立和富强进行的长期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检验、比较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沙健孙总结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进行胜利的斗争，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二是因为先进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人民的斗争指明方向。三是因为其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四是因为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从而经受了各种考验，使自己所领导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1]

　　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不是自封的，是人民群众选择的结果，是历史选择的结果。90年来，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依靠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人民是真正的英雄。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2.关于中国共产党在90 年的奋斗历程所取得的丰功伟绩

　　对中国共产党9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学术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高度评价。赵曜以“两次革命”、“两次飞跃”来概括。第一次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革命是改革开放。第一次理论飞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陈述则更为具体地指出，有六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其一，建立新中国，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其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其三，创新中华文明，形成了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为特征的中华新文明;其四，开辟“中国道路”，即举世瞩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其五，创立了植根于中华文明、立足于中国国情、适应于人类发展规律的新型国家;其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新的伟大工程，锻造了中国特色的新型执政党。[3]

　　也有学者围绕着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的重大贡献进行探索和概括。朱佳木在接受《学习时报》的采访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懈探索发展道路、构建基本制度、营造内外环境以及加强自身建设，使中华民族拥有了有利于伟大复兴的基本条件：一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是中华民族复兴最可靠的途径。二是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法制保障。三是开展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系列社会稳定工作。四是培育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民族精神和社会风气。五是坚持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不间断的执政党自身建设。党通过整风、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活动等一系列措施，经受住了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考验。六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相对安全和宽松的外部条件。[4]

　　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原因，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谢春涛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四个方面：一是执政后一直领导中国人民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致力于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法成为全党的统一意志，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支持。二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三是把改革、发展与稳定结合起来。四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始终把惩治与预防腐败置于关乎党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5]金民卿特别强调，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没有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些胜利都是不可能的。[6]

　　总体来说，对中国共产党90年辉煌成就，学者们更加注重从整体的角度来评价，这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一些学者比较重视改革开放的成就、贬抑建国后30年探索的成就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毋庸置疑，历史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中国共产党90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持续奋斗的结果。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早在90年前就已经确定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在建国后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奠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六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关于中国共产党90年的宝贵经验和启示

　　90年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科学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赵曜归纳了六条：一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三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制定了指导各项工作的基本路线;四是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五是有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六是始终坚持群众路线。

　　欧阳淞则认为，中国共产党的90 年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也蕴含着十分丰富而又弥足珍贵的启示。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提供强大思想保证。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领导人民不断开创通往美好未来的康庄大道。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中汲取推动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7]

　　也有学者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角度总结了党的经验。如文宏把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经验概括为四个方面:善于将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代背景相结合，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通过提升执政绩效赢得民众拥护;不断扩充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确保拥有广泛的组织力量支撑;强化党的自身制度建设，不断摸索和开发体制内合法资源。[8]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辉煌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总结，而且不但要总结成功的经验，还需要研究失误和挫折的教训，以资借鉴。无疑，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的成就的因果联系，以及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上，学者们基本上达成了肯定性共识，但是在进一步理解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在如何推进改革开放，在哪个方向使改革取得新突破，按照什么顺序推进改革开放等问题上，则还存在争论、分歧，还需要加以深入的探讨。

　　4.关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中的曲折和失误

　　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历史是复杂的、曲折的。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伟大实践中，无论是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都犯过不少错误，甚至犯过几次严重的、长时间的、全局性的错误;她所领导的斗争也经历过许多的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的失败。如何正确看待这90年曲折的历史。

　　沙健孙指出，在党的历史上，错误和挫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并不是它的本质和主流、主题和主线。中国共产党不但善于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而且也善于从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中国人民并没有因为中国共产党也可能犯错误而与它疏离。即使在党犯错误的时候，由于它的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把它看作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仍然对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与它同心同德、共渡难关。[9]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特别强调，90年来，我们大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强调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不能否定新中国前29年的显著成就，正是这个成就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前29年，有正确，有失误，经历了一些挫折甚至是严重失误，这也是事实。要客观地分析前29年的成绩和失误，尊重事实，不带偏见。要正确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当时许多失误造成的损失令人痛心，但那时在探索中付出的代价，有的是难以避免的。回顾历史是为了汲取经验教训，把握规律，把后来的事情办好。绝不能以回顾历史为名，歪曲党的历史，玷污党的领袖，否认党的领导。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全面正确地评价历史，不能情绪化。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得出客观、公正、全面的结论。[10]朱佳木也指出，国史研究者在研究国史经验时应当注意掌握几个基本方法。第一，既要研究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验，又要把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联系起来研究。第二，既要研究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历史经验，又要从宏观层面对历史经验作综合的研究。第三，既要研究新中国历史中的成功经验，又要注意对失误和挫折的经验进行研究。第四，既要用今天的眼光研究新中国历史的经验，又要把经验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研究。[11]

　　历史前进的道路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蜿蜒曲折的。每个时代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也都有其时代的局限。中国共产党的90年，虽然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挫折和失误，但成就是主要的，是主流。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三)党的建设90年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也是一个老党。长期以来，我们党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行艰辛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认真总结和用好党加强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并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党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为纪念建党90周年，围绕党的建设经验，一些领导、专家和学者撰写了大量总结文章。

　　关于党取得成功的经验，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90年来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伟业，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12]石仲泉认为党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党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先进性，党具有着重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性，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性，党具有善于学习、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创造性，党具有既善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的对人民、对民族的高度负责性和党具有广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博大包容性。”[13]柳建辉教授则认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国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是总结党的成功实践得出的一条根本经验;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总结党的成功实践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始终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是总结党的成功实践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是总结党的成功实践得出的一条主要经验。[14]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90年来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建设的目标、主线和总体布局，坚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其他各方面建设之中，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突出重点、统筹推进，成为大家研讨交流中对90年党的建设主要经验的共识。”[15]在由中央党校、全国党建研究会和重庆市委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党建专家学者从党的领导地位、理想信念、群众路线、基层党建、反腐倡廉等方面对党的建设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16]中国社科院李伟研究员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风雨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党的建设经验，主要有四方面：坚持一个鲜明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纲;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重视思想教育;贯彻民主集中制。这四点历史经验，对于新的历史时期的党的建设，有着更为直接的意义。[17]吴向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开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在党的建设方面体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科学性与价值性辩证统一等四个主要特征。[18]

　　关于党的建设“主线”的经验的研究得到加强。一是，论述了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以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党的建设主线，不仅为党的历史方位、历史使命和新的环境所决定，也更有益于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明确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性问题，能够体现思想理论建设、理想信念教育和宗旨意识培育在党的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并具有在党建实际工作中坚持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推进组织、队伍和人才建设的导向作用和按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做好党的建设实际工作的重要启示作用。[19]先进性建设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执政能力建设是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求与具体体现。“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同为党的建设的‘主线’，两者之间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缺一不可。”[20]二是，论述了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有学者在分析科学发展观与执政能力建设之间关系时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的深层次升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实践要求;科学发展观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个有机的统一。因此，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在执政理论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必须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不断强化为民服务的意识;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并把它看做是取得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必须在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同时，还要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1]三是，论述了先进性建设的经验。学者普遍认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必须紧紧结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使命任务，必须不断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必须把党员的先进性建设作为基础工程抓实抓好。姚桓教授认为我们党保持了先进性的经验是：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以思想理论建设引领各方面建设，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特殊条件下建设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问题;把阶级性、先进性与代表性、群众性结合起来，把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同扩大群众基础统一起来，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最先进的政治力量;把发展党的先进性与回答时代挑战紧密结合起来，在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党的先进性。[22]

　　关于党的“五个方面”建设的经验的研究全面深化。

　　——在思想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作了系统论述，他深刻概括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贡献，总结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与时俱进的深刻启示，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一定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一定要以宽广的眼光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一定要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不断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23]

　　——在组织建设方面，李源潮同志提出，我们党组织工作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是：必须以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组织工作的正确方向;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推进组织工作，在服务大局中体现组织工作价值;必须把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让全党满意、让人民满意;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组织工作改革创新;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组织工作各个方面，努力提高组织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水平。[24]

　　——在作风建设方面，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尚文认为，90年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必须从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重视和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以科学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推进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以密切党群关系为核心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教育和制度相结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作风建设全过程。[25]有学者认为，作风建设的核心是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党的历程中，我们党始终把党群关系建设作为政党建设目标的重要构成，并矢志不渝;始终把党群关系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整体布局的灵魂内容，作为联结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枢纽;始终把党群关系建设作为检验党的建设水平和成效的最具价值的核心指标，作为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26]在“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上，刘云山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懈奋斗的实践历程和宝贵经验，阐述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强调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求我们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切实打牢做好群众工作的思想基础;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深入贯彻群众路线，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事业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改进创新方式方法，努力增强群众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有效提高群众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水平。[27]

　　——在制度建设方面，李锡炎教授认为，90年来党在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上把民主与集中的主从关系提升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他认为，在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上把民主与集中的主从关系提升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民主集中制的定位上从狭义的组织制度提高到党的根本制度，对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新的基本要求;在民主集中制的建设上把理论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规范，推进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具体化;推进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实现了飞跃发展。[28]

　　——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在新时期党建工作的“五位一体”格局中，反腐倡廉建设处于基础性的关键地位。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仍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要不断深化对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学化水平。[29]中央纪委邵景均研究员认为，90年的经验主要有，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始终坚持依靠人民，标本兼治反腐败;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灵活制定反腐败方针政策;始终坚持边实践边总结，注重以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导反腐败斗争实践。[30]这些重要思想，有效地推进了反腐倡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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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李传柱：《回顾光辉历程，总结宝贵经验，推进伟大工程——“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党建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重庆)”综述》，《求是》2011年第13期。

　　[17]李伟：《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18]吴向伟：《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几个特征》，《理论探索》2012 年第3 期。

　　[19]高建生：《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主线的首要要求》，《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 年第3 期。

　　[20]刘长江：《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建设的关系》，载《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21]闫成俭：《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的执政能力建设思路与经验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22]姚桓：《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组织人事报》2011 年07 月01日。

　　[23]习近平：《中国共产党90年来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及历史启示》，《党建研究》2011年第7期。

　　[24]李源潮：《90年来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成就与经验》，《学习时报》2011年07月04日。

　　[25]尚文：全国党建研究会《党建研究通讯》2011年第3期。

　　[26]周知民：《党群关系建设：中国共产党 90 年发展的核心能力》，《长白学刊》2011年第3期。

　　[27]刘云山：《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求是》2011年第24期。

　　[28]李锡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理论的重大贡献》，《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29]党延文：《总结成就经验，推进党的建设》，《人民日报》2011年09月17日07版。

　　[30]邵景均：《中国共产党90年反腐败的基本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第3期。

　　(执笔：陈志刚、龚云、戴立兴撰写初稿，金民卿做了补充、修改和完善。)

　　三、存在的问题与学科展望

　　总体来看，由于适逢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2011年学术界围绕着党建党史以及辛亥革命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持续的研讨，一些重要文献、大部头著作、丛书争先恐后献礼，期刊杂志也纷纷设立专栏加以讨论，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纷至沓来，党史党建学科和党史宣传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十二五”党史学科发展开了好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就党史研究来说，也存在几点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

　　第一，“两热两冷”：“体制内热、体制外冷”，“党务干部热、党员群众冷”。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是2011年的热点话题。但要看到，关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主要是体制内，而体制外的广大群众，包括学术界，兴趣不是很大。因为从上到下各级部门都把纪念建党90周年作为2011年的重大政治任务，所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体制内的干部和学者，给予了高度关注。普通百姓却并没有多大热情和兴趣，相形之下冷清许多。这与建党70年时相比，形成鲜明的对比。学术界除了党史学界，关注点主要在辛亥革命100年。体制内关注纪念建党90周年的主要是各级党务部门和党务干部，广大普通党员对自己的政党过90华诞表现出不应有的冷漠。虽然六部门发文要求学习《党史》第二卷，号召得多，落实得不够，党员的积极性、热情度不高。

　　第二，热衷于对党的历史上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和敏感事件的研究。党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的90年。在纪念建党90周年时，如何落实中央领导关于深化“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研究，应该成为党史学界的重要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党的伟大，增强对党的认同度，回应社会上对党的一些错误认识。对党的历史上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和敏感事件的研究，是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但面对党的丰富历史，许多重大的事件和重要问题迫切需要研究，一味将精力关注在党的历史上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和敏感事件，作所谓的“翻案”文章，视为学术“创新”，制造一些轰动效应，忽视政治后果，无疑偏离了党史研究的主要方向，无法更好地总结党的经验，存在哗众取宠之嫌。

　　第三，热衷于对党的历史的微观研究，回避对党的历史的重大问题的宏观研究。毋庸讳言，目前党史学界对党史研究的内容更丰富了。随着各类文献资料的出版，特别是各类回忆录的出版，对党史的细节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可以丰富对党史的认识。但一些党史学者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沉迷于对党史上细节问题的研究，回避所谓“宏大叙事”，并且用一些细节去颠覆所谓的“传统”观点，当作“创新”，视为学术研究新进展。这类研究导致了党史研究的碎片化，使人们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错误认识。这类研究，虽然有一定学术价值，却忽视了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应该看到，当前从事党史研究的主要是体制内的各类党史工。党史研究不能仅从个人兴趣出发，更不能从所谓小集团利益出发，应该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服务中心、围绕大局”，服务于党的事业，有助于推进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研究细节是必要的，但应该围绕一些重大的问题去进行细节研究，更应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党的事业的重大问题研究，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四，忽视用阶级分析法去分析国共之争。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采取了冷漠乃至否定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报以冷热嘲讽的态度。因为现实中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对历史上国共之争就不愿用阶级分析法去分析，视过去的党史史观是“土匪史观”，认为建国前的国共之争是“兄弟之争”，没有是非，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这种做法忽视了国共两党的阶级本质的差异，将会使民众产生错误的认识，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也无助于国共进行新的合作。

　　党史学科在中国是一门重要的学科，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需要各方面高度重视。党史学界应该以中央关于党史工作的最新精神为指导，提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水平，充分占有历史资料，拿出科学性强、社会效益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成果，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增强群众对党的认同度，提高党的国际形象服务。

　　就党建研究来说，为了庆祝建党90周年，学术界在2011年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围绕党的建设科学化、创先争优等问题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创先争优活动的实践总结多，理论提升少;二是对党建科学化研究简单套用新名词多，理论框架、观点创新少;三是对90年党建经验从单个方面建设总结的多，上升到总体性、规律性认识的少。比如，每个时期都有独特的党的建设特点，都有独特的党的建设经验，应当深入挖掘我们党关于革命时期、关于执政时期党的建设的经验。同时，要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那样，将90年党的建设规律、经验高度概括为几条来研究。

　　2012年，要倍加珍惜和自觉运用党90年的经验，从中汲取营养、智慧和力量，努力把党的建设继续推向前进。第一，紧紧围绕迎接党的十八大和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开展研究和宣传活动。第二，着重研究新形势下执政党建设重大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化认识。比如，开展好新形势下防止和消除“四个危险”研究、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研究、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与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研究以及党的建设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研究、创先争优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等等。第三，努力探索党的建设规律，对党的建设科学化重大命题要有新认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一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深入研究这个重大命题，认真落实这项重大任务。第四，积极借鉴国外政党的经验教训，扩展党建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在党的建设方法上，一些政党在自身管理和活动中运用网络信息技术越来越普遍，运用“媒体公关”来增进党的亲和力和号召力;在健全党内管理制度上，一些政党着力完善党内决策机制和程序，利用新媒体完善舆论监督机制等，都值得我们借鉴。

　　四、中国社科院“党史党建”学科2011年来研究情况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史党建学科，是中国社科院重点建设的学科之一，学科建设依托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党史党建研究室展开，现有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2人，同时邀请一些相关专家作为学科建设的支持力量。鉴于学科成立时间较晚但研究内容十分重要的特点，该学科把党的基本理论建设、基层组织建设、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作为研究重点，力求形成比较优势和自身特色。

　　(一)2011年来的主要工作

　　1.学术活动

　　2011年来，党建党史学科成员每人选择一个专题做一场学术报告，共5场。此外，学科成员还应邀到各地进行学术和理论宣传，特别是围绕着建党90周年、学习胡锦涛总书记“7.1”讲话，以及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解读和宣传，累计三十多场。

　　积极开展国内学术交流。参与举办了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学科成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进行学术交流，努力扩大党建党史学科的影响力。

　　努力拓展对外学术交流。参与举办了“第一届中日社会主义学者论坛”，邀请了5位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2011年11月，金民卿等赴英国做为期9天的学术访问。12月21日，戴立兴等赴越南进行学术访问，与越南社会科学院学者进行了交流。金民卿、陈志刚、龚云等曾多次同日本、美国等国学者进行交流。

　　2.国情调研

　　为了深入了解党的建设的各项创新成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积极开展国情调研活动。一年来，学科成员到浙江、重庆、北京、新疆、河南、湖南、山东等地，围绕着基层党建，反腐倡廉建设，进行调研。金民卿参与中国社科院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合作的重大课题研究，承担其中第二子课题“国有企业政治优势转化”研究;金民卿主持了“波海洋文化发展及其实施路径”课题研究，陈志刚等参加。龚云、戴立兴参加赵智奎主持的山东莱芜钢铁集团发展模式和党的建设国情调研课题。龚云参加并负责中组部2011年重点调研课题“非公党组织作用功能定位”研究，完成的核心观点通过社科院要报上报中央领导。

　　3.学术影响

　　2012年3月21-22日，金民卿应邀参加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会议，并在中组部召开的讨论会上发言。金民卿在发言中认为：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会议在理论上有几个重要突破。一是深刻阐述了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了非公企业党建在党建工作整体布局中的定位;二是明确了非公企业党组织“两大作用”的功能定位，消除了人们长期以来的理论困惑;三是深刻分析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抓住了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要害;四是从两个覆盖、两个作用、两支队伍、体制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非公企业党建的工作体系。在非公党建的工作中，有几个方面的关系特别需要注意：非公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同党的政治属性、阶级性质以及党的奋斗目标的关系;党员出资人的阶级属性、社会地位同党员的理想信仰之间的关系;非公企业党组织在服务企业发展、服务职工切身利益、服务党的工作大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非公企业的利益同职工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非公企业中党员的个人利益同党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党员为了党的利益而遭遇企业歧视乃至解雇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非公党建工作，特别需要加强信仰引领、思想领导和价值观引导，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需要根据非公企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不同企业的组成方式、出资人的不同情况、员工的不同来源和构成等，制定具体化的工作对策;需要根据当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现状，打造非公党建工作的多层次依托、多元化载体，创新多样化的非公党组织设置模式;把非公党建同农村党建、国企党建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有效互动，共同推进党的建设的全面发展。发言得到了中组部有关领导的肯定，并在《光明日报》、《中国组织人事报》等刊出。

　　2012年5月。龚云负责的中组部2011年重点调研课题调研报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功能定位问题研究报告》获中组部2011年度组织工作全国重点课题成果二等奖。

　　2011年7月，为了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金民卿、陈志刚等在7月1日以后多次接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媒体采访。此后，金民卿、陈志刚、龚云、戴立兴等，还把学习讲话精神同学习宣传党的基本理论结合起来，撰写13篇理论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并被众多网站转载。十七届六中全会后，又组织人员写作相关文章7篇，这些文章在中央及各级媒体公开发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12月，龚云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时期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与经验》获中国社会科学网纪念建党90周年征文二等奖。陈志刚撰写的《反腐倡廉的文化维度与制度维度》获“第六届反腐倡廉南通论坛”纪念建党90周年征文三等奖。陈志刚参与的中组部委托课题“党员队伍规模的组成要素、评判标准研究报告”获中组部一等奖。

　　(二)2011年的主要科研成果介绍

　　2011年来，围绕着建党90周年，基层党建，反复倡廉建设，作风建设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学术专著4部(金民卿、李建国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NO.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程恩富主编，金民卿副主编：《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陈志刚：《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超越》，重庆出版社2011年;李红岩、龚云：《中国道路》，黄山书社2012年)，完成教育部课题1项(龚云：“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1项(陈志刚：“政治文明中的社会主义公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启动资金课题2项，在国家核心期刊和网络上发表论文60多篇。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项(戴立兴：“毛泽东群众观及其当代意义研究”，课题批准号：11BDJ025)。申报获批2012年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1项(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与哲学分析”)。此外，龚云参加了2012年全国党建研究会重点课题“化解‘四个危险’”研究，作为主要执笔人完成“党化解‘四个危险’历史经验”文章的写作;参加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课题“国有资产完全完整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课题，并负责统稿工作。龚云、陈志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起草了论文“中国共产党90年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与经验”。

　　2011年来，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

　　学科带头人金民卿发表了论文20余篇。其中：《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价值与当代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指出：南方谈话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10多年的经验教训，回答了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成功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系统论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理论生长点和理论创新空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需要怎样的思想沉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启示》(《人民论坛》2012年第22期)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获得丰富理论成果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机制。从内在逻辑上讲，吸收与内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结合与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突破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走向。以理论创新主体为核心，社会实践基础、思想发展逻辑、理论研究客体、理论发展条件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程序，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机制，这些机制主要包括信仰引领、实践动力、集体智慧、思想交锋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前线》2012年第6期)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大众之间并不直接贯通，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张力和逻辑起点;知识分子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能性理论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逻辑环节;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大众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大众之间联系的现实性过渡环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性理论主体;社会大众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才真正实现了科学理论向群众意志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进程得以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及其当代启示》(《井冈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指出：井冈山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真正迈出的第一步。井冈山时期的探索启示人们：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不断把中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同错误思想进行不懈的交锋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路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群众，始终是党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前进的重要基础。《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启示》(《高校理论战线》2012年第2期)一文，结合目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的看法，系统梳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是内容丰富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不能把它庸俗化为非阶级性的理论、支离破碎的个别词句或习惯性的常识体系;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不能教条主义、封闭僵化地对待;需要通过理论灌输来武装群众，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不能自发主义、修正主义地对待。

　　陈志刚撰写的《现代性视阈中的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成就》(《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7期)指出：在现代性的视域中，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探索独特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的、充满艰辛曲折的90年。虽然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90年来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成就也是巨大的。在90年的三个历史阶段中，在第一阶段摆脱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实现民族独立;在第二阶段废除资本逻辑、打破苏联压制，初步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在第三阶段超越新自由主义教条，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新路，使中华民族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阶段，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把90年作为一段连续的历史来把握，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选择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的历史必然性，才能正确地把握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四个向度》(《前线》2011年第4期)指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从战略的高度把握四个向度。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本质上就是要求党的活动符合政党活动的规律。规律化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核心。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必须以现代化为取向，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根据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调整自己的结构、功能、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建设是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证。党的建设科学化不是为科学而科学，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以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追求和归宿。是否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是检验党的建设是否真正符合科学化的根本标准。

　　龚云作为第二出版的国务院新闻办2011年重大外宣课题、2012年重大走出去项目《中国道路》(黄山书社2012年1月中文版、8月英文版)，是一本向外国读者讲述中国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书站在外国读者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为救国图强所做的探索及所走过的道路，回答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之类的问题，以争取世界的理解和支持，培育良好国际环境，为我国总的和平发展战略服务。这本书出版后得到好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同志向出版社调阅一套，国务院新闻办三局局长张雁彬认为该书是对外宣传的精品力作。

　　执笔：陈志刚、龚云、戴立兴撰写初稿，金民卿做了补充、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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