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笔记
：石 林 写于二〇一四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二日
这一卷记述的是从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为止，毛主席的事务活动记录。我从五月九日开始，到六月六日为止，共二十八天读完这632页。也是逐字过目地粗读了一遍，没有细想，但对‘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有关内容看得仔细一点，偶有所感就随手记下了一些情节提示和在书上的页码以备查阅的也比前几卷记得多了一倍以上。读后感很多，要像第四卷那样摘引《年谱》中的某些文字再谈感受，会写得很长很长，难以收笔。故对这一卷的读后感只能概括起来写几个方面的感受，兹记述如下：
从这一卷的五年三个月时间的记载中看，其中第一年(六一年七月至六二年六月)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是国内经济和人民生活如何从困境中走出来，包括制订《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并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等。从六二年七月至六五年底，这三年多时间毛泽东关注的重点转向国外，从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到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再到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爆发，国内搞备战和三线建设，以应付严峻的战争威胁。同时兼顾了国内的农村四清运动和城市的五反运动。他过了七十岁生日后已经产生了告老之意，但国内外种种迹象使他很是不安，忧愁焦虑，从六五年起就逐渐把重点转向国内，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后，更是身不由已、万不得已地重新走上了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一线。
一，六十年代初，党内高层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由于毛泽东的坚韧不拨和耐心说服教育，曾经危害达三年之久的共产风、平调风、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等‘五风’错误，终于得到了遏制和，纠正，再加上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等规章制度，国内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在短期内就出现了转机。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中说;“各地反映，‘六十条’初步贯彻以来，农村形势已明显好转，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退赔已经部分兑现;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普遍恢复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普遍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农民的生活问题一般比去年缓和;多数地区对今年夏收比较重视;高级社时期一系列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大部分得到恢复和发展;各地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了更大的信心。但存在的问题也有十个方面，主要是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变相单干的现象带有普遍性等(P16页)”。胡耀邦于十月二日报送了一个农村考察报告《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说;“我带了三名工作人员，从九月四号到二十九号，在黄河、淮河平原跑了一趟。一路上，我们注意观察了生长的庄稼以及群众的劳动、体质和气色，有时候仃下车来找群众作了一些访问。形势确实比去年好，群众生产情绪相当高。他们说，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都有了奔头。报告认为过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现在好转的原因，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了‘农业六十条’，强调调动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是实行分配大包干。报告认为，安徽实行的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报告还就农村集市贸易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以及水利建设和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力等问题提出建议。(P37页)毛泽东从他亲自的调查考察所得和这两个报告及其他一些材料中看到了走出困境的曙光，因此对形势的看法是有希望、有信心的。
但党内却有人仍然把形势看得很悲观，对克服暂时困难没有信心。为此中央于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至六二年一月十日先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安排一九六二年工作。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说;“过去走了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这实际上是他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没有把责任推给下级。他又说：“有了这样的错误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P62页)”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审阅刘少奇代表中央准备在即将开幕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俗称的七千人大会)所作的书面报告初稿一、二部分时说：“不要怕讲缺点，要有信心，报告中，你们把我看成圣人了”，他没有看完全稿，建议立即将初稿印发大会请大家评论，提意见，根据大家意见作修改后再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作报告(P69页)。刘少奇一月二十七日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作说明和补充)时说;“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恐怕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区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P74页)。”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泽东多次插话，从插话的内容和语气看，是加以支持和肯定的，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刘少奇的观点。在三十日召开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共讲了六个个问题。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突出强调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重要性。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P78页)”。“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P79页)”。“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这段话在正式印发毛的讲话稿时经毛同意删去了。P79页注1)。由于毛泽东严于律已，又大包大揽，把中央领导层在组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产生缺点错误的责任，自己一个人全部承担了下来，无意中变成了党中央的错误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而当时在第一线直接领导、指挥工作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缺点错误就没有人过问了，也不见他们自己主动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反过来他们却成了‘一贯正确’的代表人物。毛泽东的高风亮节，变成了后来被颠倒的历史中的‘千古罪人’，受到违背事实真相的‘批判’、污陷和谩骂。造成了几十年来颠倒历史的悲剧!好在还有一个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个讲话，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但我们取得了经验，付出了一点学费是值得的。……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爱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出毛病。(P75页)”林彪这个讲话当时在会上有点振聋发聩，所讲的观点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年谱》记述的历史事实过程的，是非常正确的反映了客观实际的。但却孤掌难鸣，在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更没有人去追究到底是那些人不尊重和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当然也就不可能让这些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责任。这不能不说是这次会议的一大缺陷。
正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以后在党内高层又出现了很多矛盾和分歧。六二年七月六日，毛泽东应田家英要求听他陈述要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意见，他说现在自发地搞已达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不如有领导地搞，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主席听完后问他：“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家英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P110-111页)同日下午一时，又收到陈云来信要求面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下午四时，陈云向毛泽东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毛泽东听后当时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而据姚依林回忆，一九六二年五月，陈云找他和陈国栋谈话，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些，集体化以后再搞(P111页)。七月八日，毛泽东即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并明确表示不赞成包产到户。周恩来后来也证实了他随后到河南、山东了解后，知道‘生产形势开始好转，包产到户应当批判。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就把对形势的看法扭转过来了。主席讲的形势、政策等就由此而来。’(P111-112页及注1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主张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有人说恢复农业生产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了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面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P116-117页)”八月五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央农业口和华东、中南大区的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八、九十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马克思主义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千差万别，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看有什么意见。首先要承认阶级、阶层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看来在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中农之间的矛盾。我是五年计划就要见马克思去了，但阶级斗争要贯串整个历史时期(P126页)。”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说;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全民的党’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第二，形势问题。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那一种对?第三，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村合作社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P128-129页)。八月九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说;“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就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P130页)。”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上刘少奇发言谈到对形势的估计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一点。整个说来，今年夏季是增产了，山东就增产八亿斤，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江西省委一位同志对我说，现在是产量报得少，灾情报得重，人口报得多，土地报得少，困难报得重，要我注意。这位同志的话是对的嘛!”在邓小平发言谈到知识分子时，毛泽东说：人可以变嘛 ，坏的可以变好，好的可以变坏。普列汉诺夫原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不是也变了，考茨基也是变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派别，在党内没有反映，这是不可能的(P132页)。
九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主持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说：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是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他在讲话中再一次讲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呢?应当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有几次复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可以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就讲，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关于形势问题，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在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国内形势是一天比一天好的。关于矛盾问题。他着重讲了同修正主义的矛盾。他说：在我们中国人民也有同国内修正主义的矛盾。国内的修正主义，我们过去叫它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要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我现在只讲一讲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的。一看二帮嘛 。只要你改正错误，你改好了，就好了嘛。还有一点，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妨碍了我们的工作。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我们不要受干扰，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P151 –153页)。二十六日上午，刘少奇、邓小平在十中全会大会上讲话，刘少奇说;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遇到的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坚持克服困难，坚持毛主席、中央的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第二种，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第三种，利用我们暂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第二种态度是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不懂得马列主义;第三种是敌对阶级的态度。邓小平在大会上说;现在看来，政治挂帅很重要，什么是政治挂帅，就是要把形势、方针、办法向群众交底，交清楚。几是讲清楚了的，就很好，工厂、农村、军队都是如此。周恩来、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人都在大会上讲话或作报告，全党统一了对阶级、形势和矛盾的认识，因此，毛泽东在审阅十中全会公报(草稿)时，在‘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段话中第一个‘存在着’前面加写了“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这段话后面还加写了一段话：“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P158页)。十中全会通过《全会公报》后于二十七日闭幕。
我认为。毛主席加的这段话，算是找到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总是不能一帆风顺、总是波折不断的根源所在，是对中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敌对阶级已经被打倒的情况下新的阶级斗争情况的分析和总结。事实证明;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忘阶级斗争，就能缓和、化解阶级矛盾;忘记了阶级斗争，就会滋生、加剧阶级矛盾。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革命胜利后得到的宝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以上这些就是六十年代初期党内对形势的看法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的情况，是非曲直应该是黑白分明的。毛主席的观点和思想，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得到了全党的确认和赞同，是来之不易的。其意义是深远的。在五十二年后的今天，对我们观察和探寻当前中国的各种社会现象的根源，同样是适用的。
二是在毛主席主导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从‘一边倒’转向全方位。特别是转向对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支持，转向促成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秉持公道，主持正义，对抗强权，扶助穷弱，使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一九六二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会见南非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有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行了，更有人说完全不行了，我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他还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外国的同志、朋友谈谈(P162页)。从《年谱》的记载可以看到，从一九六二年起，到一九六五年底以前，毛主席的外事活动明显增加。几乎每个月都要会见几批、十几批外宾，如遇国庆节、党代会期间，则要会见几十批外宾。主要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其他各方面的代表团，亚非拉各国的政府首脑、政党领袖和各方面的代表团，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领袖、军政名流、退职官员及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学者、报刊编辑、记者等，毛主席很重视民间外交，会见了很多各国的民间人士。毛主席一般都先要了解客人的国家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及社会状况等，称赞他们取得的成就和他们国家的长处。毛主席对客人的谈话内容则各不相同。主要的有;揭露帝国主义的霸权本质，如说：“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什么地方都想抓，第一是欧洲，第二是亚洲，第三是非洲，第四是拉丁美洲，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结果一个也抓不到”;说明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有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西欧、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外宾说，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表示坚定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说殖民主义的历史要结束了;强调‘对弱小国家的朋友要特别尊重，不允许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说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的道理;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介绍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就是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依靠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对中国不能只看好的，不看差的;学习外国的经验，不能照抄照搬，一定要结合本国的实际;当外宾感谢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时，毛主席总是说支持和帮助是互相的，也要感谢兄弟国家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说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目前只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对方急需的帮助，但我们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中国还要奋斗几十年，才有可能对世界作出更多的贡献;他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等等。特别让外宾感动的是，毛主席不仅在会见时口头上支持他们，而且向全世界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他们的斗争。在《年谱五卷》上记载的就有;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P248页);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P254页)：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P304页);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表《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二十九日出席了在天安门召开的支持刚果人民群众大会(P440页);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出席首都一百五十万人群众大会，声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会置之不理(P477页);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发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P493页);等等。毛主席这些做法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是独树一帜的。这对正在艰难条件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使他们有革命理想、有奋斗目标，有理论指导，有精神支柱，有道义声援，有物资援助。因此，毛主席成了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心中的伟大导师 ，中国成了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向往的‘圣地’，世界各国各方面的人士都要到中国来参观、考察、学习，从中国寻求真理，学习经验，获得支持，取得援助。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中国的声望越来越高。一条全世界范围的以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为目标的统一战线越来越强大，在亚、非、拉涌现了一大批民族独立的新兴国家，殖民主义者退出了历史舞台，帝国主义面临四面楚歌，世界革命出现了新的高潮，也正是在这种新的世界格局下，众多的亚非拉国家打破帝国主义的长期控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和常任理事国身份，才使中国在世界上有了发言权和表决权，而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和拥护。
回读这段历史，使我感到心潮澎湃，对照近几十年世界形势的发展和亚非拉一些国家的曲折变化，以及我国当前外交工作面临的一些被动和困境，深深感到毛主席当年的外交政策和策略的光辉思想和远见卓识，是多么英明伟大，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永远敬仰和永远继承的。
三是毛主席领导了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最为壮观、最震惊世界的大辩论，对当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斗争，维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发展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以来，毛主席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判形势，认识到这是一场严峻的斗争。先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不点名地对苏共的修正主义行径提出了规劝和批评。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毛泽东亲自出席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苏共每次党代会或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都派代表团参加，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曾担任过代表团团长，每次都和苏共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但双方分歧没有消除，反而扩大到国家关系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煽动中国新疆边民外逃等。在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意大利共产党带头)会议上则公开攻击中共是‘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教条主义’、‘民族主义’(P176页注1 )等，在报刊上先后发表三千多篇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在此情况下中央决定组织有关人员撰写了几篇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发表的《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P179页)，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P186页)、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至四日发表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P190页)等，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来信要求仃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后立即会见苏联大使，并对他说;我们欢迎这封信。有一点不满意的，就是赫鲁晓夫同志在东德党代会上提出仃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现在有四十三个党公开骂我们，当然所有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最近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中国共产党。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个国共产党的手里。我们准备在回答法共攻击我们的文章之后，再回答意共和美共的文章，然后就暂时不发表文章了。关于两党会谈的时间、地点、方式，都可以。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P195-196页)，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这次会议平行作业，邓小平、陈伯达、康生、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面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 “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P198-200页)。三月九日，中共中央正式答复苏共来信，表示赞同仃止公开论战，从即日起暂仃发表文章公开答辩，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和中苏会谈(P202页)。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来信，要求以苏共的路线为基础进行两党谈判，四月三日苏方在《真理报》上率先公开发表，将中苏两党的矛盾公开于全世界。同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决定，先在《人民日报》公布苏共来信，并由邓小平负责组织复信的起草工作。(P205-206页)。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九日、六月四日，毛泽东分别会见新西兰、朝鲜、越南党的领导人威尔科克斯、金日成、黎笋，征求他们对中共中央的复信草稿的意见(P228-230页)。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标题定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日期署为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中国驻苏大使将复信面交苏共中央领导人，我党也在十七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邓小平在会上说;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一直搞到现在，接近七十天。主席、少奇同志、总理，常委很多同志都亲自参加，几乎每天一稿，每天都不同，原来二十一条，现在变二十五条，今天会上发的是六月十日的稿子，最后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搞了(P231-232页)。六月二十八至三十日，中央一连三天开会研究决定，由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谈判。方针是准备他们一破、二拖，但我方不主动破裂，仍要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一贯立场。(P234-235页)。两党会谈从七月六日开始，二十日结束。双方各作了两次发言后，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的社论，呼吁苏共要以中苏团结的大局为重;苏方却于七月十四日在会谈期间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表明苏共决心进行公开论战。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中共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开始，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止，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署名共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P238、259-260、269、281、288、311、327、370页)。
以上过程，就是历时将近十年、彪炳史册的中苏大论战。这场大论战后不到十五年，苏共、苏联就土崩瓦解，亡党亡国、被中国共产党预见言中了。如果没有这场大论战，从苏共的蜕变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中国也许早就步其后尘、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当年大论战这些文章的写作班子，开始是毛主席直接指挥，后来由邓小平、康生先后负责，这些文章都是经过若干次讨论修改后的初稿，才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再多次反复修改，特别是毛泽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最后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才发表的。如《七评》就经过了十八次修改稿后才通过的(P311页)。这些文章的思想观点，绝不是那一个人或那几个人‘写’出来的‘空话’，而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和道路选择，是全党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立场观点的宣示，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各种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划清了界限，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在当代社会发展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捍卫和发展。因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年以上这些文章发表时，笔者就曾经读过报纸，听过广播，深感义正词严，大气磅礴，震撼全球，回肠荡气。现在通过阅读《年谱》回首这段历程，得悉当年内幕，更感到毛主席等中央老一辈领导人洞察深邃，远见卓识，胆识超人，斗争艺术高超。虽然是一场没有炮火硝烟的‘笔墨官司’，当年以上这些文章发表时，笔者就曾经读过报纸，听过广播，深感义正词严，大气磅礴，震撼全球，却打得震惊环宇，翻天覆地。即使从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是当年那一股气吞山河、威武不屈的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那种不信邪、不怕鬼、不怕打、不怕压、不怕孤立、敢于斗争的精神，大长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志气。今天我们面临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大小国家的欺侮和挑衅，面对炸我使馆、撞我飞机、侵占我岛礁、抓捕我渔民，干扰我钻探，而且变本加历，公然侵占我领土、领海的行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正是需要继承和发扬当年那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勇气和精神么?
二是当年那种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反对‘老子党、’拒绝‘指挥棒’，反对大党、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精神，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照样搞出了‘两弹一星’，拒绝了苏联要求共建海军长波台和联合舰队，中国照样造出了核潜艇。当前中国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上颠覆、经济上打压、技术上封锁、金融上控制，文化上渗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正是需要继承和发扬当年那种顶天立地、自信自强、艰苦奋斗、敢于跨越、自主创新、决不依赖外国的勇气和精神么?
三是特别重要的是《九评》的最后一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是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几次召开政治局会议逐段讨论修改才通过的（P370-371页）。这篇文章总结了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原因、过程、理论错误和经验教训，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十五条经验;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第二，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文章最后写道；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我认为这些结论都是从苏共和苏联惨痛的蜕变中得来的教训，是十分宝贵的经验总结，是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与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面镜子，对当前中国具有更为特殊的、现实的、长远的指导意义。可惜《毛泽东年谱》对这些十分重要的内容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回避了，时至今日则完全淡忘了，抛弃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严格地说是一个颠覆性的错误。
四是毛泽东进入七十岁以后，逐渐年老体弱，萌生了退意。但国内外的局势发展变化令他很不放心，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不能退休。
一九六一年八月（当年六十八岁），他在庐山同卫士张仙朋聊天时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多调查研究，我不当官僚主义。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价我究竟是个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P15页）。据有关人员写的回忆录，当年确实还为他选择了马匹，进行了考察的准备。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当年七十岁），他对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到他不当主席、不当领袖的问题，不要终身制（P271页）。同年十一月二日，他同尼泊尔外宾谈话时说；这个世界几十年后会起变化的，那时我已去见上帝了，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再多就没有意思了（P277页），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会见秘鲁客人时说；我年纪大了，能做点工作，看看同志们，就是幸福，雷声大，雨点小，有名无实不好，我不喜欢做一个这样的人（P289页）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当年七十一岁），他对罗马尼亚客人说；我活不了十年了，我现在的计划是五年计划，五年之后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了，刘少奇同志他们的事情了(P322页)。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他对索马里总统说;我七十二岁了，快见上帝了，我已经超过我的计划了(P513页)。同年八月五日，他对印尼共主席艾地说;现在百分之七十、八十的工作，是由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做的，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这些会议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邓小平是总书记，周恩来是总理，他们工作得比我好(P518页)。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当年七十三岁)，他给周世钊复信说;我已经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P554页)同年六月十日，他对胡志明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常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就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P592页)。这些话都是他真实心态的流露，也是他真实愿望的表达。
为什么他后来又要重新走上第一线来指挥全党全国的工作呢？我从《年谱五卷》的记载中分析，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苏关系紧张，北方大兵压境，美国在越南出兵，威胁中国的南方，台湾正想趁机反攻大陆，中国面临严峻的战争危险，但大多数领导干部尚未警觉，使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安危忧心如焚。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三五计划”设想谈到国防建设时，毛泽东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P348页)五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说;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 。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P354-355页)。第二天，在刘少奇主持的各中央局负责人会议上，谈到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邓小平说：他说，大家如果不赞成，到成都开会。周恩来说：他还问汽车通不通?彭真说：一个是到那里开会，一个是把工资拿出来搞攀枝花。刘少奇说：这样一件大事，牵涉到整个计划，牵涉到整个投资。但是牵动也不很大，只几十亿元，我们有一千亿元投资嘛，牵动不到百分之十(P355页注1 )。六月八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要注意研究南越的游击战争，他们只有一千几百万人，没有我们一个省大，游击战争搞得那么好。难道我们就不行?假使敌人占领我们的地方，怎么办?沿海各省搞些手榴弹、炸药厂、军工厂，讲了几年了，都没有搞起来。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运去，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嘛!(P359页)”六月十五、十六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十三陵水库观看北京、济南部队的汇报表演后，召开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他说;“地方党委要搞军事，省委第一书记都兼省军区政委，但多少年来来太平世界，成了空头政委。一旦发生战争就会手忙脚乱，各大区、各省要作计划，包括民兵、修械厂、军工厂等，各省要搞民兵，要搞地方部队，省、地、县都要搞。不要靠中央，不要只靠几百万解放军，这样大的国家，这样长的战线，(P363页)”八月五日，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出动飞机轰炸多个城市，调集军舰云集越南海面，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六日，毛泽东审阅中国政府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并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同志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指骑马到黄河、长江沿岸考察)得重新考虑(P382页)”八月二十日，在听取薄一波汇报时说：“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 “要好好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 中央工作会议开过好久了，成昆路仍然没有落实，不着急的样子。湘黔、滇黔、川黔三条路，搞了几年了，没有影子”。“你们要好好规划一下，就是要正规军、守备部队相结合。不是走，而是跟敌人斗(P391-392页)”。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听取周恩来汇报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情况时说：“要打就早一占打，趁我们还活着打完这一仗”。对越方的要求(中国派高炮、铁道、雷达部队入越作战;越机场如被炸，越机可向中国转场;中国飞机入越境支援)，毛泽东说：“恐怕都要答应，我们发了那么多声明，不能见死不救”。还同意四月十日开作战会议，要准备今年、明年、后年打仗(P487页)。
二是中央第一线领导工作‘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此处借用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上的用语），使毛泽东越来越不满意，越来越不放心。一九六二年出现了包产到户风，对当时形势估计得一片黑暗，代表富裕阶层利益而不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右倾错误，在六二年七、八、九月十中全会召开前后，毛泽东反复讲阶级、矛盾和形势问题，才得到扭转，认识到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十中全会后，六三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主持讨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时，就说过;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依靠贫下中农，干部参加劳动这一套。我们在农村中有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现在的方法是洗温水澡。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肥阶级队伍组织起来。最后他还举杯祝酒说：“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的胜利干杯!”(P216-217页)笔者认为，在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就讲出了‘挖修正主义的根子’这句话，不仅意味深长，而且远见卓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般人在当时是难以领悟和理解的。以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国际问题和军事问题上，对国内事务过问不多。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出行前，田家英请示毛泽东有何指示?毛泽东说;“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将毛泽东的意见报告了刘少奇(P381-382页)。八月十六日刘少奇来信建议集中力量进行城市‘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理由是“根据过去经验，有些县委往往偏袒基层干部，还有一部分社队的问题，又牵连到某些区委和县委的某些人。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他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和地委领导下集中数千人、上万人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的全部搞好”。来信说;湖北、湖南省委和中南局都同意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照此办理。毛泽东十八日复信说：“觉得很好，完全同意。今天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之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P386-387页)”。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出席华北学习会的几个省委书记谈话。毛泽东说;现在又出问题了，少奇同志走了天津、济南、合肥、南京，在四个地方都讲了话，他在北京不是作了报告吗?(八月一日刘少奇在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说，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什么职务也当不成了。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的方法，已经不行了。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阶级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这次又下去了。少奇同志十六日来信，你们看到了没有?有什么意见?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华北准备先消灭落后队，这次要打歼灭战。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又讲了那么多道理，总要以理服人。毛泽东当即让秘书通知，说华北有不同意见，文件缓发。(P392-393页)。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总结》(即俗称《桃园经验》)，刘少奇附信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当天即批示;请小平同志处理。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二十七日又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P394页)。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刘少奇主持各中央局书记会议讨论通过“后十条”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需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归工作队领导(P400页)。十月十八日，刘少奇写信建议：“凡有比较严重的打击报复贫下中农和反攻倒算行为的党员干部，在调查确实后，一律撤职、开除党籍。情节严重者逮捕法办，个别民愤很大者判处死刑。不严厉处分这些坏人，不能团结群众的绝大多数”。毛泽东仅批示：“已看过，待各同志看完，即开会”，没有表示同意或支持。在刘少奇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各地对形势的看法出现了新的变化，十二月一日，陶铸向中央报告说：“我到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两个半月，发现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干部和平演变以及基层组织被篡夺的情况，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七户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他们同一户上中农、一户富农、四户地主联合起来，对贫下中农进行了相当严重的剥削(P443页注1)”。六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刘少奇写信说，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组织要多于三分之一(P448页)，十二月十五日至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的社教问题。十七日，刘澜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西北地区共有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县市共有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百分之四十六点五，如果把以前夺权的也算上，就占百分之五十(P450页)”。在二十日的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刘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同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同群众的矛盾?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讲分子。干部里面无非是左、中、右。划地富的结果，户数不要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要超过百分之十左右。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当会议讨论主要矛盾如何提法时，刘少奇说：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泽东引用杜甫的诗句‘擒贼先擒王’，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P451-453页)。二十六日，他又说：有些人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P456页)。二十八日，在讨论会议纪要时，他说：因为我们这个运动的名称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大家觉得，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P457页)一月三日，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毛泽东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河北新城)，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繁琐哲学。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搞鬼。怕这个，怕那个。这怎么行?一个新城县，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这样革的。(P4460页)一月十四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定稿，中央发出的通知说;“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P448页)
以上过程说明，这次对社教运动的分歧主要是;当时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四清’‘四不清’?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篡夺了领导权的地富反坏，还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教运动是单纯依靠工作队冷冷清清地搞，还是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社教的政策是教育、争取、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还是打击干部的一大片?那些形左实右的搞法。企图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取代深入的思想教育，把社教运动引入歧途，实质上是干扰和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表面上是在狠抓阶级斗争，实质上是在保护真正的阶级敌人。更远离了‘挖修正主义的根子’这个远大目标。这种状况，叫毛主席怎能放心?
三是中央一线领导和中央一些部门，有些重要的事情不报告毛泽东，使他不满意。如一九六二年八月十日，阅中国驻摩洛哥使馆一份报告后批示：“此件值得一阅。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外国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几十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P131页)”。六四年八月三十日，在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基本建设搞一千七百多项，后来收缩，砍掉了，只剩下七百项。我问是不是七百项都在搞?他们说有一些也下马了。这样大的事情，就是不让我们知道。北京的消息很不灵通。计委、经委都不汇报工作，封锁我和少奇同志。他们底下也是一样封锁他们。六个口子(指经济工作的六个归口部门)互不来往，合作不好。我把陈伯达塞进去(指任命陈伯达兼任计委副主任)，才搞了一点消息(P402页)”。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董必武谈到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过去封建王朝三年一轮换时，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P457页)”。六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听薄一波汇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说;“成立建委、经委是我主张的。把建委撤销了，我根本不知道，取消了连个消息也不通知我一声。(P480页)
四是对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担忧越来越沉重，要防止在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决心越来越大。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了，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P324页)。同年六月八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当刘少奇谈到要想想我们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不注意一定会出时，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象白银厂、还有陈伯达调查的天津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吗?当刘少奇说中国是七亿人口的大国，出了赫鲁晓夫，要各省都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时，毛泽东说：我看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P358-359页)。同年六月十日，他在会见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头脑如果不清醒，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分子就会混进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我们不搞‘五反’、‘四清’，不搞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过十年，在中国准要出修正主义。我看，不是十年，就是二十年，准要出来(P360页)。六月十一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作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报告，当刘提出既然苏联搞了四十多年都可以出修正主义，列宁的党可以变质，那末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将来也要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后，毛泽东说：如果不注意，淮出。注意了也可能出。出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无非是闹那么几个月，或者几年，或者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又要走向反面。……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就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P361页)。为了防止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从苏联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训中看到了中国各方面存在的潜在危险，陆续作出了很多指示和批示。如对文艺界的批评‘最近几年竟然滑到修正主义的边沿’(P368页);‘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的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P363页);‘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搞资本主义经营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据’(P441-442页);还有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批评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批评教育部教育要改革、批评干部不参加劳动‘必然要站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被工人阶级所打倒’等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对这些批示指示，有的虽然贯彻了，但落实得很不理想，不是过急、过分、过火，有意无意地曲解了这些批示的内涵，不是以思想教育为主，以致不当地伤害了很多不应该伤害的人;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走走过场了事。甚至采取不闻不问、不屑一顾、置之高阁的态度，似乎毛泽东是‘宁人自扰’、‘草木皆兵’、‘小题大作’，‘耸人听闻’。特别是涉及高中级干部及其家属利益的事，往往更难落实。毛泽东从中看出了问题的根子还在领导集团，因此他谈反修正主义的重点也有了变化。如他在六五年八月一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的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P521页)。六五年十月十日，他主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不搞小三线，打起仗来，光靠罗瑞卿怎么办?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不是讲小的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一定要准备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搞我们;要准备我们内部出修正主义、法西斯，地富反坏复辟，整贫下中农，那时老百姓不赞成，搞造反(P534页)”。六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在武汉听中南几省书记汇报时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P553页)”。六六年三月三十日，他在同康生等人谈话时说：“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P573页)”。六六年五月五日，在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你晓得那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P583-584页)”。其实，毛泽东对如何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还有很多思考。如马社香著的《前奏》，就记述了毛泽东六五年五月重访井冈山时与王卓超等人谈当年井冈山时期的好制度、好作风，特别是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监督权力，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现在我们的工会能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与张平化谈他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等内容，不知什么原因?《年谱》上都没有记载。仅从以上记载看来，毛泽东要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已经从理论上的可能性上升为现实中的必然性了。因为《年谱五卷》只记载到六六年九月底止，以后的事情就要看《年谱六卷》了。
(完)
链接：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读《毛泽东年谱》笔记之一
链接：毛泽东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遭受阻力——读《毛泽东年谱》笔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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