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历史命运

　　——兼评张显扬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反思”

　　【破土编者按】其实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由来已久，周舵、徐贲和洪振快等先生绝不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质疑马克思主义的人。早在二十多年前，1987年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的自由派大家张显扬先生就已经撰文《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反思》来质疑马克思主义，并合盘托出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他反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而倾向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历史选择论；他认为正是“历史决定论”导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年代的“独裁暴政”，导致共产党一党独大；他认为共产主义本质是反人道的，因为共产主义反对私有财产，支持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阶级专政；他认为共产主义本身只是一个意识形态先行的“人造历史过程”。所以，张显扬先生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结合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人权的结合的“后社会主义”之路。张显扬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质疑，所以当时此文一出，一时洛阳纸贵。而且直到今天，这个观点依然颇受追捧。

　　1992年7月，时年23岁的李民骐读到《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反思》一文，并不同意张显扬的观点，因而写了以下这篇驳论文，阐述自己当时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危机的理解。他认为，直到今天，该文对于批驳自由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仍然基本适用。虽然张的文章写在二十多年前，但今日周舵等先生对历史观的认识，并没有超出张显扬的水平，而张显扬只是在拾波普尔的牙慧而已。在看来，马克思主义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过高估计了“消灭私有制”在实现普遍解放中的作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今天依然有效，但已经不够，还需要补充“社会文化心理批判”。认为，现代普遍解放只有摒弃现代化消费结构才有可能实现。而最终，要摒弃这种结构，需要克服现代社会的分工结构。无疑，的这些观点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一定的冲突，我们对此也有所保留，但破土倡导开放视野，主张多元对话，希望本文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和进一步的争论。

　　对于这个上帝可以信、王林大师可以信、市场万能论可以信，共产主义却不能信的时代而言，共产主义是否还能作为一种理想，马克思主义是否应该全面退出历史舞台，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破土君也公开征集文章，也条分缕析马克思主义、谈论共产主义、以及中国的光明前路。欢迎各位网友加入讨论，来稿请电邮至[email protected]。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危机是当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现象。这个危机的历史背景是1950—1970年的世界资本主义长期繁荣和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政治危机，特别是1989—1991年“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完全崩溃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危机也达到了顶峰。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认识认为，危机来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方法及其内在局限性。另一种认识认为，危机反映了人类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工业化社会，再到普遍解放的历史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这也是由马克思本人，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局限决定的。认识不同，药方自然也不同，对于能否和如何摆脱或超越危机的判断也不同。

　　张显扬先生的危机观

　　中国现在正以不可逆转的态势走上市场经济，因而也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我们这个仍然要以牺牲绝大多数人为代价来保证整个人类发展的时代，这不能不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经受压抑和摧残，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自己的享受条件和发展条件，来限制自己的生存条件。在自由主义改革派为效率欢呼，为劳动强度增加到极限欢呼，为破产欢呼，为失业欢呼的时期，张显扬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反思》这篇论文中树起人道主义的旗帜，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战，自有其可爱的一面。

　　张显扬先生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比较了五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经之万世而不移”的教条主义;也反对认为只要“回到马克思”就一切问题都解决的“原教旨主义”;他反对把凡是新认识、新见解都说成自已有之的“托古改制”;他还发对把马克思主义一脚踢开的“全盘否定”。张显扬先生认为，只有用马克思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即“批判继承”，才是唯一可取的态度。这确是科学的见解。问题在于：批判什么？继承什么？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张显扬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首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就包含了机械决定论和忽略人的能动性的倾向，又是唯意志论的根源。其次，从列宁开始就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核心。至斯大林时代系统地实行反人道主义，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因此，列宁—斯大林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和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构成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根本缺陷。

　　二十世纪的历史实际上是关于两组问题的历史。第一组问题是：资本主义会不灭亡;如果它会灭亡，为什么还不灭亡;资本主义有没有改变它的基本特征;是不是可能有一种人道的资本主义;第二组问题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为什么还有官僚和特权?为什么劳动群众仍然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为什么会有政治迫害和大清洗?为什么秘密警察监视着一切?为什么国家不是渐渐消失，而是越来越膨胀?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两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自我生存能力的试金石。而马克思主义其所以陷入危机，正是由于它未能使大多数人相信它已很好地回答了这两组问题。

　　关于第一组问题，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在他那个时代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部运动规律。正像张显扬先生所说的，“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所作的预计，还是错的比对的多，或者，在一个时期内似乎是对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错了。”垄断，国家干预，资本国际化、大众消费社会、福利国家在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年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资本主义的异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发展了，由私有制而来的异化，虽然仍占重要地位，但决不是社会异化的全部。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过高估计了改变所有制在普遍解放中的意义，同时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一种结论是，存在着客观的历史规律，但是个人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受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铁的规律。要克服旧认识的局限性，就要重新分析客观历史条件。从中总结出适应新条件的新规律。另一种结论是，不存在“自然历史过程”，历史规律对历史只有有限的解释能力，大量的历史事件取决于历史过程的随机性，人在关键时刻的自由选择可以改变历史的方向。这正是张显扬先生得出的结论。

　　他评论说：“马克思思维方式上的这种局限性，反映在历史观上，则表现为某种程度的机械决定论倾向。一方面否定历史过程的随机性，把历史必然性绝对化，另一方面把人的能动性仅仅归结为加速或延续社会在既定方向上的发展，从而大大缩小了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选择的自由。”“正因为历史过程中存在着这种随机因素，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人才拥有选择的自由;有时候这种选择甚至可以改变先前看来已决定了的方向。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及时而果敢地抓住抗日战争这个历史机遇，作出选择，而是靠所谓“自然历史过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怎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呢!”

　　如果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抗日战争这个历史机遇这一偶然事件，那么在偶然性方面也有对中国共产党特别不利的因素。1927年和1934年就是共产党人在“自由选择”过程中犯了重大错误的例子。正是由于偶然因素完全是随机性的，在一个充分广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正面和负面因素就会充分抵消，“自然历史过程”就会得到表现。在实际历史过程中，领袖人物的判断力、直觉、个人气质这样最不可捉摸却又往往起重大作用的偶然因素。很少有总是特别偏向某一方的情况，因此最后往往是由各种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决定历史的实际进程。的确，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决策失误或者抗日战争没有发生(从世界史角度看后者恰恰是极不可能的)，中国革命的面貌当然会大大不同。但是，蒋介石政权如果不能阻止它的内部腐败过程，如果不能对旧的社会关系彻底改造，又如何避免覆亡的命运呢?如果接替蒋介石政权的是其他军阀集团，又如何能不重蹈覆辙呢!第三势力在众多军事集团割据的情况下又有什么力量一统六合呢?如此说来，天下不是非“共”莫属吗?自然，再列出一些如果，就可以完全排除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这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呢?中国如果成了一个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发生朝鲜战争，不会发生越南战争。但是，资本国际化大概不会停止，世界资本主义长期繁荣大概不会不发生。石油危机恐怕也不好避免。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也许不会有什么两样。法国五月风暴、欧洲共产主义、北欧福利国家——这些历史现象或许会变换时间和地点，但很难因此就不可能存在。苏联解体和美、日、德三足鼎立或许不发生在今天，但是它的必然发生决不是不可预料的。当然，如果再加上许多个“如果”，一定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根本改变了“先前看来已经决定了的方向”，但是，这些“如果”要都变成现实，又有多大的概率呢?的确，在具体的历史时刻、具体的历史地点，随机性、自由选择往往决定了具体的历史方向，但这又何须否定“自然历史过程”呢？试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客观上导致人类物质生产力的无限增长，这是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呢？什么样的随机性、自由选择能改变这个自然历史过程呢！

　　张显扬先生批评了马克思“把人的能动性仅仅归结为加速或延续社会在既定方向上的发展，从而大大地缩小了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作出选择的自由。”这里，张显扬先生连续两次不加限制地使用了“人”的概念。但是，当谈到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时候，恰恰不能不加限制地谈论人，恰恰必须区别类和个体。当马克思在一谈论“加速或延续社会在既定方向上的发展”的时候，不可能是指别的东西，只能指作为个体的人在指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在具体的历史时刻，具体的历史地点，自由选择决定具体的历史方向。当这种具体的历史方向与长期起作用的因素的倾向一致时，就会加速发展，不一致时就延缓发展。人作为类，当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历史。然而，正是在普遍解放以前，人作为类却恰恰不能作为一个联合体自由决定自由的命运。正是由于社会分裂和存在着对抗性社会关系，才使整个人类的命运对于个人成为超乎他主观力量之外的外在必然性。即使个别人能够从思想上把握人类的命运，他也不能超越社会分裂和对抗性社会。因此，任何个人都无法超越自然历史过程。因为，历史是由无数的个人在他们各自的极其狭隘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根据极其狭隘的动机而活动的总和构成的。正是由于人的主体性，才决定了个别的主体不可能长久决定其他主体的命运。人类是能够自由选择的，但只有在对抗性社会关系不复存在的时候，只有在人类结成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因而个人对社会的普遍认识已经实现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个人在历史进程面前的无能为力，不是否定了人的主体性，而是人的主体性在历史的一定阶段上备受压抑、得不到解放，因而极不发达的结果。

　　张显扬先生的历史观决定了他批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批判思想。认为只要思想得到批判，俗界的惩罚就可以洗清。他认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的错误，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平等、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一再受挫”，在实践中系统把压抑和摧残人性，剥夺人权和自由，其根本原因在于列宁—斯大林传统马克思主义割裂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和人道主义传统，系统地贬低和排斥人道主义，以及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引出的唯意志论倾向。二者在实践中都导致“漠视人的需求和人的价值”，本来，手段是从属于目标的，制度是为人的，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由于忘记了人的解放这个崇高的人道目标，竟把一切都弄颠倒了;不是制度为了人，而是人为了制度，不是手段为目标服务，而是手段本身就是目标。这种颠倒在实践中的表现，就是不断地制造触目惊心的事件，以及习以为常对人的需要和人的价值的贬抑。现实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矛盾、挫折和失败，从指导思想上看，几乎没有一条不是同传统马克思主义把最狭义的社会变革的理论和纲领独立化、绝对化相联系的。

　　如此说来，只要共产党的领导人改弦更张，恢复人道主义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历史的错误就不复存在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就迎刃而解了。这可能吗?不要说共产党的领导人，自由主义反对派又怎么样呢!固然他们可以呼吁人权、呼吁言论自由、呼吁自由选举，这时人是神圣的。可是一旦走进工厂，他们满脑袋就只有效率。罚款、纪律和解雇，嫌劳动强度太低、嫌失业太少、嫌现有的贫富差距不够刺激，这时只有物才是神圣的，人只是为了物才存在，我们时代的反人道主义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只是某位先哲的自由选择使然吗?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

　　张显扬先生从马克思主义和自我异化，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对抗性社会关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核心这一事实出发，致力于把现实社会归结于它的思想基础。他发现，思想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对象化，成为实际历史中的矛盾、冲突和挫折，而这一切，只能用这个思想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

　　如果在思想领域消灭了矛盾和分裂，如果人道主义目标和科学的分析体系在列宁、斯大林那里象在马克思那里一样有机地结合起来，世界历史是不是可以面目一新呢?“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就能由此得救呢?理想社会就会顺利实现呢?布尔什维克如果不对孟什维克和反对派实行严厉的专政，它就要灭亡;俄国必须工业化，谁不用严厉的专政来保证这种工业化，它就要灭亡，布尔什维克当然可以念念不忘价值、尊严和人性，那就会像巴黎公社一样，对敌人仁慈就等于自杀，布尔什维克如果灭亡，俄国就要陷入停滞，停滞会引起革命，革命会再一次提出用强力推进工业化的问题。

　　片面地指责“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利用国家暴力完成工业化是不公平的，在世界历史上，正是资本主义，正是自由社会，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系统地运用国家暴力和私人暴力到处打破传统社会的巨大惯性，张显扬先生坚持手段要为目标服务，而且目标要时时在手段中得到明白的表现，但是在达到一定的手段以前，目标恰恰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张显扬先生嘲笑自然历史过程，似乎靠自由选择就可以达到人道主义的彼岸，这不是批判和超越，而是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这里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张显扬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在实践中往往导致唯意志论的弊病”。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既然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客观规律，往往就不顾实际情况一味蛮干。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确信正确的东西坚定不移、努力去做，这本身无可非议，一个连自己确信正确的事情都不敢努力去做的人，不是善于“实事求是”，防止唯意志论，而是一种心理病态，患有严重的自卑。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的想法明明与实际相去甚远，却还固执地认为自己正确，这不仅不是因为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往往倒是不运用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结果，像“大跃进”这样的重大决策失误，不是不能通过理性主义思维方式预防、解决，问题在于，为什么唯意志论能够流行?为什么斯大林能发动大清洗?仅仅通过改变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就能改变一切吗?一个迷信直觉的超人独裁者是更多一点唯意志论，还是更少一点呢?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不受监督，为什么权力不受监督?不是因为列宁最初选择了一个独裁制，而是当时的俄国历史必须靠从上面推动。

　　张显扬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观的背后是思想决定实践的唯心史观。由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弊病，归根结底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的思想方法和错误的价值观。他忘记了，思想方法和价值观正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是，革命后的社会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呢?张显扬先生认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论断相矛盾。“或者马克思完全错了，社会主义革命世界进程的顺序根本不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或者迄今已经发生的革命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种革命还是将来的事情，这后一种解释显然是过于学理主义了。”张显扬先生断定：“迄今已经取得胜利的革命，就消灭私有制这个基本内容来看，无疑都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列。”理由是，《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过：“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出现了断裂，或者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或者坚持衡量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要看是否消灭了私有制的基本原理，二者不可得善，张显扬先生舍前者而取后者。

　　为什么张显扬先生如此取舍呢?因为这样足以推翻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本人的论断发生怀疑时，应该抱什么态度呢?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具体分析有疑问的论断，以此求得科学的结论。马克思作为毕生致力于人类普遍解放的伟大思想家，将社会主义视为“历史之谜”的解答，社会主义结束了人类的“史前时期”，是对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全部异化现象的克服，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工，分工的固定化导致社会对抗和必然性对主体的征服。商品生产的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性别分工、城乡分工，与此相适应，分别有，个人在市场力量面前无能为力，从事精神生产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人对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的统治、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城市对乡村的统治。马克思并且讲到了克服异化的历史条件：“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通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普遍财产，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便完成了。”因此资本的历史使命一方面是“创造剩余劳动”，实现物质生产力的极大增长，一方面是使“普遍的勤劳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打破中世纪人类劳动和生活秩序的惯性，提高生产力是怎样与消灭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呢?首先，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以生产力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为前提的。生产力的社会化客观上为消灭商品生产的分工、性别分工和城乡分工准备了条件。生产力的提高又以劳动者有更高的技术文化素质为前提，因此生产力的提高要求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从而为自由时间的增长提供了可能性，而足够的自由时间是普遍参与公共事务的前提，后两者又为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准备了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意味着克服历史形成的全部异化、克服社会分工。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恰恰证实了马克思“一切沉腐的东西都全死灰复燃的论断，”商品生产的发展和泛滥，国家机器的扩张和公共管理的金字塔系统，禁欲主义的两性关系政策，日益发展的地区差异，这就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普通解放?承认这是社会主义与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哪一个更像“学理主义”?

　　全部问题在于，俄国和中国在历史上是从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国家占有土地——古代和中世纪的主要生产资料，因而国家在社会再生产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封建社会不同，“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不具备资本主义成长的条件，只是在外部压力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在本国政府扶植下成长起来或者由外部输入，因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地依附于外国资本和本国的旧社会关系，资产阶级自身不具备力量彻底清除旧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发展被束缚，社会停滞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资本主义向世界范围的扩张客观上把两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国改造成了革命的火药桶。印度则由于完全殖民地化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仅仅有社会危机还不足以构成革命，革命的客观方面必须补充以革命的主观方面，即革命理论。这样的革命理论在政治上应该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在经济上应该提供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自身不具备领导完成对旧社会的革命的条件，而取得胜利的下等阶级当然不可能接受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正应其时，或俄国和中国被压迫群众奋起革命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总体综合思考的产物。它的经验基础是在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完全不同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广泛得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它的历史使命是指导人类实现普遍解放，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确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面对外部资本主义压力的社会反应，是一个特殊历史进程。革命的历史作用是完成国家工业化，马克思主义与这个特殊历史进程相结合自然会产生与它的一般历史使命截然不同的后果。

　　在实际历史进程中，有一些情况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在两种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作用的差异。首先，马克思本人将社会主义等同于“消灭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既然能保证生产力增长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消灭私有制自然包含着一切异化。但是，马克思没有考虑到一些国家由于结构性障碍不能顺利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就不得不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消灭私有制只是工业化的一个社会条件，距离普遍解放还相隔整个一个时代!第二，俄国和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现代工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并以此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的论断相吻合。第三，“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普遍实行了计划经济，在初期，由于计划的协调克服了过去经济中遗留下来的许多不合理因素，经济取得了巨大增长。另一方面，在革命中，劳动群众争得了包括充分就业在内的广泛社会权利，这些都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言。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存在时期的历史环境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仍然存在，同为脑力劳动内部的分工又深化了，社会整体教育能力(生产力水平所要求的)的有限性，不是以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得到平等的高水平教育，社会必须把有限的高水平教育分配给根据一定选拔过程筛选出来的幸运儿。教育上的不平等，决定了只有少数人才有资格从事公共管理和创造性活动，工业化进程又导致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大大增加，这决定了脑力劳动者中大部分是从事技术性很强的专门工作，因此就从综合管理部门中排斥出去了，分工在这两方面的发展是等级管理制度的物质基础，等级管理制度的人数由少向多的少数人集团逐级垄断由上而下的管理职位为前提，因此，本身就排斥下级监督和参与上级的活动，这样，管理职位的垄断者集团就可以为自己谋取物质和文化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随着管理职位的升高而向上层集中，所有管理职位的垄断者构成特权官僚集团，他们的特殊利益以对劳动群众的统治为基础。特权官僚集团与劳动群众的利害冲突构成一方面的矛盾。另一方面，因为特殊利益集中在上层管理职位，由此引起了特权官僚集团内部争夺有限的上层职位的斗争，与此相适应，在特权官僚集团内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

　　共产党一旦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就为既有的分工结构俘获。如果党内大多数党员保持着理想主义气质，特权官僚集团的内部和外部矛盾就得不到发展。管理系统可以运转良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主义者必然占优势，官僚制度的运动规律越来越充分地得到表现，生产场所的对抗气氛增强了，劳动热情下降，计划不再是科学计算的结果，而是特权官僚集团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力量均衡的产物，经济增长失去势头，使群众不满积蓄起来，社会矛盾增长要求加强镇压机关的力量，特权官僚集团与劳动群众的关系越紧张，越要求严密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堵塞不满的声音。

　　矛盾的增长并没有显著地改变流行的看法：“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建立的社会，社会主义不可能是别的东西，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看做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执政的共产党的全部合法性所在。既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已经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无阶级社会，从“现实存在社会主义”到未来的共产主义就只有量变，不会有质变，不会有革命。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一次未来的革命就不可避免，革命对象不可能是其他东西，只能是现在执政的共产党，执政的共产党的内在矛盾在于它的自身统治利益在于维护现状，让人们相信现状是永恒的，而它借以取得合法性的社会政治理论却充满了革命性和批判性，其彻底思考势必导致对现状的否定，因此，阉割、歪曲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磨去它的锋芒，把它改造为标准的教义问答，就成为特权官僚集团内在利益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如此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马克思本人受黑格尔的影响，用词晦涩艰深，这就使整个马克思学说好比一座巨大的迷宫，只有极具毅力和调查力的人，才能顺利走出来，客观上就为断章取义和实用主义的诠释保留了很大余地。东方知识分子缺乏谨慎分析的科学主义传统，很大程度上导致辩证法和相对主义混淆不清，唯物论和机械论混淆不清，因此，执政的共产党不必费很大困难就是以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证明为就是马克思主义原意中的社会主义。至于理想与现实的一些明显差异，比如商品生产，那正可以说明马克思的时间局限性和执政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谓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际上是以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否有辩护性为标准。

　　在等级官僚制度的打压下，一般劳动群众很难超越单调、贫乏的日常生活取得对社会的深刻理解，他们看透了特权官僚集团的许诺和所标榜的道德的虚伪性，但是他们不能理解这种虚伪性的根源，而是发展为社会责任的衰落，个人主义的增长，将虚伪性看做来自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对知识分子来说，一部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抽象性、复杂性，一部分由于官方的伪科学的证明，妨碍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批判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而是走上了片面的思想批判的道路，这样，“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矛盾直接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危机直接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在对抗性社会关系中，个人失去了对社会的理解和控制，社会力量集中在国家身上，国家对个人表现为无所不能的统治力量，因此，在对抗性社会关系中，必然流行一种意识，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创造社会，国家创造社会的思想基础是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这样，对社会批判就要归结于对思想的批判，这种国家拜物教就是一切唯心史观的根源，也是现在流行的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根源，但是，国家并不是任意创造社会，而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创造社会、国家自以为万能，实际上只有在它符合历史法则时才是万能的，因此思想的批判应该还原对特定历史环境的批判。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危机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关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关于人类普遍解放的科学学说，在它所依托的一般历史环境的一切可能性充分展开以前，遇到了在特殊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发生的一种特殊历史进程，当这种特殊历史进程的合理性不复存在以后，由于历史条件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证明受到破坏，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种社会解放学说，它的历史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类向普遍解放过渡的前景。目前，世界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苏联、东欧和中国严重受挫，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拉丁语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衰落了，但是英国、美国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队伍却在增长。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一部分是知识性的，即在解释世界历史进程方面的困难，但主要不是知识性的，而是社会心理性质的，即弥漫社会一切阶层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不信任情绪。社会心理障碍实际上是由今天在实现普遍解放方面的困难引起的，现代社会的表面的稳定性妨碍了人们的批判意识，因此，有必要分析今天普遍解放的条件和前途。

　　从普遍解放要求极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普遍的高水平教育来看，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仍是最有条件实现普遍解放的社会。一方面，由于现代生产力的高度技术性和综合性，客观上要求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向劳动者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使他们具备必要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劳动者限制在专业性很强的狭窄工作领域，工作的单调和贫乏与日益提高的受教育水平产生的冲突造成了普遍的压抑和心理缺陷，从而蕴育了极大的社会心理不稳定，成为潜在的爆炸力量。

　　这股有待发泄的精神能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吸收了，吸收的手段就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居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统治阶级的生活水平对被统治阶级起一种示范作用，诱使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将自己剩余的精神能量用于追赶上层的生活水平，但是这对被统治阶级成员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其中大多数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失败，并产生一种挫折情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成功在于公司企业的市场营销技术和有关的物质和人力投入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水平，资本主义企业不销售就灭亡，在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条法则也最严酷地得到体现。为了将销售量发展到极大，就要系统地改变整个社会的习惯消费心理，使人们消费原本不愿消费的东西。合理的消费应该是满足合理、安全和艺术审美的要求，但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依赖对心理健康有害的刺激引诱消费者购买，消费就越来越倾向于是为了满足各种畸形的受刺激的欲望，公司企业的产品通过这种方式销售出去了，劳动群众的潜在能量在消费浪潮和为了消费的工作浪潮中被吸收了。

　　但是，这种状况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正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大众消费社会”不能真正给劳动群众提供积极的、健康的、有价值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教育水平日益提高的劳动群众日益不能以“大众消费社会”中得到真正的满足，压抑、无聊、苦闷日益成为一股心理状态，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的高度技术性要求实行普遍的高水平教育，和资本主义消费方式自身不能有效地满足越来越带有艺术性和创造性的劳动群众的文化心理要求。

　　心理满足的破坏削弱了工作动力和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动摇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经济停滞又限制了劳动群众从物质消费中能得到的满足，加重了文化心理危机，这种恶性循环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合理组织的为了使用而生产的自由人联合体才能打破，只有取消既有的社会分工，让消费回归合理范围，大大减少劳动时间;由高水平教育提供被现行生产方式压抑的巨大精神能量，才能以创造性的方式充分涌流。

　　现代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生产能力上已经完全具备了普遍解放所必需的条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物质上的空前丰裕，这种丰裕程度足以满足社会合理的物质消费要求而大大有余，但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畸形社会消费结构竟然使现有的物质生产水平都不能充分满足社会消费需要，如果这种社会消费结构有了革命性的转变，又通过合理组织社会生产使现在闲置的生产设备和劳动力得到利用，劳动时间就可以大大减少，如果改变社会消费结构可以使社会必要产品减少十分之一;节约国防、金融、法律、保险、广告等属于对抗性社会特殊需要的开支，可以使社会必要产品减少五分之一;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和劳动力可以使生产力提高五分之一，这样，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时间马上可以减少百分之四十，这就意味着个人劳动时间从现在一般的每周40小时减少到24小时，增加的闲暇足以保证一般劳动群众普遍接受高等综合性教育，形成必要的抽象思维能力和艺术修养，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和创造性活动，因此，目前普遍解放的困难不在于物质方面而在于社会心理方面，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如何能被一般劳动群众抛弃呢?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唯一彻底和完整的批判理论，责无旁贷地负有探索和指明向普遍解放转变的机制的历史使命，只有指明这种机制，马克思主义才能超越危机，重塑自己的历史合理性。

　　发展中国家由于它们的历史境遇面临的问题要更复杂，一方面，它们的物质生产能力是不足的，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必须完成大大增加自己的物质生产能力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消费结构对发展中国家起一种示范效应，诱使发展中国家的居民盲目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方式，这造成了两方面的有害后果：首先，由于为了实现普遍解放所需要的物质生产能力，比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达到的水平低，所以发展中国家过渡扩张物质生产能力意味着在环境、资源和文化方面付出过大的代价。

　　单纯从物质条件看，地球现有资源要负担全部五十亿人口，按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生活水平消费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次，发展中国家居民的超前消费，又妨碍了这些国家迅速提高物质生产能力，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时代任务，就是为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指明一条通向普遍解放的、合理的和人道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不足以完成这两方面的时代任务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危机的知识性方面，即由于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不可能有力解释现代世界的一切新发展、新变化危机的知识性方面。不同于危机的社会心理方面，后者在现代社会反复的矛盾展开中，就可以转变，并重新引起批判心理的增长，而对现代社会批判心理的增长总是与对马克思主义关心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而危机的知识性方面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扬弃来克服。

　　马克思由于两个原因过高估计了“消灭私有制”在实现普遍解放中的作用。第一，马克思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抱着强烈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方式，以至于有时自动地将欧洲的发展道路等同于世界历史的一般发展道路，因而完全忽略了非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可能性。第二，在马克思的时代，国家在成熟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且有递减趋势，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时代，因此，马克思低估了克服国家的异化在实现普遍解放中的重要性，而简单地将克服私有制的异化看做对一切异化的克服，正是由于将社会主义与“消灭私有制”划等号，在理论上预备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悲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致力于说明资本主义作为一利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政治经济学批判”今天依然有效，但是在向普遍解放过渡的时代急需要指明转变机制的时候，这已经不够了。现代普遍解放只有在绝大多数劳动群众能够从普遍的文化心理危机中觉醒，彻底摒弃现代化消费结构时才有可能实现。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可以加剧文化心理危机，但是不能自动实现觉醒，促成觉醒有起于“社会文化心理批判”，在这方面，要求马克思主义广泛吸收现代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全部成就，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了“社会文化心理批判”的先驱，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矫枉过正，排斥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认识到现代文化的矛盾根源在于社会分工，正是通过克服社会分工才可以克服文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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