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真理而奋斗终生

——悼念刘仲侯同志

孙瑞林

刘仲侯(遗照)

　　2015年10月15日中午，原江西省委副书记刘仲侯同志的秘书韦伟同志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说刘仲侯同志于当日早晨4时15分在南昌病逝。享年91岁。看到这个突如其来的讣告，作为刘仲侯同志的朋友，虽然知道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但面对生离死别，心情自然是沉痛而惋惜的。

　　此时，魏巍同志逝世前的一件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2008年的6月，原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与夫人宋汀，给正在301医院住院的魏巍同志送去他们写的一首诗：《致魏老》。诗云：

　　战云压城战士稀，为何众星早离去。你身寄托人民望，咬紧牙关硬坚持。

　　诗后写了一句：“老友祝你战胜病魔”。

　　魏巍同志阅后，很是感动，立即写了一首《回郑老》的和诗。诗云：

　　战云压城战士稀，喜看新星已崛起。大地思潮终涌动，中华山花烂漫时。

　　两个月后，魏老病逝了。5年后，郑老和他的夫人也与世长辞了。

　　老一代革命家在“战云”密布下，一个又一个地离去了。

　　与魏老、郑老同时代的刘仲侯同志也离开了他战斗过的那片土地。这真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有生就有死，这个自然规律是任何人也抗拒不了的。所以，毛主席生前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吴旭君不无幽默地说：“我死后要开个庆祝会，与会人要高兴，庆祝辩证法的胜利。”(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真实的毛泽东》，文题：“毛泽东与保健护士长谈死亡”)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唯物主义生死观。话虽这么说，理儿是这个理儿，但当毛主席去世时，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为失去一位改变人类历史命运的人民救星和革命导师而悲痛万分，并以各种方式悼念这位世界伟人。

　　我认识刘仲侯同志是在《中流》杂志社工作期间。刘老那时是《中流》的热心读者和坚定支持者。虽然他远居江西，但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记得他每次来北京，都要来看望魏巍、麦辛、徐非光、马蓥伯等我们杂志社的同志，平时与我们来往的电话、信件也比较多。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亲不亲阶级分。那时，我们办刊的经费比较紧张，虽然是中宣部主管，光明日报主办，但都不给我们下拨经费。完全要我们自己筹措，主要是依靠广大读者的赞助和支持。刘老就是其中的积极赞助者之一。他每年都会慷慨解囊，从他的退休金中汇给我们一笔数目不小的汇款。《中流》被当局无理停刊之后，他又对相继建立的《毛泽东旗帜网》、《东方红网》、《红色中国网》等左派网站，一如既往地从物质上、精神上给予大力支持和鼓励。

　　多年相识和交往，刘老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马列毛主义，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忠心耿耿，并且始终如一。

　　《国际歌》曰：“要为真理而斗争”。刘仲侯同志把这一条牢记在心，身体力行，终其一生。

　　1924年2月21日，刘仲侯同志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富裕家庭。1942年，18岁的他，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上海中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年轻的地下党党员。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处于最为残酷的时期。在他入党后的同年9月，他被党组织派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做地方民运工作，转战于江苏苏北东台、大丰等县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他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在战争年代，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东台县区委副书记、书记，华中工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作为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他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交出了合格的答卷，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打倒蒋介石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成为建立新中国的功臣。

　　毛主席诗词中有一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诗句。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既不同于封建社会，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更不同于蒋介石反动派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新中国与旧中国最大的区别是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实行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了主人;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工厂、农村的生产活动，不再是被地主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而在于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一方土地的人民公仆，如何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人民服好务，又是摆在刘仲侯同志面前的新课题。

　　刘仲侯同志的简历记载，建国后他被调往江苏省委机关工作，先后担任省纪检、政府监察委员会办公室秘书、主任。1957年，为加强基层领导，时年34岁的刘仲侯被派往南通地区启东县担任县委书记，一干就是9年。1965年10月调任盐城地委副书记。1975年任盐城地委书记。

　　在他工作过的启东县，刘仲侯同志与县委一班人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调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启东县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从一个1957年还吃亿斤返销粮的县，创造了58万亩棉花平均亩产131斤，年增产60%;60万亩粮食平均亩产820斤，年增产17%多的奇迹。全县人均一亩三分耕地，1964年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交售皮棉91斤，交售粮食67斤，成为“粮棉双高产、双超《纲要》、双贡献”的全国先进县和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受到周总理的表扬。19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仲侯同志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六十条”的经验，报纸还配发了很长的编者按。其中说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农业部调查组的报告《启东县是怎样领导农业生产群众运动的》。特别是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启东县在刘仲侯为书记的县委一班人的领导下，不仅改变了贫穷落后的自然面貌，而且也改变了全县人民的思想和精神面貌。

　　刘仲侯同志在实践中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与天奋斗、与地奋斗还不行，还要与人奋斗——就是阶级、道路和路线上的斗争。

　　经历了“一化三改”，新中国迎来了1958年的大跃进。修正主义上台后，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段历史，攻击得很是厉害。刘仲侯同志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他认为，毛主席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决策是正确的，经济上是发展的，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在执行中，也出现了瞎指挥、浮夸风。作为县委书记，他坚持实事求是，对于那些高指标和瞎指挥的东西，有所保留，有所抵制，没有跟风跑。因此，他受到地委某领导的批评，说他“右倾”。然而，启东县在大跃进中，亩产上去了，经济发展了，没有留下后遗症。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启东县的恢复比较快，到1962年，夏粮就增产一个亿，平均每亩增产100斤以上。当有人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困难而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产生动摇并刮起单干风的时候，刘仲侯同志依然没有随风跑，而是进行了抵制。在启东县，他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认真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不仅巩固和发展了粮食作物的稳产高产，而且为启东县后来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不无感慨地说：“集体经济不是没有优越性的，恰恰相反，它有极大的生命力。我在县委书记任上的一个感受是，只要是把集体组织好了，生产恢复起来，速度很快，压都压不住的。”

　　当中国革命的历史进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作为盐城地委副书记的刘仲侯，不可避免地受到革命洪流地冲击。他被红卫兵、造反派批判过，又靠边站了四年多。起初，他不理解，想不通。后来，他认真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七八本马列毛的书，以及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讲话和文件，拨开了思想上的迷雾。他后来回忆道：通过学习，“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就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对毛主席大字报说‘62年的右倾和64年的形左实右’，也能够理解了。”他说：“要保持党的青春活力、党组织的纯洁性，为劳动人民的政权江山永固，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很必要的。”于是，他自觉地在这场群众运动中斗私批修，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得到了革命群众的谅解和信任，参加了三结合，主持了盐城生产指挥部工作，1975年10月升任地委书记直到文革结束。后来，刘仲侯总结这个时期的经验时说：“那时就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和著作办事。”

　　毛主席逝世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十·六”军事政变。刘仲侯又面临着新的考验。他说：“‘粉碎四人帮’之后，好多人欢天喜地，我没有欢呼，也没有反对，对于报章上所说的‘万恶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缺乏具体了解。”

　　1977年5月，刘仲侯同志被调到教育部担任副部长。不久，就发生了如何对待教育战线“两个估计”的分歧和斗争。“两个估计”是经毛主席同意、党中央批准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其内容是：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1977年7月，邓小平提出：“坚决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这就等于否定了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刘仲侯认为：“‘四清’期间毛主席讲教育要改革。”“提倡教育革命，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废除考试制度，主张开门办学，学生亦工亦农，选拔大学生要经过群众推荐这一关，学员实现社来社去。这确实都是事关党和人民的命运的大事情，确实需要改革。”因此，他对推翻“两个估计”持保留意见。对邓小平在教育界的所谓“拨乱反正”，他认为“没有实事求是”，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

　　因为在否定“两个估计”的问题上，刘仲侯没有跟风跑，在1978年10月批判“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被调离教育部。然而，这场争论和斗争并未到此为止。在他调离教育部之后的1979年2月，又要他回去参加教育部党组的批判会，批判他“认为十七年有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十一年(文革)基本上是对的”，“左倾”，“思想僵化”，“对邓副主席指示有不同看法，有保留”，“与华主席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不协调，格格不入”，“与中央在重大问题上思想不一致”等等。但刘仲侯对这些批判始终不服。

　　1978年底，刘仲侯同志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这时，单干风再次刮起。这一次不同于1961-1962年那一次，是在修正主义集团篡夺领导权后的高压下强力推行的。身为江西省委副书记的刘仲侯，坚持走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反对解散人民公社，反对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当时的省委书记江渭清也不同意包产到户。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刘仲侯说：“应该就这个问题向中央提出意见。毛主席曾经说过‘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他说：“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说不完的，光是水利建设成就，就不得了。”“那时，很多基层干部都明确表示了反对单干意见，认为单干很难解决许多大问题，如水利问题、机械化问题等等。”刘仲侯还对到江西调查包产到户的杜润生交换过意见，坦率地讲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杜润生没有与他争论，但刘仲侯认为：杜润生所推销的是一种“与毛泽东主张截然相反”的路线和道路。

　　人们常说，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相配合。那时，中央一道道命令下来，省地县想顶也是顶不住的。正如毛主席1965年8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情况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毛泽东年谱》第5卷第521页)刘仲侯同志没有顶住，而且顶的结果，是他被调离省委领导班子，打发到一个有职无权的省“顾问”机构里靠边站了，时年他只有58岁，在省委班子里是年龄最小的。1992年随着顾问委员会的撤销，他也就正式离休了。

　　离休后，刘仲侯同志静下心来，通过学习理论、回顾历史、联系群众和调查研究，使他的思想和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

　　在一篇访谈录上，刘仲侯同志说：

　　——“邓小平把所有干部都解放出来，把所有人的问题都平反，好像一个走资派也没有了。丢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之后，经过最近30年的改革，这改那改，现在改得到处都是走资派了。这样，我就从实践上理解了文化大革命。”

　　——“经过十年之后，我对文化大革命越来越不反感了，深切体会到当一个真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党不这样做的话，变修变色是随时可能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十分必要的。”

　　——“从总的来讲，为了反修防修，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必要的，苏联变修之后，主席认为中国也有这个问题，革命牺牲了那么多的人，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还有可能丢掉，毛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政治路线、方法，是很了不起的，”

　　——“分田到户之后，就一步步地改到城市里头来，他们在口头上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很多人肯定都想不到说的和做的差那么远。到1995-1996年进行私有化，这个没有公开宣传，是偷偷地搞的，我就看得比较清楚起来，每年都给中央写信反对私有化。再后来，江泽民提出‘全民党’纲领，要让资本家入党，那之后那就看得更清楚了。通过阅读《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上的文章，自己的认识就更加清晰了，立场和态度也日益坚定起来。”

　　——“在每一个历史变革关头，每个人都会选择一个态度，去表现自己，每个人也会重新做‘明智’选择。在教育部工作这一段看得非常清楚。……在邓的坚持下，要么是决裂，这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出来，要么是委曲求全乃至温和出局，这是多数……。”

　　上述思想和观点，他在与我的交往中也多次谈到，并且比这些公开发表的言论更为直接和尖锐。他还经常向我推荐左派同志一些他认为比较好的重要文章，对我的一些拙作，我们之间也有思想共鸣。

　　诚然，刘仲侯同志并非是先知先觉，特别是对文革以来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所谓“实践出真知”，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刘仲侯同志是在斗争实践中认识真理，又在斗争实践中捍卫真理，并且百折不挠、持之以恒，为真理而奋斗终生。

　　毛主席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国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引自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常言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在社会剧烈变动之时，在革命的紧要的关头，能够做到不改初衷，始终如一，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刘仲侯同志做到了。他的一生，不愧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刘仲侯同志走了，但刘仲侯同志为真理而斗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品格，是值得我们敬佩、学习和发扬的。让我们团结起来，沿着刘仲侯同志的斗争足迹和未竟事业，继续革命，努力奋斗，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刘仲侯同志永远活在革命人民心中!

　　(完稿于2015.10.30)

　　参考资料：

　　1、《红色中国系列图书·红色人物》《留下清白在人间——刘仲侯》;

　　2、老田：刘仲侯访谈录

+人物资料：【刘仲候】

　　刘仲侯，生于1924年2月21日。1942年在上海中学入党，成为一名年轻的地下党员。1942年9月，由组织决定，调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做地方民运工作。转战于江苏苏北东台、大丰县等抗日前线。1949年前后在华中工委机关、苏南区党委机关工作。1952年被调往南京，分配在省纪检、政府监察委员会办公室任秘书、主任。1957年省委为了加强基层领导，决定选调一批干部下放到基层担任县委书记，时年仅34岁的刘仲侯同志也被选中，派往南通地区启东县担任县委书记。1965年10月调往盐城，任盐城地委副书记。1975年任盐城地委书记。1977年调教育部任副部长。1978年底调江西省任省委副书记至离休。

　　革命一生事迹永存

　　刘仲侯同志是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时期参加革命的，虽然出身富裕家庭，但是为了革命理想，毅然放弃各种优裕的条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解放甘冒生命危险，奔赴抗日前线，又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1949年解放以后，刘仲侯同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江苏省自然条件历来比较艰苦、水旱频发的启东县，以自己的努力工作，与当地干部群众一道，齐心合力、艰苦奋斗，为农业战线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成为周恩来总理关注和称赞的粮棉双高产、双超(纲要)、双贡献的优秀县。

　　无论是文革期间在盐城地区的工作，还是文革后到江西担任省委副书记的工作，刘仲侯同志都一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经常深入农村地头、工厂车间，和那里的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离休以后仍然时刻关心国家大事，为党的工作经常提出建设性意见，真正是身退心不退，将一生献给党的红色干部。

　　从启东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

　　刘仲侯同志于1957年从省委机关干部中，选调一批到基层担任县委书记的年轻干部中的一个，他在那里工作近九年当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不仅比较早地醒悟和抵制了1958年开始盛行一时的浮夸风，而且在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继续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认真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从而实现了全县大面积、继续不断的高产稳产，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他的言传

　　身教，带出了一批优秀干部，为启东县后来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今，每当启东县60岁以上的农民，提起当年在那里工作过的县委刘书记，无不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他的最大优点就是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一切工作从人民群众出发。无论是贯彻执行上级文件、指示精神，还是制定具体政策，都要首先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无原则逢迎上级的旨意。　　

　　刘仲侯同志与爱人蔡秀枝同志到江西农村考察调研水利建设状况　　

　　刘仲侯同志(左一)在江苏盐城地区工作时，与当地农技人员一起研究果树改良问题

　　东县属于苏北沿海，土质很差，解放前经常遇到水旱灾害，名义上是个粮棉产区，产量却很低，亩产棉花不过10来斤，粮食不过200来斤，实际是个贫困的地区，直到1957年全县还要吃亿斤返销粮。自从刘仲侯担任县委书记以后，带领县委一班人和全县人民认真贯彻“以粮为纲，粮棉并举，全面发展”的精神，按照周总理传达党中央、毛主席指示要求，在总理“多增产一斤皮棉，功德无量!”

　　这句话的鼓舞下，深入调查研究，落实好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劳动生产积极性，到1963年，全县实现棉花平均亩产80斤，粮食平均亩产700多斤，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之后，真正坚持落实科学种田，在经过努力已有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到1964年全国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高潮，启东县在上一年高产的基础上进一步热火朝天地大搞群众运动，全县人民在“种田为革命”和“科学种田”的口号鼓舞下，意气风发，你追我赶，红红火火地大干了一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启东人民又创造了58万亩棉花平均亩产131斤，年增产60%多的奇迹。60万亩粮食平均亩产820斤，年增产17%多。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成为“粮棉双高产、双超《纲要》、双贡献”全国先进县，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刘仲侯同志即将离开他曾辛勤工作、创造出优异成绩的启东县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表扬启东人民在他带领下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这是他在认真阅读刊登的文章

　　同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全县每人平均一亩三分地，1964年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交售皮棉91斤，交售粮食67斤，为国家作出显著贡献，为全国农业战线树立了一面红旗。

　　启东县为国家作出贡献，也因皮棉而改善生活。当地农民有句顺口溜：启东种棉农，下地灯芯绒。他们非常感激刘仲侯同志能够情系人民，按照毛主席教导真正走群众路线，改变了启东的面貌，在他离开启东调往盐城任地委副书记时，干部、群众恋恋不舍。

　　在盐城地委工作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刘仲侯同志也受到革命洪流的冲击，被红卫兵、造反派批判，一直靠边站四年多。但他能够正确对待，终于得到革命派的谅解，参加三结合，主持盐城生产指挥部工作。1974年下半年，盐城造反派实现革命大联合，刘仲侯同志担任地委副书记，1975年10月任地委书记直到“文革”结束。

　　坚定不移地走毛泽东思想政治路线

　　1977年刘仲侯同志调往教育部工作，这时的教育思想路线已经根本不同于当年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路线，而刘仲侯还是坚持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所以在调离教育部时，当时教育部负责人还召开了三天的专门会议，对刘仲侯进行了批判斗争，然而他始终没有屈服。

　　1978年底，刘仲侯同志调往江西担任省委副书记职务，配合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的工作。刘仲侯同志坚持农村集体经济，对解散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持保留意见，1982年，在他58岁时离开了第一线。　　

　　刘仲侯同志离休后还经常到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图为他在江西农村和农民同志亲切交谈，了解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情况

　　在退出第一线和离休后近三十年时间里，刘仲侯同志一如既往，为党为人民从未间断过工作。经常到农村、工厂调查研究，把了解到的情况整理成材料，向党中央反映，常常向组织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以致有人说：“党内干部都像你就好了”。

　　现在刘仲侯同志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坚持学习，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人民生活，每年都要到工厂车间、农村地头和工人农民谈心，了解情况，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社会主义，还要继续与错误思想作斗争。

　　严以律己保持共产党人本色

　　刘仲侯同志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生活中以身作则。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刚刚参加工作，还是后来当了领导干部，从来都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同志、对群众满腔热情，既坚持原则又耐心细致。正因为他良好的工作作风，影响了周围同志，所以他在启东县时能够把县委一班人紧密团结在一起，发挥了每个人的积极作用，取得优异成绩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刘仲侯同志严格要求自己还表现在对自己子女前途的安排方面。他和妻子蔡秀枝是一对革命伉俪，从年轻时代一同参加革命直到如今。养育了5个子女，参加工作分散在各个行业。5个子女的工作出路，没有一个得到他的关照。虽然当时儿女们对父亲的“古板”有些埋怨，现在看到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严重污染党的机体，败坏社会道德，便懂得了老人的一番苦心，理解了作为一个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家的高尚情操。

　　“文革”期间，刘仲侯同志的三女儿小英，报名参军体检合格，很快就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女兵，军衣也已经穿上。可是被已经当了地委书记的父亲知道了，他不仅不予支持，反而坚决不同意。为什么?因为当时能够参军是青年人最最向往、人人争取的好事。刘仲侯同志认为，这样热门的好事应该让给别人，自己不能搞特殊，所以，刘小英只得被迫脱下已经穿上的军装。结果女儿被气得要自杀。这样回避特权的小故事在他们家还有许多。因此他家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是通过关系解决工作问题的。这是刘仲侯同志学习毛泽东同志治家作风的真实体现。　　

　　离休以后的刘仲侯同志始终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本色不变，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的革命圣地瞻仰。图为他到延安参观革命纪念馆，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追思革命年代光辉历程

附文：共和国六十年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刘仲侯访谈录)

　　访谈整理：老田

　　时间地点：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南昌经纬宾馆

　　【老田按】在共和国60年即将到来之际，可以预料，承接去年的改革三十年的新一轮宣传运动会启动。在去年的宣传运动中间，相信许多网友会感到不满意，不管怎么说，报章和媒体的宣传主题及其提供的理解历史线索，跟普通人的亲历亲闻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大学生，甚至是别的什么人，已经很难把自己的感受跟媒体宣传文章的基调进行对照了。

　　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似乎存在着相互分割并且彼此对立的两种历史，一种是主流学界和官方媒体提供的书面历史，另外一种是民众的亲历亲闻的历史，从1980年代以来，这两种历史相互脱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相互之间无法对照。普通人亲历的文革，与官方决议和学者写的文革史，截然相反;官方说的大跃进，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记忆也迥然不同;这样的状况竟然持续了几十年，很可能有些人已经感到不满意了。

　　有鉴于此，笔者痛感到理解新中国历史需要新的材料、新的角度。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都还在世，所以，理解新中国历史，存在一个以口述史补充“正史”的可能。本篇访谈录就是老田访问一位老共产党员而记录下来的。

　　刘仲侯老同志亲历过建国后很多重大事件，并且对一些关键决策持有可贵的独立思考，不是那种永远都能够“赶上时髦”的聪明人。他在县委书记任上亲历了农业大跃进，在地委副书记任上遭遇文化大革命，在副部长任上亲历了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在省委副书记任上亲历了解散农业集体经济，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政策调整过程中间，刘老都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刘老的看法不同于官方决议，也不同于主流学界所推崇的普世价值，故此显得“很不权威”，但贵在独立思考，这种独立思考提供了“历史书写一边倒”之外的宝贵材料。

　　从刘老的亲历亲闻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键性的政策及其背后的政治运作过程，可以加深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作为共产党内部政见分歧的一个主要方面，教育革命问题是邓小平非常注重的，针对毛泽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后来针锋相对地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这个话题涉及到如何理解公有制社会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问题，隐含了一个公有制社会的领导层(在其他情况下是统治阶级)的再生产机制，所以成为邓小平反驳毛泽东和马克思的焦点题目。当然，邓小平这样一种反驳方式只有不同意见不发言的时候，才会才能够起作用。为了提高说服力，学界的一些积极分子例如于光远、胡绳、苏绍智等人迅速跟进，于光远说公有制条件下不可能产生阶级因为这与马克思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划分依据不相符，胡绳说毛泽东是民粹主义思想过分地推崇社会下层缺乏依据，苏绍智则较为委婉地从毛泽东的“大过渡”看法出发说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所有的“理论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完成邓小平未能很好完成的理论使命——否认公有制社会的阶层分化与矛盾存在。

　　实际上从1974年医疗组发现毛泽东罹患运动精神元病之后，邓小平就开始布局，先是启用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张爱萍等“四大金刚”，开始发布不同政见——也就是所谓的“右倾翻案风”;1974年年底，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谈话中间全面涉及到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和对资产阶级专政问题，要张春桥和姚文元写文章来阐释这些思想，内容涉及到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公有制社会的官民关系问题，邓小平感到这个关键问题上也不能沉默，于1975年初成立国务院政研室，任用胡乔木、邓力群、吴冷西、熊复、胡绳、于光远、李鑫等七人，根据邓力群的回忆，这一动作是预备夺取原本由张春桥、姚文元分管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发布邓小平方面不同政见。在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间，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文革期间的教育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教育界的领导权问题，“四大金刚”中间的胡耀邦和周荣鑫为此发表了很多与毛泽东的不同政见，这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间有披露和反驳。

　　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在1978年对于同一话题有两次重大的发言，一是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二是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在后一次讲话中间，邓小平把1971年全教会的《纪要》概括为两个估计“《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前一次讲话中间，邓小平反驳了这两个估计。学习一下邓小平的反驳逻辑，这很有意思，他说脑力劳动也是劳动，所以进行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就是劳动者，不存在社会分层的依据，这样，就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反马克思的西方主流社会学关于分层的研究和结论，统统推翻了;另外，他说世界观问题要看为谁服务，他断言知识分子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所以就不存在一个世界观改造问题，他就这样简单地推翻了他自己概括出来的“两个估计”。在这个争论中间，先是邓小平方面发布不同政见——“右倾翻案风”，接着毛泽东方面发布看法——反击右倾翻案风，然后又是邓小平方面发布政见——拨乱反正，可惜的是没有反驳的声音。

　　大体而言，邓小平对于教育和科学的认识在其思想方法中间是有代表性的，邓小平理论的功能性地位，是否定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价值，迄今为止，党史国史研究中间对于新中国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分析，基本上是拒绝应用前人积累的一切理论成果。在这个拨乱反正政策的背后，相关的争论和不同看法都被遮蔽掉了，这也是一种党史国史研究的发言方式——论述和做结论时从来不提供第一手材料和特定历史背景中间的不同看法。目前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间，坚持邓小平开创的研究路径“吃学术饭”的人，数量最为庞大，可能有数十万人之多，这些人研究党史国史时，基本上很好地坚持了既不应用理论又不提供完整的经验材料的方法。这个“邓小平研究道路”，每一个网友都很熟悉，主要是服务于论证什么政策什么人“好或者不好”，这种所谓的研究文章，结论是先定的，证据是后找的，往往以谁谁谁说了什么开始，然后在官场或者民间有一个好的或者坏的例子就算是完成了论证过程，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与某个决议或者某个高官的看法完全一致。有一位大学政治课教师，对这一现象表示高度不满，他曾经对我说过：做一个政治课教师很可悲，没有自己的人格独立，上面风向变了之后，就得换一种说法去教学生。但是这种现象还在继续，并且与普通人的感受差距越来越远，我不知道，把邓小平理论发展成为学界这样一种“写文章教书混饭吃”的方式——脱离一切理论并反对一切全面的材料——还有人多数人感到非常满意并打算继续坚持下去。但愿这一篇口述史，对于那些不满意片面材料的研究者会有所帮助。

　　二○○九年四月十九日

　　1949年大军南下，我到了无锡区党委工作。开始在政策研究室，后来组织农村工作团，我当工作队长，带领五六十号知识青年去农村，当时是要稳定农村，建立政权，我搞了一年之后就调回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当秘书。江苏省委1952年底由苏南区委、苏北区委和南京市委合并成立，我1954年调到省委组织部，搞审干工作，主要是审查高级干部的历史。

　　一、在县委书记任上亲历大跃进

　　建国初期，农村增产很快，启东县的棉花也不错，1955年风调雨顺，达到70来斤皮棉，那是很了不起的，解放前不过亩产30斤左右，老百姓都很高兴。1956年高级社转社之后，皮棉单产后退到三四十斤，农村有些情绪被动，有些人就说合作社不好。当时的农业生产，一个是生产关系变动，一个是靠天收，气候影响很大。为了稳定农村，省委开始下派干部去当县委书记，我是第一个下去启东的。

　　从土改之后，我已经好几年不接触农村了，情况不了解。那时就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和著作办事，下去第一件事就是做调查研究。很多县委书记是1958年才派下去的，不了解实际情况，这个方面吃了很大的亏，我因为先一年派下去县里面工作，了解一些情况，就不一样一些。1958年瞎指挥、浮夸风起来之后，很容易犯错误、跟着走，就是吃了不了解情况的亏。我先下去一年，做了些调查研究，对于那些高指标和瞎指挥的东西，虽然做不到完全识别，但还是有所保留，有所抵制，心里就想：怎么可以这样子办事呢?因此，启东县的“五风”就比人家要轻一些。当时上面有些人搞瞎指挥、高指标，农民不接受，干部很为难，要么是向下搞强迫命令，要么是根本推不开。

　　地委一位副书记下去启东，要贯彻那些意图，说我们没有把农民发动起来，当时我们县三级干部会议已经开过了，他要求重新召开一次，由他来帮助我们发动群众。我们县委有个副书记跟我看法一致，说农村眼前正是农忙时期，干部要跟社员一起劳动，不能再开干部会议，这个时候把干部和群众分开来很不好，我也同意这个看法，就对地委领导同志一再解释，但是他仍然坚持己见，最后我就顶了他，说：如果一个县的工作落后，地委帮助开一次会就解决了，那地委工作也很容易做嘛，一个地区几个县开几次会就解决好了。这样，地委就对我有看法。当时提出亩产100斤皮棉，这个目标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就率先起来响应，同全省各地区各县竞赛。后来有的县说要达到200斤，地委就说人家地委提出亩产200斤，就要求我们也跟进这个高指标，我就说人家搞他的，我们搞不起来，就没有响应。这样就批评我，说我右倾，正因为这样，启东的破坏反而小一些。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批判彭德怀，江苏省的情况还比较好，清醒一点，没有到处捉小彭德怀，主要是教育，没有一个县委书记被打成反党分子处理。

　　1960-61年发现问题多了，就清醒起来，开始认真纠正五风，启东县恢复就比较快，1962年夏粮就增产一个亿，平均每亩增产100斤以上，老百姓就很高兴，说肚皮吃得饱了，盒子炮也打不穿。62年解决了口粮问题，1963年棉花单产超过80斤，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放了个真的卫星。启东120万亩地，一半种棉花，差不多就有50万石棉产量。我在县委书记任上的一个感受是，只要是把集体组织好了，生产恢复起来，速度很快，压都压不住的，集体经济不是没有优越性的，恰恰相反，它有极大的生命力。全国62-63年也开始从困难中间慢慢恢复起来。

　　1963年末，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给地委打招呼，建议启东在1964实现皮棉100斤，粮食800斤，提前“过纲要”，对外不作宣传。苏北选定启东，苏南选定常熟。那个时候，开始提倡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农村学大寨也开始提了，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和鼓舞很大。我们县常委会议决定：竭尽全力，脚踏实地，动员和依靠全县人民，夺取粮棉双超纲要。结果真的实现皮棉亩产131斤，粮食达到832斤，我们自己都大吃一惊，对全国都有震动。省农业科学院华院长来看，他说明年做不到，计算投了多少化肥，推测快速增产是挖了地力。结果他也没有说准，因为他不了解启东的耕作制度，农民是一边种地一边养地，种植一些豆科作物有根瘤菌固氮，而且启东的棉花品种是矮杆棉花，农民把那些高杆棉花称为“大雄棉花”，因为杆子长得壮，桃子较少;把启东的棉花成为“小雌棉花”，杆子矮但是桃子多。

　　科学种田需要有集体经济配合，要不然很难取得成绩，一个合理密植问题，就需要大量的试验数据。汇龙区试验了四种种植密度结果得到四种产量，证明亩产3500株产量最高，3000株次之，4000株最低。棉花播种时间，根据多年的试验田经验大约是在4月20日至5月5日之间较好，早了容易发生冻害，迟了伏桃少影响产量质量。当时很讲究种试验田，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结合在一起，现在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必然是相互脱节的。县里面还专门派人去浙江慈溪常驻那里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

　　从64-69年，年年都是粮棉上纲要，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棉花单产达到一百六十斤，又放了新的卫星。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搞集体经济要靠群众的积极性、革命性，当时提出一个口号“为革命种田”。工业学大庆时期，农民提出来说，大庆那边冰天雪地，我们这里的泥土像切豆腐，做事情容易得多，种田确实需要一种精神境界。之外，还总结了不少先进经验，那时大力提倡“科学种田”;在政策执行方面，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解决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在穷队和富队之间也不搞平调，对社员实现按劳分配，我们就坚决贯彻执行这个，确实就像毛主席所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没有这个是什么都办不成的。

　　在领导上当时特别讲究走群众路线，普遍开展生产问题的讨论，实现生产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做到上情与下情结合，启发群众的觉悟，让群众懂政策，懂科学;搞技术革新，一切经过试验，实现领导、群众、技术员三结合。毕竟群众跟干部一样，都是希望高产的，只要是把道理讲清楚，特别是经过试验让群众亲自参与和了解，各种丰产措施群众都是会积极接受的，经过几年的丰收，群众越来越相信科学技术。我当时有一个讲话，除了讲群众路线之外，还讲到不能滥用科学的权威，强调领导工作要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干部安于现状，不去调查和实践，对新鲜事物不去支持和推广，而是自己当“盖子”。这个讲话后来在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人民日报配发了很长的编者按，其中说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农业部调查组的报告《启东县是怎样领导农业生产群众运动的》。

　　1964年启东县实现了棉花亩产131斤，有了实际的例子，地委就好讲话了，要求南通地区6个县到1965年都实现超100斤，结果也都实现了。到底农业能不能实现大跃进，从我亲身经历来说是可以的，南通一个地区不是小地方的人造典型，不是一个大队一个公社，而是一大块地区，整个地区六个县200多万亩棉花都超了《纲要》，这是我自己干九年县委书记的一个实际体会。后来搞包产到户，启东坚决不同意，我也是想不通，从1979年开始我一直是抵制单干风的，不过中央一道道命令下来顶不住。

　　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不理解

　　1965年省委调我去盐城地区任职副书记，当时42岁，算是很年青的，当时提出培养年青的接班人。四清运动我是理解的;文革开始时期受冲击特别厉害，所以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最初是文化界先搞起来的，批判海瑞罢官，说文化界的一些人利用小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思想领域开展阶级斗争。

　　1966年底，北京学生到各地串联，机关和工厂里头的工人都动起来了，主要就是反映一些单位的干部脱离群众、自私自利、贪污腐化，一批批群众涌到地委来要求罢某某人的官。地委很被动，一个人不能决定罢官，就开会研究，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开会讨论的时候，我不赞成，怎么群众起来一施加压力就罢官，我表态不同意，群众就认为你很顽固。1967年3月兴起“揪叛徒”风潮，盐城地委书记曾经自首过，就说他是叛徒，自首就是向国民党保证不再干共产党，没有出卖同志破坏党的事业，按过去审干政策算是犯严重政治错误，不算叛徒的，算是丧失共产党员气节;现在说自首就是叛变，那就属于敌我矛盾了。因为我以前搞过审干，了解相关政策，就表示不同意，说按照原来政策只算犯错误，现在中央什么政策我不知道，这样就说我是“铁杆老保”。

　　北京一些学生组织到下边来串联，一个个来对付我们，提一些问题要你回答，不同意就打你，要你吃点苦头，我们也不好跟他们怎么样，但是不理解。地委里面的同事们，私下里都说，现在是“乡下人挑大粪——两头都是屎(死)”，一头是组织路线，一头是政治路线，顾了政治路线在组织路线上就要犯错误，顾了组织路线在政治路线上就要犯错误，搞不清怎么回事。

　　那时还有一个实际情况，工厂里头的工人，有的很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例如工资问题、临时工转正问题等等，都在文革的大形势下，也组织起来到地委要求解决问题。劳动局顶住了，没有答应，我们地委也是一起顶，随便开口子也没有用，不能算数的。把我们拉到省里面去，也还是解决不了，又拉回来。

　　文革初期，一个是罢官风，一个是经济主义风，还有就是听说北京文教界斗老师，还死了不少人，我们都感到很不理解。人民日报一批批社论发表，运动开展起来了，地委常委开会的时候，我说想不通，想要给陈伯达写封信，说说我们的想法：首先说了拥护中央的决策，拥护文化大革命，也认为要保持党的青春活力，要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也赞成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底还要不要各级党委?不要党的领导光搞群众运动，能够把握住正确的方向吗?当时我确实想要写这封信，也写了，想了想还是没有发出去，而是交给地委档案室保存起来，算是留一个资料吧。后来地区有个副专员也起来支持群众造反，他说有这么一封信，群众到档案室要求交出来，写成大字报贴出去，说是一株大毒草，进行批判。我辩解说：我是有一些想法，也写了这封信，但是还没有最后想好，所以信没有发出去，写信时没有看清楚，现在懂得多一点，慢慢理解文化大革命。这样就批判我，说我是走资派培养的修正主义黑苗子，三结合的时候没有进去，靠边站了五年。

　　在我靠边站期间，我认真读了七八本马列主义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等，比较理解巴黎公社的原则，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就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因为自己有当九年县委书记的经历，对毛主席大字报说62年的右倾和64年的形左实右，也能够理解。

　　文革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冲击，下来之后才感觉到：文革前党的各级干部确实养尊处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知道民间疾苦，老百姓很多委屈，完全不了解。很多人在各次运动中间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都是与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听一些右派讲他们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过程，感觉到跟我们遭受的委屈是一回事，自己从高高在上被打到社会底层之后，就能够认真听取右派的遭遇，并产生很深的同感，认为确实不应该把人家打成右派，群众的疾苦与干部的高高在上这样一种心态分不开，也认识到干部掌握权力之后很容易犯官僚主义错误。由此想到要保持党的青春活力、党组织的纯洁性，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国家作为劳动人民的政权要江山永固，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很必要的。

　　我1971年解放之后，先是结合在生产指挥部里头当副主任，后来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之后又担任地区党委常委、副书记，1975年担任地委书记。那个时候，有人开玩笑说我四年内连升六级，那个时候下去也快，上来也快。盐城的造反派组织，主要是机关干部与工人结合在一起，我无论是在靠边站还是在任职期间，始终没有倒向哪一派，毛主席说要支持革命群众、搞大联合，我们就按照这个要求办，两派都支持。那两派都拉我，也都反对我，他们相互搞得很紧张，势不两立。由于我们没有倾向于哪一派，认真支持三结合，局面就比较稳定。还有些同志很担心我，有造反派还曾经打过我一拳，意思就是教训教训你，我也不记仇。

　　最开始的时候，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我怎么就成了走资派呢?那时经常传达毛主席指示，有一次他说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的，也不都是坏人，还是可以改的。我看了之后，也很同意，虽然不是自己蓄意要搞资本主义，但是在错误路线之下跟着走，实际上也是帮助资本主义力量的。后来，邓小平把所有干部都解放出来，把所有人的问题都平反，好像一个走资派也没有了。丢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之后，经过最近30年的改革，这改那改，现在改得到处都是走资派了。这样，我就从实践上理解了文化大革命。

　　粉碎四人帮之后，好多人欢天喜地，我没有欢呼，也没有反对，对于报章上所说的万恶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缺乏具体了解，只是简单地认为中央这么办肯定是有道理的。后来下发了批判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知道他们几个大概是有这些问题。

　　三、教育界关于推翻“两个估计”的争论

　　文革期间提倡教育革命，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废除考试制度，主张开门办学，学生亦工亦农，选拔大学生要经过群众推荐这一关，学员实现社来社去，这确实都是事关党和人民的命运的大事情。

　　1977年5月，我调到教育部当副部长，分管运动，主持批判四人帮在教育界的篡党夺权，对这个没有怀疑。后来，推翻“两个估计”，我自己是有所保留的。邓小平亲自抓教育界的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否定两个估计;我没有坚决反对，也没有积极拥护他们，我在教育部是被他们批判的。当时要召开全国的教育会议，不推翻两个估计，这个会没有办法开，此前的预备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争论不休，有的要全部推翻，有的不同意那样简单否定。邓小平到会讲话，要否定两个估计，这个人真是立场鲜明，敢讲，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实在的，这样的讲话也确实没有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也没有针对教育部门的严重问题。

　　当时教育部长刘西尧，从前是周总理所依靠的教育战线的第一助手，他作为部长也讲话，但是有点软，教育部里头有些干部是邓的拥护者，主要是攻击刘西尧，有人也是想要取而代之，自己当部长。在1978年的7月的党组会议上，有人提出在“两个估计”出台过程中“西尧同志‘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什么鬼?为什么一直保住两个估计不放?’”那些人说周总理是“违心”地说了两个估计那些话，照说这个问题上刘西尧是最有发言权的，他最了解情况，后来受到批判，他做检讨时却顺着说：“前一段为了维护《纪要》，错误地拿总理的话压大家。”我当时就认为，这是屈服于压力丧失原则，脱离事实，明确讲：“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轻率地提，不要在检讨中继续犯错误。”(教育部党组《学习三中全会精神简报》，第三十四期)我说：周总理是党性很强的，这样忠心耿耿的老同志，你们没有任何证据，就断言周总理是违心地在重大问题上表态，我不同意。他们批评我不了解情况，说我对文革期间教育战线所受到的严重摧残不了解。

　　文革期间教育革命的前因我是知道，四清期间毛主席讲教育要改革，说学生的负担太重，把身体搞垮了，考试把学生当作敌人对待，搞突然袭击，教育内容脱离实际、脱离政治，集中起来的关键问题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提出与资产阶级不同的教育方针，我也认为这确实反映了实际情况，也确实需要改革。我当时的想法，既不是要积极地推翻两个估计，也不是要全盘恢复以分数为标准来录取大学生、不要群众推荐、不讲政治，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的思想烙印在头脑里还是很深的，不能就这么简单地回到过去，对完全肯定十七年还是有所保留的。一个副司长向我开炮，问我是不是不同意邓副主席的意见。

　　1978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就决定我离开教育部到江西省工作，任省委副书记，走之前，机关有些人贴出大字报说：刘副部长你且慢走，有些问题还要说清楚。我到江西工作之后，还按照教育部党组的要求，79年2月回去参加党组会议，听取他们的批评，他们主要是批评我左倾、思想僵化，我也在会议上讲了我的想法，说自己有好多问题没有想清楚，他们也不能回答我的问题。那些会议有一套简报，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有人批判我说：“仲侯同志认为别人对十七年否定不够，对十一年肯定不够，……仲侯同志对邓副主席指示有不同看法，有保留。这是大的路线是非，希望搞清楚。”(教育部党组《学习三中全会精神简报》，第三十二期)另一个党组成员则说：“仲侯同志的言论、思想与华主席、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不协调，说的严重些，是格格不入。特别是前年邓副主席八八讲话之后，表现比较明显。一个是对十七年的看法，一个是对十一年的看法，还有对邓副主席讲话后重大决策的态度。”(同上)而另外一个党组成员、副部长则大段地讲了党员保留意见的问题：“你在思想路线上保留意见，与中央在重大问题上思想不一致，作为一个负责干部，这是个大问题。现在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确定的教育战线的路线是正确的，再保留个人意见是不允许的。去年几次讨论十一年、十七年问题，你总是讲保留意见。去年五月讨论全教会文件，你最后站起来又讲了一通保留意见。……你的一切发言都是这样，认为十七年有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十一年基本上是对的。”最后，这个副部长把问题上升到人身攻击层次，说“我看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对教育不了解;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你领导了一段工作，总觉得十一年还不错。”(同上)

　　在每一个历史变革关头，每个人都会选择一个态度，去表现自己，每个人也会重新做“明智”选择，在教育部工作这一段看得非常清楚。我估计刘西尧也是思想不通的，他要保自己，也只有选择跟着走了;在邓的坚持下，要么是决裂，这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出来，要么是委曲求全乃至温和出局，这是多数，他后来也被派去四川当省委书记。我后来跟他有过通讯，他回信对我表示感谢，说我和老李、老高当时支持了他，让他终身难忘。我其实也不是支持他个人，我回信告诉他：现在知道那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他很谨慎，回信把政治问题都回避了，只说我们几个比较公道，支持了他。

　　四、党内关于“分田到户”的激烈争论

　　到江西工作之后，就遇上单干问题，这个问题在党内争论是激烈的，从1979年就开始了。1980年中央召开各省第一书记会议，各省派两个人参加，江西是江渭清和白栋材两个人去的。那时华国锋还没有下台，但是已经不掌实权了，华国锋到会做了开题讲话。因为江渭清 是文革前的老省委书记，有点威信也敢讲话，大家就推他第一个讲，他讲话中间明确不同意包产到户，支持一种分工分业，主张按多种经营方向，分小组承包搞养殖业、种植业、林业、工业等等，支持承包到组，反对到户。吉林的王恩茂的讲话也是很鲜明的，反对包产到户。

　　我把他们带回来的会议发言记录，一篇篇地看了，印象很深刻，只有内蒙的周惠、辽宁的任仲夷、贵州池必卿三个人坚决支持，反对的是大多数。这个材料可能还没有进档案馆，应该还在各省办公厅手里，有熟人的话应该可以借出来看看。但是，非常奇怪，这么重大的政策问题，中央一直不做正式的明确决议，而是暗地里一直慢慢地往下推，同时还在全国报章、电视、广播上越来越露骨地宣传大包干就是包产到户，为什么老是在这个问题纠缠不清呢?省里面是白栋材一直主张包产到户。我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发言中间说：中央肯定是有人支持搞分田，我说应该就这个问题向中央提出意见。毛主席曾经说过：“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记得在江苏工作的时候，刘顺元还曾经传达过毛主席的一句话：管他马恩列斯毛，在实际中间行不通的，都不是真理。但是，等到他们那些人掌权的时候，真正的共产党人往往连真话都没有办法讲了，就算是讲了也不起作用。

　　省委常委会议后，江渭清下来对我说：老刘，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讲话，传到中央去了有人会整你的。杜润生曾经到过江西，与白栋材来往密切。我是管农业的，陪他去看了几个地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说不完的，光是水利建设成就，就不得了，分田之后搞得千疮百孔，要不是当时的成就，现在哪有饭吃。很多基层干部都明确表示了反对单干意见，提出单干很难解决的许多大问题，水利问题、机械化问题等等。我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意见，跟杜交换过看法，讲了自己的观点和道理，杜润生也不反驳你，而是讲了一个故事：说十月革命时期，俄国工农群众有些坚决要求火烧冬宫，列宁说尽量劝阻做说服工作，要是实在说服不了，就烧罢，之后可以再起。我不知道列宁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也没有办法考证是不是有那么回事，他的意思是先这么着算了，以后再说，这推销的是一种与毛泽东主张截然相反的处事方式。

　　后来搞市场经济，好多人还是迷惑不解的，分田到户这个问题，党内的争论是很多的，当时搞单干是有很多人明确反对的，越是到后来，政治压力越大，人民日报说中央积极、群众积极，中间有个顶门杠，要拆掉这个顶门杠。胡耀邦跑到湖南去蹲了几个月，要湖南把田分下去，湖南是顶得最久的，到1984年才分田。他们那伙人为了推行错误路线，执行起组织路线来是毫不手软的，把反对他们少数派意见的干部全部撤掉;如果不是毫无原则地施加这样的政治压力，让那些县乡大队干部能够按照实际办事，全国农村的集体经济至少要保存三分之一以上。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相配合，因为我跟他们有不同意见，就把我从班子里赶出来，而我当年58岁，是省委班子里最年青的。出来之后就开始筹备顾问委员会，担任筹备小组副组长，1985年正式成立之后是副主任，可以参加常委会议，该发言的我还是发言。1992年顾问委员会撤销，我就正式离休了。

　　五、对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认识

　　文革初起的时候，说我反对文革也不准确，就是不理解。在我靠边站之后，接触群众就比较多了，读书也多些。那时经常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成立革委会之后，每个省都打倒走资派，夺权，后来主席曾经讲过，搞这样一种革命，人的政治面貌不容易分清，先打倒一下然后再慢慢鉴别，我一想，啊，这也有些道理。还说，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也不都是坏人，干部也要接受再教育，我心里也很同意。经过十年之后，我对文化大革命越来越不反感了，深切体会到当一个真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党不这样做的话，变修变色是随时可能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十分必要的。一些人当官之后，就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必然是要垮台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77年到教育部工作，那时对文革的认识，轮廓性的东西有，但不是很确切，也不太明白当初怎么发展到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心里想：那样闹革命闹得成吗?不会失控吗?这么大的国家，由中央彻底指挥群众，不通过各级党委，行吗?后来有武斗，发展到不可收拾，这样一种开展文革的具体方式，有必要很好反思。从总的来讲，为了反修防修，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必要的，苏联变修之后，主席认为中国也有这个问题，革命牺牲了那么多的人，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还有可能丢掉，毛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政治路线、方法，是很了不起的，各地情况不同，要具体怎样进行群众运动才能够取得胜利呢?这个方面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肯定是要搞，真正要搞成功，在方法不足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有个网友写文章说：社会主义革命早搞，也是有道理的，这不是超越历史阶段，但是不容易一次搞成功，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社会矛盾就比较尖锐，要是生产力发达些，搞斗私批修就容易些，人的觉悟也可能高些，在物质不够丰富的条件下，靠人们的一颗红心去解决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问题，就难点，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的配合不够。过早达到这个目的难些。党组织处在这个社会中间，也应该要求高些，应该不停地进行整风，不停地斗私批修，不停地吐故纳新，要不然，早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容易维持。

　　分田到户之后，就一步步地改到城市里头来，他们在口头上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很多人肯定都想不到说的和做的差那么远。到95-96年进行私有化，这个没有公开宣传是偷偷地搞的，我就看得比较清楚起来，每年都给中央写信反对私有化。再后来，江泽民提出“全民党”纲领，要让资本家入党，那之后那就看得更清楚了。通过阅读《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上的文章，自己的认识就更加清晰了，立场和态度也日益坚定起来。

　　附：刘仲侯同志的回信

　　老田同志：

　　发来的采访稿已阅改，你整理得很好，我作了一些必要的更改。最后请你阅改定稿。

　　即致

　　敬礼

　　刘仲侯

　　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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