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五洋捉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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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先建立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
机厂，再后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轻工业方面原来
有点旧厂子，如食品厂、纺织厂、造纸厂、卷烟厂、糖厂，
这些工厂正在修理，逐步恢复生产。”
话说1950年1月4日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和江青发了一封电报。
原来，江青在1950年1月1日给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上提出请求，要到“新解放区”去看一看。毛泽东历来是遵守党纪的带头人，并且对家人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在给刘少奇转江青的电报上，他是这样写的：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1月1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做决定。
毛泽东 1月4日上午4时
江青这次出行，维克多曾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描述说：
“由于渴望参加中国东部的土地改革运动，她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当她乘坐的火车驶进火车站，她发现了高岗和饶漱石。他俩分别主持党的东北局和东南局。”“很明显他们已知道了她的计划。她一踏上上海站台，他们就提出在他们认为是‘他们的管辖区’内，由他们安排她的所有活动。她大多是与饶漱石打交道。一到上海，她就告诉他，她想直接下到农村，开始有关土改的调查。他以许多特务正在附近活动而无法保证她的个人安全为由阻止她。他频繁地来看她。有一天，她决定去上海市区逛商店，饶漱石坚持陪她去商场，不管她是否想单独去。从那以后，她不是被一个安全局的局长陪同，就是饶漱石书记亲自陪同。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是被持枪的秘密特工所包围，使她感到好像要被绑架，总使她回忆起早年在上海的日子里惊恐的感觉。”“他已经显示出对她的负责，但是又不知怎样能使她很自然地感到高兴。一天，他邀请她参加他主持的党委扩大会议，首先把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他坐在江青对面，在介绍时戏谑的称她为‘朝廷特使’。这激怒了她，但她没说什么。”“既然她不能到任何地方，她就求助上海市市长陈毅，告诉他，她感到灰心丧气。他鼓励她出来见一些文化圈里的人士，她对这个圈子有着个人和职业上的密切关系。因为太忙不能陪同她，陈毅指派副市长潘汉年陪她去剧院、电影院和参加发生在那时的其它文化活动。”
江青在上海期间，一度离开上海，前往无锡，考察了茶叶业和丝绸业，然后返回上海。不久，江青又到了武汉郊区进行考察。2月初，由于天气寒冷，她在一场寒潮袭来时患了感冒，由感冒而咳嗽，进而演变成为支气管炎。江青不得不从武汉近郊农村回到武汉治病。在武汉治疗了一段时间，效果也不怎么好。她终日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江青只好离开武汉返回北京。途经济南时，她乘便下车回到故乡探望亲人。这是她去延安之后第一次回老家。令她最为痛心的是，母亲栾氏已经在1948年年初病故了。江青对母亲感情很深，在哥哥李干卿和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母亲墓前，大哭了一场。李干卿在和妹妹闲聊时说：
“因你从香港给我寄钱来，宪兵队把我找了去，打我，让我给你写了两封信，你收到了吗?”
江青说：
“我都知道了，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事啦。”
回到北京以后，经医生会诊，江青得的是慢性胆囊炎，肝也不好。自此以后，她便一边工作一边治病。
再说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在重庆西南军区所在地致电中央并转毛泽东，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决定由18军担任入藏的任务。同时提请：在康藏两侧之新疆、青海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以及赖亚力、柴树藩、程明升、常彦卿、沈鸿、苏农官、王勋、聂春荣、罗维、何谦，还有新疆的赛福鼎和邓力群。
1月10日，毛泽东复电中央并转刘、邓、贺及西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一、完全同意刘邓贺1月8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二、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4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算起，则由1月中旬至5月中旬尚有4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写成3个半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18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三、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3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5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
4、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5、关于中央负责之一部分侦察工作，请聂令二局注意办理为要。
毛泽东 1月10日
接着，毛泽东关于“大力做好解放海南岛的准备工作”给中央转林彪的指示电：
中央转林彪同志：
一、1月6日电及转来邓、赖、洪1月5日电均悉。
二、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3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3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
四、请要15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
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3、4个月内获得成绩。
毛泽东 1月10日
1月11日，毛泽东晋谒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敬献了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种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 1950年1月11日”。
毛泽东的随同人员有：王稼祥、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陈秉承、沈剑心、孙维世、李家骥。
这一天，毛泽东还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1月14日晚10点，毛泽东在王稼祥及其他随员陪同下，乘火车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
1月15日，毛泽东一行到了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库兹涅佐夫、市委书记利亚诺夫等领导人的欢迎。毛泽东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感谢。库兹涅佐夫等要安排毛泽东到著名的斯莫尔尼宫休息，毛泽东说：
“为了争取时间，不要太麻烦了。还是多看些地方才好。”
毛泽东参观了市内的艺术馆，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那艘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他站在巡洋舰前，非常感慨地说：
“伟大的10月革命从这里一声炮响，革命的潮流从此不可阻挡。”
毛泽东一行回到市内，下榻于斯莫尔尼宫。
晚上8点，毛泽东一行出席列宁格勒市委招待会，饭后去基诺夫剧院观看芭蕾舞《巴亚捷尔卡》。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演员们在掌声中6次谢幕。毛泽东派王稼祥登台向演员们献了花篮。毛泽东离开剧场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他向观众们挥手致意。
第二天，毛泽东要去看看波罗的海。乘汽车来到波罗的海，他看到大海与陆地已被厚厚的冰层连在一起，分不出界限了。下车后，毛泽东在冰层上踱步，举目眺望，激动地说：
“这真是千里冰封啊!”
苏联朋友告诉他说，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冰层的厚度大约有1米至1.5米。毛泽东听罢，笑着说：
“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人员听到毛泽东如此豪迈而气势非凡的话，纷纷鼓起掌来。毛泽东提出要去看看列宁曾经在芬兰湾住过的茅草房。汽车开到了茅草房附近，很遗憾，茅草房已经完全被大雪覆盖，看不清楚了。
1月17日，毛泽东离开列宁格勒，下午5时回到了莫斯科。
1月17日晚，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给刘少奇的复电。
原来在1月15日，越南外交部长黄明鉴向周恩来发来照会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宣言，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增强中国与越南两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这份照会由在京的刘少奇转给了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和正在赴苏途中的周恩来。周恩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基火车站，与毛泽东电话联系，商定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复电中说：
“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18)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给胡志明。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
1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以周恩来名义发表的致越南外长黄明鉴的复电：
“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1950年1月15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籍以巩固两国邦交及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复电，并希察照为幸。”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准备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越南将此视为最大的支持。后来，他们把1月18日定为“外交胜利日”。
1月18日下午，莫洛托夫来看望毛泽东，并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个长篇讲话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艾奇逊在讲话中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4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莫洛托夫提出建议说：鉴于艾奇逊的谣言，中、蒙、苏3国各发表一个官方声明，对艾奇逊的谣言予以驳斥，以正视听。毛泽东表示同意这种做法。
1月19日晨5时，毛泽东就1月12日艾奇逊的谣言，亲自起草了一个1500字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他写道：
【新华社北京20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胡乔木署长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4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美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种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1950年1月14日，被中国人民政府逮捕审判并驱逐出境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据塔斯社1月14日华盛顿电称：“前美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返美后，曾与国务院官员谈话。此次谈话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他说，除掉行使共管铁路的条约权利以外，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瓦尔德同时指出，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他回答满洲共产党的政权是否受北京的监督时，瓦尔德称：所有共产党的政府，都是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据他所知，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人们可以看见：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的官员。
毛泽东要工作人员立即用电报将稿子发给北京“刘少奇同志并告乔木”：“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毛泽东还特别要求工作人员：“1、用密码，不可用明码;2、精密校正，不要错字;3、今(19)日必须发出，并使刘少奇同志能于今夜或明晨收到。”
1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权利”周恩来致联合国电，他写道：
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秘书长赖伊先生，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代表团：
1950年1月8日我曾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抗议照会已承赖伊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
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我并要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
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这样留在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
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
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1950年1月19日
1月20日，周恩来和李富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方把周恩来一行安排在莫斯科东北郊，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远。
下午5时，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你去把房子调整一下，给总理一行准备房间。”
1月21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时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散布的“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的谣言。
1月21日晚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要向代表团所有成员宣布纪律：1、所有文件不能遗失，不能泄露出去;2、个人不能私自出去会客，有事要请假;3、日常生活中有困难找李富春同志解决，不能向苏方接待部门索要东西。”
1月22日下午，斯大林和毛泽东举行第3次会谈。中方陪同人员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和翻译师哲;苏方陪同人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和翻译费德林。斯大林就驳斥艾奇逊谣言一事问毛泽东，中国政府是否发表了声明?毛泽东回答说：
“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
“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说：
“是新闻署长，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听了非常不满意，当面指责中方只发表了一个“一文不值”的个人谈话。他还说这打乱了苏方的步调，“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
斯大林一通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激怒了毛泽东。此后，毛泽东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周恩来向斯大林作了一些解释。斯大林说：
“今天我们两国领导人开始举行正式会谈。毛泽东同志可以谈一下你的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和斯大林就中苏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等，各自发表了意见。毛泽东说：
“斯大林同志曾经谈到过中苏关系问题是否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形势根本变化了，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中苏两国的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为好。中苏两国的合作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说：
“我同意谈判条约问题，还有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都需要谈。”
毛泽东说：
“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可以写在另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
“可以。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就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说：
“我们同意前一个办法。”
斯大林说：
“大连问题由你们中国自己解决。”
毛泽东说：
“中苏条约中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我提议双方委托几位同志具体去谈。中方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去谈。苏联方面请斯大林同志指定。”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同中方进行具体谈判，起草条约和有关协定。
会谈在主要问题、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进行得比较顺利。
两个小时后，会谈结束了，斯大林邀请中方人员到他的住处共进晚餐。斯大林特意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客人坐在后排主位上，但毛泽东毫不领情。双方的气氛依然很沉闷，中方翻译师哲为了打破尴尬，自作主张提出请斯大林访问毛泽东的住处，斯大林表示以后可以去。毛泽东听了很生气，对师哲说：
“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晚餐也进行得很沉闷。毛泽东仍然余怒未息，一言不发。晚餐结束后，斯大林亲自去放留声机，又命人邀请毛泽东跳舞，被毛泽东拒绝了。主人和客人全都离座走进舞池翩翩起舞，斯大林又让三四个人轮番邀请毛泽东，甚至几次生拉硬拽，毛泽东仍然置之不理，他那高大的身躯就是始终不肯离开座位。
1月23日，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会谈。苏方拿出了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个草案是以1945年8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为基础草拟的。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把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马上译成俄文，交给他们。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1月23日晚，刘少奇不经中央讨论，不经毛泽东同意，对东北局的一份报告作了批示。
此前，东北局就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出现了新富农，请示中央组织部：允许不允许党员雇工，允许不允许党员成为富农，是否都应当参加变工组?中组部就此又请示刘少奇。刘少奇为中组部在东北局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了，要将财产交出去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华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写罢批语，刘少奇又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等进行了谈话。由安子文整理的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3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在东北，现在这种农户大概不会超过农民的10%。其中真正富农所占的比例，必然更少。这种有3马一犁一车的较为富裕的农户，在数年之后，可能与应该发展到80%，其中有10%的富农，其余20%的农户，是没有车马的贫农。现在东北，应该使这种中农得到大量的发展。
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据说东北有7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变工互助之所以能有这样多，就是因为个体经济的破产，农民不得不变工。将来的发展，个体经济都能独立地生产，变工互助势必要缩小。农民发展生产，有了3匹马，还是可以变工的，也可以单干。也唯有发展有3匹马的农户，还参加变工时，才真正是自愿了。
现在有70%的农户参加变工互助，将来会缩小，这是好现象，证明经济发展了，农民成为中农的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也是应有的现象。70%的农户有了3匹马，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因此，现在既要宣传与说明变工互助的好处，但又要允许他单干。
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正因为是两个阶段，所以不能混为一谈，转变的早了，是不对的。六届五中全会的时候，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集体农庄是要使用机器从事大规模生产，它否定了个体经济。例如在一个村庄中建立集体农庄，只应建立一个，若建立两个，开始也可能有，但必然有许多困难，很难办。
苏联在开始实行集体化的时候，曾有30%的农民不肯加入，但为了集体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对不愿加入的农民，可以把他的地调剂到农庄的边沿上去。因此，在实行集体化时，个体生产在全国说是可能的，在一个村的集体农庄之中，则不能不加入。而且那时，大家都用机器生产，他却硬要单干也是不会有的。
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苏联开始集体化也没有机器，但是在国家计划生产之下，各农庄已定了货，一二年内机器工具一定会来，因此集体农庄也能巩固了。如无此种条件，只有马和犁，坚持几年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的变工互助，供销合作社，具有培育农民的集体观念的作用，将来加上机器工具的条件，才能够领导实行集体农庄。
什么叫做剥削？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100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
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但事实上那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很少的，雇农不会多，国家还要大量动员农民到工厂去做工人。斯大林曾经写过信，请求集体农庄动员农民到工厂去。因此，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也不可认为反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这不是自流，现在让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什么才是放任自流呢?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3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有3匹马的，不能放任。
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假如今天东北有个资本家要照圣西门的办法去做，那么他可能办成功，而不会垮台。
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油房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好暂时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但是，一般的，不会都这样。即使东北将来有10000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100万党员，这10000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而且，在10000人中可能会有5000是愿意留在党内的。因此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
后来，高岗看到中央组织部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批复以及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记录后，并未正面提出不同意见。到了2月间，他进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中组部的批复和刘少奇的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毛泽东看罢，不置可否，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非常明显，他对刘少奇的谈话是不满意的。
再说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在一起开会，毛泽东提议，一边讨论修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一边将修改稿译成俄文文本，尽快递交苏方。
接下来，毛泽东等人边讨论边修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则在另一间房子里将修改好的文本译成俄文，并打印出来。
随后，周恩来立即将修改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
1月25日，中苏双方开始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1月2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22日，我们连师哲共6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办法。23日，周、王、李3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3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24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2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3天内准备好第3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
1月28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我们这次来苏联访问，苏方派来保卫我的上校和两位中校、3位少校昼夜值班，还有他们派来的司机、厨师、服务员对我们态度十分友好，工作周到，你带上2瓶茅台酒、2盒龙井茶、2床湘绣被面等礼品，代表我，去克里姆林宫拜访一下苏联的卫戍司令，谢谢他们。”
1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新疆人民政府主席赛福鼎。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其中涉及新疆问题，请你抓紧阅读条约草案，有什么意见，尽快向谈判代表提出来。”
周恩来问赛福鼎：
“你能看汉文吗?有困难的话，请邓力群同志帮助读给你听。”
赛福鼎说：
“没有太大困难，汉文写不好，但可以看懂。”
1月31日，毛泽东派汪东兴代表他去看望正在莫斯科治病的任弼时。
1月31日这一天，青海的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说：
“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
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1月31日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中苏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贷款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以上5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5件明1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3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1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
1950年2月1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说：
“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1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60，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日。”
毛泽东立即复电刘少奇说：
“请你们热情接待，并代表我们问候胡志明主席。”
此后，刘少奇、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组成中方谈判小组，与胡志明会谈。刘少奇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机会，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2月3日，胡志明自中国东北乘飞机直抵莫斯科。毛泽东亲切会见了他。
斯大林得知胡志明到了莫斯科，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情况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苏联派军事顾问和提供弹药援助。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
斯大林在和毛泽东会谈时，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而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斯大林还说：
“我们已经打完了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这样，中苏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2月3日，毛泽东据刘少奇的请示报告，复电说：
“刘斐宜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贺耀祖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陈铭枢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黄琪翔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唐生智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上述人事安排，请考虑。我们返京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后，可能还会有些变动。”
2月4日，毛泽东召见正在苏联学习的刘亚楼，他说：
“我们不但应该有强大的陆军，还应建立强大的空军，强大的海军。现在有起义的伞兵第3团，将来要归你空军建制。”
刘亚楼说：
“这个伞兵团现在归第3野战军陈毅、粟裕同志指挥，他们的素质如何，我不大了解。”
毛泽东说：
“有一支伞兵部队好。以此为基础，加强党的领导，结合跳伞技术训练，可以不断提高这支跳伞部队素质。”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关于“对起义的伞兵第3团加强政治训练”致电粟裕，他写道：
粟裕同志(中央转)：
一、前起义过来的伞兵第3团，现在还有多少人，跳伞技术程度如何，他们中间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怎样，有无党员的发展，一般的政治情绪如何，望电告。
二、这批伞兵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毛泽东 2月4日
2月6日凌晨，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派飞机轰炸了上海市，炸毁了上海电力公司，破坏了上海水电动力设备;炸死市民500余人，伤1000余人。
后来查明，是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罗炳乾用电台向伪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报告了华东重工业轰炸目标，蒋军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六”轰炸事件。
2月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及部分随从人员参观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和飞机制造厂。毛泽东在休息室对周恩来等人说：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先建立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机厂，再后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轻工业方面原来有点旧厂子，如食品厂、纺织厂、造纸厂、卷烟厂、糖厂，这些工厂正在修理，逐步恢复生产。”
2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参观莫斯科郊区的集体农庄。晚饭时，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说：
“集体农庄机械化程度很高，大面积生产很有气派。但给我个印象，亩产量并不高，合中国1亩产粮150公斤。产量这样低，原因不是管理问题就是肥料问题。这样的产量与中国的牛耕人种差不多。”
周恩来说：
“是不是因为气候问题?”
毛泽东说：
“不单是气候问题。加拿大和苏联的气候条件相似，为什么加拿大的亩产量要比苏联高呢？这里面的原因值得研究。”
2月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以及中苏关于贷款的协定这3个草案。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立即将会议结果电告毛泽东。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隆重举行。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苏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主要领导人。中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和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3个文本上签了字，并先后发表了讲话。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于1950年4月11月生效，有效期为30年，到1980年4月11日期满。
记者们在签字仪式上争先恐后地抢拍这一历史性的镜头。斯大林的个子比毛泽东矮一些，为了显示他的身材高一点，每当记者拍照时，他总是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照片上的斯大林就会比毛泽东高一点。此时此刻，毛泽东虽然不满，也只好隐忍不发。照完相，斯大林对师哲说：
“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呀！”
师哲把他的话翻译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以后，终于忍不住了，他气愤地说：
“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中苏两国缔约成功。
席间，毛泽东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希望举行一个小规模的招待会，但不在我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举行，而是在像酒店那样的地方举行。”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不解地问。毛泽东回答道：
“你看，斯大林同志，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的地方。对于我国，一个主权国家就不很适当。”
斯大林说：
“对。但是我从不出席在饭店或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从不！”
毛泽东说：
“但是我国招待会没有你出席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恳切要求你，请同意出席。”
斯大林只好说：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你这样希望，我去参加。”
宴会时间很短，中午12时后，毛泽东就回到了住处。王稼祥立即着手告别宴会的准备工作。他担心斯大林出席酒会的承诺再变卦，又特意会见了莫洛托夫外长，送上给斯大林的请帖，郑重地说：
“我今天带来了中国人民的愿望，我请你将请帖转呈斯大林同志，务必请斯大林同志出席这次招待会，这将象征着我们中苏间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永存。”
2月15日晚，中国政府以王稼祥大使的名义，在莫斯科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和毛泽东访苏成功。
下午6点半，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亲自站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宴会厅门口迎接来宾，客人们陆续来到，包括苏联的高级干部和各国驻苏使节，约500人。不一会儿，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委员也准时到了。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后，把他及其他政治局委员请进了大厅里面的小会宾室里，大多数人被安排在宽敞的大厅里。周恩来首先致祝酒词，他说：
“我们两国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中国人民不会感到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
斯大林在热烈的掌声中，也站起身来致答词，他说：
“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情谊要保持下去，这些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我的意思。”
他看到南斯拉夫大使没有到场，接着说：
“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大使却未能出席。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他们清醒过来。”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斯大林在这种喜庆的场合，突兀地批评南斯拉夫人，在毛泽东听来，总有一种敲山震虎的感觉。尽管如此，鸡尾酒会还是始终洋溢着欢快、团结的气氛。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频频举杯，祝福斯大林身体健康。斯大林也举杯祝福毛泽东身体健康;他还举着酒杯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同志，我祝你万事如意!”
斯大林不住地称赞中国的葡萄酒味道好。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既然斯大林同志喜欢，你就派飞机再送几箱。”
斯大林眉开眼笑地说：
“一个月前，我70大寿时，你们的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一共2万斤，还送几箱葡萄酒，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深情厚谊，这份礼够重的。”
一番话说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哈哈大笑。胡志明趁机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你请示。”
斯大林开玩笑地说：
“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该向你请示。”
胡志明说：
“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我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看了一眼胡志明，说：
“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胡志明幽默地辩解道：
“这很简单，你派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人到机场迎接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
斯大林感慨地说：
“你们东方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酒会一直进行到午夜，宾主尽欢而散。
2月16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苏会谈成功并欢送毛泽东回国。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宴会上亲切交谈，多次干杯，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斯大林对中国的关心和支持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达到了预期目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曾说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他当着周恩来、王稼祥的面，指着王稼祥对斯大林说：
“他曾经犯过错误，但后来改正了，现在工作得很好，是个好同志。”
毛泽东还说到有一次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形势极端的危险，多次冲锋都没有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指挥员就号召战士们要“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苏方翻译费德林本来是一个中国通，可他却感到毛泽东所说的“视死如归”这个警句很费解，于是就请毛泽东用汉语写在纸上。毛泽东拿起笔，飞快地用他那特有的笔锋写出了8个大字。但是费德林还是不明白“归”字的含义，就又请毛泽东解释一下。毛泽东说：
“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中国字‘归’，在这里不是通常说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本状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这个成语应当这样来理解：‘蔑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听完费德林对毛泽东所作解释的翻译，略加思索，小声地对费德林说：
“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斯大林赠送了绸缎和屏风，向其他领导人赠送的也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周恩来还给苏方所有的服务人员包括没有见过面的服务人员，赠送了礼品，一个不漏，每人一份。这些礼品放在一个长条桌上，每份礼物上都写了服务员的名字。
2月17日晨，毛泽东起草他和周恩来关于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给刘少奇的电文：
少奇同志：
关于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电收到。一般甚好，而且亟须适时发出。惟第4部分因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本身，可否暂缓发表。因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1933年文件及1947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故我们主张目前政务院只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的前3部分，而将第4部分留待我们归后讨论。如须修改，则可推迟至4月再行发表另一关于土改本身的文件。如同意，可向党外民主人士解释第4部分为今年秋后方始实行的政策，不妨从长计议，待毛主席归后再行决定及发表。
毛泽东 周恩来 2月17日7时
2月17日上午，毛泽东关于“积极防空保卫上海”问题致电刘少奇等，他写道：
少奇同志即转饶漱石同志：
丑文电悉。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我们今夜动身回国。
毛泽东 2月17日上午9时
2月17日下午6时，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与他们共进晚餐。饭后还举行了舞会，进行联欢。
当晚，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准备离开莫斯科。毛泽东临上汽车时，苏方服务员都哭了，他们都觉得毛泽东比亲人还亲。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
“毛主席理解我们，关心我们，不浪费电。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都有规矩，这使我们感动得不得了。”
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汽车，又先于毛泽东赶到火车站。
苏联政府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人民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关系，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它各项重要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列宁城，受到了热情地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
苏联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
送行仪式结束后，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火车，临别时，他对毛泽东说：
“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你，要保护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要保重。”
晚10点30分，毛泽东一行乘火车离开了莫斯科。
欲知毛泽东在归国途中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详细内容。
东方翁曰：在中苏谈判期间，有两件事凸显了毛泽东的情感世界和主权意识。一是当苏方拿出以1945年8月中华民国和苏联签订的条约为基础拟出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之时，毛泽东果断地说：“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并迅即将中方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争得了谈判的主动权。二是毛泽东向斯大林表示，中方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不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要在酒店那样的地方举行。他解释说：“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的地方。对于我国，一个主权国家就不很适当。”同时，他还使“从不出席在饭店或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的斯大林，也答应出席中方的招待会。此其时也，在斯大林面前，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无不唯命是从，只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不卑不亢的品格，率直无隐的个性，让“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刮目相看，这就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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