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改变“韬光养晦”政策的人又有了新的罪过，这是那位著名“韬晦”人士吴建民最近在接受《南都》采访时表达的意见，当这记者问到他“如何看待反对坚持这一政策的声音”的时候，这位“著名外交家”说，“之所以会有这种声音，我认为是弱国心态在作怪。弱国心态表现首先就是始终认为国家比较弱小，怕被别人瞧不起，进而急于表现自己;同时，对于国内存在的问题，掩耳盗铃，故意遮遮掩掩;第三是不能正确看待外界的批评”。一口气罗列出了三宗大罪，首当其冲的就是“弱国心态在作怪”，其次还有什么“急于表现自己”、“ 不能正确看待外界的批评”二项。
主张中国现如今需要改变“韬光养晦”政策，真的是“弱国心态”吗?
恰恰相反!
笔者以为，不管局势环境变化，死守过去衣钵、死抱“韬晦”政策不放，这才真可能是“弱国心态”的表现。
众所周知，“韬光养晦”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空前失败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当时，西方世界的攻势汹涌澎湃，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中国成了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一个，当时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中国要不要挺身而出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随之而来，当西方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转移到中国头上的时候，中国要不要改变既往的合作姿态转而走对抗斗争路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根据中国弱势不利的严峻处境，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大体上有两个主要内涵，其一“不当头”，即不挑头扛大旗;其二，淡化自己的政治取向，避免突出成为众矢之的，维护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应该说，一方面出于中国这般主动应对，一方面也是恐怖主义发起的挑战给中国以天赐良机，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间获得相对宽松的发展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韬光养晦”虽然说起来窝囊了一点，但付出一些委屈换来了巨大收获，的确是功不可没，这必须予以承认。这也同时表明，“韬光养晦”历来都是弱势者的策略，是弱势的一方出于生存自保，为了“留得青山在”而不得不搞的委曲求全。
但是，任何方针政策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战略环境的产物，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发展变化。进入本世纪以来，西方开始调整其战略重心，特别是2009年以后，中国已经被霸权集团从纷纷攘攘的战略剧场里揪了出来，成为舞台上不得不亮相的主要对手，用上述大人物的话说就是“来到世界舞台中心”了，既然已经来到中心躲无可躲，那就应该“有所作为”直至“奋发有为”地演上几出好戏，在这个时候还死守“韬光养晦”不放，是不是“刻舟求剑”了呢;在这个时候还念念不忘一味“韬光养晦”，是不是还是当年那种因为弱势而胆怯的心理在作怪呢?
当然，即使现在，在中国与西方体系的关系上，中国仍然是战略上弱势的一方，总体上不得不、也不能不处于守势，在这种情况下，能躲过去不让自己成为那群虎狼的对象，当然求之不得，笔者相信没有哪个中国人反对。但是，当事实证明中国已经躲无可躲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割肉喂鹰、以身饲虎呢，还是奋起反抗、救亡图存?中国人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难道可以吓到瘫痪吗?
吴建民在访谈里说什么主张改变“韬光养晦”政策是要表现自己，笔者就是主张者之一，笔者表现了自己什么呢?国际舞台上有笔者这等老百姓表现的机会吗?有数以亿计中国老百姓表现的机会吗?说到表现，大概只有你吴建民去表现表演的机会，你不是一直拿着“韬光养晦”在表现表演吗?何曾见到你本人有一点“韬光养晦”的意思呢?
吴建民还说什么主张改变“韬光养晦”政策是“不能正确看待外界的批评”。这大概是指桑骂槐了，真正所要指责的是中国领导人。不过笔者还是要说，不能混淆思想批评与武器批判，中华文化历来包容性强，思想批评从来都能接受，但是，西方的思想批评历来是武器批判的铺垫与先导，现在，他们对中国已经开始主要是用武器来批判了，吴建民为何从来不谈谈自己对于西方遏制打压中国的态度立场呢?一句轻描淡写的批评更说得过去吗?
至于对“国内存在的问题，掩耳盗铃，故意遮遮掩掩”，这大概又是骂上层的话。笔者真的不知道上层有谁明确主张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以至于招来如此臭骂。但笔者更不明白的是，今日中国内部各种问题都摆在那里，正像吴建民所承认的那样，“中国处在一个第三次‘百家争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既然这样，还有谁对“国内存在的问题，掩耳盗铃，故意遮遮掩掩”了呢?这不是前后对不上茬，有点自相矛盾了吗?
显然。吴建民此际出面接受访谈，表面上看是反击主张改变“韬光养晦”政策的人，但实质上骂聋子给高人听。但笔者以为，不管上层是否还存有弱国心态，只就主张改变“韬光养晦”政策的人而言，他们这个主张的确不是弱国心态作怪，恰恰相反，不管时代变化而一味地“韬光养晦”，大叫“韬光养晦”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人，才有可能是弱国心态作怪。
当然，这样的行为也许并非一定是出于弱国心态，或者还有更阴深的心理动机，那就不是笔者敢妄加猜测的了。
附：吴建民称中国坚持外交韬光养晦 反对系弱国心态
我们来到世界舞台中心，就像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中心，大家都看着你，总会对你评头论足，你的头发有点什么问题，走路有什么问题，中国人要平常心，实现从弱国心态到大国心态的转变。面对批评火冒三丈过分激动，是没有底气缺乏自信的表现。
新的一年已经来临，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外交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也遇到了全新的挑战。2013年中国外交总体形势如何、备受瞩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又会对中国外交带来哪些影响，带着这些问题，南都记者近日专访了国家创新与战略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原发言人、外交部原发言人、中国驻法前大使吴建民，看看这位资深外交官如何评价2013年中国外交。
2013年中国外交有三个突出特点
南都：你怎么看2013年中国外交的形势？
吴建民：2013年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我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我认为中国外交总的形势，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是全方位，中国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都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绩。
第二是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是中国走向繁荣，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今天的世界形势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这条道路，这条道路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历届领导人确定下来的，必须坚持。
第三是重视周边外交。2013年10月中央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习近平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七名政治局常委也都全部参加，规格很高，凸显了中央对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视。
新问题促使高规格周边外交会议召开
南都：你刚提到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为什么会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
吴建民：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们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密切。近年来，我们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双边合作大大强化。2012年，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贸易额达到1.2万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同美国、欧洲贸易额的总和。共同利益的增加使我们必须重视周边外交。
第二是我们同周边国家在交往中遇到了包括领土争端在内的一些麻烦，必须积极应对。我认为，麻烦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崛起，自然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一些担心，尤其是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另外，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让周边国家产生了各种想法，总想在大国之间建立某种平衡，获取更多利益。因此，新问题的出现，也使得我们有必要召开高规格的周边外交会议。
国安委在协调时自然会涉及决策
南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2013年提出的一个新事物，设立这一机构在外交层面有哪些考虑？
吴建民：事实上，外交部的一些人士十几年前就呼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外交涉及到很多部门，很多利益，只是外交部协调不了，需要统筹协调。有的时候左手做什么事，右手不一定很清楚。其次，从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看，两者的情况是相通的，成立国安委有利于协调处理好对内事务，成为外交工作坚实的后盾。
南都：如果国安委作为协调机构，它有决策权吗?
吴建民：在协调的过程中，自然会涉及到具体决策，我认为这个机构应该有决策的属性。同时，由于是中央提出设立国安委，其领导人级别应该很高，这也会提升该机构的重要性。
实现从弱国心态到大国心态的转变
南都：2013年外交上中国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因此有人质疑中国已经放弃和平发展的路线，中国外交还会坚持韬光养晦吗?
吴建民：会，而且还应该长期坚持。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国，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坚持韬光养晦，可以使我们在实践中减少一些阻力。你刚才提到的钓鱼岛问题，是日本企图把它国有化，我们只是积极采取了措施进行反制。并不能说这些措施就表明中国抛弃了韬光养晦，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南都：你刚说坚持韬光养晦，我国的崛起之路会走得更平坦一些，那你如何看待反对坚持这一政策的声音?
吴建民：之所以会有这种声音，我认为是弱国心态在作怪。弱国心态表现首先就是始终认为国家比较弱小，怕被别人瞧不起，进而急于表现自己;同时，对于国内存在的问题，掩耳盗铃，故意遮遮掩掩;第三是不能正确看待外界的批评。
我们来到世界舞台中心，就像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中心，大家都看着你，总会对你评头论足，你的头发有点什么问题，走路有什么问题，中国人要平常心，实现从弱国心态到大国心态的转变。面对批评火冒三丈过分激动，是没有底气缺乏自信的表现。
南都：我们注意到也有人呼吁中国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更强力措施维护国家利益。这种声音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
吴建民：首先，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都要考虑民意，这是全世界的普遍情况。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大利益定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我十分赞同。保持发展的势头，就是最大的利益。至于有些人不了解国家根本利益，只看到一个方面，作为个人表示一种意见，我们不一定要跟他走。时间会证明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利益，什么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照理讲，应当看到国家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来决定国家的方针。但是错估一些形势之后，为了迎合某种情绪，采取一些措施，这就是一种短视的表现。这种现象，世界上屡见不鲜。
习近平提出的“义利观”很有针对性
南都：你刚才说到，要发展需要有开放的心态，近年中国有很多走出去的动作，但同时也存在负面的声音，比如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你对这个声音怎么看?
吴建民：我们应该首先反思这种声音出现的原因。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修建了坦赞铁路，花了1 .5亿英镑，这相当于中国当时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我在联合国期间，非洲国家代表就对我表示，中国帮助他们是真心的，是为了非洲的发展。在冷战情况下，中国这些行动占领了道义制高点，在世界上赢得了人心，以至于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
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认为有些是西方舆论的恶意挑拨，也有我们做得不好的地方。习近平主席今年讲的“义利观”，就很有针对性，有的时候为了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必须舍利保义。
南都：要对外发展，很有可能和他国在利益上产生冲突，这又如何去平衡?
吴建民：发展并不是只讲中国的利益，还必须坚持共赢，因为只有共赢才是最持久的。
现在的一些对外合作案例中，很多只看到短期利益，忽视了长期合作。比如一些公司老总和官员，为了在任内完成政绩，仓促推进合作项目，导致出现很多问题，既影响中国形象，对我国长远利益也是伤害。
理性的声音是中国当前需要的
南都：在网上有一些对你批评的声音，怎么看待?
吴建民：因为中国处在一个第三次“百家争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是必然的。我的心里很坦然，因为判断正确与谬误的标准是事实，你这样做到底对中国有好处，还是有坏处，事实判断出来。中国人走向世界，由于你这个行动，阻力增大了减少了，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从来不跟他们去辩论，让事实去判断。而且我相信不少的人听了我的言论，会说，这个比较理性的声音是中国当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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