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各1/3领土的“伊斯兰国”(IS,原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及其“哈里发帝国”似乎正在面临新的国际统一战线联合打击:奥巴马称之为“人类癌症”,并已经出动战机数次空袭;奥朗德称必须将其制服、驱逐;克里8月29日在《纽约时报》发文提议“在美国领导下作出联合应对,并建立最广泛的国家联盟”;9月5日宣布组成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的十国核心联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意大利、波兰、丹麦加盟;沙特最高宗教权威大穆夫提8月中旬声称伊斯兰国武装是“伊斯兰教的头号敌人”,沙特内政部一周后宣布逮捕8名招募年轻人参加该组织的嫌犯;卡塔尔外交大臣8月23日表示“卡塔尔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极端分子团体”;阿拉伯联盟9月7日会议表态支持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甚至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经批准伊朗军队与美国合作以打击“伊斯兰国”武装。据称拉中国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武装也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访华的目的之一。对此,中国该如何决策?
尽管中东是中国最大石油进口来源、中国是伊拉克石油最大出口市场,尽管中国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开展海外“维稳”势所必然,尽管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急切地要求中国加大力度参与对中东“维稳”,尽管我国必须毫不含糊地严词抨击“伊斯兰国”武装的反人类罪行及其对华领土野心,但政治和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中国不宜直接出动武力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及其哈里发帝国。
从经济基本面而言,主张我国直接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的依据就是保障中国石油供给和油价稳定。然而,这类地缘政治性风险危及石油供给、推高油价的前提是武装组织占领了主要油田,而且破坏油田生产,而且正值世界市场石油供求关系比较紧张;现状则与此完全相反。世界经济增长减速;作为能源消费增长主力的新兴市场减速尤为明显;中国经济结构演变,服务业占比上升而高能耗产业占比下降;能源补贴改革进一步削弱石油需求增长的动力;此前持续的油价高涨已经激励了大规模的石油开发新投资,也鼓励了天然气、水电、煤炭、太阳能、核电等替代能源消费的增长;美国即将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息也很可能早于市场预期;……所有这一切决定了2012年以来全球石油市场实际供求关系已经从偏紧转为偏松,而且还将进一步放松。
同时,伊斯兰国武装不仅未能控制伊拉克主要油田,而且他们的实际行动早已表明,这个残酷但精明的极端主义组织不会亲手杀掉会下金蛋的母鸡,反而会大力推动控制区内的石油生产,然后在黑市抛售,以获取金钱支持其“圣战”事业。同样的行为也发生在控制了重要油田的利比亚武装、库尔德武装身上。在当今油价形成机制之下,投机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之类卡特尔控制石油生产配额的操纵行为对油价影响重大,在相当程度上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制石油生产配额人为维持了高油价。有关统计表明,1990年代以后国内卡特尔平均超高定价率(即用户为卡特尔支付的价格高于无卡特尔状况下价格的幅度)为22%,国际卡特尔的平均超高定价率为25%,欧佩克机制导致的油价人为抬高幅度只会比这个更高。由于卡特尔统一行动的约束力随着成员数量增多而趋向削弱,而这些动荡显著增加了石油产区主人的数量,相应必然削弱石油输出国组织旨在维持油价的生产配额机制的约束力,而且大大增强了石油产区新主人增产的内在动机。因此,与市场流行、且为投机者反复炒作的观念相反,这些“地缘政治性风险”带来的变局不仅没有破坏、反而稳定和增加了原油生产。
即使不考虑地利,不考虑盟友政治体制决定的态度反覆多变与不可靠,不考虑中国在海外“维稳”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仅从政治基本面看,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更不宜直接参与西亚、北非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维稳作战,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决定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那里是泥潭火坑,除非打起了世界大战,否则,向那里派出实战兵力应仅限于救援数量较多的中国国民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须知,我们不打不义之战,也不打将被长久历史证明是正义、但在当前和可预见未来容易被鼠目寸光和心怀叵测者抹黑的战争,作战的前提是在国内外凝聚了必不可少且足够牢固的政治共识,而这恰恰是目前乃至未来五年、十年国际社会都难以做到的。
之所以目前难以就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凝聚牢固的政治共识,是因为国内和国际社会迄今未能直面这类武装诞生壮大的真正根源;是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出于狭隘的民族宗教感情而根本不认为“伊斯兰国”之类极端主义武装是罪人,反而借口这样那样的名目将其捧作反抗西方或中华“霸权”的正义之士;还有太多人不愿直面正义之战也必然要付出的生命财产代价,他们目前对打击极端主义的三分钟热度太容易冷却而走向反面;更有心怀叵测之辈企图蛊惑中国深陷泥潭火坑,从而坐收渔利。
尽管国内外大众媒体把“伊斯兰国”武装描绘得好似横空出世,但对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不会对其出头和行为感到太多惊讶,因为“伊斯兰国”武装有着经历了上百年长期发展、相当系统的意识形态基础,更是几十年来“三股势力”实践壮大的必然结果。20年前就被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明确定性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一直声明其政治主张是“穆斯林要与那些阻止其他人自由选择伊斯兰政治压迫的政体系作战,哈里发制度下的国家和地区的一切由伊斯兰教法来制约”,“必须把伊斯兰一切故土为一个国家”,伊斯兰运动“不允许把伊斯兰地域变成几个国家,它的要求是建立一个国家”,强调“哈里发国家是世界性的,它的政治制度应扩向全球”,要通过“伊斯兰革命”的手段——“圣战”,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从中亚、外高加索的这个那个“酋长国”组织,到“伊斯兰国”武装建立哈里发政权,这是这类势力理论与实践顺理成章的发展;只要不能正视问题真正根源,这种意识形态孳生的土壤存在,既然巴格达迪已经开创了重建哈里发体制的先例,即使击毙他本人、消灭“伊斯兰国”武装,新的哈里发很快就会面世,新的标志性极端武装很快就会崭露头角,甚至可能会比“伊斯兰国”和巴格达迪更极端。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对此真的有清楚的认识吗?真的做好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了吗?
更不可忽视的是,当前,中俄、西方、持续壮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三方之间的关系犹如二战之前的苏联、西方和纳粹,中俄和西方对峙犹如二战之前苏联与西方,双方客观上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不能共存,但又都希望打击排挤对方,将伊斯兰极端主义祸水引向对方,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则竭力游走于其中而壮大自己。倘若我们如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那样在这一地带的“维稳”中投入过大力量,在伊斯兰极端主义仍将持续膨胀二十年以上的背景下,我们就会堕入西方彀中,深陷“伊斯兰陷阱”而在没有太大经济潜力的地方徒然消耗我们的国力,在中俄、西方、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三角博弈中败阵。别忘了,我们的主要经济利益和国家命脉在于东部和海路;不在西路。而且,倘若中国参与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武装联盟,美国会不会为了避免什叶派伊朗做大而陡然放纵“伊斯兰国”之类逊尼派极端武装?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反对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一切“三股势力”,我们要警惕这类势力对中国的觊觎、渗透,但我们不应为人火中取栗,不应让自己在这场持久战中沦为“先烈”。
(2014.9.9,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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